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陆去世了。

他走的很决绝，他死得很痛快，与他做人做事一样，从不转弯抹角。

早晨起来，天已放亮，他拉开窗帘后，只是往窗外望了一眼，看到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歇，天气明朗起来，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气息中含涩涩的味道，鸟鸣叫蛙鼓噪，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老陆已经在家里憋闷了几天，以往每天都要起早，与老伴出去散步，可这几天他没有离开这个家半步，只是在他那个半跃层楼上楼下走动，所以他异常兴奋，他手还未离开窗帘，扭头对老伴说道：“雨终于停了！”

他神采奕奕的表情突然停滞在老伴的目光中，与他同时发生变化的一瞬间，他拉窗帘的手伸向了前胸，随之而来的便是倒卧在床上巨烈的痉孪，浑身抽搐。老伴开始束手无策，既而想起心脏病药，迅速找来，他的牙齿已经紧紧地咬阖在一起，说什么也掰不开，勉强塞进口中，发病前后没有多长时间，老伴打了120，其实，那一时间他灵魂已经离他老伴远去了，

甚至没给老婆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

他老伴此时想到我，却在老陆的手机里找不到我了号码，因为我俩之间从来没有在彼此的通信录里留号码，那号码在我们心里装着呢，只要想到对方，不用片刻地犹豫，便会流畅地按在号码键上，马上会听到对方的回应。她老伴找到我单位一个同志的号码，打过去，让他通知我说：“老陆走了。”

我接电话时非常意外，前不久学校退休办搞活动，老陆还抽空去了我的办公室扯了一会儿呢，再往前的见面是在一个月左右，同学的孩子结婚，我们还一起聚会，并照了张合影，那是他最后与我们的留影。

老陆是我的同学，函授同学。有人一直在质问我们，函授也算同学吗？怎么不算，我们是铁路招收的第一批铁路所属大学的函授生，整个锦州铁路局只有二十几个人，我们段只考上了我一人，那时我们的函授生，跟后来随便都可以拿到的函授学历不一样，就在我们函授的二十多人里，出了两个博士，其中一人还去了北方交通大学任教，不仅教授，还是博士生导师。还有局级干部两人，处级干部七人，剩下的不是科级干部，就是有中高级职称。像我这样差七分的高考落榜生，刚刚上班就参加函授学习的人并不多，而多是已经工作多年需要学历的人，老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年龄比我整整的大了八岁，他在铁路中专学校当老师。

那时铁路局对我们的函授学习抓得很紧，每个月都有四到五天的集中面授时间，期末考试还要到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校园里集中十多天复习考试，毕业设计时，还让我们脱产一个学期到校学习，我与老陆均在电信系的无线电专业搞毕业设计。后来我调到这个铁路中专学校学生科任辅导员，与老陆在一个单位共事。

他很高傲，主要是老陆在每次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在我们同学中，跟他一样，多都是这所铁路中专的毕业生，他们都有多年的专业工作经历，学习起来并不费劲。他的年龄又大我这么多，天然就有种差距，他会把我当成小屁孩。每次函授集中时，在我们还努力刻苦学习时，他们那些人却聚拢在一起打扑克，而每次考试人家成绩排名还都在前面，而我只能拖后腿。那时我跟他接触少的另一个原因，我当辅导员，他当班主任，虽我不负责他那个专业，但他的脾气秉性出了名的，他曾因打学生差点受到处分，负责他的那个专业的辅导员跟他说话，都要保持低姿态，连学生科长不敢轻易招惹他。

老陆的名字叫陆中石，但我们很少叫他的名字，因为他说自己的名字又臭又硬。我说还有欧阳中石呢。他恶狠抓狠地对我说：“人家姓欧阳，我姓陆，我是路中的石头，绊脚石，知道吗？”

函授学习期间，看到过老陆跟那些打扑克的牌友们生气打架，几个人因为悔牌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气得老陆将手中剩下的扑克牌撕碎，顺开着的窗丢了出去，原本谁也没人针对他，可这一举动却遭来了大家的不满，玩牌只是游戏吗，吵吵闹闹也是经常的事，你怎么能撕扑克牌呀？这分明是想把矛盾升级的表现啊。

“你，你们听我说。”老陆很镇静，他的声音里却带有不那么镇静尖锐感觉，让人也跟着肃静下来。

“那，咱们一把牌一把牌地捋一遍，看你们吵得是他妈的啥。”他说着话，开始用手指着一个人说：“是你要的牌，你出的第一张牌是调主2。”

他们玩的扑克游戏，是最常规的“掐一”，就是四到五人玩的游戏，一人要牌，其余人一伙，共同对一个人“开火”，最后看得分能否超过那个要分的差额，或是要牌人最后一张要小于至少其他一人的牌，便是输牌，否则便是赢，并以1分钱或学习地点的食堂饭票为单位计算输赢，输赢多少倒是其次，往往这与自尊有关。

老陆一轮轮地按出牌顺序，把每个人出的牌说出，从第一把牌一直说到了最后一把，连对方扣的底牌都说出来了，然后将手伸到那堆扑克牌下，猛然翻过来，整堆的牌面朝上，然后从上面一张一张的牌拈出来，共六张牌，竟与他说的底牌一张不差。

几个人顿时目瞪口呆，立马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再做争辩了。这充分展示了他的记忆力，毕业都过去了三十多年，每次去北京考试，即使是同学们重新组合居住的房间，哪个同学住在哪个屋，他竟然还能清楚的记住，这让我钦佩不已。后来我写作时，有些数据拿不准时，常常会请教他，我发现只要他看到过的，就会记得住，而且不会有差错。如果他要是参加一站到底，恐怕他就是最强大脑。

老陆说这点随他爸，同时随他爸的还有他的性格和脾气。

老陆他爸在铁路医院的主任医师，说他父亲的名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但绰号可以在铁路范围内不说家喻户晓，恐怕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都会知道。

前不久我们同学聚会还说起了铁路医院，为什么要说起这个医院呢，因为现在已经属地化归属医科大学的三医院，因为我脑梗，却被这家医院误诊为受风。大家便追忆我们小的时候这家医院的几个医生，他们的工资比铁路局局长还高。那时在这座城市里，只能铁路职工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地方人员的疑难病症，要通过关系才能找到这家医院的医生诊治，还会当作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八十年代初，铁路局第一次给处级干部盖楼，因楼的颜色为白色，俗称白公馆，老陆父亲得到的三层楼住宅，那叫“腰条”，是最好的楼层，他爸不是处级干部，靠主任医师正高级技术职称资历获得的。随着那些老医生退休，铁路社会功能的属地化，大量的人才流失，这个医院早已风光不在，出现了我这样的病的误诊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家又当笑话式的讲起很多我这样的情况。随即大家说起铁路那些老医生，我说到了老陆他爸，大家反应并不大，可我说到了陆嗑巴，大家说那谁不知道啊，那是外科的一把刀哇。

严格地说来，老陆也有点结巴，但他并不严重，只是顿句而已。我遇到的结巴都是聪明人，老陆对这些也曾有过自己的论断——他总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结巴的原因，是语言跟不上大脑的反应所致，也就是说，想到的事，不能及时表达，就会了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要仔细琢磨一下，他说得不无道理。

陆大夫，人们当面的叫法，别看背后都叫他的绰号，没人胆敢在他面前那么放肆。陆大夫的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念到了高中，就是俗称的国高，那时有这种学历那可了不得，不比现在的一本大学学历差。那时的人多半以上是文盲，他们知道的只有身边人，最高有学历也就是国高。日本人投降后，共产党人建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东满军区，1947年底他从通化参军入伍，因为他有文化有学历，让他当卫生员，那时虽然战事紧张，他从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

我党接收在通化的原伪满洲陆军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招生时军区便推荐老陆父亲去上学了，那时多是组织推荐上学的，像老陆他爸这样从部队来的，是为部队培养军医，部队多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卫生员，到学校学习属于速成性质，像老陆父亲具有国高学历的没几人，他成了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指定了专门的导师，老陆父亲便师从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刘其昌，他们这些学员多是为了在战场上救治伤员的需要，才来学习的，刘其昌不仅受过良好医学理论的教育，还有着丰富的外科手术实践，对烧伤冻伤及那时的战争伤员的救治有着一整套的教学治疗经验。

通化，地处长白山角下，到了1945年还曾为伪满洲国首都，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打击日寇最活跃的地方，战斗就要有伤兵，在刘其昌救治的枪伤烧伤人员不计其数，还有在冰天雪地冻伤人员，在这方面他有着自己的研究，也算是独门绝技，老陆父亲这时应该称作陆学员才对，在跟刘其昌老师学习期间受益匪浅，也可能刘老师从伪政府过来人员，为了脱胎换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这些学员。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只学了一年速成的学员跟着部队南下，去解放全中国。而只有少部分导师单独指导下的学生，随着学校搬迁到了哈尔滨，这些学生里就有老陆的父亲，他与刘其昌老师到了新合并组建成立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继续深造，这所大学是以伍连德创建的医学学校为班底的大学。

陆学员正在进步，当时找组织坚决要求南下，他认为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才最光荣。领导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说到哪里都是革命的工作需要，让他服从组织安排。他刚刚入党，入党就要听组织的安排，没办法，他只好跟着他的刘老师去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很正规，那时都是使用日本和俄国的医学教材，陆学员学习很刻苦，成绩优秀。这时大批国外回国搞建设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种趋势，用现在的话说，叫归国潮，是受到祖国建设的感召，那些心向祖国的人才排除各种阻力回国，其中就有回国后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的美国的外科专家陈道光博士，他在国际医学界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被安排在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授。

那时的陆学员已经跟着刘其昌学习到了第三年，再有一年便毕业了，可学校领导找到陆学员，说陈教授相中了他，要培养他做弟子。

那时的学校还没有什么硕士博士一说，陆学员是从部队带工资过来上学的。陈道光这个人很挑剔，一般人难入他法眼，多少学生都想成为他的徒弟，校领导也做过他的工作，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师徒关系要的不仅是有缘人，还要对身体研究有相当悟性的细心人。学校领导惧怕他，不敢招惹他，只能任由他挑选自己要带的徒弟。

相中陆学员，主要是陆学员参与的一次观摩手术，陈道光教授主刀，他对一些动作要领，特别是一些小细节进行了讲解，整个手术他都在絮絮叨叨，尤其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很难让人听得懂。待做完手术，去盥洗室，正在独享盥洗间的盆池洗手的陈教授，回头望着一圈正在等待盆池洗手的人们，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手术后的病人会死的。”

大小大夫一律地惊愕，不敢相信陈道光做的手术也会死人。

他诡谲地一笑道：“人都是治死的，没有哪个大夫能救得活患者，只是暂时挽救一下罢了。”说完话，他说出手术的一个细节，要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大家面面相觑，只有陆学员不仅详细地说了当时陈教授的用刀方法，还说清了那个细节的重要性。

陈道光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甩着手离去。大家一拥而上，排在盆池边上洗手，谁也没拿刚才陈教授的提问当回事。陈道光却找到学校领导，说要带个徒弟，当时领导高兴坏了，陈教授终于答应要带学生，领导哪能不高兴啊，忙问是哪个学生？陈道光一时语塞，他连领导的姓名都不记得，哪还会记得学生的姓名，可他记得学生的一个特征，说：“就是那个嗑巴的同学。”

他走后，领导确实有些为难，因为领导知道这个嗑巴就是陆学员，当然知道他是刘其昌的学生，而且知道再有一年即将毕业工作。而陈道光提出来哪个学生是不容置疑的，那是权威，领导只好去做陆学员的工作。那时陆学员正在处女朋友，是临床医院的护士，准备在毕业后结婚，毕业后有了正式的工作，工资有保障，生活就能安定下来。于是，他拒绝了。校领导知道他的心思，说：“学习期间可以同意你结婚。”

那时结婚需要组织上的批准，可陆学员仍然说不，学校领导只得说：“你再考虑考虑。”

学校领导开始从侧翼发动攻势，找来他的导师刘其昌帮助做说服工作。刘其昌对自己的学生循循善诱，说：“做陈教授弟子机会难得，这是多少人巴望不得的事，而他能主动上门认定你，他主要看中你的能力。”

陆学员还是不情不愿，说：“刘老师，我只有一年就跟您到毕业了，我还有好多东西，在您那里没学到手啊。”

刘其昌心有不舍，但还是劝说：“他能主动招你当学生，难得啊，其实我教你也就这么多了，再让你更进一步，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在我这里你再也学不到太多的知识了。陈教授是国际一流美国著名大学教育出来的医学博士，本领大着呢，你要是向他学习西洋医学那一套知识，可以东西方合璧，今后你在医学界可就天下无敌了。”

陆学员听了刘老师的这句话，才动了心。回去与女朋友一商量，女朋友也支持他继续学习深造，两人商议提前结婚，然后再去跟陈教授学习。陆学员结婚要求马上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一般在学期间学校是不允许学生结婚的，当然这也可理解为他是享有工资的在职学员的特殊性。陆学员随即结婚，一年多以后才有老陆出生。

我与老陆真正的接触，还是我调入电子教研室在一起工作开始的。函授学习中间，我调入到这所中专学校，函授毕业后，我从学生科先到实验室当助理实验师，随即开始评实验师。可实验室多是回潮时的那批老中专生，上班的年头多，而指标却少，因评职称互相闹得狗血喷头。因为函授有了大学本科文凭，把我调到教学部门，当任课教师，中级讲师的岗位多，评上中级职务肯定没问题。

教务科科长找我谈，让我去电子教研室，说：“你跟陆老师还是函授同学。”

科长有意把函授两个字说得很重，这里有种轻视的态度。老陆是电子教研室主任，其实我不愿意跟老陆在一个教研室工作，知道他的脾气，怕有人说我们是“两个叫驴栓在一个槽子上”。之前，我被临时抽调校庆办，老陆在校庆那天，因为安排的聚餐出了点差错，把他们几个人在名单上遗漏掉了，让他抓到了把柄，带着几个教师坐在食堂大门口席地就餐，以示抗议。上下领导知道后，怕那些来校的校友嘉宾看热闹，忙做补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响。

安排我去电子教研室是领导的决定，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陆报到了。

评讲师需要的必备条件，要有当过班主任的经历，我之前虽然是做过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但按文件不能等同起来，而且评职在际，老陆不由分说，直接表态，当即便把他带那个班交给了我说：“这，就是让八十岁老奶奶避孕，纯属走形式。”

老陆带的班也很有个性，一般人要是接下来当班主任，也不太容易。他选择的班长团支部书记班级干部一干人等都很有特点，都是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老陆还立了规矩，班级的事只有他一人做主，如果他不表态，即使学校领导安排的事也落实不下去。这个班我接手后，延续了他的作法，并进行深入的改造，那个班学校竞评几乎每次都是第一。尤其学习成绩，过去那些班干部一到评先，成绩这一关总是达不到标准。我抓了这一项的提高，那一年不仅班级获了校三好班，还是唯一获铁路局的三好班级，最绝的是获得铁路局、学校的又是优秀学子、又是三好学生、又是优秀学生干部共有十二人，老陆说我这是连蒙带骗，到处找各级领导争取，别的班是六人就顶格了。

我跟老陆两人有很相同相似的经历，都是来自现场工人，都是校党委书记调来的人，所以性情秉性相当。老陆评职也不顺利，连续参评两年后才评上讲师。要论起业务能力，在学校里没人能比得上老陆，铁路企业办学，没有那些什么科研设计一类的闲杂事，主要是靠教学能力。老陆上课时的电路图，不用尺就可以画得横平竖直，掌握这技艺的，甭说咱们学校、铁路局，就是拿到全国教学课堂也为数不多，他的教学水平更不必去说了，不管多复杂的内容，让他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听过他的几堂课后，我彻底服气了。

他这样的技能型的人才，却在评职上不顺利，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关键问题就是太“杠上”，凡是领导过他的教研室主任教务科科长，直至主管校长，还有相关的管理部门领导，只要涉及到具体事务不遂他的意愿，他总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没人能驳倒他，可人家却认为他是在故意“顶牛”，他说自己从不怕得罪领导，并号称将自己的那些相关领导“一网打尽”。

我跟老陆在一起工作了十六年，他说自已脾气太操蛋，就跟我对脾气，说是我改造了他。那时的我，也是带有情绪，并准备调离学校，便开始写小说，不承想写作却冒头出彩，参加市和铁路局的笔会，每次都能拿走我的小说发表，什么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什么叫无意插柳柳成荫呢，很多老师都说我不务正业，可不管他们怎么说，不只是得到稿费，还有为企业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一类，得到经济报酬极其丰厚。

老陆之所以说我改变了他，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教研室因为有了我的资助，常常出去吃喝玩乐。刚开始，老陆有所忌惮，特别是教研室的唯一个女性也是刚刚离婚，怕别人说闲话。我说正是她处于情绪低落时期，才应该关心爱护她，让她开心才是。

我们这样吃吃喝喝，似乎破坏了教师的形象，有人去党委反映说我们有悖老师的尊严。党委领导让教务支部书记找到老陆侧面提醒一下。

老陆眼睛一瞪，说：“谁，谁说的？这是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也没影响到教书育人啊，他们的干涉得了吗？有能耐的，让这个人当面来理论理论，别拿谁豆包不当干粮。”

老陆在此期限间只有一次与教务干事吵了一架，还“扫边”到了教务科的副科长，那天是监考，副科长问我们中午是不是喝酒了？我不明就里，矢口否认。监考结束后，才知老陆的发脾气，其实老陆不喝酒，或是饮极少量的酒。教务科副科长不过是为他找借口下台阶。我当晚组织酒局，叫上教务科一干人等，说是老陆的陪罪酒，这些人到场，老陆明白三分，借坡下驴，称自己就这驴脾气，各位海涵，说着做抱拳状，把手中一杯啤酒喝了个净光。教务科一把老科长，趁机调解说：“你们这哪到哪啊，只有我领教过老陆的厉害。”

科长说起以前老陆与他发生冲突的一件事，学校让教务科报一个铁路名师，大家推举了老陆，可教务科科长在支部开会时反对，他推荐了原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年轻教师。老陆不知道也就罢了，可坏就坏在支部开会后，有人走漏了消息，给他透了风。老陆知道后，找到了科长，说他偏向了那个年轻教师，那个教师与老陆无法相比，老陆说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可名师是为学校甚至铁路树标杆的，比那个年轻教师强的大有人在。科长不纠缠名师的事，让他把违犯组织原则，透露支部会议消息的人说出来。老陆挺直胸膛，显出仗义，说：“你，想让我出卖别人，你，拿我当成了他妈的什么人了。”

老陆这个人语言表达能力强，会思辨讲道理，推选他去当职工代表，为的是让他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言，往往表达的都是反对意见。有些职工代表总是背后来撮弄他，让他把这些人的意见带上去。我对老陆说：“他们也是职工代表，为什么不在会上自己说？这些人目的就是他们既不得罪人，又想得到好处。”

老陆愤恨地说：“这帮王八犊子，就想利用我这张嘴替他们说话。”

其实我也有件事一直瞒着老陆，与因铁路名师给他透风的那个人有关。刚上任的学校一把手，将教务科教师一分为三，成立了三个专业部，教务科只作为职能管理部门，没有了过去的权力。我和老陆属于电信部下属的教研室，部主任是另一教研室主任直接提上来的，就是前面讲过与教务科科长发生冲突推荐的那个年轻的名师，那个主任与大多数人不眭，可这时他成了部门领导，但在党支部成立时，他恐怕会遇到阻碍，因为这个主任的群众关系差，能否当选为支部委员，进而成为支部书记，应该说是岌岌可危。

学校一把手私下里给我打了电话，说他知道大家对那个主任的态度，让我帮助做工作，别出现主任落选现象，会对学校今后的工作不力。我知道一把手是给我戴高帽，但我还是顶撞他说：“要是对学校工作不力，就不应提拔他，你也知道他为什么群众关系不好吧。”

我说过后，对方半晌没言语，他肯定知其原因。本来这个主任在各个场合，特别是职工代表大会上总喜欢说三道四，貌似为教师说公道话，可教务科科长把他调到教务科当了主任干事后，却一改过去的作风，在一个为行政干部争利益的表决中，他却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从此教师对他非常反感，以至于他不得不从教务科又回到了教研室。

“人啊，要是态度总不变，那只是性格问题，要是总变，那绝对是人格问题了。”我说。

一把手长叹一口气，说：“我也知道这个人情况，可现在的教务科的那些教研室主任与教务科科长密切，简直是死板一块，我需要反对派呀。”

他居然用了反对派，我只能“呵呵”笑了。

“我这也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如果主任不当选，不能一肩挑，无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学校工作都将遭受一个沉重的打击。”说着他又打出了感情牌，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因用人不当也要负责的，因为咱们俩是铁哥们，我才私下给你打电话。”

他的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说：“我既然是党员，就要从学校大局出发，但我只能保证自己投他一票。但我要说，你使用这个人是双刃剑，扎到了别人，同时也会砍伤了自己。”

“好兄弟，你说的话我明白。”一把手的话里肯定有应付的成分。

选举结果，这个主任仅比另一人多出了一票胜出。老陆非常奇怪，按照他的计算，那个主任应该差距极大，他问我怎么投票时，我撒了个谎，说除主任没投之外，另一落选人我也没划票。

老陆很生气，埋怨我说：“你应该投另一个人的票啊，他俩平票，还有一争啊。”

老陆正是在这个时期，才认识到了一些人的本质，那个支部给他透风的人，一直撮弄大家投反对票，可这次选举后，这个人替换成了电信部的基础室主任，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他同我一样，肯定也是一把手做工作的结果，并得到了某种许愿。后来这个人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抑郁成疾，原本都认为老陆与那人以前是邻居，又是关系走得很近的人，可那个人患病住院一直到死，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始终没去探望。老陆这个人，爱憎分明不打折扣。

如果这个主任那次没有当选，就会止步于中层干部了，无法进一步提升。可又一新的行政领导上任后，便与一把手开始做对，得到了提拔，成为了学校的副职。

正是因为这个人主管教学和评职工作，老陆才拒绝评教授，一直到退休还是副教授，不知这是不是他一生的遗憾。而我评教授时，确遇那人的阻力，连续两年没有评上，在换主管领导时，才勉强评上。

我在选举这件事上撒谎觉得对不起老陆，他不知道主任多出的关键一票是我投的。

我的最好时期，是幸福的90年代。说到幸福，就是有老陆一直都在罩着我，有老陆在，别人怕他，更没人敢招惹我。那时我总想调离学校，没有什么顾虑，无欲则刚，我们不坐班，除了写作，外面的事务繁多，天天不着闲，除了上那几堂课，什么政治业务学习，我几乎不来参加，教师档案中，总是用一句质量良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总结。老陆在教研室主任一栏写上同意，教务科科长也会盖上他的印章，那么多年只有管教材教师档案的教务干事提过意见，老陆不满地说：“不就是那么回事，写得那么多，不过是为自己贴金罢了。”

我听说后，那年的总结一栏我便全部写满，从全国到铁道部铁路局教育处学校教务科领导的名字及正确关怀培养教育一类，直至写在教研室主任陆中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下质量良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气得那个教务干事让我还是按往年那么去写。

教务科领导年年要求写的教书育人计划，我从没写过。那年教务科要检查每个人的教书育人计划，老陆无奈，写后，让我抄他的。不曾想科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表扬了我，用老陆的话说：“这，这可上哪说理去。”

老陆和我上课也不像其他教师那样按时守点，按计划上课也就是在一节课，另一节课留作业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完成，这避免课下互相抄作业现象，这办法效果极佳，学生写作业时，我们显得无所事是，串到教师休息室或去教学楼的几个办公室去闲聊，但我们从来没被教学检查人员逮住过。一到期中期末考试阶段，老陆便提醒坚守岗位，结果每次这期间被抓到的教师从没有我们，还因我们坚守课堂受到过表扬。

老陆与我共事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非常好。他说我弥补了他协调交往的短板，我恰恰在各方面关系处得好，老陆那几年再无发生与上级争执的事，我们的先进也没少得，铁路局和学校的先进教师尽收囊中。像我这样的人还得过校先进教师，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真就像老陆所说没处找人说理去。

老陆聪明，玩世不恭，喜欢看书学习，特别要说的是老陆做事有规有矩，书桌东西摆放总是整整齐齐，天天早早过来，总是把屋子打扫干净，开水打好，静等我们的到来。后来我们的教研室的几个人陆续都调出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便合并到了通信教研室，但我们的规格却没有降低，不管别的办公室人员多得如何紧张，没人敢撼动我们两人独占的办公室。他那个十几年如一日为我们服务的习惯，服务到了我一个人的头上，如有一天意外没有开水沏茶，我佯怒地质问，他表示出虚心接受的样子，说今天停水一类理由。别人看到，玩笑说我欺负他。他严肃地怒斥对方，说：“这，你们也当真？我打水也是一种锻炼。”

我调出教研室，进了机关，但我还坚持上课，我们俩上课要是不在一个楼层，即使下课那十分钟的课休，他也要到我那楼层的教师休息室来找我，用小品的话来说是聊“十分钟的”，别人都感到奇怪，我们两个大老爷们有啥聊的，可我们就是有话要说。大家都说老陆如何对我好，老陆却说我改变了他。在别人眼里，我们总在插科打诨，荤素搭配，嬉笑怒骂，没个正经。老陆说他的朋友并不多，说我是他兄弟够哥们，他家有的大事小情，都跟我商议，他的父母去世我因去开会没帮上忙，但他的岳父岳母都是我帮着抬上的灵车——以至于后来还有他本人。

老陆的性格和记忆力，与他父亲遗传有关。当年还是学员的老陆父亲师从陈道光，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件光彩的事，而陆学员并不觉得。那时的陈道光教授年龄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却得到那么多的名誉和地位，特别是回到祖国后，给了他很多的待遇，让他有着骄傲的资本，在学校更是我行我素，不拿任何人甚至领导当回事，他招收陆学员为弟子就是一例。教学随心所欲，上课从来不拿教材，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还经常提问，让大家回答刚才所讲的内容，老师在前面教，学生在下面记，一不留神落下了就会补不上。所以，学生们学得都特别认真。陆学员的记忆力就是在那时锻炼出来的，继而遗传给了儿子老陆。

陈道光教授与刘其昌老师的教学方式大相径庭，刘老师规范严谨的作风，偶尔也会用日语说明某个医学概念，可他总是要翻译过来，而陈教授用不标准的普遍话里随意夹杂着英语，若有人提问，他不耐烦地让学生去图书馆去找答案。通常陆学员去图书馆，把相关学习的图书借回来，他毕竟有了刘其昌老师带他学习的三年基础，通常是在陈道光教授这一科还没讲授时，他已把课程先自学后，再去听陈教授的课，这样才会跟上进度。

陆学员对陈教授的作法很反感，上课时他常常坐在椅子上，将腿放在讲桌的桌面上，脱去袜子，摆动大姆脚趾，让听课的学生挨个上来，回答这个大姆脚趾都会牵动到哪几根神经。更有甚者，他还会用过经典方法戏弄学生，他带着学生去临床检查，看到一个患者的尿瓶没有倒掉，便端起来，把手指头伸进尿液蘸了一下，然后取出来，放在口中尝了一尝。然后让学生们如法炮制，大家见陈教授带了头，都争先恐后地尝了起来。他问学生尝到什么味？大家各抒己见，待大家各种各样的表述之后，他取笑道：“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我伸进去的是食指，含在嘴中的那是中指啊。”

陈道光教授像这样戏弄取笑学生的事例非常多，也有人向学校领导反映，领导虽对他厌恶至极，但拘于陈教授的医技名声为学校赚得了荣誉，确实得罪不起，只好做学生的工作，讲师道尊严，别跟老师计较这些细枝末节，知识学到手才是正道。学生也没办法，只能忍受。

陆学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奈自己是个学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在导师那里学到的是他一生所享用的治病救人的真本领。陆学员在陈教授身边四年，让他看不惯事情太多了，而且又多念了三年的书，当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后，他是带着怨气去临床医院工作的。当年与他一起受教于刘其昌的那批同学，这时都已经是主治医生了，而他多念了三年，却还是个实习医生。

上班不久的党组织的会上，领导鼓励党员多给领导提意见，要敢于向权威发起挑战，以便促进思想和工作作风改善，说这是为党的事业发展着想，并强调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时的陆学员应该正式叫陆大夫了，那时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为了表明对组织的忠诚，积极发言，将炮口直接轰向了陈教授，“他有什么资格住着小洋楼，他的工资比毛主席工资都高，凭什么呀？他又没为我党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却享受着这样高的待遇。还有他就是个不三不四的人，作风不正派。”

领导解释说：“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西方就是那么一套。”

陆大夫更加不满，“正是美帝国主义那一套，我们更不应该惯着他。”

领导说：“他从国外回来的时间短，我们应该允许他犯错误，慢慢地对他改造吧。何况他回国是为我们社会主义贡献的，那些作风问题都是生活小节，不必太计较。”

陆大夫义愤填膺地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虽然他是我的导师，但我是党员，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败坏党的声誉，如果我不向组织提出来，要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何用？”

实际上，大学上下早就对陈教授的言行有意见，只是敢怒不敢言，如今竟然有人胆敢染指陈教授，并对其行为说三道四，而且这个挑战的还是他钦点培养出来的弟子，迅速地成为了大学的新闻热点，很快也就传到陈教授那里。

陈教授勃然大怒，先是去学校领导那里去闹，而后打电话到北京主管领导那里，坚决要求重回美国。像他这样的人才是不缺接收国的，若回国人员离开，恐会造成国际影响。这原本是组织内部的普通党员提的意见，却俨然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北京主管领导当即指示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该事件。

这确实触犯了领导的霉头，省领导十分重视，亲自过问，并派工作组下来调查。这对于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陆大夫来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对上级的作法颇为不解，“不是你们让我给领导给老师提意见吗，还不是为了更好的改进作风吗，你们不找陈教授，让他改变态度，咋还变成了对我的调查处理呀？”

以我对老陆性格的了解，由子及父的基因关联，我猜想陆大夫还会有其它的过激言论，只要人家下力量收集一下，不难给他定性，这样他被开除了党藉。领导也觉得陆大夫太冤，不想小题大做，要把他调到陈教授看不到他的地方面去，俗称的眼不见心不烦。

领导找陆大夫谈话，婉转地表达了调他离开意思。

陆大夫却直来直去，说：“怎么的，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领导为难地长叹一声，说：“你看你有什么要求吧，我们尽力满足你。”

陆大夫冷静下来，觉得在这里已无发展空间，离开这里也好。他认真思考了一下，说：“我是东北人，不想出关，你们要联系安排，最好能去企业工作。”

那时东北的工业在全国有着领头羊作用，用现在的话，是共和国的长子。当时陆大夫主要考虑的是产业工人的工资高，待遇好，才提出这样的要求。既然陆大夫开了口，大家又都感到陆大夫的冤枉，领导也使足了力气，通过几处组织部门帮助协调联系，为了满足他不想出关的愿望，这样才把陆大夫安排到在企业行业中称之为老大的铁路锦州中心医院工作。

我与老陆始终不愿分开，即使我调到学校的学报当主编，我也推荐他来做兼职编辑。

世纪之交时，辽宁省最先试行合同制作家的，我市只有我一人，全省才二十人，吉林大学准备招录合同作家的研究生，按条件几乎没几个具有本科学历的，我符合条件，并且我有意愿去学习，可老陆的一句话，让我放弃了这个深造的机会。

他说：“你写作成名靠的是学历吗？”

“当然不是了。”

“那，你费那个劲干嘛。”他又说：“老话说四十岁后不学艺。”

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一年后，我被借调去北京中国铁通任职，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人才引进的规定，把高级职称人员列入人才引进的条件，这就有了去北京落户的现实问题，我便要回校来评高级职称，而评职那一年，铁路局第一次开始量化考核，高级讲师的主要量化在教学课时上，三年考核期，作为合同制作家我在公安局挂职体验生活有一年半的时间，又有一年时间去铁通跑通勤，我只上周一的四节课，周二去北京，我的其它课程都由老陆偷着替我上课，算起来多少还有点课时，这么一统计我应该在不合格的分数里，好在我有个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加了分，多出零点几分勉强进入合格线，另外参评的四人都高于九十分的优秀。当时我都没信心了，作为评委的老陆说：“那量化只要过了合格线，最后要看评委的三分之二票以上就能通过。”

评职那天是星期日，为了赶在教师评委都没有课。教务科科长怕我评不上对我无法交代，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可他跟老婆在商店被我老婆遇见，让他十分尴尬，而在他意料之外的是，不仅我评上高级讲师，而且票数位居第二，后两位还被无情地淘汰了。主要是老陆在评审会上提出异议，说：“那量化本身就不合理，人家出去体验生活也是工作，还是校党委的决定，凭什么不给人家算分数。”

评委主任的副校长一看结果，心里没底，怕落选的参评人上告，急忙找校长汇报，同为函授同学的校长不以为然地说：“老陆说得对，搞的那个量化分数本身就不合理，那分数不也就是个参考吗，评职称主要看评委的票数，人家的群众关系好，你有啥办法。”

领导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而过了一年评职时，评上高级讲师的人，因做生意找其他教师替她上课，竟然闹得沸沸扬扬，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这只是学校一关通过，真正评审的高评委还要在铁路局组成，不知是不是有意，老陆是学校推荐的局高评委，还有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把高评委的评委会安排在我校举办，这次评职不同往年，对评选人员要进行业务考试，并占五十分，来参加考试的参评人都很紧张，而我却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就是我的那个专业出题人就是老陆，我顺利地通过了高级讲师的评定，而通过评审人员只占参评人员的三分之二。

随后调我去北京的中国铁通的老总被免职，我便失去进京的机会，自己又不想回学校，我所在的铁路分局文联秘书长退二线，我社会职务是铁路局作协副主席，铁路局主管副书记帮忙推荐我去分局文联接任。那时整个锦州铁路地区除我校以外都划归分局领导了，这涉及到调入提拔问题，分局领导建议我先调入宣传部当部员，然后再去文联。这便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其实在宣传部里也有非党同志，但当时考虑自己最好是在学校解决组织问题后，再调入分局为为好。

早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入党申请，还是有培养计划的积极分子，因调到教学业务部门而没有延续。我找到了组织部和校领导说明，他们都很高兴，答应帮忙，再翻看了以前的材料，认为我可以“再续前缘”，只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我开始补充思想汇报，可难为了我的介绍人老陆，他要为了各个栏目填写意见，组织部因要求很规范很严格，总让他“返工”，他那个脾气性格，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的。

老陆抱怨说：“我入党时，都没遭这个罪。”

我猜想老陆一定想起他自己与我相同的入党经历，而且他父亲被开除党籍的遭遇肯定在他身上产生过阴影。

接收党员大会定在周五下午三点半举行，教务支部是个最大的支部，五十多人，中专时的教务科统管一百五十多名教师，因而学校多一半党员都在这个支部。本来教师不坐班，周五下午又没有课，这些党员留下来，吃完午饭却要等待两个多小时，难免有情绪，有些人半开玩笑地跑来骂我。组织委员觉出压力，跟老陆说：“我看这么匆匆开接收大会，怕人有抵触情绪，要是出现太多的反对票，再有什么过激反应，可能欲速则不达呀。”

以往教务支部大会几乎每次都出现过反对票，还都在五票上下，在别的支部很少出现过反对票，这是知识分子的个性使然，教师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人带有情绪，在组织委员眼里，以为针对的是我，其实没没搞明白，这是主要发泄在时间安排上，她还进一步怀疑，这可能是对支部匆忙决定有意见，她竟连提前写的公示写成了公式，还是组织部部长发现后才进行了纠正。

老陆听了她的话，不以为然，说：“没有反对票是不正常的，连中央党的大会都允许有反对票，何况是咱们支部。”

“我是怕他出现反对票过多。”

“按党章要求，少数从多数，只要不超过一半反对票就可以通过。”

组织委员忧心忡忡地离去。

老陆说得是真心话，他和我也没奢望过满票。看到我的焦虑，他安慰说：“没事的，咱们学校有个考研究生的老师，调走前开的会入了党，好像也只有一半多的党员参加，得了满票，那是我所知道近二十年来唯一的全票通过。这些老师没人知道你调转的事，如果知道你调转也许会好点。”

我说：“别价，调走还是调不走都说不准呢。”

老陆说：“现在要说出来也来不及了，就是多一点的反对票也属正常。”

可事出意外，竟然全票通过，支部共有五十二名党员，那天参加的四十九人，这是支部开会参加人员最多的一次。组织委员感到不可思议，我平常做事随便，说话还爱抬杠，在人家眼里属于吊儿郎当那种人，可能会得罪人。特别是评上高级讲师后，很多人觉得我写作，游离在学校之外，不正经在校工作，竟评上工科高级讲师，应该很不公平。何况这种背对背的打票，谁也不知道谁投的，难免会有反对票。

回到办公室，老陆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他妈的牛逼，够光棒！”

我没有调出学校，原因也是同为函授同学的校长没让我调离，他是从局党办副主任来校提职的，凭着他多年的机关经验，认为如果一步到位没问题，要是分两步走，就没那么简单。他说现在干部变动大，新领导谁还会认可前任领导的决定啊，到时连个退路都没有了。他说得有道理，后来也果如其言，分局那位书记在半年后调离，让我有惊无险。

有人戏谑说我入党能满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学校在封闭的环境里，教师更是很少与外界接触，而在我们这个教研室的带动下，各教研室也跟着活泛起来了，其中与出版教材有关。

老陆参加铁道部的教材会议，准备出版电子教材时，让谁去张罗出版编印教材，参会人员不想找麻烦，都断然拒绝。老陆回来后，跟我说起会上的过程，我直接怨怼老陆，说：“这些参会人员太死性，这是赚钱的事，咋还推脱呀。”

虽然全路的教材没搞到手，可我们将电子教材重新编写出版成了内部的校本教材，原教材定价在二十元左右，而我们只收五元钱，减少了学生的经济负担，而真正的印刷费才三元五，那个差价成了我们教研室的活动经费。

这期间，学校在收入上也搞得很活，总在工资卡以外发现金，授课费就是其中的一项，如此一来，这些上交给家属的收入，会扣留一部分留做个人应酬，教师的交往变得十分的频繁。我又是从公安局体验生活归来，活动扩展到了娱乐场所，大家都很快乐。即使那样有人还抱怨学校的工资低。老陆跟人家算了工时，说：“除了上课之外，那，时间不都是你的吗，你说工资低，要按工时算咱比谁都高。”

别人问咱校谁有这能耐？老陆便拿我做比。人家碍于有我在场，没好意思多说什么，只是说谁能跟他比呀，就走了。

老陆看着人家的背影，发了脾气，“这个傻逼！”

老陆的儿子性格也像他，很自力，从不参加补课。老陆每个月给儿子固定的钱，让他自我管理。儿子考上同济了，大家恭贺时，老陆却说：“没什么好，现在父母都望子成龙，龙是要飞走的。”

儿子后来是公派瑞士留学博士，当了留学生学联的主席，还在接待中央领导访问时做翻译，每每他骄傲地说起儿子时，我对他表示出羡慕，他却说：“你，可别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哪，儿子在身边多好。”

那时我的儿子已经分配在本地铁路工作。他说：“当孩子懂父母恩时，要到他们生儿育女长大成人后，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时他们已经成龙成凤了，多在天涯海角，再想孝敬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这番理论是不是从老陆自身总结而来，但我觉得还真的有道理。为此，老陆会长叹一声，说：“我的儿子就是给国家培养的，跟我没一点关系。”

我说：“咋没关系？可以去旅游哇。”

这是他的爱好，退休后，他有了孙一辈的孩子，每三个月老两口要去瑞士帮助照顾孩子，他也借此游历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并将照片发在Q上或微信中，每次回来到校参加老同志活动，都会到我的办公室里，对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和见闻做一番描述。

老陆之所以能调到学校来，是与他父亲陆大夫有关。那时调转很不容易，调转前他在山海关电务段当通信工。陆大夫给我校的老书记做手术时，提出儿子调转的要求，老陆才从山海关调到了学校。老书记患的胃癌，自做完手术后又活了三十五年，去世时都九十三岁了。

陆大夫曾对老陆说：“我父亲说过，癌症并不可怕，手术需要把癌细胞做净，不留任何死角，哪怕蛛丝马迹也不行。”

陆大夫命乖运蹇，来到锦州后，很快便声名鹊起，重要的贡献是手术治疗歪脖和点脚的小孩子。

注意到锦州人歪脖子和点脚人特别多，他感到很奇怪，这主要是因为在生育的过程中，对婴儿不正确地抻拉等原因造成的畸形，在哈尔滨并不多见。哈尔滨多为西医影响，对接生方面比较有经验，生育困难可进行刨腹产，尽量避免抻拉。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正。陆大夫以前在陈教授指导下，做过这种的手术，这不过是个小手术，这种手术只针对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尤其是跛肢，就是俗称的点脚，一旦骨骼结构形成发育成熟，无法再进行手术。

陆大夫提出开展这种手术要求时，医院领导还抱有怀疑态度，只是想让他试一试。这一试，便大获成功，歪脖只简单进行多余肌肉的切除，缝合复位即可。点脚就是那种两条腿不一样长，其实两条腿的骨骼是一样的，只是生育时接生人的不慎，人为造成长短不一的后果，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慢慢形成了固定的结构，这种手术难度也不大，只要将骨骼矫正归位过来，一段时间后，便会恢复正常。

那时的人文化落后，都崇尚中医，就是看了西医，也只能接受打针吃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做手术，说动刀会伤元气。陆大夫坚持做了多例手术，孩子父母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做的手术多还是医院内部人家的孩子，手术展示出来的效果，便口口相传，很快铁路地区有此毛病的孩子都来治疗。

铁路局一局领导生有双胞胎的女儿，大女儿的点脚严重，他带着女儿来治疗。

这个局领导是从部队调来铁路工作的，是个老革命，来铁路前就已经是个师级干部，他曾当过铁路分局长，在他管内发生铁路事故，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沿用战争年代他当师长时的派头，耍起军阀作风，要枪毙那个责任者，吓得那个责任人上吊自杀，他因此还被撤了职，降级到铁路局总工程师室当副主任。

他的降职并没改变他彪悍的作风，仍旧一副军人魁梧姿态，把孩子留在门口，没有敲门便直接撞进来，见陆大夫正在躬身检查诊床的患者，也没打招呼便坐在陆大夫的椅子上。待患者从诊床上坐起，陆大夫边讲着诊断结果，边将身体扭向坐在椅子上的人，他乜斜眼睛只是瞥了一下对方，声音不大地呵斥道：“你起来。”

对方觉得自己也有些随便，慢慢地站起来，对着陆大夫说：“我要跟你说一下我女儿的点脚。”

他还未说完，陆大夫突然拽住对方的上衣前领，往外一㩐，对方一个趔趄，再回头望时，陆大夫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坐椅上。

这个领导霸道惯了，还没见过谁对自己这么威风过，高声叫喊：“你是什么破大夫！还敢对老子动手？”

陆大夫不动声色地说：“我要给你立点规矩，这是大夫坐的椅子，你不能随便坐。”

听到喊声，陪同他的随行人员，去找院领导一起过来，刚好到诊室门口听到里面有吵嚷声便闯了进来，其中还有刚过来的医院副院长。

陆大夫对其他人并不理睬，只是对护士质问：“不应该排到这个人，怎么让他进来的？”

护士不敢回答，用眼睛瞟向那个副院长。副院长忙接过话去，介绍说：“这是路局领导。”

副院长还报上了领导的姓名。陆大夫他早就知道这个名字，并没搭理副院长，还是针对护士说：“在我这里只有患者，没有干部和工人，全都一视同仁，要有先来后到，即使是领导，也应该排号出去候诊。”

看到几个人还在犹豫，陆大夫站起身，吼道：“如果你们不出去，那我出去！”

副院长知道陆大夫的脾气，忙拉着那个领导走了出去。那个领导憋了一肚子的气，等排到号，才领着点脚的女儿进来，本以为陆大夫会刁难他，陆大夫虽没有搭理他，却和颜悦色地对待他的女儿，问长觑短，在诊床上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然后坐回了椅子上，对站在一旁的局领导说：“你女儿的骨骼长成了，没办法再做手术矫正了。”

领导这回进屋后没敢造次，一直静静地站在一边，等到陆大夫确诊后，陆大夫说出这个意见，他以为这是先前的蛮横得罪了人家，才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他有些急了，吼道：“我命令你，治好我女儿的病。”

“对不起，哪个大夫也不能包治百病，除了骗子才会那么说。”陆大夫并没在乎对方的粗鄙，仍耐心的解释说：“不要以为刚才你惹了我，我会报复你，医生有医德，不会拿患者做条件。我能为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做手术矫正，而你的孩子过了发育的年龄，我也感到遗憾，你那命令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指挥不了我治好你女儿的点脚。”

这个领导碰了一鼻子灰，看到陆大夫不再理睬他，喊护士让下一人候诊人进来诊病，他只好带着女儿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多年后这个领导问题得到了平反，重新恢复当上了铁路局的总工程师，主管文教卫生系统，铁路局成立卫生学校时，他提议让陆大夫去卫校任校长，说要让陆大夫更好地把技艺传给下一代医生。

陆大夫学有所用，他将刘老师传给他的治疗烧伤和陈教授的手术技法的完美结合，救治为扑灭山火烧伤的战士们，一直被传为佳话。

锦州那年遭遇史上罕见的山火，烧掉了城边的大部分山林，部队紧急出动，在扑灭山火的过程中，风大火急，把战士围困在了火灾现场，还牺牲几名战士，其他被圈在火场里的战士或轻或重地被烧伤。当时部队医院告急，急需地方支持，可那时的医疗水平有限，不能及时为这些伤员进行手术。有人提到了铁路医院陆大夫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所在部队的军长马上派遣部队医院院长前去铁路医院求援。

部队医院院长以前与铁路医院打过交道，他们坐车赶到的时候，那时陆大夫正在挨批斗，在批斗现场领头者坚决不放人，说：“这样的人哪能去抢救亲人解放军，你们信得过他吗？我们可不放心啊。”

部队医院院长说：“情况危机，伤员命在旦夕，急需陆大夫这样的专家帮助抢救伤员。”

对方置之不理，他费尽了口舌也没能打动对方。

部队医院院长无奈，火速坐车赶回去汇报。军长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命令带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坐车，跟着他亲自去抢人。当他来到了批斗现场，那个会场的领头者不知深浅，过来阻拦。

军长掏出皮带套中的手枪，对天放了两枪，喊道：“我是×××军长，抢救伤员是军事任务，谁敢阻拦，军法从事。”

看着战士们将清一色的冲锋枪对着他们，那几个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还胆敢说半个不字，乖乖对陆大夫放行，眼睁睁看着部队医院院长拉着陆大夫钻进了军长的小轿车。

陆大夫用从刘老师那里所学到的治疗烧伤的方法，与陈教授培养出来的手术技法相结合，那几个病危的伤员，不仅转危为安，还康复如初，重返部队。部队以借调方式，让陆大夫在部队呆了一年多时间，才重回铁路医院上班。

军长仍不放心，特别关照刚去铁路局军管会的领导，说：“陆大夫是我们部队的恩人，你们千万不能怠慢人家，若谁要再敢为难他，我绝不答应。”

在铁路地区更加广泛流传的故事，就是他与王一刀的恩怨。

两人同为人称的一把刀，还师出同门，都是陈教授带出来的师兄弟。王一刀毕业时，陈道光教授正在触及灵魂靠了边，再无收拾陆大夫那股的牛气，王一刀在陈道光的授意下，让他投奔师兄陆大夫这里来了。

两人都是受到陈道光教授的影响，脾气秉性差不多，说话办事喜欢直来直去，从不掖着藏着，技术上也显出陈教授带出来徒弟的风彩，不长时间，王大夫便崭露头角，当然这与陆大夫的提携帮助分不开的，很快王一刀的名声也很响亮，不比陆一刀的水平差多少。陆大夫并不嫉妒，他已经是外科主任了，在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威，还提名让王大夫担任了副主任，王大夫也有些飘飘然。

在一次由王大夫主刀的手术讨论会上，两人的方案发生了分歧，两人因性格使然，在争论中互不相让，陆大夫认为这样的手术属于投机取巧，要冒很大风险。王大夫却固执己见，不顾陆大夫提醒，执意采取这样的手术，并坚称自己的正确，还说出现任何事故，全由他一人承担责任。

手术果如陆大夫所料，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问题并不大，算作手术上的疏漏，这种疏漏其实在其他大夫那里也会经常发生，只需简单说明一下情况，稍做掩盖即可。可对于陆大夫那种精益求精态度，他言辞义正地说：“这在之前已经预料到了，何况你还坚持要对此承担责任，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王大夫自知理亏，开始说小话，说：“我在科内做个检讨，不要作为医疗事故上报院方。”

他本以为师兄会放他一码，可陆大夫却要按规章原则办事，没给王大夫留这个情面。王大夫因这个事故受到了院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颜面扫地。

两人从此闹掰了，在一个科里互相不说话，开会布置工作时，也会南辕北辙，很难配合。

一山不容二虎，这么两个权威人物，对于医院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做了多次思想工作，两个人都是倔脾气，互不相让。医院领导只好研究，特意成立了肿瘤科，把陆大夫调过去当主任，为的是避免了两人的冲突。

老陆去世后，老陆的儿子从瑞士赶回来为父亲料理后事。我把老陆的家世跟老陆的老伴和儿子说起时，他们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看起来老陆很少对家人谈及。

老陆经常跟我讲起他父亲的磨难和经历，有他的考量。

我曾对他说过，这是小说的好题材。

老陆非常高兴，说他愿意为我提供更多的素材。

我确实一直想以老陆父亲的经历写一篇小说，我做行政工作后，多在忙碌闲事，写得小说也不多，老陆家世题材小说的计划也搁置下来，觉得老陆在身边，只要想起就能信手拈来，有什么搞不准弄不清的事，可以咨询一下，尤其是陆大夫老师的姓名，他说得清清楚楚，还会说到他们教育出来的那些学生，都是国内医学界的大咖。不只是我没有想到，恐怕连老陆自己也没料到会离世得这么早吧，我在写作中，只好将陆大夫两个老师的名字用化名代替了。

老陆早就对自己的身体有过判断，早年他从不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他说父亲曾对他说过，所有的疾病都是通过体检检查出来的。他在去世前的一个星前，曾经感到胸闷上不来气，他老伴还叫了120，可到了医院，他缓解过来后，无视大夫让他住院检查的要求，如果当时重视起来住院治疗，可能会避免发病。

老陆家住的是越层的房子，他去世后，我们五个人从他家二楼把他抬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抬上殡仪馆的车。看到老陆僵硬的尸体，悲从心来呀，我不禁落泪，对着即将离去的殡仪馆车，说：“老陆啊，你才刚到六十四岁啊，你不是说过要努力超过父亲去世年龄吗。”

我调入电子教研室之前，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年龄都在六十五岁。有一段时间，老陆妹妹得癌症，他每个星期都要乘坐火车去天津买药，那一段时间他还要去护理自己妹妹，很劳累很辛苦，可最后也没能挽救妹妹的生命。

妹妹去世后，老陆难掩自己的伤心和悲痛，他对我说：“自己肯定跟父亲一样死在心脏病上，脾气不好的人多是心脏有毛病，而且死得早，我家人的寿命都不长，我恐怕都活不到父亲的年龄。”

我说：“不会的，你应该能长寿。”

我进一步开玩笑说：“你没看通信专业的老师都长寿吗。”

我们学校主要有三个专业，除我和老陆同在的通信专业之外，还有运输和信号专业。说来也奇怪，那两个专业七十五岁以上的老教师所剩无几，通信专业高至九十几岁的老教师还依然健康，可老陆仍悲观地说：“也许会从我这里开了先例。”

当时我还说他这是胡说八道，谁会想到他的话一语成谶，他的去世等于从通信的教师中间撕了个口子。

他的身体看上去不错，经常骑自行车锻炼，他的血压从我认识他时开始，一直很低，确如他所说，他脾气不好，可能影响到他的心脏，我知道他有三次犯了心脏病，还都是我带的速效救心丸起了作用，一次是喝酒，一次是紧张过度，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讲到了血。

那是一次在饭店聚餐，我讲述去阜新回来时乘坐的出租车，那个司机跟我讲到被抢劫的亲身经历，当时那个司机还撩开衣服向我展示了身上被扎伤的伤痕。

谁也没想到老陆竟然从坐的椅子上滑落到地上，我们扶起他时，他的脸色苍白，牙齿紧咬，我们都被他吓坏了。我当即拿出救心丸的药葫芦，掰开他的嘴，将药丸送了进去。有人可能会质疑我为啥总揣着这个药丸，一是老父亲患心梗后常犯病毒，需要及时吃药，我就将药带在身边；再有就是我从自动通信的实验室工作开始，心律不齐，可能可能因为交换机设备不规律的响动造成的。签于两方面的原因，常揣着药葫芦，让我有备无患。可我自己却从未用过，每次都用在了别人的身上。

待老陆满血归来，他告诉我们说他晕血，奇怪的是，咋能听到别人流血自己还能晕，他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他进一步透露，说这一点他也随父亲，他父亲也晕血。

我非常震惊，问：“外科医生晕血怎么为患者做手术？”

老陆解释说：“他晕的是自己的血，为患者做手术没问题。”

我嬉戏道：“我只是说到了血，你就晕了，看起来你还不如你爸呢。”

“所以说我肯定活不过我爸。”

老陆又一次说到了死，我再次说他胡说八道。就是在那一天，他说到父亲的去世与那个王大夫王一刀有关。

在铁路医院住院处干部病房的阳光室，陆大夫和王大夫两个“一刀”不期而遇。

陆大夫平反恢复了党籍，同时提任了主任医师的待遇，按照他的资历能力早应该是这个职称了。到了退休年龄，又延长工作四年多，在他多次要求下，考虑到他的心脏问题，才勉强同意让他离休。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干部病房阳光室，顾名思议是有阳光的地方，弧圆形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构成，是那些享有相当级别住院领导休闲交流的地方。因心脏病住院治疗的陆大夫站在了窗前，他的目光炯炯，凝望着外面景象。

这时节群芳吐艳，鲜花盛开。王大夫走过来，停留在与陆大夫站立距离的不远处，他不安地向这边张望，待他确认对方是陆大夫后，将目光远眺，投放到另一方向上。

在外人眼里，这两个窗前神情黯然的男人，默默无言，形如陌路。可在这里住院的铁路干部，或多或少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都在静静地期待两人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陆大夫已经注意到不远处的王大夫，他岿然伫立，不愿自己的挪动破坏这一刻的宁静。王大夫内心也在煎熬，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打破这种宁静，这时，他听到陆大夫那边发出哎的一声，这种声音便在王大夫耳边盘旋，似一声长啸，他忙扭过头去观望。

陆大夫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只是将手伸到了窗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王大夫看到一只喜鹊飞过来，停栖在窗前那棵槐树的枝头。王大夫知道这“哎”声是冲着他发出的，不知自己应该寻找什么话题来回应对方的呼唤，若用对方关注到的喜鹊报喜之类的语言来打破这一局面，又觉得有些庸俗，正在踌躇，他听到陆大夫说：“那棵槐树是我来医院那年栽下的，现在已经是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了。”

王大夫不禁为陆大夫的聪明而赞叹，他巧妙地选择了那棵槐树来打破平静，其所指不言而喻，王大夫横向挪动脚步，向陆大夫靠近一些，说：“我来的时候，它还没发育起来，充其量还算是个青年，现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

陆大夫笑了，随着笑声转过身来，当两人的目光碰撞的那一刻，陆大夫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们相对无语，尴尬地对恃着。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这样相对而立，在对方的眼里都感到了陌生，从各自的脸上却找到历史留下的岁月沧桑。

刚才阳光室内的喧嚷似乎一下子平静下来，寂静如止水，只有从开着的窗中吹来一丝风声，搅得室内泛起些许的涟漪。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持续到陆大夫主动问道：“你到干诊病房来干嘛？”

王大夫才松驰下紧绷的面容，说：“我也是来住院的啊。”

“你小小年纪，怎么还住院？”

“小年纪？我都快退休了。陆大夫，你因什么病住院啊？”

“心脏，我猜你也是因为心脏来住院的吧？”

“对呀。咱们都是陈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样的脾气，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陆大夫显然不认同王大夫的观点，说：“陈教授那么大的年纪了，人家心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跟咱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想法很简单，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的压力。”

陆大夫长叹一声后，说：“咱们的陈教授前两年还来找过我。”

当年中央领导为了保护陈道光，将他调到北京工作。前两年陈教授专程来找过陆大夫，当面对陆大夫表示了歉意，并要将他这个国内第一弟子带到北京去工作。陆大夫婉言谢绝，说：“现在我也老了，孩子们都在这里工作了，儿子成家了，不去了。”

这是铁路医院的一大新闻，作为陈教授的另一个弟子的王大夫哪能不知道，他还是院方重要的接待人之一。

王大夫兴奋地说：“陈教授那个人啊，人老了，也懂反思了。”

陆大夫感慨万千，“像这样一个在美国教育出来的人能被改造过来，不易啊。”

“他那个儿子也随他父亲性格。”

“那个纨绔子弟？”陆大夫问。

“可不是，他游手好闲，他爸也不管他，说美国的孩子都是这样教育长大的。”

“从小我看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是啊，他爸倒霉时，让他学门手艺养活自己，人家却选择了玩象棋，很快便在全国赢得了名次，还进了国家队，现在成了国家教练。”

“他妈的，玩也能成职业。”陆大夫有些忿忿不平。

王大夫跟着发牢骚，说：“如今改革开放，经济搞活，人的心眼也活泛了，铁路主要重视运输生产，哪里还顾及到社会化的教育卫生单位呀，铁路在人事要求还严，医疗人才引进不了，好苗子都流失到地方医院去了。”

陆大夫长叹一声，说：“教师和医生要把工作当事业，千万不能当职业啊，学校医院一旦社会化，变成商业去赚钱，那就是害人啊！”

陆大夫的吼声，惊吓到一圈还在观望他们谈论的患者，紧张地看着他们。两人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王大夫说：“难怪人家都说咱俩人就是一对叫驴，不能栓在一个槽子上。”

两人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但觉得嘴里却是涩涩的，没有了好滋味。因为这句话触及到了他们的矛盾冲突上，破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气氛，笑容渐渐地从两人的脸上消失，接下来的又是沉默。

陆大夫再次打破了宁静，揶揄说：“如果没有那次事故，也许你现在会当上院长。”

两人虽有嫌隙，但王大夫听来，这话里并无恶意，说：“哈，哪会有这样机会，不过当时我确实认为你应该替我隐瞒一下，你是头儿，是权威，外人又不知道，很容易隐瞒。”

“那时，我也太偏执了，事情并不大，义气用事。”

看到陆大夫表现出了惭愧，王大夫受到了鼓舞，真诚地说：“你做得对，其实我内心挺佩服你的，只是面子上过不去而已。”

陆大夫脸上露出了光彩，说：“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也挺难受的，但在这件事上我从没后悔过。”

“哈，这也算是大义灭亲。”

两人突然都收住了话头，陆大夫指着旁边的藤椅，说：“咱俩别总这么站着说话，腿都站酸了，还是坐下来聊聊。”

“好哇，好多年咱们也没说过话了，多待会儿吧，这里有种清新。”王大夫一指绿树成荫的窗外，一群飞鸟掠上蓝天，自然让人心胸开阔，情意也随之荡漾。

陆大夫确实感到腿酸，腿脚有些不灵活，刚迈步便踉跄了一下，王大夫忙伸手去搀扶，陆大夫显得难为情，他们很多年没有这样的接触了，也伸过手来，挽住了对方的胳膊。两人互相搀扶着，分别在相邻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陆大夫感慨，说：“都到了这个年纪，需要人扶了。”

“嗨，还说你的年龄，如今我也快退休了。”

“说到退休啊，专家呀权威有什么用，地球离开谁都能转。”

“其实咱俩人就是一个脾气，一种类型的人。”

“还不都是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吗，属于一路货色，谁也别去挑谁了。”

“如今咱们儿女都大了，人家才是正青春呢。”

“我都有孙子了，还有啥计较的。”

两人凝望着对方，无言地笑笑，然后，王大夫主动地把手伸了过去，诚恳地握住了陆大夫的手，陆大夫把另一只手坚定地握了上去，两人彼此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窗外吹过一股清风，吹乱两人的头发，他们却浑然不觉。

那天老陆送晚饭时，陆大夫兴奋说起他与王大夫见面的经过，说他们聊了整整的一个下午，说到了彼此很多熟悉的人和事，还让老陆过去探望一下他王叔。

老陆答应父亲后说：“这么空手去见王叔也不合适，明天过来时，我买些水果。”

陆大夫点点头说：“那就明天吧。”

老陆在当天午夜接到铁路医院的通知，告诉他父亲心梗去世。他十分的震惊和意外，但冷静下来后，联想到了父亲去世与王大夫最后的交流，也许那就是一种天意，两人那么巧的在同一时间住进了干部病房，还会碰面坐在一起，敞开心扉，消除两人的误解，也许陆大夫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从而放下彼此的心结，了却他的一个宿怨吧。

写到这里，我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不知是否还能记起老陆的手机号码，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年时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个手机号码，一旦想到，脑海中立刻欢快地跳跃出130xxxx1336那串闪亮的数字。我还产生了某种冲动，真想将这些数字在手机中发送出去，我将满怀某种期待，收听到老陆的声音，他总是先顿一下，才会张口说话。

【作者简介：力歌，作品曾用名张力、力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锦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教授。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400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报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官殇》5本、小说集《两个人的车站》《家在远方》等8本，出版其它文学集6本，获辽宁文学奖及国内各种文学奖30余次，首批锦州文化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