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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格罗斯曼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苏联]瓦西里·格罗斯曼 著 纪梦秋 肖力宁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近日，上海三联书店推出《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全球首个中译本。该书作为伟大的俄语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战争两部曲”的第一部、《生活与命运》的前传，与《生活与命运》主要人物相同，情节连贯，是一部完整小说的两个部分。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首版于1952年，但始终没有能够全文出版，每一个版本都不是完全版，且不同时期都有大幅修改和增补，部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钱德勒及其夫人伊丽莎白·钱德勒收集了《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的11个版本，以及莫斯科文学档案馆、格罗斯曼遗产委员会和部分图书馆留存的档案、文献、手稿，以拼图方式基本还原了该作的原貌，并按照格罗斯曼生前的意愿以《斯大林格勒》为书名出版。这是目前全球能读到的《斯大林格勒》最完整的版本，也是上海三联书店此次推出的中文版的翻译底本。

首版72年后，这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俄语文学经典之遗珠得以在中国出版，实现了格罗斯曼创作的最高成就“战争两部曲”在中文世界的首次“合璧”。一部被评论家视为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肩的文学著作终于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无论对于已经去世的格罗斯曼，还是对于中国读者，都是值得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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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看待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身份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有可能是在作家生前就奠定了。列夫·托尔斯泰还没去世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伟大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家去世多年都没有受到关注，然后又被发掘出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考古”出这样一个作家。所以作家的命运很奇怪，有时作家生前写了一些文字，并没想成为作家，最后他的作品却成为经典，例如卡夫卡。

我们现在能有机会探讨格罗斯曼和他的这部《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我想他的文学史地位，包括在俄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本身已经证明：他是20世纪俄国一流作家中的一个。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俄语文学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学语种之一。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要编一部多卷本的《俄国文学通史》，19世纪有上下两卷，20世纪有上下两卷；20世纪的下半卷是我写的，格罗斯曼的创作正好在我这半卷的范畴里。这半卷最重要的作家，我们会用专章来写，一章的篇幅大概是五万字；第二级的作家，我们会用专节来写，一节的篇幅大概是一万字。被我选作专章的，有五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布罗茨基、帕乌斯托夫斯基——写帕乌斯托夫斯基，我主要考虑到他在中国的接受，我们不希望写得跟俄国人写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格罗斯曼我是用一个专节来写，而且他这一节比我用专节写的其他作家的篇幅要大得多。格罗斯曼在20世纪下半叶作为小说家来说，应该是俄国排在前十名里面的作家。20世纪下半叶，俄国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俄国像中国一样，以前有作家协会，他们的作家协会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千人。在苏联时期，格罗斯曼还不一定能排到前20名，可能会有三四十个作家比他还有影响。当然，我想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肯定不是文学史上排座次的结果，作家的排位是高度个性化的，需要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排位。

格罗斯曼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作家。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家里，格罗斯曼在俄国的地位，我感觉到被很多中国人阐释得超出他在俄国文学史上本身的地位了。这可能跟格罗斯曼自身经历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格罗斯曼是一个俄语作家，但是他进入中国是有西方背景的——中国读者关注格罗斯曼是通过梁文道先生的推荐，译者纪梦秋能完成《斯大林格勒》的翻译得益于英国人钱德勒的努力，因为《斯大林格勒》是没有完整的俄文版本的。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曼是一名苏联作家，不是俄罗斯作家。俄罗斯人认为格罗斯曼不是纯种的俄国人——他虽然用俄语写，他身在俄国，但他不是纯种的俄国人。格罗斯曼实际上是有某种另类身份的，尽管他当过苏联红军的随军记者。

格罗斯曼的全名叫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但他本来的名字叫约瑟夫·所罗门·洛维奇·格罗斯曼，是他自己把名字改掉了。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就说明他的名字叫瓦西里，他的父亲叫谢苗——谢苗是特别地道的俄国名字，瓦西里也是特别地道的俄国名字，但是这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中，约瑟夫是地道的犹太人名字，所罗门更不用说，谁的名字中有所罗门，这个人在俄国基本上就是犹太人。格罗斯曼是一个中性的名字，可能是一个德国人，也可能是俄国人，也可能是犹太人，所以他没有改。

我虽然至今都不知道格罗斯曼的名字是谁改的，是他自己改的还是他父母改的，但是犹太的作家、有犹太身份的人在俄国改名字屡见不鲜，他们不想让你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当然你要问他他不否认，但是你不问的话他不会先说。

布罗茨基也是犹太人，他有一篇188体育官方ios叫《小于一》，其中写到一件事情：他上四年级时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去，办借书证，办借书证要填表，第四栏是“民族”。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旁边孩子都在填，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犹太人，就撒了一个谎。他告诉图书馆的阿姨，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民族，阿姨说你回家问问，布罗茨基就写道：“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阅览室。”他说我撒的第一个谎是我个人意识觉醒的信念。格罗斯曼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生活在俄国，他需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还有，格罗斯曼跟俄国的一般犹太人，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其他犹太作家不一样。他的母亲是中学的法语教师，他在六岁的时候被母亲带到瑞士去了，在洛桑上了两年学，他的法语很好，他母亲的法语肯定更好。我想六岁—八岁这三年在他的生命中，在他后来成为作家的经历中应该是很重要的：至少他知道欧洲是什么样，他知道法语的表述会是什么样，甚至我觉得是不是当时的经历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埋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

可见格罗斯曼的身份有多复杂：俄国的、犹太的、西方的，还有乌克兰的。他出生的地方实际上不是俄罗斯，是乌克兰。但是他又是出生在乌克兰里很早就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顿涅茨克。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之前，它已经“独立”了。我曾经参加过一场世界的斯拉夫学的大会，会上，来自顿涅茨克的学者跟我说，顿涅茨克独立以后，格罗斯曼就是他们的“现代文学之父”。顿涅茨克政府在他工作过的研究所里做了一个纪念雕像，上面写了一行字：“杰出的俄语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曾经在这个房子里面工作过两年”。他是乌克兰人，又是乌克兰里边的顿涅茨克人。我觉得一个作家纠缠在这五六层七八层关系里，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想说的是，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流作家没有问题。而他的这种复杂的身份经历，同期其他俄国作家几乎没有任何人具备。我想他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他的文本中会有体现，会有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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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是否称得上“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之后，格罗斯曼这一代作家整体地被忘却了，甚至有一段时间连高尔基都被忘却了。他们读西方的现代派，也读所谓的“地下文学”，也读所谓的“侨民文学”。

但是，格罗斯曼的有些作品同样可以看成俄罗斯境外文学，因为他最早是在海外发表俄文版，但格罗斯曼后来没出过国，晚年他是在莫斯科去世的。

那为什么俄国人有时又会把它归到“侨民文学”？这是因为《生活与命运》在第一版是在洛桑出版的。我经常会说命运捉弄人，洛桑就是格罗斯曼上过两年学的地方，而《生活与命运》的俄文版最早是在洛桑出版的。《斯大林格勒》英文译者序中也提到，这个作品在苏联被禁后被拍成三维胶片，然后他的两个哥哥一人弄了一份，后来他们把《生活与命运》转移到国外去了。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前，他的作品又被视为出土文学，又是被当作境外文学，又是被归到侨民文学。那个时候俄国人需要对苏联时期进行反思，所以他的两部作品《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都发表在苏联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十月》上，发表的时间是1989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中国人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普遍早于苏联人，因为我们是直接从西方拿过来读的。而中国人读《生活与命运》的时间几乎和苏联读者一致。

《生活与命运》第一版的译者力冈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当时他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老师。他当时看到苏联《十月》杂志上发了这部作品，立刻着手翻译。力冈老师喜欢译又悲又抒情的作品，因此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个题目好像太板了，就提了一个我们现在都觉得特别抒情的书名《风雨人生》。后来力冈老师去世后，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译作时，我就把书名改回《生活与命运》。我敢保证力冈老师在天之灵一定会同意我改这个书名的。

改回这个书名，也是想和《战争与和平》对应。因为《生活与命运》再版时，我在博客上写的文章题目就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当然责任编辑王赟也说了《斯大林格勒》与《生活与命运》的关系，它们“应视为一部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也适用于《斯大林格勒》。

中国人对俄国文学或许有一个偏见，就觉得俄国文学是简单的。所谓简单不是指它在划时代意义上的简单，而是觉得它老是一条路子，所谓的现代性、实验性、可读性都不是很强。这个可能是一种自我屏蔽，就是屏蔽了很多信息。其实俄国文学本身在类型学上的丰富性是不亚于其他国别的文学的。

虽然《斯大林格勒》里也有现代性、实验性，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中，《斯大林格勒》应该说还是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它整体的写法是现实的。它可能有意识流——托尔斯泰作品里也有意识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就更多。它可能有现代派手法——读过纳博科夫就知道那才是真正的现代派。我还是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主要体现在《斯大林格勒》对现实的态度。

如果是从现实主义叙事框架来看的话，《斯大林格勒》与《战争与和平》，我觉得还是相近的。至于是贵族（托尔斯泰）还是记者（格罗斯曼），这是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小说本身无关。两部作品都是战争和平民生活交叉来写，这构成它们的结构：写一段战争，再写一段生活，再写一段战争，再写一段生活。《战争与和平》写四大家族，《斯大林格勒》写一个大家族里的四个小家庭。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两部作品吧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放在一块来写。两部作品最大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史诗；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托尔斯泰是乐观的，格罗斯曼是悲观的。托尔斯泰的乐观，不光是对俄罗斯民族的一种乐观的歌颂，他觉得通过战争甚至能让人类进化。而格罗斯曼是悲观的，他认为人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很难保证完整性，很难成为完整的人。虽然小说的整个趋势、基调都是抒情的，但它是悲观的。可能在《斯大林格勒》里，这种情绪体现得不是特别明显，在《生活与命运》的后半部分里就很明显了。它其实比上半部要悲观，而且悲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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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何要读格罗斯曼？

我是反对从第三种语言来翻译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但是《斯大林格勒》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原作是找不到的。俄语世界原本没有这本书，是在钱德勒到了俄国以后，找了十一个版本，他在这十一个版本中通过筛选、拼贴，最后弄出这本书来。因此这个钱德勒版本的《斯大林格勒》，比任何一个俄文版的篇幅要大了很多。我其实第一感觉可能就多了三分之一。在拿到这本《斯大林格勒》中译本后，我请我的学生找到了2016年出版的俄文版，篇幅是600页，根据我的翻译经验，翻译出来可能40万—50万字（《斯大林格勒》约98万字）。这个当然是钱德勒还原进去的。正是因为在俄语中读不到这本书，《斯大林格勒》的出版对我们搞俄国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特别宝贵。

出版社在处理这本书的书名时做得特别好，把《斯大林格勒》和《为了正义的事业》都放上去了。虽然格罗斯曼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到过原本书名是《斯大林格勒》，但他发表时就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其实我觉得翻译成《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战》更合适。格罗斯曼曾写过题名《斯大林格勒》的报告文学，很容易搞混，而且我前面说了《斯大林格勒》是钱德勒还原的版本，《为了正义的事业》是格罗斯曼发表的书，《斯大林格勒》和《为了正义的事业》是一组对应的关系，钱德勒的还原走得有点远，《为了正义的事业》可以拉回来一点。

这本书固然命运多舛，不过它不是个案。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很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遇到过这样的命运。

格罗斯曼在苏联时期受迫害，我觉得是被西方的斯拉夫学界有所放大了。他不是那么“惨”的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他怎么改《斯大林格勒》，他用什么样的语气给斯大林写信，用什么样的语气给赫鲁晓夫写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军功的——敢这么说话的人，他实际上是挺有底气的。

我这么说是想强调：如果一个作家在没有受到那么强烈的迫害的情况下，他对体制反倒有一种思考，其实更可贵。索尔仁尼琴被抓过，出来以后他当然要骂。格罗斯曼是在体制内的，他同样在思考。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看问题，这样反而更可贵。

在《斯大林格勒》之前，格罗斯曼是一名相当“正统”的作家。在西方的语境下，说一个俄国作家正不正统，主要看他是不是“苏维埃”。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耶鲁的斯拉夫系的老师和学生遇到俄语作家，他们往往先看这个作家是不是“苏维埃”，他再告诉你这位作家是不是值得读。他们认为俄国作家只要加上“苏维埃”，就不行。高尔基是“苏维埃”，马雅可夫斯基也是“苏维埃”，他们就不值得读。现在的情况当然已经不是这样了。

格罗斯曼在1930年代步入文坛，他一开始的作品主要是写农业集体化，写煤矿的生产，俄语文学称之为“生产小说”。“生产小说”是用小说来描写生产的过程，这个是高尔基提倡的。高尔基曾说，新的文学要描写农民怎么种地，工人怎么生产，因为只有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一种净化，我们最后才变成“社会主义的人”。

但我想如果把格罗斯曼整个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斯大林格勒》有可能是他的创作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候。

将《斯大林格勒》和《生活与命运》作为“战争两部曲”，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在文学史上谈格罗斯曼的时候，更多的是将他的三部作品放在一起看，其中还包括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一切都在流动》。将《斯大林格勒》放在《生活与命运》与《一切都在流动》一起来看的话，更能看到这部作品在他创作中的那种转换角色。

在这之前，格罗斯曼的作品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法，就是“生产小说”，或“战争小说”。从这部作品开始，虽然依然是叙事的，但显然那样的叙事不是为战争本身服务的。也就是说，格罗斯曼老是在想事儿。我想他作为战地记者在写战争报道的时候，也会添加一些东西，这跟西蒙诺夫就不太一样。其他的战地记者可能比他们两个思考得更少。所以说，格罗斯曼这个人，与其说他是一个作家，还不如说他可能是半个思想家。

如果说这三部作品，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叙事，到叙事加思考，然后到纯思考。在《一切都在流动》里，情节淡化到我们已经不认为它是小说，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政论作品——俄国人认为188体育官方ios也算是小说。

实际上，《斯大林格勒》《生活与命运》《一切都在流动》，都要解决一个问题：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意义、价值。他要思考这个东西。对于个人而言，坐牢当然是极端的，而战争是人类集体能承受的最极端的东西。

实际上，他不是要写战争本身，不是要歌颂苏联红军如何打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他写的是在战争极端环境里人性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时会发现他笔下的德国人和其他的苏联作家写的德国人相比没那么丑化，甚至有的时候还挺有人性的。因为他把每个人都看成人，也就说他的视点是一样的：苏军在极端环境下作为人会怎么样？德军在极端环境下作为人又会怎么样？这是他考虑的问题。

这三部作品，格罗斯曼要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由此他发明了一个俄语的词：非自由。非自由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被奴役，但格罗斯曼认为，自由实际上有人身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之分，有行动的自由和环境的自由之别。还有一个就是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他认为绝对自由实际上是没有的。《一切都在流动》中的主角从劳改营出狱后，发现牢外人的思想没有牢里的人的思想自由，在劳改营里，你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不用装；你来到社会里，你突然发现了种种的禁忌。主人公觉得要是给他一个选择，他愿意回到劳改营里去。书里还说劳改营里关了好多不同民族的犯人，这些人语言不通，但他们可以通过身体语言互相交流，这个时候笑就更重要了，感情的东西更重要了，因为它代替了语言。结果他后来就发现，没有语言比有语言更自由。我们因为有语言就有了一副面具，人们互相欺骗实际上主要靠语言，靠一套话术来骗。

我觉得再过几十年，这部《斯大林格勒》，包括其他两部作品，有可能比《古拉格群岛》的意义更大。《古拉格群岛》当时不说洛阳纸贵，但谁都愿意看，因为是禁书，都要去看一下，而且在西方也是，他一得诺奖就不得了了。但《古拉格群岛》的文学性不比《斯大林格勒》更多。

我们即便就是谈谈极端环境下人的存在价值，谈自由，这些命题足够我们这一代人，也足够我们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读。它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人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哪个社会是绝对自由的，没有哪个人是绝对自由的，没有哪个人能一生追求到他想要的自由。它是一个命题，所以解决不了，因此他的这些思考永远是有意义的。就像契诃夫最喜欢告诉我们，“你们都不要装生活，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生活没有意义，你明天就去自杀吗？如果不去自杀，你为什么不过好每一天，把每一天都过得最美，以最善良的态度去对另外一个人，让每个人大家都互相来传达这种善良美好，这个不才是生活的意义吗？

所以我是觉得格罗斯曼和他的作品的命运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舛，但是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反倒让我感觉到更有分量。他把他的这种身份的复杂、他经历的时代的复杂，都放在他这个复杂的作品之上，他的作品值得我们慢慢品味。我想读格罗斯曼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也可能是我们好几代人的事情。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