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寓言是儿童文学中重要的传统题材，诸多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深入人心，伊索、菲德拉斯、拉封丹寓言脍炙人口。作为古老的艺术门类，寓言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小读者阅读接受的发展变化，新世纪以来，寓言也面临着艺术再造、叙事突破和维度重塑等诸多新命题。事实上，意义的分层，“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是寓言题材的特征所在；寓意超出具体文本故事的“字面”之上，超出具象之外，获得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是寓言独有的艺术魅力。把握了寓言这一根本审美特征，当代寓言突破传统寓言的叙事模式就有了多种可能；而寓言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会在“再造”中得到承继和发扬。

寓言的叙事突破何在？当下价值为何？本报特邀作家、评论家孙建江，作家梅子涵，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渊，从孙建江的寓言新作《一念一句》谈起，共同探讨寓言创作的现状与未来。

高渊：孙建江老师的寓言新书《一念一句》，两本书都很有意思。我们以前读寓言，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故事，然后带出寓言的道理，通过故事来讲道理。您这两本书很特别，没有故事，就是一句话，可否谈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创作“一句话的寓言”。

孙建江：谢谢。我进行寓言创作40年了，之前也是写一些比较常规的、比如说千百字的寓言。这种寓言写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寓言应该有突破，艺术上应该有新的追求。当初也是受一位外国作家的微型寓言启发，我觉得这个挺好，又短又有味道，我就写成了一句话寓言。这位外国作家的寓言写作基本以动物为主，我最早的时候也是以动物为主人公进行创作，后来渐渐有一点不满足了，就把题材拓展到植物、器物、自然景观。

慢慢地读者比较多了，报刊都比较喜欢，因为这种形式不太多见，寓言的寓意，一句话就点了出来。这种一句话的寓言，其实每一句话都可以写成千百字的故事。我写一句话寓言，是把故事矛盾冲突做了高度的浓缩，实际上有一个故事的内核在里面，标题和内容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标题这句话是可以成立的，可能是一句口号，或者是格言，或者是警句，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有标题，里面有矛盾，有冲突，有戏剧性，只是说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内化的，是简约化的，是高度提炼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出来后读者反而觉得有意思，作者把最精华的寓意点了出来；当然，要点得巧妙，点得恰到好处。

我一直是主张艺术创新的，寓言同样需要创新，需要各种各样的尝试。我曾经有一部寓言集，获过中国作协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当初评奖组委会让我写一个获奖感言，我感言里面主要是提及寓言当下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有新的发展，应该有创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和理念，促使我创作了这种篇幅极短的一句话寓言。

高渊：您刚刚提到在成书之前会先在报纸杂志发表？

孙建江：是的，我写一句话寓言，通常会先在报刊上发表。我第的第一组一句话寓言最早发表于上海《少年报》，是1987年，到现在已37年了。我创作一句话寓言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7年到2000年前后，这个阶段集中写了一批，写了以后反响还不错，像我国台湾的《民生报》《侨教双周刊》，马来西亚的《蕉风》，美国的《世界日报》都纷纷连载，而且是持续连载，中国台湾还出了我的一句话寓言集，日本的翻译名称叫作“中国一口寓言”，还挺有趣的。到了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没有写下去了，一停就停了20年左右。到了2022年突然有一个刊物向我约稿，当初我没有答应，说没有感觉没法写，后来慢慢找感觉，一点一点找，写着写着，尝试了一段时间，突然当年写这种寓言的感觉回来了。所以就写了一批这样的作品。

高渊：《一念一句》两部作品都是新作吗？

孙建江：有一本是全新创作的，也就是2022年以后，差不多两年时间集中完成的。这是我创作一句话寓言的大致情况。

高渊：梅老师，您是上海师大的教授，同时又是儿童文学作家，您怎么看待“一句话寓言”？ 对当下的少年儿童来说，它的阅读价值在哪里？

梅子涵：传统的寓言有一个故事，是要依靠编织的，这个故事要编织起来的，而且传统的寓言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传统的寓言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结尾，要点出来的。孙建江这个寓言靠的不是编织，靠的是一闪的灵感，如果说按照中国汉语的“寓言”两个字来说，我觉得孙建江的这个作品更像寓言，它就靠一句话。靠一个故事的话，童话、188体育官方ios也是故事，只不过童话和188体育官方ios，和传统寓言的区别是，它们往往是不在最后点题的——当然也是点的，但不是那样点的。寓言的点题是异常清楚地点。而这个寓言的意思全部在一句话和两句话里面，他只是没有说出来，要靠你去理解。不说出来，靠你去理解这一句话，这个更接近我们汉语里寓言的意思。

所以刚刚孙建江说，他曾经是写过传统寓言的，写了一些年以后，开始写一句话寓言。写作就是这样，作家都是这样的，在一种写法当中持续做一些年以后他会疲倦，因为走的是一条相同的路，所以他觉得那样写下去热情也没有了，想寻找一个寓言的、包括自己写作的新的出路、新的道路，然后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

你刚刚讲的对于小学生、中学生的价值，比如说对他们的写作，包括他们的思想，包括他们的生活观、人生观、世界观，我觉得都有意义。人的精神里面、思想里面都有一个房间，往往很多人窗口不打开，所以灵感来不了。我觉得这个作品很能够帮助那些想写作、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的小孩子们打开精神的窗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洞。帮助他们打开脑洞，打开窗子，然后灵感就可以闪现出来，至于说的编情节编故事就是另外的事情了。打开脑洞让小孩子觉得，写作灵感好像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在遥远的天上。这里面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想法其实是在手边的，在眼前的。

高渊：是的，都是身边的东西，身边的事。

梅子涵：所以我觉得有意义，应当推荐给小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写不出东西，找不到第一句的。写作最难的是第一句，写作文的人，写小说的人都是这样，第一句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句就是一个路标，有了第一句就知道往哪里走了。孙建江这本书可以帮助小孩子们写作文找到第一句。

高渊：孙老师，《文学报》的陆梅老师曾经评价这本书，说这是您左右脑互搏的成果。我感兴趣的是，您的写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因为写的东西都是生活中能够看到的，是看到一样东西，脑子里就能蹦出一句金句吗？“金句”从何而来？

孙建江：其实写作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我当初想写这样的超短形式的作品——仅有超短的形式是不够的，超短还要有味道，让人喜欢看。如果光是写一句话，任何人都可以写。我写这样的一句话寓言，得有一个标题和一句内文，标题和内文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我努力追求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积淀和内涵：顿悟、双关语境、言外之意、场景化、文化隐喻；追求的是东方智慧、日常与神游；追求的是轻与重、小与大、近与远、简与繁、少与多、浅与深之间的神秘纽带；追求的是幽默、反讽、好看、会心一笑，促人回味、咀嚼和思考。我在创作的时候有意把很多东西都内化了，我们通常生活中见到的比如说一些成语，一些俗语，一些约定俗成心领神会的东西，我需要提炼、浓缩。比如《风马牛》：“奇了怪了，你说不相干吧，确实不相干；你说相干吧，还真是相干。”这是因为中国人有“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说法的文化心理积淀，中国读者能够理解。还有《苦笑》《半斤八两》《河水与井水》《鸡毛蒜皮》《西北风》等。我没有把它们的寓意直接点出来，但是对于拥有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中国读者来讲，他们已经明白了，可以会心一笑了。

为此，我特别在意的是寻找有中国印记的题材，这样的题材更有文化的内涵和阅读的触点，中国读者更容易引起联想，发生共鸣。我在初期创作时，关注动物比较多，后来慢慢关注到植物、器物、自然景观，写到后来，尤其是最近写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东方思维，中国人的文化积淀表征，琢磨哪些东西是中国人特有的。比如《留白》：“无须强求，有些人永远没法品味留白处的‘有’和‘美’。”绘画里面，西方人通常画得很满，中国人就讲究留白，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我主要是寻找这些东西。在具体的书写对象上，会寻找一些有双关语境的物件，如果这个物件本身就有双关性，那是我最容易发挥的，找到这个就容易有笑点、可读性、多义性，容易促人思考。刚刚梅老师讲，我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没有明确点出来，但是我说到那个地方读者已经明白了。传统寓言大多故事讲完后最后点出寓意，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但是我这个最后没有讲，我觉得自己把握得差不多了，够了，人家能够看懂了，我的意思已经到了。所谓点到不点破。如果我直接说出来反而没有味道了，我追求的是在一个标题和内文讲述之间那个奇妙的连接，那个奇妙的点。

具体写的东西，写到某个题材可能写不好，写了很多句话都不合适，不好看，我就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所以寻找题材的过程比较困难，对我自己来说，寻找合适的题材，跟怎么讲这句话，又点到，又不点破，这是最考验我笔力的地方。

高渊：有没有灵感倾泻的时候？

孙建江：也有的，想到题材马上就有后面的内文，可以一字不改。比如《百灵鸟》：“你问我憨斑鸠能不能报名参加歌唱大赛，必须可以啊……不过呢……‘百灵之声’总知道的吧……所以嘛……嗯嗯嗯……呃呃呃……”其实就是说百灵鸟告诉憨斑鸠就不要来参加了，有百灵鸟参加比赛你们还有什么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提醒憨斑鸠留意“百灵之声”。《穿山甲》：“严正抗议：隧道挖掘机为何无视我的存在？！”都是反讽。这些作品想到标题就有了内文。但是有些题材认定可以写，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如何切入，如何讲这句话，从哪个角度来讲，会陷入长时间琢磨和思考。创作不就是这样吗，顺的时候，一挥而就；不顺的时候，苦思冥想。

高渊：当下碎片式的阅读方式流行，大家都是刷短视频，看很短的一句话两句话，您是有意识地跟现在的阅读习惯相吻合吗？

孙建江：我在最初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现在的快节奏阅读习惯的问题，只是想在题材上、篇幅上有所创新，这是我的初衷。但是写着写着，尤其是进入到了网络时代，就是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所谓快节奏的生活也是这十多二十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暗自的契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长篇，但是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些很短小、很精致，让人读了印象深刻的东西，很短小的东西也可以是艺术品。所以，在当下，这样篇幅极短的东西一定有自己的存在价值，而且是快节奏生活的一种阅读补充。

高渊：其实最好的一种感觉是，读了之后会心一笑，笑过了之后又很有回味，这是不是最高的境界？

孙建江：是的，这是我追求的创作境界。这么短小的东西，形式上谁都能写，但重要的是要写得好，写得有味道。

高渊：虽然是成年读者，但我读这两本书，也是很喜欢的。那么梅老师，您觉得这两部作品除了给孩子看，我们成年人是否也可以看看，适合成年人阅读吗？

梅子涵：当然了，适合的。古典的寓言为什么会消亡，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的人，理解力不如现在的人；早期的寓言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写得很明白，明白是因为那个年代需要明白，所以它很明白，因为它太明白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后来就消亡了。不能说古典寓言不好，因为那个年代需要明白，可是人们的理解，人们所需要的人文哲学越来越普及了，思维本身、思辨模糊的能力更强了，再那么清晰的话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这就是古典寓言到后来不见的原因。

寓言是一种文体，一种文体没有理由消失不见了，所以有了现在的寓言。古典寓言一般来说都是嘲讽的，在嘲讽当中去确定一个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寓言不是说只能是嘲讽，它的特点是把一个道理，一种想法，放在一段话里面，或者是一句话里面，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嘲讽呢？ 它可以是很正面的，很美好的，又是很简洁的。可是这个美好，正面的意义是需要你去读出来的，不能太明白，太明白，寓言的意思又没有了。

之前在孙建江的活动上面，我现场写了九段寓言，第八个是一句话，“不会化掉的棒冰是不好吃的”。你想，棒冰不会化掉好吃吗？ 是不好吃的。只有会化掉、滴答滴答的那个才好吃，就是会消失的东西才美，所以它是有寓意的。

高渊：孙老师，直到现在，孩子还在阅读传统的寓言故事。作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您觉得，寓言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孙建江：讲到寓言，中国古代寓言是世界三大寓言发源地之一，另两个是以伊索为代表的古希腊寓言，和古印度寓言。这三大寓言的起始时间大致差不多，都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大抵来说，古希腊寓言和古印度寓言偏重儿童读者，中国古代寓言实际上不是给儿童看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政论家们唇枪舌剑、百家争鸣的产物。为了驳倒对手，说服君主，政论家们常常用一个故事去阐释一个道理，它的哲理性、论辩性比较强。中国的寓言发展，尤其是中国当代寓言，总体上（不是全部）偏重于伊索寓言一脉，这类作品偏重给儿童讲一个故事，讲一个道理，这是传统的。

我觉得三大寓言资源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汲取营养。寓言作为古老的文体发展到了今天，创新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寓言要获得当下读者的认可，必须要创新和发展，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寓言还有很多人在写，这很好，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读者也在一点一点地锐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寓言发展的路径也是不少的，有系列寓言、寓言剧、课本寓言，还有小说寓言、童话寓言等，都是可以尝试的发展路径。

我现在创作的一句话寓言，也是想在内容和形式上做拓展，这是我自己正在尝试的创作。实际上，我这30多年的一句话寓言创作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琢磨、反省的过程。我初期的创作，对西方的伊索寓言是很在意的；但是近两年来，我在创作上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古代寓言中汲取养分，琢磨如何把传统的东西发扬光大，在这个层面上继承、创新、发展。

中国古代寓言特别讲究矛盾特质，“刻舟求剑”“望洋兴叹”“一叶障目”“唇亡齿寒”“杞人忧天”等莫不如是。我就想，怎么把中国古代寓言的矛盾、冲突、戏剧性放到我的篇幅短小的作品里，我也努力往这个方面发展、尝试。比如《味精》：“我郑重宣布：离了我任何东西都索然寡味！”比如《斑马》：“城里人也真是的，为让我行走方便，还特地设了道斑马线。”比如《针眼》：“真不是我小家子气，阁下您总听说过‘大而无当’吧。”比如《测谎仪》：“骗子高手：嘿嘿，知道测不准定律吗？”说得都没错，但是说得又都是错的。最终留给读者的是莞尔一笑，是喜剧效果。所以，内心还是觉得应向东方的智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接近、靠拢，这是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我在寻找探索的途径，包括形式上的、内容上的，这是我现在的艺术探索实践。

高渊：梅老师，您觉得，在儿童文学范畴里，寓言应该占有怎么样的地位？ 目前寓言发展的现状，和您的判断有没有差距呢？

梅子涵：寓言原本不是儿童文学里面的，如同童话原本不是儿童文学，这完全是后来的误会。寓言和童话原本就是给所有人的，但是寓言这种文体和童话这种文体产生的时候，为儿童的专门的写作根本没有开始，那个时候的成人社会是置儿童于不顾的。我们觉得童话里面有想象，有妖魔鬼怪，有动物，很适合儿童读，所以也专门为儿童去写童话，于是就以为童话是儿童文学，其实不是的。格林童话不是儿童文学，意大利童话不是儿童文学，即便是安徒生有很多童话也不是专门为儿童写的，而且安徒生讲得很清楚，我是为前面的儿童和后面的成年人写的，就是全体人。

寓言更是如此。寓言里面有狐狸、乌鸦、狼、西瓜、冬瓜这些东西，很适合儿童读，所以可以为儿童专门去写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写专门适合于儿童阅读的童话，包括小说也是这样的。具体到这两本书，是儿童可以读，成年人也可以读。我想说，寓言是有很好的重新生长的理由的，因为今天的生活太忙碌了，时间太碎片了，一讲文学就是长篇小说，这是置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和人们的匆忙于不顾，所以把文学写得短一点是一个智慧。文体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最重要的文学。

去创作一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文学家、艺术家的智慧，也是艺术的生命力。另外，现在是很好的寓言时代，因为问题很多，矛盾很多，这恰好是寓言的年代。

高渊：寓言发挥的空间就很大。

梅子涵：是的，值得讽刺的东西很多，值得提醒的东西很多，这是寓言可以很好发展的一个背景。

孙建江：刚刚梅老师举了安徒生的例子。安徒生说我在创作的时候，注意到的是那个孩子和孩子后面的母亲。我所追求的也是梅老师所说的，我也是追求我的作品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同时也是给成年人看的，这是我追求的方向。

高渊：我注意到这两本书，除了一句话寓言很精彩之外，配图也很好。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插画的总体风格吧。

孙建江：我对创作插画的两个画家不是太了解，但是我在跟编辑沟通的过程中，也大致知道一些，这两位画家应该是80后、90后，都是比较年轻的画师。开始磨合时他们还有一点拘谨，最初文图合成稿发过来以后，我觉得太具象了，有点放不开。因为我的作品给画家留下的二度创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如果把它非常具象化，第一很难画，第二画了也不一定好看。所以在最初的磨合中，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画家是什么画风，这个完全可以保持，但是必须要展开二度创作。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画家创作的触发点，文字和绘画彼此都可以独立存在，结合起来又是更奇妙的一个文本。经过慢慢地磨合，画家从开始的拘谨，到后来慢慢地放松、放开，进而开始灵感迸发，呈现各自的风格，我觉得现在磨合得还是比较完美的。

高渊：有人说跟小说、诗歌、188体育官方ios相比，寓言是处于相对濒危的阶段，您怎么看呢？

孙建江：是的，大致没错。虽然我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寓言在诸多文体里面基本上是属于偏冷的文体。我的基本判断是：虽好却小，虽小却好。寓言在文学的百花园里面，它不争不闹，谦虚地偏居一隅。但是它又是人们需要的一种文体，也是当下读者不可或缺的、非常独特的一种文体。寓言的文体和其他文体是不一样的，寓言的艺术特质和艺术魅力与其他文体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寓言依然受到读者喜欢的原因。我是这样评估定位的。

但是就寓言本身来讲，它确实需要发展，需要创新，需要从更多的文体中获得启发和拓展。这是寓言接下来应该走的道路。

高渊：最后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接下来在一念一句寓言方面是会继续写下去，还是会有其他的寓言方面的写作计划？

孙建江：我在2022年8月以后才开始第二个阶段创作，中间有20年没有碰过一句话寓言，也是很奇怪，创作这种事情——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会重新来写，但是现在写了以后感觉找到了，越写越有味道了。而且这两本书出了以后我现在还在写，而且我把很多新的话题，像内卷、凡尔赛等，都写到了最新的作品里面。我也已经把稿子寄给了刊物，刊物反馈让我多写一点。有一家刊物说想取一个名字，我原来叫作一句话寓言，他们说能不能直接取名“一口寓言”，我说“一口寓言”是日本的翻译，我也不反对，你们觉得可以就用。所以现在还在创作，感觉还是在创作的语境里面，也可以说现在是我一句话寓言创作的小小的迸发期或者说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