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继先：不忘叶浅予先生的教导
叶浅予先生1947年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任教，1954年开始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了四十多年。我入学的时候，叶先生刚满五十岁，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忙忙碌碌：不仅自己搞创作，编写、出版艺术理论著作，还要处理国画系的教务，邀请名家来给我们上课、开讲座；他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速写课的教师，带我们外出采风和写生，有时还亲自带队，和我们一起下乡劳动、做美术调查……
作为一名出色的画家，叶先生的人物速写堪称一绝，勾描松弛，笔法轻快，寥寥几笔，一个人物便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给程砚秋先生画舞台特写，同行看了赞不绝口；茅盾先生的《子夜》、老舍先生的《茶馆》，很多名著都由他配插图。与此同时，他不忘艺术理论研究，出版了《画余论画》《画余论艺》《怎样画速写》，还有人整理、出版了《叶浅予漫画选》《叶浅予速写集》《叶浅予人物画讲义》《我的漫画生活》等，这些著作，丰富了我们对叶先生的认知。
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叶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能者多劳”的典型代表。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担任中国美术教育最高学府国画系的掌舵人，其理念和行为对中国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美术教育上，叶先生有三个目标：培养专业人才、建设教师队伍、弘扬民族传统绘画。
叶先生致力于为中国培养最好的国画人才，由此，他探索出一套现代中国画的教学体系。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生活、创造“三位一体”，临摹、写生、创作“三结合”。“文革”结束后，叶先生主持研究生班的教学工作，他进一步总结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自学为主、启导为辅、尊重个性、鼓励独创”二十四字教学指导方针。
依照叶先生的教学理念，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需要端正世界观，树立正确的艺术态度，做有深厚文化修养的艺术家，而非只知画技的画匠。他要求我们广泛涉猎，努力提升人文修养和金石修养，大一时安排了哲学课，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王朝闻的《一以当十》。为了让我们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他不遗余力邀请大江南北各流派的名画家到校上课、开讲座。
开学第一课，是叶先生亲自上的，他首先提要求：“第一，必须守时，不得无故缺课；第二，画具用完，要及时洗干净，画具干净，画出来的画才干净；第三，不许甩笔，决不能把教室的墙壁甩成万花筒。谁要是做不到，就到教室外面，不许上课。”叶先生以身作则，每次上课都很准时，从不迟到。
我记住了叶先生的话，时至今日，盛颜料的碟子、用过的毛笔，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洗干净，我也从不甩笔。叶先生认为，好的绘画习惯会影响创作，我和很多同学都将上学时的好习惯保持下来，这是叶先生留在我们身上的教学痕迹。
叶先生重视速写，亲自给我们上速写课。他一直强调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速写，而非时下流行、看似层面很高的素描，“素描很好，但它不是中国画的结构基础，中国画重线条结构，而非光线变化，中国画入门的道理就在于此。”这是叶先生的原话。
除了教速写，叶先生兼教我们人物画。讲人物画的色彩时，他带我们去看壁画，分析造型、用色。他喜欢任伯年，会把任伯年的画带到课堂让我们欣赏。他还教我们怎么看册页、怎么看手卷，一幅画怎样打开、怎样收起。刚毕业的时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派我去博物馆实习，每天收挂南京博物院运来的拟印刷出版的珍贵藏画。老师傅们见我打开和收起画的手法，多有赞叹和夸奖，问我从哪里学来的，这不就是跟叶先生学的嘛。欣赏书画最基础的方法，都是叶先生教给我们的，他极用心，事无巨细。
当叶先生教会我们看画的方法后，便带我们去拜访挚友老舍先生，欣赏他的藏画。
老舍先生在北京住过十个地方，当时我们去的是丰盛胡同10号（今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老舍先生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最久。这座普通的四合院硬山搁檩，正门坐西朝东，灰瓦门楼，院内有两株柿子树，故名“丹柿小院”。
我们走进老舍先生家的客厅，室内摆着书橱、古玩架，古色古香，文气浓郁。除此以外，用“两多”来形容再合适不过——花多，画多。客厅的西墙专门挂画，每次挂出来十几幅，都是名家佳作；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批画，每换一次，老舍先生总会驻足半晌，细细观看。老舍先生待人真诚，家中经常高朋满座，观画自然成了不可少的雅趣。
老舍先生的藏画以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所作居多，任伯年、陈师曾、吴昌硕、李可染、于非闇、胡佩衡的也有，另有沈周的画。他还有满族画家颜伯龙的画——老舍先生也是满族。叶先生带我们去的那天，老舍先生给我们看了几幅齐白石的画。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跟齐白石学画，是白石老人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印章，也是白石老人刻的。
叶先生不仅带我们去挚友家看画，他也时常把自己的藏画拿来给我们欣赏。上文提到他喜欢任伯年，据说早年他有收藏《群仙祝寿图》的机会，无奈手里没钱，与这幅名画失之交臂。后来，《群仙祝寿图》落到一位大收藏家手里，又历经辗转，被上海美术馆收藏。
叶先生的思路开阔、思维系统，他非常重视艺术实践，想方设法为我们争取各种学习机会。其中，做美术调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由叶先生带队或联系的美术调查我参加过许多次，其中一次是去法海寺考察明代壁画。法海寺位于石景山翠微山南麓，寺内壁画线条流畅，色彩浓丽，人物肃穆庄严，衣饰华美飘逸，大家看后叹为观止，无不惊讶于古代匠人的妙笔生花。上世纪八十年代，法海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足见其珍贵。
另一次是去天津杨柳青观摩年画的制作过程。杨柳青年画是北方年画的代表，笔法匀整，色彩艳丽，印画的老师傅技艺高超，炉火纯青。这门传统艺术依靠一代代人的口传心授延续下来，和我们所受的学院教育完全不同。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杨柳青年画制作有独特的口诀，既准确又生动，比如管颜色叫“品色”，画 画 分“粗 活 儿”和“细 活儿”——“细活儿”手工开脸，上手勾面孔；“粗活儿”省时间，直接套印。
还有一次，朝阳门附近的一座清代寺庙要拆除，叶先生得知此事后，赶紧安排我们去参观。在寺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精致的贴画，因年久失修，贴画已然残破，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揭下。接着，我们又发现佛像的肚子里大有乾坤——五色装藏，红色的是朱砂、蓝色的是石青、黄色的是石黄，另有黑色和白色，各色颜料用布袋装好，代表佛的五脏。这些颜料连同贴画，都被我们带回中央美术学院妥善保存。
在叶先生课内与课外兼修、传统学习与外出采风并重的教育下，仅几年时间，我们就画得有模有样了，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同学甚至还获了奖。不过，叶先生反对我们卖画，他担心我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失去为人为艺踏实、坚韧的性情，就此沉沦下去。他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急于卖画，要踏踏实实打好基本功，将来才会有成绩。”我们严格遵守叶先生的要求，完全把精力放在学业上，五年的光阴没有荒废、没有虚度。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获益匪浅。
叶先生不仅教导我们在卖画方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他自己也不将画的经济价值看得过重。他说等我们毕业那天，要送每人一幅画留念。我们那届学生多，二十个人，人人有份，规矩是“谁先到，谁先挑”。
记得那天，我头一个就到了。叶先生的家在大佛寺附近，我是八点多钟去的，已不算太早，其他同学竟然都没来。进门一看，叶先生在屋里挂了一圈儿画，都是少数民族舞蹈题材，正是叶先生最擅长的。
叶先生让我先挑。一眼扫过去，我很快选中一幅顶碗舞主题的画，长辫子的少女身着石绿色蒙古袍，扭动腰肢，舒展双手，线条简约流畅，极为生动鲜活。那些藏族少女、傣族少女、朝鲜族少女也好，每幅他都用心绘就，绝不敷衍。
选好画，我对叶先生说：“我喜欢这幅。”他当场落款，写上我的名字。毕业分配时，我把这幅画带到上海，一直悉心收藏，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那段与叶先生共处的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