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婉京，一九九〇年生，北京人。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文学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湖南文学》《小说界》《山花》等文学刊物。曾获PAGEONE文学赏·首赏、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入选第六届城市文学排行榜，入围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长篇小说《造房子的人》等作品。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

去年年底，我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一个女人找我的同事周仓。她说，周经理，我姓彭，我老公是麦克。是这样的，我跟着我老公十年前移民去了美国，留下几套房子在咱们小区，一直都是您帮忙打理的，很感谢。但是他最近有点反常，一声不响地回国了，他想卖掉这些房子，可我不太愿意，所以我加了您的微信……我打开手机，微信里果然蹦出来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对方全名叫作“彭玉清”。

我点开她的头像一看，照片里的人比我年轻，瘦弱纤细，不算漂亮，但是人看着很和善，搂着身边的外国男人笑得甜美。我想了想，在那通电话的最后说，彭女士，我这边马上要开个会，先不说了。好像单单这样一句，恐怕会开罪客户，这时我觉得我有一点义务要尽了，既然我做了“周仓”，就要做好“周仓”。于是我又拿起电话，小心地加了一句，这件事我放在心上了，一定会再联系您。

一天之内，十个电话里总有八个打到我桌子上，是来找周仓的。周仓是我的上级，阳光上东小区的负责人。周仓油头滑脑的。油，说的是他在这小区的资历，有资格，有派头，罩得住。阳光上东小区有两千七百三十七户房子——豪宅、复式、三居室，再往下数是两室一厅、一居室——他认识里边一半的业主。他按照房产的价值给人排出了三六九等，没钱的人在他那里就是毛坯房，他都懒得多看一眼。滑，说的是他的做派。自打我来了阳光上东，他守着业主群不让我进，微信甩给我几十个租客，都是短租看房的，有打工人，也有明星。据说我们小区的明星很多，可我数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认识几个。周仓把持着大头，什么好事都尽着他自己，我因为不说话，时常暗地里吃哑巴亏。而后来我们交恶，是因为他隔三岔五地来截我的和，抢了客户，还去领导那边给我穿小鞋。所以这些电话打到我这里，我不管真假——是真有客户找他，还是他故意玩我——都是一个态度：接，但不记录，不汇报，也从未走漏一点风声。

那天下午，电话又响了，还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礼貌地说了“你好”，我说我是周仓。那边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犹豫，随后说，周老板，前几天给您寄了太庙艺术展的请柬，不知道您收着没有？我端着电话走到大厅，招手叫来了周仓的实习生小米，我让这孩子帮我找一下。这孩子跟我一样，经常受周仓的欺负，我心里边向着小米，他的委屈，我知道。小米把周仓的工位翻了两遍，最后在书桌紧里头找到一张薄薄的贺卡。镂空镏金工艺，手写的邀请函，精细极了，堂皇得不像是周仓的东西。我把那张请柬拿在手里，确认应该没错。我拨通邀请函上的电话，跟电话里的人对了一下，今晚六点半，故宫太庙，对吧？他说，来吧，来的都是熟脸。听我老板说，好几位都是您的客户，您来了还能谈谈生意。我问，你老板是谁？他说，您逗我呢，还能是谁，麦克·哈里斯啊。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穿着皮袄，戴上帽子和手套，从地铁里钻出来。走了大概有十分钟，就到了南池子大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那天的风很大，街上荒荒的空无一人。我一路贴着边走，过了北湾子胡同，远远地看见太庙东门外立着一个人，一手提着风雨灯，另一只手轻轻呼扇，扇去灯罩上的浮土。我走近了，才发现他是在掸雪。下雪了。他看见我在远处停住，提着灯便迎了上来。这人穿一身汉服大氅，脚蹬一双厚底皂靴。他说，敢问阁下尊姓台甫，府邸何处？我活了心，头一次听人这么恭维我的。我说，不敢不敢，周仓，阳光上东。话不在多，我像一条不太体面的小狗，随着这位“台甫”入了庙。

太庙和故宫只隔着一堵墙。庙大极了，黄琉璃瓦顶红墙身，自南向北有三重门。一进山门先有一条汉白玉甬路，上了道，推开殿门就是满目的黑白摄影，这是享殿，皇帝们兴办祭祖大典的地方；拾级而上，紧跟着便是寝殿，再往里，是祧庙，一层一层地挂满了照片。主展厅是在享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摆着炭炉、茶水和点心，这两处是客人的聚处。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平日，是绝不会进来的。大殿里很黑，很冷。殿中央，有一张作品用绒布盖着，布上覆着射灯。看这照片的位置，太正中了，要不是做展览，这里本该是供桌，理应奉养一些老祖宗的牌位。世室，重屋，明堂，太庙，祭祀向来是我们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我想不通，什么人能在太庙办一个摄影展？我不信，什么照片能好到“配享太庙”的程度？一个人，一张相片而已。我凑近了，刚掀起一个角，想要一探究竟，就被人叫住了。我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汉服的人。

这边有请，周仓先生。他冲着我作揖。我看看他，想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认得他，就回答，您好。他递上来两只建盏，让我随便挑一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茶杯，很小心地摸，又紧一紧手。他说，您尝一口，两个都好喝。我说，喝茶？他说，不是茶。我抿了一口，冷的。他说，是酒，鸡尾酒。我也不答话，只顾喝。他说，您认识麦克多久了？我说，哦，有几年了。他说，今天的酒都是他选的，每个客人都不一样，您喝的这一款叫“安徒生花园”。我说，哦，我卖的房子。他说，调酒师是他从美国专程请的，纽约Soho House的王牌酒保；说他一杯酒就值这个价，说着他连翻了五下手，看那意思是一杯五千，要不就是一杯五万。我大概还没有从酒里醒过来，只微微点一点头。他说，我们老板找您是为什么，您知道吧？听说是为房子，但老板的事你知道，咱们不好多打听的。我说，他有个老婆是吧？他说，有的。我说，中国人是吧？他觑起眼睛说，说曹操曹操到，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

有些画面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那天他给我看的，是一张照片，黑白的，女人的形象映现在太庙的正殿中央。那么多的照片，我只看见这一张。一个温柔淑静，观之可亲的中国女人趺坐在地板上。清水脸，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别有一种冷削的风情。身子宛若一片白瓷。棕黑的沙发，油黄色的官帽椅、圈椅，却照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浮出青白的小花，一股脑儿地蔓延到身后两个青瓷大罐上。

她很美，美得跟个静物似的。细细去看那背景，灰褐色的屋子里零零落落地布置着乳白的定窑、粉青的玉器、漆器、铜壶、香炉、佛造像，照片里的物件一样一样独自分开。庞大的屋子把小小的她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她用一双既深沉又忧伤的大眼睛，默默看着我。这时候，后殿里远远地走出来一个外国人，鹤发朱颜，六七十岁的样子。我猜他就是麦克。因为大殿上下里外，宾客们见了他都欣然雀跃簇拥上去。他们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们的笑声打着旋儿，一浪一浪将我推了出去。

我不敢多待，恐怕被人识破。于是背着人群往外走，走到一半，我听见有人在问，麦克，你老婆呢，玉清怎么没来？随后，我就听见刚刚接待过我的那一位说，你好好看看，照片上的人就是玉清。另一位说，真好看啊，跟个仙女似的。

我提着公文包，不敢回头也不敢旁顾，穿过金水桥，扑进西长安街。我打一个寒战，吐一口气，心里感到轻松多了。在街灯的照耀下，雪也一粒一粒地放起光来，蛰伏了很久的小鸟，合着雪影飞出来觅食，吱吱咕咕叫。继续往前走吧，我一边走一边骂自己：赵波，你是来北京租房子住、工作、过日子的，你一个数着脚印走路、处处加了小心的人，怎么会说这些没谱的话？我放缓了步子，回过头，太庙已经被我落在身后。但刚刚那女人的神情，她忧郁动人的目光，好像什么信物似的，一直保留在我脑海中。

在想象她之前，我首先想象的是她的房子。

三室一厅，南北通透，采光好极了。在一个夜晚，我梦游似的跟着她上楼。上楼做什么？参观她的房子。出了电梯，黑灯瞎火的，我闭起眼睛，却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那时候心府轻快，孩子似的顽皮，伸出一只手来勾住我。我吓了一跳，但在黑暗中，她没有给我犹豫的时间。我有点不好意思，擦着汗说，冬天的工服就是不太好脱。她说，让我来。随后，她脱掉我的上衣，把我按坐到床上。我这时候才解开腰带，她只翻一翻手就把我的裤子拽了下来。一大串钥匙散落一地，她笑着问，你怎么有这么多套房？

我没回答，两个人重重砸到床上。

很快又到了年底。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中间我给她发了几条信息，她都没有回复。元旦之后，休假回来，我在晨会上收到她的微信，她说，周经理你好，我想我改变主意了。我说，你想要什么？她没再说话。我点开她的头像，心里一沉，她把头像换成了太庙展的那张照片。会后，我和周仓到大区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招呼一句，周仓啊？我和周仓齐齐答应，我甚至比他还快一秒。领导看见了，说，你们一个片区俩“周仓”，这是怎么话说的啊？周仓说，领导，房子主要是我在卖，赵经理就负责我的后勤，我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领导说，周仓，可别小瞧了赵波，人家以前在天通苑的时候，就是一把好手，能压众，有口才，房子卖得呱呱叫，而且人缘特别好。周仓用眼梢觑着我，说，那可不怎么？我们赵波好着呢，浑身都是宝。

隔了两天，我们又开晨会。会开到一半，小米推门进来说，有人要找周经理。周仓说，是客户吗？小米说，看着不像，是个小孩。周仓说，多大的小孩？小米说，四五岁吧。周仓想了想，说，赵波，你代表我吧，替我跑一趟。我离了席。果然，等我走到门口，一个小男孩抱着皮球敲了敲门。我把门推开，他朝里看了看，问，你就是周仓？我点点头。他指了指东北方说，出了小区，溜着河边走，有个阿姨在坝河公园等你。我说，那阿姨长什么样？他说，那个阿姨怪怪的，不爱说话。我说，叔叔路不熟，你给指指道。他说，好。说完拍起他的皮球，一溜烟儿地走在我前面，我把公文包夹在胳肢窝下，揣好手机，跟在他身后。

坝河在我们小区的东北头，是亮马河的一条分支。过了河就是丽都水岸，我们片区另一个高档小区，据说也是明星扎堆的地方。这两个小区之间，隔着一大片待拆未拆的平房，也可以说是棚户区，再往南才是坝河公园。一条河，两种生活，北岸的人过不来，南岸的人也过不去。

我在南岸的公园里，一棵柳树下遇见了她。她的手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我从树后蹭了过去，她的眼睛一直闭着，头靠在长椅上。我在她身旁坐下，坐了一会儿，她还闭着眼，不动弹。又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搓来搓去，小声说，彭女士抽烟吗？递过去一根。她接了我的烟，放在嘴里，我用打火机帮她点上。她抽了一口，咳嗽了两声。我说，没事，抽两口得了，暖和暖和。她说，北京的冬天真冷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说，麦克先回来的，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说，你呢？她说，我不重要。我说，看着麦克对你还行啊，他把你拍得挺漂亮的。她嘬了口烟，没说什么。我说，那什么，对，我去太庙了。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我说，你这趟回来是为了房子？她说，嗯，北京的房价又涨了。我说，北京就是北京，没有啥能击垮全国人民在北京买房的热情。她说，麦克有八套房在阳光上东？我指指公文包说，对，你们在安徒生花园有五套，在滨河花园还有三套。她说，我不看，你就告诉我，加起来一共多少钱？我说，按照现行的市场价，你们的房子都在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这个区间……她转过头看我，顺手掐掉了她的烟，问，一半是多少？我说，一半？她问，如果我跟麦克离婚了，我分一半，那是多少？我说，好好的，怎么想起来要离婚了？她说，是麦克。麦克出轨了。说着她睁开了眼睛，一对黑极了的瞳仁，两眼黑黑的没什么眼白。她说，我给你十万块钱，你帮我一个小忙，好吗？我顿了一顿，抬起头说，为什么找我？我帮不上你的。她慢慢退到河边，一边走，一边说，你可以的，你看起来像个好人。

第二次见她，是在三天以后。那天晚上，她把草拟的合同带过来，说，周经理，为了保密起见，我没有写内容，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帮我跟踪麦克·哈里斯。我问，真到这一步了吗？她不作一声。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可得想好了。她手指一指，说，一式两份，您在这里签名。我低头看了一眼合同，一张普通的A4纸，没有抬头，也没有日期。我说，作为过来人，哥劝你一句，谨慎点，别把婚姻当儿戏。她说，哥，我不会算计。你帮我这一次，我永远记得你的好。我说，你不算计，就不怕我拿钱跑了？她说，别说这些了。

十万块钱，扎成一捆，也就两斤多点。

两斤多点，压在手上，不过是四个苹果、一袋精面粉的重量。或者是供销社的两大勺、两斤白酒，刚好够装两瓶“农夫山泉”的。我之所以知道两斤酒的重量，还要说回到我爸下岗以后，有那么一两年，他常独自在幽暗的房间里发呆，也养成了默默喝散装白酒的习惯。家里的拆迁款，大头留着给我上学，剩下的全被他造了。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家里找不见他，村里也没有，我骑着自行车绕到坝上，发现他在风塔底下睡着了，打着呼噜。他手边撂着两个矿泉水瓶子，被他用来装酒。回家的路上，我帮他拎着酒，他走在前面，一直扭脸看我。他说，给我吧，得有一斤呢。我说，咋的呢，不就是一瓶水吗？他说，啊，可不就是一瓶水。

和她达成协议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么便宜的买卖，为什么会找上我？像她这样的阔人，不缺朋友，她的世界，自然也不缺我一个闲人。翻来覆去地想，后来我捋出了三个原因，两个跟周仓有关，一个跟赵波有关。第一，基于他们两口子和周仓的关系，她觉得周仓认识麦克，万一被麦克揪住了，周仓也有得解释；第二，她知道周仓有求于她，这批房子一挂出去，就是一等一的房源，周仓铁定会求着她签独家代理，到时候决定权在她手上，周仓是苍蝇飞到驴胯上，必须抱好这个大腿；第三才轮到我，赵波，按照她的说法，我是一个好人。而且她也许不知道，多可笑啊，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只是因为一张照片，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她很有意思，不用银行卡，不用转账，只用现金。她就叫我回家去等，第一笔，十万块，会在明早送到我家门口。她好像无所不知，再者说，要不是因为她，我不可能知道周仓在全小区最新最贵的安徒生花园有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全户型。那一晚，我守在周仓家门口，坐在陌生的台阶上，想得最多的是坝上的家，那片我经常去的草原，那条河，想起我爸永远喝不完却永远在喝的白酒，我窝着脑袋，睡着了。

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开了花。梦里，我带她去看河，潮河。她问我，河有多深？我说，钱有多多？两个缺少主语的问句，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醒来之前，她对我说，我可以用钱把这条河填满，你能吗？我说，我不能。然后我就醒了，手里握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来过了。但我知道，这是两瓶矿泉水的重量。

……

精彩全文请见《青年文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