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如何建构当代文学价值共同体的反思
摘 要
“同时代人”是一个超越年龄、时空的广义内涵的存在，它打破了生理年龄和朝代更迭，以代际划分的“同时代人”的陈见，用一种具有深刻和前瞻意义的理念，聚合成一种具有“当代性”的切分方法，以跨越代际的共同价值观来重塑“同时代人”群体，以此作为解决创作困囿和批评迷惘的突破口。“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些文本的同时代人”的命题，才是需要正视的最本质的问题所在。当下的“同时代人”，既要以史为鉴，从历史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宝库中，汲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统一价值观，同时还要引领更多能够聚合在同一价值观下的“同时代人”，发出对整个世界的批判性哲学诘问，这也是改“未完成的现代性”为“当代性”关键词的理由，希冀由此而触及对当代文学治史观念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在“同时代人”旗帜下，建构起一种基本的人文价值观和学术守则。
关键词
“同时代人”；“当代性”；文学价值共同体；“真理性”
本次论坛（“2024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年会 ”）的主持人和《当代文坛》编辑部认为我的发言有点意思，让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在整理前，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会议上的发言，虽然也触及了当下文学的一些前沿问题，却并非是我全部的真实观念和想法，只是应景式的表面文章，是我思路的一个轮廓而已，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思考，既然让我放开来说，我便想较为深入地从文学史的宏观层面，对“同时代人”做出另一种阐释，意即从作家和批评家的价值共同体的角度，对我的发言做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修改，并再次重申一下我对“当代性”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学术关联性，以及它们对当下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引领作用。当然，这只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延伸阐释，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教于各位方家。
追根溯源，《同时代人》是普希金183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文学社会政治杂志，它也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学批评家的摇篮，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均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留波夫等巨擘撰稿与执掌此刊，它既是同人刊物，又是文学创作和思想的路标，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的文学巨匠都为之写稿，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以及后来的一大批苏联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而今，当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在一次大学毕业典礼上重新定义了“同时代人”概念，则引起了学界，尤其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高度重视，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无疑是针对中国文坛“代际”创作和批评进行学术和学理梳理的必要行为。我个人觉得，这次研讨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
然而，倘若我们只停留在“同时代人”字面的表层剖析上，而不深入到中国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宏观维度上，去深刻破解其内在肌理，或许我们种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窃以为，“同时代人”的划分，是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的。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它是以生理年龄段划分作家和批评家价值体系的一种依据，通常会以20年，甚至发展到如今以10年为一个时间段，这种以年龄来划分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心理和形态，既不符合科学的逻辑，也违背了人文领域里恒定的人性价值观规律。所以，由其所形成的年龄“代沟”来进行价值观差异性的定性和定位，这或许就是一种浅表性的人类进化论的阐释方法，是一种阉割了“同时代人”共同价值体系的机械切分法。
当然，还有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中观的传统历史切分法，那就是以一个历史朝代的更迭作为“同时代人”的标识，这就是所谓“唐代人”“明代人”“清代人”的由来，这种以大时段历史朝代，作为切分“同时代人”思想变化的依据，表面上似乎更有历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它恰恰忽略的是传统的同一价值观在跨越千年当中没有骤变的内在史实，尤其没有将“现代性”和“当代性”的核聚变考虑进去，因此，没有现代人文思想的提取，就意味着我们无形中消解了“同时代人”在文艺复兴后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认同。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另一个超越年龄、超越时空的广义“同时代人”的存在——那就是打破了生理年龄和朝代更迭，以代际划分的“同时代人”的陈见，用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和前瞻意义的理念，聚合成一种具有“当代性”的切分方法，以跨越代际的共同价值观来切分“同时代人”群体，以此作为解决创作的困囿和批评的迷惘。吉奥乔·阿甘本的“同时代人”的理论，在阐释《何为同时代》时，明确提出的诘问就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一个时代”，以及“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无疑，这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阿甘本提出的这个十分引人深思的理论，即，我们阅读那些距离我们几个世纪前的文本，“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些文本的同时代人”的命题，才是我们需要正视的“同时代人”中最本质的问题所在。
1980年代，我热恋尼采的悲剧精神，即“酒神精神”，而非“日神精神”。但是，我并不知道“同时代人”这个命题始于尼采，那时只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反复咀嚼《悲剧的诞生》的外壳表皮味道而已，却并不知道尼采的另一本《不合时宜的沉思》就是“同时代人”的滥觞，即所谓“第二沉思”：“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应该对它有所意识。”是的，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个议题提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了，尤其是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意识不到这样一种具有批判哲学的同义词，我们就无法面对当下的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我理解吉奥乔·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中对“乡愁”的阐释，是带有充分理性色彩的“同时代人”的注译，但他在引用俄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名为《世纪》的诗歌中，关于“我的世纪”或“我的时代”的诗句，以阐释跨越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观：“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在我们身上，这种能力意味着为发现时代的晦暗与那些光亮却又是不可分离的。”这无疑又是带有辩证法的自洽悖论真谛，这种具有引领意义的认知，足以让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深思良久，反躬自问：我们是“同时代人”吗？我们愧对这个时代吗？过去，我并不了解吉奥乔·阿甘本的所谓“同时代人”的理论阐释，但十几年前，我研究俄苏“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用以赛亚·伯林的观点来说，他是把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作家和人文学者，都归于统一的“知识阶层”，因此，我对这个阶层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几乎同时读完了以赛亚·伯林的大部分著述，尤其是对《俄罗斯思想家》《苏联的心灵》《伯林谈话录》《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等著作更加青睐，于是，在2010至2012年间，便写下了一系列论反思知识分子的读书札记，刊登在《随笔》《钟山》等刊物上，尤其是2011年在《读书》杂志上连载的四篇长文，就成为我处于同样时空语境中，进入“同时代人”思考的思想足迹。那时，我似乎就站在他们身边，眼看着别林斯基怒骂他亲自培养的文学巨匠果戈里，背叛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投靠沙皇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就是进入了这些“同时代人”的共同语境之中了吗？后来，这些混入“同时代人”思想队列当中的所有文字，被东方出版社结集出版为《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成为我敝帚自珍的作品，尽管它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无疑就是一次跨越国别、跨越时代、跨越年龄与代沟的一次心灵对话。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同时代人”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跨越世纪的“00后”一代代学人，共同的价值观将我们连接成“同时代人”，使我们站在同一个思想价值的平台上来讨论问题，只有消弭了时间的束缚，我们才有可能进入思想的灿烂星空之中，因为我们都是“同时代人”——也就是作为共同体的“不死的知识阶层”，当然这也包括那些有思想的作家。我们应该怎样如何蘸取逝去的历史和当今的时代价值观呢？我想，我们不应该是俄罗斯“路标派”式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选择的是那些批判哲学的再生知识分子，亦如以赛亚·伯林在《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见《苏联的心灵》）一文中赞扬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那段结语，便可以作为当下“同时代人”的借镜与见证：“在……荒芜的年代里，还曾经存在过一个怎样丰富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而且它没有自生自灭，而是仍然在渴望着充实和完成，从而不让自己湮没在某一时段不可挽回的历史之中。”
因此，当下的“同时代人”，既要以史为鉴，从历史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宝库中，汲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引领更多能够聚合在同一价值观下的“同时代人”，发出对整个世界的批判性哲学诘问，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改“未完成的现代性”为“当代性”关键词的理由——希冀由此而触及对当代文学史治史观念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反思，在世界意识形态大混乱、大裂变的复杂背景中，借着“同时代人”口号的提出，建构起一种基本的人文价值观共识和学术守则。如此这般，或许我们的文学史才有可能得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运行在同一尺寸轨道上的可能性，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后代在文学教育的乱象中，如盲人摸象那样不知其所以然。我们都是“同时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世界史上所有具备先进价值观的先贤，都与我们同在，都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同行者。反观西方理论中的“当代性”，它是既有特殊含义，同时也与“同时代人”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为其“当代性”的概念并非是单指时间性的，它有更加复杂的多维度哲学内涵，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则往往是指向单一的时间内涵，亦即当下的“时代性”内涵，因此，它才是狭义的“同时代人”产生误区的温床。所以，有些学者所阐释的“独特的年代学的和政治的以及美学的含义”正是我们不断在使用的“年代学”中“当下政治”大于“历史”和“美学”意识形态观念的注释，而非一种面向文学艺术理论“当代性”的一种复杂的审美阐释，归根结底，它正是背离广义“同时代人”的名词阐释。因此，将亲历“当代性”现场的不同人群的价值观，切割成碎片化的代际性的狭义“同时代人”，就会造成一种文学史在所谓“多样性”的大纛下，与基本常识和价值观的严重背离、丧失和弱化，强调所谓“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差异性，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仿佛突显出了时代更迭的细节特征，殊不知，这恰恰就是消弭了“同时代人”的人类价值共同体的基本常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学人，在书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也因为受其“独特性”的迷惑，陷入了对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狭隘格局与短视眼光剖析的泥淖。这表面上是治史观的断裂，其实，这正是一种文化历史的断层价值观迷失的本质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无法望见“同时代人”背后矗立着的一个个大写的历史巨人所发出的真理性回声，我们屏蔽了历史真理在场的图景。以我的理解，这就是文学文本在同一个物理时间内，是可以包含着历史、现在和未来许许多多超越物理时间的全息审美思想内容，这才是作家和批评家站在“同时代人”的肩膀上，攫取穿越时空的“当代性”钥匙，亦即作家和批评家的“时代性”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维度，只有将自己的作品放在这样的时空中，才能书写出马克思所梦想的那种“历史的必然”性质的，以及超越“当下”物理时间意义上的优秀经典作品。这种“历史的在场”才是有意味的“当代性”语词下真正进入“我们的时代性”创作的自由王国的路径，但这与那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同时代人”创作和批判的原点所在——其“现时”和“瞬间性”的“当代性”，却是包含着充分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概念上的全景式“历史在场”的真理性空间，这就是它超越“时代性”的“同时代人”共同体价值观的聚合。“当代性”就是把“同时代人”的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真理性”审美价值，嵌入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中去，这个观念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经典化”选择的标准。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当代性”的当下阐释在场的有效性、历史阐释的必然性和未来阐释的前瞻性所建构起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史观，这才是我们最值得倡导的观念。换言之，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同时代人”作品是否经典化缺一不可的三个审美向度，但在这三个属概念之上的种概念则是那个不可或缺的“真理性”存在。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更重要的元素是在这三个时间概念之中，它又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时间，它涵盖的哲学内涵和意义，都必须潜藏在作品和批评之中，用《西方文论关键词》中的“当代性”的概念来说，“当前共存性”是前面所提到的“使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的“超越时间”的哲学概念。所以，它与广义的“同时代人”的内涵是相吻合的，即“当下”的指向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和批评内涵和审美的终极指向，存活在时空中的长度内涵，它与历史是一个无法割裂的整体。即，我们留下的每一笔，都与进步前贤的思想脉络相承，当“同时代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共名词时，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就成为活在历史、当下和未来三维时空里的杰作。也就是说，活在“当下”时空的作品，作者应该具备掌握“真理性”价值的主体意识。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抑或文学史的建构，如果仅仅就是被种种应景的“时代性”因素所左右，则就失去了衡量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标准，“活着”是含有真理永恒的时间概念，而不是指在时间长度中某一个时段的“瞬间性”时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时代人”的正确价值观是衡量和检验一切文学史作品的历史在场者。因此，当我们回顾我们的治史方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如何建构当代文学史，乃至百年文学史的价值共同体的问题呢？所以，面对“同时代人”，我只想提出的是这样几个普遍存在的浅表性诘问。第一，针对流行的年代、年龄中的“代际”与“代沟”问题，我只想拉长无限的时间段，请进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先贤，进入我们文学的现场，让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不至于在历史碎片化的紊乱语境中不断延展下去。从20世纪的“40后”，一直到跨越世纪的“00后”学人，都是在规训的历史语境中走过来的，我们被人为地切割成了时间的碎片的垃圾，各自被分离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化语境和教育经历，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断层，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和世界观的差异性，但“同时代人”的共同真理性价值观被遮蔽了，如今，可否让我们在面对共同的世界新局，包括AI时代的来临，构筑起一个“知识阶层”的共同体呢？第二，从当下宏观的文化背景来看，各个代际的作家和批评家，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的确存在着观念的差异性，比如作家的创作方法，比如学术研究方法，都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它们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其价值观具有趋同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可以在求大同、存小异的语境中，构建一个创作和研究的共同体呢？在漫长的文学史的进程中，所有的“同时代人”都是无法在自主的写作中展现自身价值观的，我们是否应该充分认识到创作和批评生态环境的改变，才是“同时代人”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三，虽然，在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百花齐放”的时代；经历过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时代；经历过“先锋文学”“新写实”的时代，渴望着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同时代人”的同一价值观的聚合，所以，就被那只无形之手反反复复拉回到了同质化的创作和研究之中，放弃了能动性和自主性选择的写作，而那正是文学的根本，这种状态难道就没有人反思吗？第四，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观察文学史的建构，共和国文学史前的三十年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模式中徘徊，后又掉进了“两结合”“三突出”的理论窠臼之中。改革开放后，我们似乎迎来了“方法论”多元化的春天，为什么又钻进了鸟笼式的理论怪圈之中，这与我们不是“同时代人”有无关联性呢？第五，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随着人类AI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同质化生产的快速通道，创作失去了活力，批评失去了方向，它几乎全面覆盖了从“40后”到“00后”七个代际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写作中，我们是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中彻底躺平呢，还是以反抗的姿态，建立起保卫“同时代人”文学价值的防火墙呢？
这些都是我们“同时代人”所面临着的困境，文学面对这样的“至暗时刻”，我想将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赞颂“黄金时代”别林斯基等人的话，赠予大家：“他相信，人类的存在是——应该是——真与伪、正义与不义之间一场恒久且险恶的战争，无人有权中立，亦无人有权结交敌人——艺术家尤其无此权力。”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哈姆莱特生与死的哲学叩问。然而，与赛亚·伯林这段话稍有不同的理解是，我以为，或许我们的敌人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