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代批评” ——兼作“开栏主持人语”
2024年6月，《当代文坛》主编杨青女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主持一个栏目，“同时代批评”，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杨青女士的信任以及《当代文坛》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对“同时代批评”这一概念有特别的认同。这一认同甚至是自动性的，我从来没有对“同时代批评”进行过相关的理论界定和概念史的梳理，我甚至从来没有将“同时代批评”作为一个“客观对象”进行思考过。我的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从事文学批评以来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考，一直就是一种“同时代批评”，它没有外在于我，它几乎就是我行为的逻辑和实践的全部落脚点。从早期的《80后，怎么办》，一直到最近的“新南方写作”，从鼓励学生们创办“同代人”公众号，到持续了近10年40期的“联合文学课堂”，“同时代批评”是我切身行动于自我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但是当把“同时代批评”作为一个关键词，邀请众多的批评家、学者、作家围绕它来展开思考、观察和论述时，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对这一关键词的内涵和外延，它意义的多层次性，它所能激活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应对，进行一个我个人意义上的描述，当然，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于如何理解“同时代”。
我们可以首先将“同时代”理解为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同时代”可以理解为“同代人”，它指认的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段，分享有相同的生活经验、历史感受和价值观念的一批人——虽然我们明白，这种“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编纂学意义上的假想——但正是在这种假定性的前提下，“同时代”在现代语境中被归纳为一种“代际学”。李泽厚的“六代知识分子论”，1980年代的“五代批评家论”，21世纪以来占据中国当代文学分类学主流的“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论，都是这一“同时代”物理时间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指认方式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但奇怪的是却一直沿用至今且隐约已经建构起了自身的学理性，很显然，这不是“好用”这一简单的理由就能解释。在我看来，“同时代”的“代际化”恰好暗示了中国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文学逻辑，这一逻辑就是以外在于文化/文学的社会问题作为文化/文学的驱动机制，这种外驱动的机制使得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化想象和文学书写具有强烈的社会学气质，很多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直接被社会学化，它的优势是宏大叙事和社会视野，它的不足是文学的内在维度和超越性严重匮乏。
但“同时代”不仅仅是“代际化”的某一代人，在这个意义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和批评”“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之类的语焉不详的表达都应该接受更严格的审视。在这里有必要征用阿甘本著名的“同时代性”理论——虽然这一理论在中文语境里已经被征用得有点泛滥成灾了。在阿甘本的界定里：“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因此，拥有这种“同时代性”的“同时代人”指的是那种通过“脱节”“时代错误”“不合时宜”等方式与时代发生关系的人。如果要对比阿甘本的“同时代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同代际人”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分野在于，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同代际人”的概念中，时代是一个庞然大物，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大他者，“时代”不能被对话、讨论，当然也就不能被建构。“时代”是被规定好的，在这个前提下，“同代际”也就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归类。在阿甘本的理论谱系里则不然，“时代”从来就是动态的，“时代”当然提供了一定的规定性，但“时代”并没有规定到“坚不可摧”，恰恰相反，个人可以通过“奇特的方式”——这些方式往往与那个规定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重新构建“时代”，在此“时代”是流动的、多维的。正是如此，阿甘本的“同时代人”可以说是一种“筛选法”，即通过“同时代性”对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同代人”/“同代际人”进行筛选、甄别、挑拣。这产生了两种互文的后果，一是缩减了“同代人”的范围，现在只有那些通过独特的个人方式与时代发生互动的人才能是真正的“同时代人”，二是突破了“同代人”/“同代际人”年代学的物理限制，那些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和示范的“死人”可以“死而复活”，因为他们的行为和书写激活了此时此刻，那么，他们也可以是“同时代人”。举例来说，一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他的同时代人既包含着同样出生于1980年代的一部分人，同时也包含着出生于任何物理时间的人，既可以是活着的一部分人，也可以是早已经成为亡灵的屈原、但丁、莎士比亚、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等等。
如果将上述论证看作“同时代”的正反论，那么，我的合论应该是这么推演出来的，“同时代”是一个既包含了物理时间又包含了文化时间的特殊的时空存在，“同时代性”指向两个互相关联的层次。在第一层次上，“同时代人”深刻地意识到他只能是生活在他肉体存在的时代，他无法假设他生活在一个他尚未诞生或者他已经死去的时代——只能是当下，永远的当下时刻。在第二个层次上，“同时代人”又并非仅仅“活”在当下，当下之所有意义在于它和起源、过去、未来等等时刻紧密关联，“同时代人”能够在当下感受并捕捉到并不属于当下的气息，当下因为这种气息变得陌生起来。总之，“同时代人”应该是这样一种人，他牢牢锲入当下的土壤，并“死死地凝视”，因为锲入的土壤是如此地深入，因为凝视到了在日常光谱里被遮蔽的幽微之灵，“同时代人”将既有的时代定规打散，在历史、现实、未来，在可见与不可见，在深渊和天穹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一联系独属于他自己，如此，他才配称得上是同时代人，如此的文学和批评，才能配得上是真正的“同时代的文学与批评”。
可想而知，“同时代人”并非预定的位置和角色，成为“同时代人”并建构“同时代批评”是一条艰苦卓绝的求索之路。时代的尘垢越来越厚，它的规定性越来越强，我们太习惯于从这些规定性去想象、理解和书写，有一部分人甚至会和光同尘，将这种外在的规定性内化为自我的行动准则，这是大部分心灵的状态。马克思·韦伯在1920年代的晦暗时刻曾经预言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妥协和合作，另外一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者神秘主义，还有一部分人认清了现实，但坚韧地与现实缠斗。在韦伯看来，前两种人都不是真正以政治为志业的人，第三种人才是，而这第三种人，恰好就是“同时代人”。因此，成为同时代人首先需要的可能不是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还少吗？甚至也不是智慧，多少欺骗假借“智慧”之名大行其道。阿甘本认为成为“同时代人”的首要前提是勇气，我认为还应该加上诚实。诚实就如《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他只是说出了最基本的常识；勇气就如张承志笔下的那个殉难者，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但他拒绝族人对他的解救，而是以卑弱之身践行大道之奥秘……好了，或者有人会嗤笑我持论过高，但扪心自问，在最低的道德限度内，我们哪怕是做到了一点点？我们是否有过最少的自省，一日三问吾身：忠否？信否？义否？
由此折返回自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对“同时代人”“同时代文学”和“同时代批评”做的工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在被时代的琐屑团团围困的时刻，我们每个人或许觉得有一种危机：我们心灵中的“同时代性”正在被渐渐稀释，我们“同时代的文学与批评”也在海量喧嚣的“高音喇叭”中被湮没不闻。因此，一个提问是：用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才能建设我们真正的同时代性以及深植于此的同时代批评？
这是我对自己的诘问，也是这个栏目开栏的初衷。每一篇加入这个栏目的文章，都意味着一次尝试：我们曾经一次次经受历史和心灵的溃败，但没有关系，因为真正的“同时代性”——类似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正是在这反复的轮回中才得以展开生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