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人间信》：创造中国式的颓废主义美学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麦家写下《人间信》的时候，深居寺庙，隐于山水，在寂静的长夜中一遍遍扣问内心，用他的话说，“敲下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发心”。在《人间信》中，传奇让位给平凡，一个个生活在劳苦与劫难中的普通人，他们被命运刁难、欺瞒，甚至是诅咒，但他们依然活着。“短长书”第15期，评论家余夏云、王迅就《人间信》通信，分享作家如何把“非常态”变成“常态”，从此确立小说的叙事伦理。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人间信》
《人间信》，麦家 著，花城出版社·新经典2024年3月出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
我曾想做个英雄，为我家的羞耻复仇，但父亲立在我面前。
鼻青脸肿的我等待一个拥抱，等来的却是粉碎。
我的新生从死里来，侥幸攀上时代的列车，轰轰烈烈向前。
我祈求光芒吞噬我黑暗的过去，直到自己也被吞噬。
《人间信》是麦家202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我”的经历为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众生皆苦，人生不易，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
作者简介
麦家，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小说家、编剧，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开始写作，其代表作有谍战题材的《解密》《暗算》《风声》及故乡题材的《人生海海》等 。麦家作品被译为30多种语言，其中《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解密》2014年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年获“美国CALA 最佳图书奖”，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选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间谍小说”。
短长书
余夏云，浙江兰溪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海外汉学。出版著作《雅俗之争：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等，编有《当代江苏作家在海外》等。曾获《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
王迅兄，
你好！许久不见。最近天气清冷，蜗居斗室读书，两日内翻毕了麦家老师的新书《人间信》，很有些感触，也有些疑惑，所以想起给你写信，交流些想法。多年来你专注麦家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相信你的系统思考一定会给我新的启示。
如你所知，麦家老师因谍战小说而暴得大名，但个中甘苦只有他个人知晓。成名后，他一直在意自己会被标签化，会被半永久地标记为一个通俗作家、畅销书作家。所以，这几年他苦心孤诣，开始尝试转型，2019年的《人生海海》算是初试啼声。故事的精彩，叙事的流畅一如既往，关键的是，他转向故乡寻求新的灵感，以乡土创伤和历史秘辛开启了个人写作的新领域。《人间信》是这个系列的第二种，故事以家庭生活为背景，借三代人的爱恨投射了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历史浮沉。父与子的冲突，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伤痕小说。但我相信，“复刻”伤痕故事不是麦家的重点，毕竟他的用心不是探求历史正义，分辨孰是孰非。这个故事里有他个人的情感投射。麦家从不讳言他与父亲的矛盾。写作有相当一部分的功能是疗伤，而且贯穿整个故事，麦家想要表明人世间很多东西，包括父子的感情，其实很难轻飘飘地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定性。许多行为、情感都是被时代所造就、推动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对父亲这个形象，麦家是用了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来塑造的，他有他的可恨之处，也有他的无奈。父亲的可恨一目了然，好逸恶劳，呼卢喝雉。而他的无奈，我想可以借“颓废”这个概念来说明。“颓废”原本是指在时间即将耗尽的当口，个人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时不我与的感受，他用放纵的、沉溺的方式来加以纾解调试。父亲的一生恰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同步，既波澜壮阔又曲折多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许多人因为跟不上时代的转变而被灼伤、撕裂，他们保护自我的方式，是营造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园”，享受被人群包裹，不被遗弃的感受。父亲热衷赌博、沉迷酒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种生命的无常感、危脆感。想必你也注意到了，故事的一开始就写姑姑的自缢，进入得非常有具有冲击性，但随着故事的推进，麦家并没有对此事做更多的演绎或说明，好像姑姑凭空消失了。我想这不是闲笔，而是麦家的有意为之。姑姑和父亲是异卵双生，彼此是一种镜像关系。她的死亡正是造成父亲对生命充满不安定感的症结所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向死的冲动和父亲通过赌博酒色来获取在世的感受，是相辅相成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坏爸爸”在成为爸爸之前，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他有他个人的情感和哲学难题。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种纯伦理的方式来把握父亲的堕落。
我非常愿意称父亲式的堕落为一种农村颓废。颓废这个概念从西方引进，多数时候都在修饰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但是，我个人很好奇，农村可不可以也发展出一种现代性？在农村生活的人，是否也会因为对时间有一种紧迫感，而转去发展一种有违常规的生活方式或思维？在我看来，麦家的农村世界有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写出了一种颓废性。过去我们讨论农村，往往启用“民间”的视角，强调这个世界自在自为，同时又藏污纳垢。但麦家的农村基本上是被流言蜚语、是非恩怨所包裹的。这种种行止，虽够不上巨奸大恶，但一定呈现农村的阴暗面。它被语言所操控、左右，对个体充满伤害。对流言的耽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颓废。透过不断地叠床架屋、踵事增华，人们沉浸在语言创造的奇观之中，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无孔不入的暴力。或许我们容易推论说，麦家是否想借此写出一个文学寓言？因为文学正是借着对文字的不断搬弄来吸引读者，并使其入迷，它的运行机制，与谣言无异。除此而外，我个人感觉，麦家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乡土世界的同情和悲悯。他让我们意识到，谣言的产生其实根源于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惶恐，转而沉浸在一个可以不断编织复述，同时又能把人聚拢，使自己不被遗忘、孤立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深深地伤害了谣言的对象，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安抚个人的焦躁和不安。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麦家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农村，它很糟糕，但是糟糕的背后是对生命无常的洞见。
这种洞见，是不是就是小说的题眼“信”之所在呢？人世间固然混沌无常，充满伤害和分歧，但人生海海之后总有些不变的“规律”可以把握，让你我终不至于失去方向？人间信代表的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兜兜转转那个破碎的家庭在故事的最后被修复了，父子象征性地和解了。妹妹是一剂润滑剂，这有目共睹，但更特别的是，那个落后保守的数钉子的家法，也意外扮演起了家庭关系重组的关键项。它粗暴机械，但代代相传，竟然具象化“人间信”的形象。也许麦家有心说明，信念可以是温暖的，和妹妹一样，也可以是残酷的，像家法一样。但不论温暖或残酷，因为它们有从始至终的坚持，才成就了人间。相信人间有正道，这既是温暖的，也是残酷的。因为正道是沧桑，是流言，是分裂，是永远不能复返的时间！
王迅兄，拉拉杂杂谈了许多，纯属一时印象，不一定对的，请你多批评。期待你的回信，希望听到你不一样的声音。
祝福！
夏云上
2024年12月
王迅，湖北公安人，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文艺研究》等刊发表论文230余篇，论文获省政府奖4次，出版论著《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等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4项。
夏云兄，
你好！很高兴能以写信的方式和你聊麦家新作《人间信》。未及时回复，请谅。我首次阅读这部作品是在春天，对一些问题颇感疑惑，且并未深究。最近抽空再读，带着你的观点去读，重读后，果然有另一番感受。你的思考很有价值，给我很多启发。
如你所言，《人间信》是麦家尝试个人写作新领域的探索之作。在此之前，《人生海海》已经充分表露了麦家挑战自我的雄心。对写作者而言，寻求新的探索有时可能是被迫的。麦家试图摆脱被标签化的尴尬，他不想做“通俗小说家”（事实上就其小说本身而言，并非如此，更多是“误读”）。“故乡三部曲”正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尝试逸出自我个性化风格而迷失方向的案例。郭沫若、田汉、何其芳、戴望舒，都曾出现过这样的创作转折。因此，麦家从“谍战”转向“故乡”这一被当代作家反复书写的题材，是暗藏着风险的。然而，在《人生海海》出版后，这种疑虑被打消了。这部小说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市场上，都极为成功，毋庸赘言。这无疑让我们对麦家接下来的新作充满期待。
如果说从“谍战系列”到《人生海海》，麦家小说叙事空间实现转移的过程中，谍战叙事的审美“内质”也不自觉地携带进来，形成了麦家小说创作史上的“过渡带”或“中间物”，那么，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麦家的写作则更趋近自我，更切近肉身，而叙事上的变化却退居后景，不易觉察。当然，这并不是说，《人间信》在叙事艺术上没有新的追求，而是说，那种苦心经营的痕迹似乎很难见到，而是以非常质朴的语言，如行云流水，不觉间就能让读者进入他所构造的乡土世界。这个意义上，麦家的创作似乎在朝着他的同乡作家郁达夫靠近，“谍战系列”那种“叙事性”有所减弱，而抒情特质得到强化，以至我在阅读时，脑海里总是跳出作家本人的影子，至少在“创伤”层面，两者几乎可以等同视之。所以，我赞同你的观点，这部小说中，麦家个人的情感投射是显而易见的，相较其他作品比重更大。这种切近肉身的写作缘于作者切肤的痛感，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当代化演绎。
父亲的形象寄托了文本的核心指向。你注意到父亲的情感选择和生存难题，我以为这也是麦家关于父亲想象的出发点。当代文学中描写父亲的小说不少，但要么被意识形态化处理，要么是出于伦理基点的符号化想象，而唯独缺少的，是把父亲纳入“存在”视阈中，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对待。你非常敏锐地发现了父亲生存选择的独立性，以及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情感，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深邃眼光。《人间信》里的父亲，是被大时代所包围的生命个体，但他没有选择“突围”的向度，而是放弃了一切“上进”的可能，游手好闲、自甘沦落，浪荡不羁，以沉迷酒色、赌博吸毒的方式获取现世的生存。不能不说，这样的人生路向超出了基于伦理或政治的想象，在当代文学人物谱系中很少见到。
基于父亲想象的基本线索，我非常赞同你以“农村颓废”来概括《人间信》中父亲的精神特质。在我们的经验中，“颓废”一词常常是一种“现代性”指认，一种城市生存世相的揭示。坦白说，当我看到你把这个概念用于乡村生命的阐释，一开始是有些疑虑的。但其实，在重读作品后，我发现，在有关父亲形象的解读中，这个词语非常贴切，也显示了你在麦家研究方面的深厚积淀。与麦家谍战叙事相比，这部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似乎更大。这不仅是因为麦家把现实中他与父亲的关系结构投射到叙事中，构成阅读中的双重阐释空间，而更在于麦家在小说美学上的探索，更集中体现在他对生命本体及其命运的思考。他试图摆脱那种既定的传统的伦理想象思维。这就扩大了文本的弹性空间。诚如你所指出，姑姑上吊自杀是小说“有意味”的开端，这种极端化的处理，其功能并非为小说定调，而是生成父亲的自我镜像。某种意义上，小说家的任务就是通过他的讲述，把这种“非常态”变成“常态”，从此确立小说的叙事伦理。这就为颓废主义的审美构造提供了社会逻辑和生存逻辑。
与郁达夫《沉沦》中的“颓废感”相比，麦家赋予人物的“颓废”之气并不完全契合。虽然主人公皆面临一种绝境，但作为一种“时代病”，郁达夫小说的“颓废”浸透着基于家国情怀的悲愤。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人间信》呢，如你所见，父亲是个人主义者，一个“潦坯”。当然，这是家庭视角的界定。对于父亲异于常人的“病态”，奶奶以数铁钉的家法给予矫正，而母亲则以不断编织又拆解毛衣的方式实现自我纾解。但这种惩罚终究无济于事。而村中“围猎者”，如关银，是硬生生将“日本佬”的诨号强加于他，并制造谣言使之被异类化，以宣泄一种带有狂欢性质的攻击欲。两种情绪显示了两种态度。一种是缓解危机，另一种是制造危机。这种局面下，父亲并未选择随遇而安，也没有激烈抵抗，像《人生海海》中主人公蒋正南那样，拼死捍卫人格的尊严，而恰好是走向了“时代”的反面。这其中，体现了一种悖谬的价值选择。或许，对个体而言，这种“不反抗”抑或“堕落”，无异于“颓废”，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反抗：对自己命运的反抗。这种“反抗”尽管无效，却无疑是一种“逃逸”之术。所以，你关于“农村颓废”的论断，与通常我们对“城市颓废”的现代性解读，是有暗合之处的。通常看来，中国的“乡土”不具备“现代性”生长的土质。但是现在，麦家试图开掘乡土的“现代性”内涵，这是他写作的诡异之处，是其谍战叙事“反常规”思维的延续。这个意义上，他不仅书写了一种另类的颓废生态，更是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颓废主义美学。
夏云兄，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一些零碎的感受。而关于这个话题，是可以继续推进的。如有机会，我们再谈。
此复冬安
王迅上
2024年9月
“短长书”专栏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