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只是文学的原始资本
本期重勘的两个文本是韩寒的《三重门》（2000）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2017）。我想知道梁贝和唐蕾两位研究者得出怎样的结论？梁贝认为：
具体到韩寒的《三重门》，虽然依照特别强调审美品格的纯文学标准，不可能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如果考虑到社会、市场、大众、资本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二十五年间，五种语言，二十几个版本，几百万销量，所有的这些数据，都使我们不能不对《三重门》另眼相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审美艺术价值有限的《三重门》以及“韩寒现象”，无论如何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或社会现象。[1]
而唐蕾的结论则是：
即便《房思琪》在写作意图与传播接受中存在某种谬误，即便在不经意中与“非虚构写作”的转型合流，开启了新一轮女性主义图书营销的热潮，作为小说文本的《房思琪》仍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小说语言在克制与放肆间形成参差的美感仍是值得去重勘细读的。[2]
显然，两位研究者都注意到《三重门》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各自深深地嵌入社会思潮和时代议题中间，以文学为起点的“溢出”和“逸出”生产出“现象”。梁贝认为基于“纯文学标准”，《三重门》“不可能获得很高的评价”；而唐蕾则强调不断被“非文学”议题征用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依然有未曾言尽的“独立的审美意义”。问题是，《三重门》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分别承载的教育和女性议题都是今天中国活跃的话题，而且两个文本都以自述传的方式虚构，为什么《三重门》今天很少被提及？不要说文学，即便反思中国教育制度也几乎不用《三重门》做例子。某种意义上，《三重门》基本上被封存在“文学史”，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依然保有激活能量，近年只要涉及女性议题就可能宕回这个起点。这进而提醒我们思考《三重门》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个人经验进入公共空间的差异性。同样的“我”的故事，现在回头看，《三重门》是观念化和概念化优先的，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则是极端个人的感觉、记忆和经验。《三重门》的观念化和概念化是为某种社会症候背书，是一种说明书式的写作。这种写作和读者之间关系的缔结是“同理心”。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感觉、记忆和经验对读者则是召唤和共情，是将心比心。
近期的《文艺报》发表了评论家韩松刚讨论“80后”长篇小说的长文。韩松刚将《三重门》作为“80后”长篇小说登场的一个起点，他认为：
在“80后”作家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写作中，“80后”的群体状态得到了最充分的认同和体现。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可以看作是“80后”的青春宣言，它将青春作为出发点，致力于自身对生命、自由和欲望的追求，毫无疑问，这是一代人最为直白而珍贵的青春写真。然而，在退去了青春的热烈之后，伴随着辛夷坞、鲍晶晶、郭敬明等最早的一批“80后”作家的慢慢退场，现实生活本身，仍然迫使着这一代人要继续追问许多尚未回答的问题。
“80后”作家似乎从一出场，就被各种不满所困扰。这不满不仅来自外部，还源于内部。事实上，在不满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正在努力摆脱低俗的物质主义、道德的怯弱，以免自己陷入精神的贫瘠之中。如果说“80后”早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在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下而兴起的一次青春革命，那么今天的“80后”则试图和青春做着最为彻底的告别，他们同时对自身的困境和时代的夸耀表达着不满，又以一种最为真切的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法努力去实现内在情感的抵达。我想要探索的，正是他们面对和想象这个世界的这一不确切的辩证法。[3]
我不否认这些青春写作的真诚，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大众传媒和出版等力量的助推下，以“青春”作为文学原始资本的写作，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文学风潮。这种原始资本可以在出版市场和公共空间变现，也可以投资获益更多[4]。几乎和韩寒同时到场的是比韩寒稍稍年长的“70后”，以卫慧、棉棉和今何在为代表，他们提供的典型文本是《上海宝贝》（卫慧，1999）、《糖》（棉棉，2000）和《悟空传》（今何在，2000）等等。《悟空传》的青春书写不是直接的“我的故事”。将有着文本亲缘性的《上海宝贝》《糖》与《三重门》对比，虽然都是青春疼痛故事，它们的差别不仅仅是不同的性别故事，而是肉身是否在场。说到底，《三重门》其实是中国中学生议论文写作的集锦和“高配”版本，它貌似深刻、渊博，其实空洞、堆砌。而且大众心理上，“坏男孩”要比“坏女孩”可爱得多。韩寒被成人世界尤其知识界裹挟着制造“公共知识分子”和“当代鲁迅”的幻觉，以至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更重要的是，初代网络空间为“意见领袖”提供了一块飞地。从《三重门》到《杂的文》，韩寒是同一种人设、同一种腔调，也是同一种文体。如果有韩松刚说的“不满”，这种“杂的文”最能表达韩寒的“不满”。事实上，韩寒确凿的文学才华，我以为不是《三重门》，而是《他的国》（2009）。《三重门》的“青春”作为文学资本的转移支付到公共领域，韩寒的本钱主要是敢说，而不是说什么。今天我们观察韩寒说的那些事，涉及诸多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化议题，但往往是，不仅韩寒不对自己说的议题推进，那些褒奖韩寒的，和韩寒对话的，也懒得更深入地将韩寒说的议题进行到底。
在韩寒走红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不只是韩寒一个人将“青春”作为文学的原始资本，比如胡坚《愤青时代》（2002）、春树《北京娃娃》（2002）、张悦然《樱桃之远》（2004）和《誓鸟》（2006）、李傻傻《红X》（2004）、苏德《钢轨上的爱情》（2004）、笛安《告别天堂》（2005）和《西决》（2008）、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07，网络发表时题目是《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2007）和《小时代1.0折纸时代》（2008）……这些混杂着青春时代成名的热望和文学理想的写作，其构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然而，也就十年的时间，这些少男少女们开始先后进入三十岁，青春终将逝去或者腐朽。我们今天看这些写作者，都将青春的文学资本转移支付到不同的领域，比如韩寒和郭敬明的电影，比如笛安和张悦然更广阔的文学道路，等等。青春作为文学的原始资本不独为世纪之交的“70后”和“80后”作家所拥有，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1921）是，改革开放初起时的《伤痕》（1978）也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自己时代的残酷青春物语。青春和现实的初相遇，以青春之名呼痛，这种控诉体的青春文学，即便文学性脱落，依然会遴选出一些作为时代文学的先声[5]。因为，一个文学时代的落幕，另一文学时代的开始，往往都是从新青年的新文学开始的。但文学时代的转换，并不必然以青年的“沉沦”和“伤痕”开篇，有的文学革命是沉潜的、缓慢的、渐进的。同样的，有的青春文学只对个人有见证意义[6]。
事实上，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沉沦”，还是改革开放初年的“伤痕”，还是世纪之交的“青春残酷”，都是症候式的文学现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是跟风文学症候的写作，也没有作为某种新文学风潮的起点，甚至它被卷入社会思潮也是不可预知的。它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却是不可复制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让我们看到“青春”不再是文学的原始资本，而是从一开始就在更广大的“人的文学”传统中获得文学的见证和反思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现象级表面上是提供并投身“热点”话题，但更深层的是文学赋予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者“说出”侮辱伤害践踏的力量，并抵达人心。文学追求公平和正义并获得人的尊严。这也是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唐蕾所说的微信公众平台拟第一人称“我的故事”区分的重要尺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未来的无数时刻，无数人可能还会遇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拿起来，读下去，被震动。而这样的时刻，对《三重门》也许并不多。
本栏目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梁贝：《〈三重门〉、“韩寒现象”与青春文学》，《小说评论》2024年第5期。
[2]唐蕾：《“房思琪”标签的意义漩涡——重勘〈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感受谬误》，《小说评论》2024年第5期。
[3]韩松刚：《从青春出发，他们走向开阔和深远——“80后”作家和他们的长篇写作》，《文艺报》2024年8月21日。
[4]参见马兵：《超克青春与主体的重建——以周嘉宁、郑小驴、魏思孝和孙频为例》，《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5]参见王逸凡：《197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分配、交游史事梳考——以〈公开的情书〉为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6]参见乌兰其木格：《文艺青年的记忆史与情义书——论严英秀长篇小说〈狂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