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花城》编辑与作家合影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年代。在经历了漫长的高强度政治运动之后，民间蕴蓄着强烈的改变冲动。每个人都感觉到，新舞台已经搭起，鼓点愈敲愈急，灯光由暗转明，帷幕一点点拉开，一出气势磅礴的历史大戏，即将开演。

以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以及一九七八年《文汇报》发表卢新华小说《伤痕》为标志，文学界涌现一股“伤痕文学”浪潮，包括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广东作家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发表一篇，轰动一篇，南北呼应，众声喧哗。

一九七八年秋天，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了一部书稿，书名叫《醒来吧，弟弟》，准备精选一批“伤痕文学”题材的短篇小说，汇编成集。苏晨、岑桑、易征、王曼、梵扬、谭子艺、林振名等编辑，在高鹤县沙坪镇（今属鹤山市）住了一个星期编稿。小说集第一篇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还有他的《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卢新华的《伤痕》、陆文夫的《献身》、王蒙的《最宝贵的》和孔捷生的《姻缘》等。这本书在十二月正式出版，一开机就印了二十万册。

《醒来吧，弟弟》，刘心武等，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

苏晨是辽宁本溪人，当过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干事和报纸副总编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岑桑是广东南海人，时任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曼是广东海丰人，东江纵队出身，在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当过新华社两广支社随军记者；林振名是广东潮州人，曾在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工作，“文革”后期广东人民出版社恢复运作时调入文艺室；易征是湖南“三湘才子”易君左的哲嗣，汉寿易家，三代大才子，易征是第四代，但当时的工作，却是编一套“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连环画，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林振名、苏晨、易征（左起）20世纪80年代合照

他们都是春秋鼎盛的中年人，因“文革”虚耗了十年时光，都有干一番事业的欲望。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创刊，对他们是一个刺激。当时广东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是《作品》和《广州文艺》，前者是省作协的，后者是市文联的，出版社没份，未免让人失落，在编《醒来吧，弟弟》一书时，这种情绪在编辑当中更强烈了。书里的作品，都是别的报刊发表过的作品，出版社有作者资源，有编辑资源，为什么不能办一本自己的文学期刊？

在一次散步聊天时，易征对林振名抱怨，现在的日子太沉闷了，好想在编辑工作上有所突破。他说，出版社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大气的文学期刊。这个想法与林振名不谋而合，他们立即去找岑桑商量。岑桑听了也十分赞同，三个人一起去找苏晨商量。

苏晨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讨论。大家一听，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但也有一点担心：申请办刊，必须上报备案，审批程序复杂而缓慢，还要申请编制，更是困难重重。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难免会失枝落节，哪怕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也可能令杂志卡壳，给出版局领导惹麻烦。北京的《十月》是以“十月文艺丛刊”名义出版的，名义上是书，其实是刊。这个办法给了他们启发。

最后商定，在编辑室权限之内，从可以做到的范围起步，效法《十月》，以丛书形式出版，先是每三个月出一册。如果读者欢迎、条件许可，再逐步过渡到双月期刊。岑桑指定易征、林振名做责任编辑，开始着手筹备。

编辑们从沙坪回到了在大沙头四马路十号的出版社后，要办文学期刊的事，在文艺室传开了。大家都十分热心，纷纷出主意、荐稿件。为了迎接孩子的降生，要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岑桑提议用“怒放”做刊名，但大家觉得“怒”字似乎用力太猛，秦牧有一本书叫《花城》，早已家喻户晓，甚至成了广州的代称，易征提议不如叫“花城文艺丛刊”。大家对此没有争议，也不用再想别的了，就是它了。因为用了秦牧的作品做标题，易征和林振名专程拜访秦牧，征求他的意见，秦牧慨然允肯，岑桑为此还打电话向他致谢。

岑桑笔迹

那是人人都在做“文学梦”的年代，编辑部每天都收到来稿，堆积成山，但丛刊第一册还是以名家作品为主，第一篇是桑逢康（笔名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接着是欧阳山、吴有恒两位广东老作家的长篇小说选载，还有若干短篇小说、188体育官方ios、电影文学和诗歌作品，并专门开辟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和《外国文学》栏目。整个过程，环环紧扣。第一册的稿件，很快便整整齐齐送到岑桑、苏晨的案头，他们也很快便签名发稿，文艺室的陈俊年、曾定夷加入帮忙，把稿子都搬到易征家里排版。

当时大家都有一种求新、求变的愿望，觉得刊物不光文章要好，形式也要新，要有别以往的文艺刊物，这样才能吸引读者。为此，苏晨、岑桑把文艺编辑室内各个编辑组头头、社内的美术编辑和社外的知名艺术家请来开会讨论。大家达成一个共识：把美术作为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封面一定要“靓”；目录要出彩、大方，有吸引力；插图要花大力气经营，不能视之为点缀与装饰，好的插图可以上整版、多页，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在全国刊物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封二、封三、封四留给名画家；丛刊封面题名，每集请不同名家题写。通过这项创新，希望读者喜爱，又能把“大家”“名家”团聚在花城周围。

创刊号封面由画家王维宝设计，当时他是儿童刊物《红小兵》的美编，因为得到华君武的欣赏和关注，并参加了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北方名声大噪，他的画在北京荣宝斋卖得很好，但在广东知道的人却不太多，可见广东人民出版社真是卧虎藏龙之地。

王维宝提议，用徐匡木刻画作《草原诗篇》的局部，作为《花城》创刊号封面。这是《花城》打破陈规旧习的一个例子，封面只采用画的局部，甚至第五册在选用关山月作品《梅》做封面时，也是裁出局部，而不是用整幅画。

《花城》创刊号封面

创刊号的“花城”二字，是王维宝请书画家许固令题写的。许固令在文化局工作，给话剧团画舞台布景，他的戏曲脸谱画，比书法更出名。当时《花城》有一个计划，将来把不同名家题写的刊名、插图汇集起来，分别出版书画集，也不失为艺术界的一桩美事。因此第二册是请容庚题写，第三册是茅盾。可惜从第三册开始，这个做法没有坚持，改为从字帖中选字，固定了下来。

编辑部还邀请了林墉、伍启中、陈衍宁、方楚雄等一批画家画插图。后来出版了一本《林墉插图选》。创刊号目录采用套色、竖排，让人眼前一亮，这是易征从香港学来的，内地还没有。《花城》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了创新。

当排版告一段落时，一九七九年的初春已经来了。这天下班以后，广东省新闻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文俞来到文艺室，让林振名帮他理个发。林振名在干校时就帮人理发，手艺不错，回到出版社后，也常帮人理发，办公室里长期放着一套推剪。黄文俞是广东番禺人，以“思想解放”著称，在出版界声望很高。

这次黄文俞让林振名理发，是想了解“花城丛刊”的事情。林振名一边替他理发，一边把沙坪讨论办《花城》的起因、过程，大家的顾虑、思考、共识和最后决定，和盘托出。林振名解释，我们这样做没有违规，不马上申请办刊，是怕给领导惹麻烦，万一丛刊出事，责任可以自己扛。他补充说：“我们确信可以办好丛刊，不会违规，也不会出事。”

黄文俞听了，什么也没说，理完发后，拍打着身上的落发，嘱咐林振名，等清样出来以后，送一份给他看看。林振名连声答应。黄文俞起身告辞，临出门时，回头微微一笑说：“想绕过我是绕不过的。”第二天一上班，林振名便把这事告诉了苏晨、易征，让出版科多打一份清样，送到出版局给黄文俞审阅。林振名后来说：“自此之后，我们留意到他时时关注‘花城丛刊’，在《花城》遇到一些风雨时，他总是挡风遮雨，我们心存感激！”

就这样，一九七九年四月，“花城文艺丛刊”第一册面世了。

二

《花城》一炮而红，第一册首印五万册，刚上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出版社马上加印五万册，又被抢购光了；再加印五万册，又被抢购光了。一个月左右，前后印了三次，在出版社是破天荒的。易征和林振名马上着手编第二册。这时，一位出版社老编辑加入了，他叫李士非。

李士非是江苏丰县人，一九四九年毕业于中原大学，在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及华南总分店、华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过。“文革”时期他受到冲击，一九七七年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所以没有参与《花城》的创刊，但他已经给《花城》看稿件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他才恢复名誉和职务。

李士非原来分管长篇小说，他与易征、林振名成立一个三人小组，他当组长，专责《花城》丛刊的编辑。不过，因长年被哮喘病所苦，解除隔离后，他不得不先到空军医院住院调养，从第三册才正式参与《花城》工作。

《花城》第三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封面赫然是一尊裸体少女策骑弯弓的雕像，卓荦英姿，透着一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激情。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广东省美术作品展中，这尊以《猛士》命名的雕像，正式亮相，一举拿下了优秀奖，在美术界惹得众说纷纭。除了《花城》，当年第十一期的《作品》杂志，也以它为封面。在创作者唐大禧心目中，这位少女形象，就是在“文革”中惨死的辽宁烈士张志新，后来他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雕塑猛士的创作》，解释他的创作灵感和源泉。

《花城》第三册封面

雕像出现在《作品》封面时，直接采用原题《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而在《花城》刊登时，有人觉得“猛士”太男性化了，不如改个标题。大家沉吟不决，陈俊年灵机一动说：“不如就叫《放》吧。”这里蕴含了几层意思，主角弯弓射箭的动作是“放”，以裸体表示冲破束缚是“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也是“放”。最后就定名为《放》。

唐大禧《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雕塑，1979年

雕塑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它丑化了烈士形象，有人痛斥它“下流污秽”“脱离国情”，《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危言耸听地声称，雕塑“不合国情，有伤大雅，会引起治安混乱，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虽然《猛士》获得了省美术奖，本应有去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美术展览的资格，但作品送到了机场，却被拦了下来，说它不能上京参展。

争论在继续发酵，支持这尊雕像的声音也不少。大学课堂上，《猛士》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很多读者冲着它去买那期的《花城》和《作品》；有的大学生把杂志封面裁下来，贴在宿舍床头。针对反对者的意见，一位市民在《羊城晚报》撰文反驳：敦煌、龙门、天龙山等石窟中，也有大量几乎全裸的飞天或菩萨在奏乐、跳舞，“照样给我们一种健康活泼优美生动的艺术享受，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坏的影响”。这类话题可以公开辩论，让人感到寒冬真的过去了，春天真的来了。

香港文学是《花城》杂志的重点内容之一，每期都有香港小说。杂志创刊不久，香港作家陶然、梅子、潘耀明、海辛、杜渐、陈浩泉、原甸等人，就在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敏之带领下，应出版社之邀，浩浩荡荡来到广州，在白云山上，与苏晨、岑桑、易征、林振名等人开了一次座谈会。

苏晨把《花城》杂志以及即将成立的花城出版社，推介一番。香港作家兴奋莫名，他们的作品，一向苦于香港的园地过于逼隘，如果能进入内地，那真是海阔天空。所以会后纷纷与《花城》联系，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那段时间，用林振名的话来说，接待香港作家，忙得“手脚都软了”。这次白云山座谈会，也催生了香港文学研究会和华人文学研究会的诞生，广州开始掀起香港文学和海外文学研究的热潮。

《花城》第三册继续“大放特放”，仅《香港文学作品选载》就登了五篇作品，并配上“本刊记者”文章《珠海香江寄深情》；在“香港通讯”栏目中，发表了曾敏之写的《新加坡汉语文学掠影》；在“外国文学”栏目中，推出老翻译家冯亦代翻译的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小库特·冯尼格的小说《贴邻》。看得出来，广东确实在追求“百花齐放”，在“放”的胆识与程度上，领跑全国。

《花城》第三册部分目录

三

广东人民出版社继《花城》之后，第二本杂志《随笔》丛刊也诞生了。其实在沙坪讨论创办《花城》时，苏晨就提出，许多老一辈文化人，“文革”后虽不再写大部头，但他们的短文充满了历尽沧桑后的感悟，闪耀着智慧光芒，亦足以发人深省，应有园地收纳。《花城》是大众杂志，何妨再办一本“小众”杂志。《花城》是清新的、锐进的、前卫的，而《随笔》则是老成的、沉稳的、反思的，正如苏晨所说：“咬住传统不放。”

苏晨为这本杂志起名《随笔》，他说：“随笔、笔记文学是188体育官方ios的大宗。‘随笔’这两个字是我决定的。叫《随笔》是因为这个范围大，叫‘笔记’就窄了。”不过他为《随笔》撰写的开篇词，仍把它称为笔记文学丛刊。“专收用文学语言写的笔记、札记、随笔之类，上下三千年，纵横八万里，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力求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有益的启发，欣然的鼓舞。”

《随笔》首集开篇语

《随笔》放在文艺室的诗歌188体育官方ios组，由邝雪林独自负责编辑工作。邝雪林笔名司马玉常，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创作组创作员、群众艺术馆馆员，学识丰富，温文尔雅。他对求新、求变，也是满腔热情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对市场上的新玩意，特别有兴趣，从高新科技产品，到日常生活小物件，什么都想试一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玩意又特别多。商店刚有那种锅耳隔热夹卖，他觉得是个好东西，便买一堆回出版社分给大家。他家的电视机，换得最勤，从最早的九英寸黑白电视，到后来的超大屏幕彩电，几乎每种尺寸他都用过。《随笔》头三册几乎是他一人负责。苏晨作为社领导，利用广泛的人脉，联系了不少名家名作，并且亲自执笔写稿。可以说，《随笔》的创刊，是由苏晨、邝雪林“一个半人”支撑起来的。

1980年，商承祚、容庚、沈从文、苏晨（左起）聚于苏晨家

和《花城》创刊时一样，《随笔》也准备每期请不同的名家题写刊名，第一期因为时间仓促，是从鲁迅字迹中挑选出来的，但只用了一期，感觉效果不佳；第二期就改为黑体字了。从第九期开始，还陆续请过茅盾、艾青、黄药眠、臧克家等人题写刊名。但每期换人难度实在太大，最后改为固定用茅盾的题字了。

《随笔》创刊号封面

一九七九年六月，《随笔》第一册出版了，虽然号称“小众”，首印也有四万八千册，在当年不算惊人，但今天看来，这个“众”不小了。由于大受欢迎，《随笔》与《花城》同样一册难求，以至分发到各编辑部的样刊一再丢失，易征忍无可忍，在样刊上怒写了几行字：“随笔雅俗共赏，随便翻翻可以，随意拿去不行，随手放回原处！”但一连四个“随”字，也挡不住“窃书不算偷”的“雅贼”，最后连这本写了警告字样的样刊也不见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翻译家黄伟经调到出版社。他原来是《羊城晚报》的采访部副主任，“文革”时下放到干校，后被调到广州航道局，再重返编辑行业，从第四期开始加入《随笔》，后来又有李联海、郭丽鸿等人加入，大大增强了刊物的编辑力量，《随笔》的名字，在全国文化界愈叫愈响，坊间还出现了“北有《读书》，南有《随笔》”之说。

除《花城》之外，北京的《十月》《当代》和上海的《收获》，都是殿堂级文学刊物，被誉为“四大名旦”，甚至有好事者把花旦、刀马旦、老旦、青衣的名头分配给四大期刊，《花城》被封为花旦。在四大期刊上发表文章，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堪比高考，一朝折桂，鱼跃龙门，从“文学爱好者”变身为“作家”。

《花城》《随笔》出版后，人们预见，文学的热潮还将滚滚而来，出版社的信心也更足了。广东省出版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以文艺室为班底，成立一家文艺出版社，名为“花城出版社”。林振名回忆：“花城丛书第一集出版之后，认为广东应该有一个文艺出版社，形成共识，领导也点头，这样逐渐与人民社分开。”苏晨担任花城出版社筹备小组组长，成员包括李士非、何立德、易征、林振名。不久后进行精简，易征、林振名离开了筹备小组。一九八一年一月，花城出版社成立，《花城》《随笔》划入花城出版社，成为花城出版社的社办刊物。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