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丨《人间信》：历史之下，心灵之上
百脉读书会是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顾广梅教授近年来创立主持的师生共读平台，学术指导机构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成员主要有文学院三、四年级本科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语文的研究生。读书会力求引导同学们读好书、会读书，以阅读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与当代文学的现场展开多维对话。
顾广梅（主持人）：今天我们共同研讨的是当代作家麦家老师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这部作品从故事的讲法到故事的内里都冲击力十足，小说的结构创新、内容创新、语言创新建立在作家不凡的叙事功力上，充分显现了长篇小说本身的文体魅力和审美价值。作家以坚实而超越的文学精神，以内在抒情和外在写实兼具的文学话语，于历史之下深潜、沉吟，又于心灵之上流连、缱绻。小说中的男与女、老与少，都力求还原其在历史破碎和心灵伤痕中的本来面目，而小说的精神重量无疑落在了沉甸甸的人性考量和自我救赎之路上。
孙嘉蔚：欲望的历史与心灵的真实
《人间信》书写了一段沉睡在“我”心灵深处的历史。小说中个体视角的历史叙事消解了“正史”的崇高与庄严感，家族与个人成为了历史的核心命题，从抗战到“文革”后的单线历史变成了“我”记忆中的无数碎片，历史意义也在其中逐渐模糊。“我”与阿山道士的对话透露了抗战时期日军入侵村子的历史事件，但它却在叙述中沦为阿山道士树立威望的权柄，此处反讽性的叙事话语蕴含了强烈的个人化历史意识，第一人称视角又增强了历史的现场感，使人不禁质疑所谓的“历史真实”是否如此荒诞不经？
在讲述家族与人物命运的演变中，麦家将“偶然性”作为关键因素融入叙事。“偶然”导致爷爷意外离世，引发了家族的衰败；“偶然”走丢使我遇到了干爹，多年后在二哥的影响下与家族决裂；“偶然”救下的日本孩子同样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都依赖于偶然性因素，而在“偶然”背后，失去权威的历史话语已经无力回答命运的质询，麦家因此重寻并审视了决定个体命运的根本动因——人性的欲望。小说中的“父亲”即是被欲望支配命运的典型形象，“我”的命运悲剧同样植根于人性深处不可调和的欲望矛盾。由此，小说中的历史变为了欲望的历史，麦家将对命运的思考引向了潜藏在历史地表之下的人性欲望。
在这个意义上，《人间信》就是一封写给自我心灵的书信，“偶然”和“欲望”同命运交织缠绕，窥探出个体在其中的痛苦挣扎与灵魂拷问。最终，在质疑和消解了历史真实之后，麦家试图探寻一种历史叙事的新维度，一条重建在历史的碎片之上的通往“心灵真实”的道路。
许诺：重写伤痕——人性与命运的双重激荡
《人间信》以人物为顺序，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以“我”为关联点讲述了一个家庭四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浮沉，探讨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挣扎与命运抉择。文本中主动提起卢新华的《伤痕》，有意与前文本对立，于相似的故事设置和走向中表现差异，而在与历史形成距离的今天重写伤痕，重述创伤，无疑显示出了作家向人性深处开掘的努力。《人间信》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指向作家通过“我”对个体感受的客观记述，这与《伤痕》中叙述王晓华的客观感受一致，但在复杂的历史背后，《人间信》包含《伤痕》所没有触及的人性阴暗和挣扎，于是《人间信》在吸收转化前文本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前文本的消解。如果说《伤痕》是历史戏弄了人性和命运，那么《人间信》无疑是以强调人的主体性来对抗客体性，个体顺从历史而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说，《人间信》同样也是对《伤痕》的增补，在“我”认为不能和王晓华相提并论的同时，已经将“我”和王晓华放在了天平的两端衡量彼此的过失和罪恶。“我”的肌肉从伤疤上长出来，伤口有自己独特的光，无论“我”有没有罪恶、追悔与否，历史已然跳脱了过去而面向未来，而人能选择自己的未来，就像在王晓华大步走向灯火通明的南京路时，蒋富春也抱着奶奶飞往明天。
张晨宇：创伤深处的诗歌
与父亲的矛盾纠葛，是伴随“我”一生的情结。小说将精神与肉体的创伤，以暴力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暴力事件推动了“我”与家庭的决裂，“我”的创伤史也是关于疼痛的历史。“创伤”总是与尖锐的、冰冷的金属意象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刀”的意象：小说中多处提到一把三角锉刀，它与父亲的形象形影不离。奶奶曾说父亲像一把刀，他的冷酷让这个家遍体鳞伤。除此之外，小说还提到了匕首、砍刀等意象，“刀”象征着创伤的来源，它们联系着“我”的复仇意识。但命中注定“我”的复仇会失败，每一次刀刃都阴差阳错地指向了自己。创伤伴随着深刻的无归属感，“父母姐妹都还活着，却已是孤儿一个”。小说中还有“铁钉”的意象，铁钉是家族创伤的记忆，每一支都残留着斑斑的血迹和眼泪。铁钉以一种古老的、暴力的方式制造创伤，它既是一种凭证，也是一个锚点，允许“我”和“我”的父辈迷途知返。
小说中写道：“奶奶以前常对人讲，人心是肉长的，现在他从养伤过程中体会到，肉是靠心长的。”精神与肉体有一种同源同构的关系，伤口愈合的过程也意味着精神上的和解。随着岁月的推移，创伤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像疤痕一样不痛不痒的形式。“我”渐渐看到，年轻时的复仇让母亲和小妹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我”选择回归家庭，为自己和父亲赎罪。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真正走出创伤的束缚，走向了成熟。《众声》中有一段摘录：“如果屋里的灯全都熄灭/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把它穿戴起来。”《人间信》就是这样一首从创伤深处挣扎出来的诗歌，它告诉我们：如果伤口是一道裂痕，那么它可以是光透进来的地方。直面创伤是痛苦的，却是走向治愈的必经之路。
孙怡可：家是在人间的信约
“家是在人间的信约，予人牵制又系着希望。”就像是来信和回信的关系，卷上是因，来信诉说对人生的迷茫、痛苦，卷下是果，回信说明一切已经时过境迁。一个家族四代人的爱恨情仇通过“我”与“另一个我”以一种书信的联系方式得到和缓书写，带有孩子不染世俗价值判断标准的客观，掂量着人性深处里的一些东西。
信是消息，是承诺，是即使分开也受到血缘牵绊。闲话的方式，或者说，从一件事自然流动到另一件事叙事很符合“信”的特性，松散、漫无边际，但是亲切、真实，是用真实的情感写成的文本。小说结构看上去很散乱，经常离开主题进入一个闲话里面。在一个个闲话的小故事中，人的特性自然显露，另一方面，小故事黏附在人身上，例如父亲“潦坯”的特质，并没有随着时事发展而本质改变。
回望童年，《人间信》就像是麦家寄给故乡的一封书信，又或者是家的呼唤给了他创作的信念，使他“触及到深处的深处，甚至触及到最痛的地方”，又从悲苦中挣扎出来，回到这悲欢离合的人间。
王新研：众声之声——叙述者与作者间的对位与错位
小说在《我·另一个我》《我们·长恨歌》两章中分别有从“我”到“他”又复归于“我”的人称变换，相应的视角也有着从旁观者到第二自我的转变。小说产生的多种声音于终章《众声》合流，至此主人公蒋富春与作家麦家及小说中隐含的作者合一。叙述者“我”跳出小说本身成为作者，而麦家又与小说中的蒋富春合为一体继续讲述故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麦家创造了蒋富春，蒋富春也投射出麦家对时代、人性的困惑和对答案的尝试性思考与回答，两者相得益彰。前文将叙述者与作者错位，通过对“我”成长史与心灵史的回溯，为终章发声做好铺垫。《众声》将作者与叙述者对位，展现出麦家本人的思考。对父亲的告发是对人性的背叛还是英雄之举？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带来的是力量还是伤痛？不可言说的沉默有发声的机会吗？生活中的错误、缺憾、痛苦有办法弥补吗？麦家抛出一系列疑问并尝试给出回答。不可言说的可以保持沉默，感到痛苦就把与父亲的关系暂时封存。生活就是存在着缺憾和痛苦，但伤口可以释放出光。终章《众声》的存在，为蒋富春、麦家提供直接发声的平台，从侧面展现出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必然性，这也展现出麦家巧妙的构思与对小说形态的有力把握。
倪忻悦：叙述视角转化下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
小说的叙事视角所展现的并不仅是作家的形式技巧，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伦理内涵。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人的行动被赋予形式......创造出来的形式就永远不能与人类的意义相分离，其中包括每当人行动时就隐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断”。在《人间信》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卷上和卷下的叙事结构，卷上以“我”的第一视角展现了家族命运在特殊年代之下的风云变幻，卷下则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换表现“我”的成长与挣扎。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族成长小说中并不是十分罕见，但小说卷下以视角转换所带来的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的交错叙事尤为值得关注。在父子矛盾的核心情节，“我”举报了父亲，在“我”看来，“我”是家庭的英雄，更是社会的英雄，但母亲却带着家人当众打了“他”。这种家族内部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巨大裂缝形成了主人公内心的裂缝，不断促使着主人公走出家庭和内心的困境，寻找自我的救赎。
王子晗：“我”的背后站着一群女性
小说营造了一个父权制主导的现实主义乡村世界，父权制意识形态成为文本的幕后发言者，控制着乡村秩序和文本走向，为叙述者营造了父权制主流话语的成长环境。然而，叙述者表现出对父权制的反抗，构建了一个散发着母性光辉和反抗精神的女性群像组成的“母系社会”。
对于叙述者而言，奶奶既承担了作为父亲的哺育者角色，也承担了作为封建大家庭掌门人的角色，代替了男性的传统位置，以反传统的姿态构建了一个“母系社会”框架，母亲成为奶奶失踪后的“母系社会”代言人，帮助“我”达成了成长的最终和解，这种以女性力量构建社会的场面，塑造了叙述者眼中以家族为单位的“母系社会”；其次，隐含于女性群像叙述下的“菩萨”与“张天师”的信仰对抗成为贯穿全文的一条暗线，这种父权与母权的对抗成为文本的隐藏话语，母系部落战胜了了父系部落，“母系社会”由此得到二次构建；最后，叙述者在奶奶的回归中流下了最后一次泪水，完成了成长闭环，也完成了叙述者眼中“母系社会”的最终构建。
“我”的背后站着一群女性，但“我”只能背对“她们”。由叙述者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他对母系社会的皈依主要来自于对父权制压迫的逃避和反抗，母系社会只是叙述者的避难所而非真正的心灵归属，叙述者还是潜在地受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逃离他的性别本能。因此，叙述者的性别立场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他既受母系观念的影响，也不可逃离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塑造。
程霖：括号造就的舒缓节奏与微妙视角差异
括号在叙述中的频繁使用，是《人间信》文本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括号的大量使用，有力促成了麦家在打破小说与188体育官方ios界限上的追求。更多的句内括号造就了文本迂徐舒缓的语调，如衬字之于散曲。括号中的内容往往是一个名词，或解释地域方言中的独特词汇，或是特殊年代中特殊词汇的通常对应词，或为故事中人物属性的补充。原本应借助注释、专门写一个句段来说明的信息被浓缩为一个括号，与原句紧密连接，既避免了严谨说明方式所难免的疏离感，又将细节深化，更贴近生活本来面目。少有可独立成句的括号内容，则附于短句之后，保持了整个文本节奏的舒缓，使得叙述者与读者始终平等言说，任心而谈。
麦家为括号赋予了丰富而独特的作用。可对群像神态作简练精确的描摹，对人事作比喻；也可专门说明人尽皆知的常识，借反讽形成幽默笔调；或是将故事情境下不宜明确的信息外置，以保证叙事与真实生活的贴近。
最独特之处在于，括号所提供的叙述视角，实与“我”，及转为“他”之后的叙述者视角不同。如“听说”“闻所未闻”等词出现在括号内，对正文的叙述进行了说明，与叙述者拉开了微妙的视角差异，成为更贴近隐含作者的另一重叙述者。这打破了正文看似是回忆性全知视角的假象，将“我”从全知者下沉至经由亲身经历与他人讲述后，再进行回忆的同故事人物，也是表述命运与个人意志纠缠的全新书写方式。
王娟：语言的独特妙用
在《人间信》的书写中，作者多处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将一句话切分成多个片段一一展现，在视觉上，短句的使用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放眼望去，目之所及遍是逗号、句号等标点符号，与这些标点符号一起出现的是留出的空白，这些空白将文字隔开，使得冗长的文本有所起伏。一段段短促的小文本各自都是一个整体，拼合起来就没有一大段长文字的累赘感，显得十分灵动。
在这种句子中，各个小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时与顺序相反，先将一个故事的主干叙述完成，而后对其进行补充说明，对某些细节的特定强调引导读者想象补充的细节，生动真实的画面缓缓在眼前展开。这种短句的使用遍及作品全文，成为了《人间信》独特的语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