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莫过于骨肉亲情。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孩子的爱是在日常生活中滴灌而成的，先有索取的本能，再有报恩的情感。人生很短，倏忽而至，悄然而逝，往往来不及品味与等待。人生又很长，一瞬即是千年，古往今来，多少人总在不厌其烦地回溯、诉说、捕捉过往的朝晖夕阴。斯人远去，情到浓时，潸然泪过，怀念潜藏心底，难以忘怀，久久酝酿，曾经的伤痛，慢慢衍生出无边的诗意，弥漫开来，生命的意义才得以升华。

在阅读张年军的长篇儿童小说《远飞的红嘴鸥》时，“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句话总萦绕心头。这是一部动情之作、深情之作、传情之作。初读淡如水，再读意味隽永，那种深入心肝脾肺肾、深入骨髓的忧伤气息，浓得化不开。

静水深流的真情流露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开头基调有点灰暗，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需要歌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需要琢磨。情之所动，兴之所至，句句留痕，字字钻心。主人公“我”一再诉说年少丧父那段凄惶、无助、哀伤、失魂的时光，沉溺于岁月长河中难以自拔，任由情感的涟漪随意荡漾，无处安身，无法立命。“我”的回忆是内心无可名状的独白，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絮语，恰如一段段漫无目的的意识流，随意倾泻，时空变换，不断闪回，虚实交替。慢慢的，故事线索渐渐清晰起来，人物面目也渐渐丰满起来，因为真挚浓烈的情感始终把控心灵的中枢，一刻不曾分神，即是对父亲无尽的怀念。还讲述“我”与玩伴陈小维、魏梨依偎取暖的相处时光，算是“我”的自我疗愈，见证少年坚韧成长历程，亲情与友情相互交融，分外感人。

一般而言，中长篇小说往往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较少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第一人称叙述，天然地限制了叙述的广度，势必带来囿于自我世界的自伤自悼的小情怀、难以触及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的掣肘，但是能增强叙述的情感浓度、故事的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歌德25岁时写出闻名于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便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典范之作。少年维特恋爱失败、工作不顺，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充满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愤懑，充满对自由个性的极度渴望，最终走上不归路，引起了“狂飙突进”时期德国各阶层的热烈反响。恰如少年人的冲动、爱幻想的特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语言也呈现热情澎湃、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特征。

或许与张年军的成长经历和个性有关，他钟情以第一人称叙述展开故事，也特别擅长运用通感、幻化、变形、象征等艺术手法，愿意袒露、开掘、分享人物的细腻、敏感、碎片化、矛盾驳杂的心理空间，以静水深流的方式娓娓道来，以恬淡平和的语言来表达，制造特别真实的代入感。这种无声的代入体验，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由己及彼，润泽心田，顺乎自然。

《远飞的红嘴鸥》设置两重结构，在两组父子关系中，“我”既是父亲的儿子，也是儿子的父亲。开头，“我”已经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接待黄伯伯和他儿子一家，共叙两家的友谊。记忆的闸门打开，为讲述往事做了自然的铺垫，也让亲情传递更真切。父子角色的转换，将时间轴从沉重的过去拉到了轻松的现在，冲淡悲伤的基调。结尾，“我”在江边眺望沙洲，偶遇一个天真期盼父亲会归来的小男孩。作家在此有意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丧亲之痛，不是个体偶然的悲伤事件，而是每个人无法绕过的命运。小说的叙述逻辑起点更加稳固，也让探讨生命的普遍性意义成为可能。

在由湖北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的“如果”儿童文学论坛上，林彦、萧袤、舒辉波等作家都谈到张年军小说意象是碎片化的且点到为止的。舒辉波肯定其作品的人性人情之美、意象诗意之美、层次丰富之美、物哀幽玄之美，也在叙述方面提出建议。舒辉波引用伍尔夫的话：“我的那些意识流、比喻，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大家看到我的作品都是精美的蜘蛛网，却没看到蜘蛛网的四角都是附着于现实之上的。”张年军小说中很多意象是美丽的树叶、花朵，缺失枝干与根基，因为被他故意剪裁，因为他太在乎抒情。真情流露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把握好情感表达与叙事流畅之间的平衡，值得思考。

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

少年儿童天性喜热闹、爱欢乐，不太喜欢悲情的人与事，因为他们对于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没有足够深切的体味，习惯于享受父母亲朋的宠溺、无忧无虑的甜蜜时光。儿童文学作家在谋篇布局时，不应设定哭哭啼啼的悲切基调，而应设定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温暖基调。这倒不是要求作家排斥残酷、黑暗、污浊、悲伤，因为这个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是阴阳调和的，是清浊并存的，是悲喜交融的。

应该说，林海音自传体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城南旧事》以“小英子”的童稚眼光，向世人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以及北京城的生活风貌。生离死别原本是人生的常态，如果将孩子的天真与人世的复杂浓缩其间，便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接受“失去”的超乎常情的痛感。

以此观之，《远飞的红嘴鸥》讲述少年的悲伤心事，真实是底色，伤痛是本色，但是，如何采撷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如何实现超拔的审美表达，做到“哀而不伤”，呈现出“中和之美”，极其考验作家的艺术直觉与驾驭能力。

萧袤认为，作家首先要讲好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只有传奇才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深受日本物哀文学影响的张年军却着墨于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读懂了诗里所蕴含的故事还不够，还不算品味，真正有品位、有艺术意境的是从世俗的生活中读出诗的气息。”从这句话可窥见作家的创作初衷。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作家笔端，日常生活涌动着诗意的情愫。这就要求，叙述者既不能没节制地絮絮叨叨个没完，又不得不平心静气地重章叠唱；既不能落于个人小悲欢的窠臼，又不得不满含似水柔情、见微知著，从小处着手，写出情感的涟漪乃至波澜。

父子间的真情流露，方式千万，各不相同。文坛素有鲁迅与周海婴的父子情的佳话。周海婴有一天不愿意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周海婴一直都记得这段往事，也被写进《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

在《远飞的红嘴鸥》，也有这样柔情似水的描述：

我对父亲的选择很满意，我表扬他说：“知我者父亲也。”他轻轻扇了我一下。哪里是扇，分明是一片薄如蝉翼的鸟羽轻盈地从我脸上飞掠而过。我仰见父亲的目光，真想说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好吗？父亲未等我开口就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吃。”从此以后，我如饥似渴地等待着那片薄如蝉翼的鸟羽的降临，希望它再次划过我的面颊。

“薄如蝉翼的鸟羽降临”，“我”很希望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永远期待着再来一次。但是父亲走了，永远走了，等不到下一次。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来这种细节，写出这种永远的缺憾，非常感人。这种独属于“我”的特殊的亲昵方式，印在彼此的心田，难以磨灭，经由时间的点染，美好的诗意便油然而生。

因为聚少离多，父亲在前往东郊沙洲支教前，为了给“我”留点念想，偷偷带着“我”跑到玩具店买了一个红嘴鸥。更让人艳羡的是，父亲还亲手制作了一个纸飞鸟。这个纸飞鸟，虽然是硬纸板所做，但是能够通过铁丝而活动，恰如双翼飞翔。这样无法替代的手工艺品，在这样一个流水线商品过剩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

至于红嘴鸥、草帽这些意象以及洞箫古曲《忆故人》等，无不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奔流，也寄托着作者的无尽思念。在火与冰的交错叙述中，在热烈与冷静的往复之间，情感不断地变换、跳跃、演进，营造出无法言尽的诗意。

超越生死的生命哲思

“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是我的创作的主基调。”张年军曾在《跟踪吹笛人》的后记中自述。写一个悲伤故事，作家不应该止于悲伤，不应该沉溺于伤痛中走不出来，而应有所升华，有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与境界。

虽然《远飞的红嘴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灰暗基调、忧伤气息，但是张年军的叙说实现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越，值得称道。

在为父亲送葬的章节中，“我”的思绪漂泊不定，不断闪回，不断诉说“那一缕头发”。一个月只有四天团聚的日子，聚少离多，“我”总是依依不舍地送别父亲，总是巴望着迎接父亲，这是仅限于两人之间的常情。但是，那一缕头发的场景又不断浮现，看似突兀，其实有深意。有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如果用心去观察，就能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父亲最后说：“少年的母亲头上那一缕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有点枯萎的头发，我真是永生难忘。”

父亲看到，清洁工的那一缕头发显得有点枯萎，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支教，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撑起希望的天空，这是朴素真实的悲悯情怀。“我”还看见另外一绺头发。

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岁月，我看见那两绺头发似乎纠缠着，似乎因微风的吹拂而起起落落，或许飘荡在我的心灵的沃野，或许正在盼望着雨水的洗濯。小女孩母亲的那一绺头发干结而枯燥，小女孩的那一绺头发确实那么鲜嫩而丝滑，那么富有韧性，那么强劲、油亮。

生命在繁衍延续，父母为孩子奔忙铺路，只为孩子有更好未来。父亲看见的是责任，“我”看见的是希望。

如果说这些细节的不断铺陈还停留于现实层面的呢喃，那么结尾的哲思则有了精神的飞翔。

千里长江，汹涌澎湃，它用奔腾不息的黄色江水，没日没夜地诉说着人类的历史以及足以让每一个人震撼的生命的故事。它走了，它又来了。它走的时候汹涌澎湃，它来的时候势不可挡。但它有非常温柔的时光，温柔得让你心河激荡。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从“哀吾生之须臾”，到“羡长江之无穷”，起于长江之滨的送别，终于长江边上的沉思，人生即使是一场轮回，也应似飞鸿雪泥。

文学有三重功能：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生命教育。教育似乎是令人不悦的事情，好像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教如何做事。我以为，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教育或者说自我教育。真正的自我教育，恰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每一次的自我教育，都源自于心灵的觉醒，也必将带来一次次的新生。而这是文学的任务，有赖于阅读的体认，因为文学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直接塑造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