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路径 ——读石祥《鲁迅辑校古籍考》
发掘与整理文献，近年来这一工作越来越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其潮流后的关切主要在于，希望以文献重整为过熟的文学史叙述寻找调整、突破的可能，以及继续学科历史化、科学化共识的建设。“文献”受到如此注目，其所涉及的问题、概念、工具、方法等的界定则显得相当重要。而就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对文献理解的共识尚未形成系统，仍在探索之中。在大量的相关工作中，优秀的个案研究从直面文献的实践中来，处理重要问题，而能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其对学科的推动意义无需赘言，石祥《鲁迅辑校古籍考》一书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一类研究成果。
《鲁迅辑校古籍考》关注的核心文献是鲁迅辑校古籍产生的手稿，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鲁迅辑校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岭表录异》等十几种古籍进行考索。其研究的方法具相当的自觉，基本统一为：将文本还原到手稿这种文献状态，从手稿本身的属性——物质性与流动性出发，发掘手稿的过程性痕迹，推拟鲁迅如何将散碎的材料逐渐组织形成有意义的文本结构，进而在动态的过程中勾勒文本的生成链条，以至于探求文本背后的见解、知识、能力的生成。
理解《鲁迅辑校古籍考》的方法论，重点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本书特别强调要将鲁迅辑校古籍的文本还原到手稿状态，而不是仅视之为未完成的史料呢？这里以本书中最精彩的两章——对《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嵇康集》的考索为例，稍作讨论。
《会稽郡故书杂集》是鲁迅辑录的古逸书集，收入八种六朝时期的会稽人物传记与地志，有1915年在绍兴刊行的木刻本，也留下了相当的不同时期的相关手稿。在前研究中，相较于印本，这些未定的手稿主要被作为一种前置资料使用，而本书的工作则聚焦于手稿本身，讨论辑本生成的动态过程。考校的起点，是尊重手稿的本来面目，并不后视的将其作为连贯一体的稿本，而将多件手稿各自还原，视为独立起讫的单位。在此基础上，明确各件手稿的先后生成关系，进而勾连文本的链条。其中最大困难，在于各手稿多数未标署时间，难以获得直接证据。本书则找到了一个具相当信度的参照系以推定手稿书写时间，那就是这些手稿的物质载体——“格纸”本身。参照书写时间明确的鲁迅日记等，鲁迅对不同形制的格纸的使用时段被复原，进而与各件手稿所用格纸对照，构建起历时的参照物框架。本书的考校工作，也往往从这个物质的参照系出发[1]。就此，《会稽郡故书杂集》九件手稿的书写时间由此得到逐一确定，并被还原为1910年夏至1914年秋的时空坐标系中的九个固定节点。则《会稽郡故书杂集》文本生成的链条关系，被清晰勾连出来。至于本书作者对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的辑录原则的关注——佚文长编的材源、辑本编次布局的结构、佚文校勘与拼合原则及笺释性案语的层累，则以手稿生成链条为基础，在细部的展示和比较中得到很恰切的解答[2]。
第五章处理鲁迅辑校《嵇康集》，是本书另一相当具示范性的案例。作为鲁迅用力最深且深怀寄托的辑校古籍，《嵇康集》当然颇受关注，虽然鲁迅生前未及刊出本书，从他身故后的1938版《鲁迅全集》起，鲁迅的《嵇康集》校本即多次得以出版。而以定本形式出现时，鲁迅校《嵇康集》最具意味的地方——文本所附着的跨越近20年的长期工作、其内部的重叠参差及其对话的外部对象往往难以得到展现。本书工作的意义，则在于将《嵇康集》鲁迅校本内部的流动性及其对话对象再次发掘出来。本书仍以诸手稿用格纸为参照系，兼用鲁迅日记等，鲁迅抄校《嵇康集》的四件完整手稿及十四件零散手稿首先被按时序排布，形成一个完整的稿本链条。基于这个链条，鲁迅校勘的全过程得以连贯的展示出来。而《嵇康集》诸校本手稿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留下的大量批校语。这些朱墨两色的痕迹，多经过以其他刻本比勘鲁迅所选定的底本产生，结合手稿内外的双重证据，静态的痕迹可以被再次激活。例如，本书通过对校语在手稿中所处天头、地脚或文句中的位置关系的形态特征，校语的文句标识等细节的探索，结合鲁迅所用参校本，鲁迅比勘《嵇康集》文献的步骤可以基本还原出来：“《文选》-《晋书》-《三国志》-《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乐府诗集》-张燮本-《古诗纪》-《初学记》-张溥本-汪士贤本-赵桢本-程荣本”[3]。此链条一经复原，鲁迅辑校古籍注重从成书时间早的总集、类书中自我搜寻，而对年代较近的刻本使用相当谨慎，不重对校而重他校，其处理古典文献的原则昭然。这样的基于微观的详尽发掘，在作者对鲁迅辑校《嵇康集》手稿的考述中屡屡可见。其意义不仅在于如作者所述——提供我国清代以来形成的校勘法的一个过程性实例，更在于其以实证所触及到的文化转折期的问题——鲁迅等中国近现代文化人对中国古代世界文献流转传播的认识及态度。
经以上讨论，我们或可理解从尊重文献本身的属性出发，关注文本的文献状态的重要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这种认知不仅意味着某种新的研究方法的生发起点，也应逐渐成为我们历史化的理解中国现代文本的常规维度之一。《鲁迅辑校古籍考》所以能就一个经典话题而做出相当具新意的研究，正在于研究者尊重手稿这种文献类型本身的物质属性，在文本特定的文献状态中讨论其特点。相较于对文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文本的文献学研究从细密的实证研究出发，同时应具备想象力，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而《鲁迅辑校古籍考》作者石祥所兼具的来自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术训练，书籍史研究的眼光，以及不拘泥古典的古今结合的视野，正符合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能力要求。至于选择鲁迅的相关文献为对象，则应与作者近年来参与《鲁迅手稿全集》这一出版工程的整理工作有关。作者负责其中“辑校古籍编”的编纂，接触到相关手稿的全貌，为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七编近八十册，扩大了鲁迅手稿的界定范围、交代每件手稿的物质形态等信息、尽量以原貌影印出版，在这样的编纂思路下，相当的文献属初次面世，也体现了学科对文献理解的加深[4]。综而论之，《鲁迅辑校古籍考》是新的眼光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文献建设的系统工程的切实的收获，同时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这个新领域的一种路向。
方法论外，笔者还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出发，谈谈读《鲁迅辑校古籍考》的收获。在“鲁迅研究”中，一直有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鲁迅的文学生涯中，是否存在某个原点性的东西？这个存在往往被传记性的嵌入鲁迅的某一生活时期。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则是竹内好的观点：作为“鲁迅的传记中”“最不清楚的部分”，鲁迅于北京绍兴会馆“埋头于古籍”的时光，“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5]。“回心说”将“黑暗”与“无”作为鲁迅的抵抗性的文学原点，同时，采信了鲁迅《呐喊·自序》中基于文学革命的后视视角所铺陈的自我描述，基于以上认知，得《新青年》约稿前鲁迅“钞古碑”的几年京华时光，被竹内好视作鲁迅文学的原点时刻。随着“回心说”作为对东亚文化现代性反思的一种观点被接纳，鲁迅自谓的“钞古碑”也就越来越蒙上了具象征性的神秘色彩，被作为“暗黑的断层”时刻，刻意维持着它的 “不明”[6]。作为思想者的结晶，竹内氏的理念相当具冲击力，然而，将某一时点赋予某种神启式的意味，进而将这个时点联系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本人一起独异化，固然刺激醒目，却令其脱离于其本可以联结到的真实时空坐标中，此时点连同它指向的人物及事件也易沦为一种极化的空洞的符码。
竹内好所谓鲁迅回心的这个时期，即1912年5月鲁迅赴北京，至1918年4月鲁迅作《狂人日记》正式加入《新青年》集团。这六年间鲁迅始终在教育部工作，政余的收获即《鲁迅辑校古籍考》讨论的主体——鲁迅所辑录的大量文史古籍手稿。那么问题在于：这些辑本是否仅如鲁迅自谓，是为了驱除个体的“寂寞”来“麻醉自己的灵魂”[7]的药呢？换句话说，这些辑本是否仅可视作鲁迅个体的选择与抵抗？也许还要从那些看似沉默的手稿处寻找答案。1913至1914年，鲁迅曾校录《云谷杂记》一书，这是本不甚知名的宋人笔记，在鲁迅校本中也不算重磅，不过，石祥在考证此书的鲁迅辑本与明抄本《说郛》间的关系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旁证：鲁迅其时的教育部同事张宗祥曾回忆，鲁迅校《云谷杂记》前后，向张宗祥称赞明抄本《说郛》为佳，引起了他对此书的兴趣，后来张宗祥完成《说郛》的整理，就从这里来。同时，鲁迅还建议张宗祥把丛书堂抄本《嵇康集》抄录出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经石祥考证，张宗祥的《云谷杂记》校本与鲁迅的同书校本手稿确有参考关系，他的回忆不虚[8]。更值得注意的是，石祥继续钩沉，将这种文本的比较链条扩展到其生成之时所处的社群关系中去，查证到张宗祥自编年谱中对1914年前后活动的自述：“政余，乃得从事钞校。同志者，周君豫材，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赵君慰苍，贵州同年也。而不厂、蓬仙、子庚亦相继过京，任教职。旧友云集，有书相假，有疑相质，为乐殊甚。”[9]并参证鲁迅其时日记和《嵇康集》校本跋中记录到的张阆声（即张宗祥）及赵桢（即赵慰苍）活动，以见这段“有书相假，有疑相质”的交往之密切[10]。作者很谨慎，将这段因缘的发掘作为对《云谷杂记》手稿考证一章的余论，而它能帮助审视的问题其实颇为关键——即新文化运动，或谓“五四”的层次性。“钞古碑”确实可视作鲁迅加入文学革命的前史之一，但它指向《新青年》外的另一个集体。鲁迅其时对古典的整理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而属于教育部内外的一团友人的集体行动，其志趣、方法颇为一致，且与他们在教育部的政务（如京师图书馆的值守）联系。此外，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及其后，仍继续着他辑校古籍的工作，并以之为自己的文学史以至古史研究基础，换言之，“钞古碑”不仅止于“无”，而指向有——基于重整文献，自觉的对中国传统进行审思的准备。考察辛亥后鲁迅辑校古籍的文本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史，是个能把“五四”的焦距稍稍拉远的好例子：作为一种暗面功夫，“五四”文化的开创者们及“五四”本身吸收了同时代者的营养，或谓之对不同源头的近历史的继承，这些没有被言明的部分造就着“五四”本身的复杂层次，“五四”的活力也往往源于这些非单一的层面。而如果缺乏对其时文献的实证性的审慎体察，则难以勘破其隐藏的符码，也就只能为亲历者的叙述或后世的预设所困，更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理解文本及其所处的世界了，这也正是文献学特有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
进一步说，对以历史中的文本为核心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文献学从文本的物质属性出发，文学批评关注文本的审美问题，历史学（文学史）则将文本作为各种社会历史力量的交汇点，三者有所区别，又互相交叉，应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研究方法的三足鼎立。而相较已较成熟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研究，文献学的方法进入能如何激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和另两种方法结合，共同发酵与处理新的真问题，相当值得期待，这也是文献学作为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路径的最大价值所在。
作为余话但不算题外话，笔者还想对《鲁迅辑校古籍考》的文献源头，即2021年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提个小愿望。作为现今收录最全面并富含大量新面世文献的鲁迅手稿集，《鲁迅手稿全集》对研究者及爱好者的吸引力毋庸置疑。不过本书达78册、3万余页的体量，且印制精美，造成其定价不菲且所占空间巨大，因此往往被作为有一定实力的图书馆的妆点，高阁束之，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编委会能不以2021版的出版为终点，继续手稿的数字化建设，形成相关数据库平台，那么，不仅能继续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且能更普惠的共享于大众，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一个典范，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如此，嘉惠学林，善莫大焉。
注释：
[1] 参见石祥：《鲁迅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1-20页。
[2] 参见石祥：《 <会稽郡故书杂集> 的生成：基于鲁迅诸手稿的文献学考察》，《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3-52页。
[3] 参见石祥：《鲁迅辑校 <嵇康集> 考》，《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155页。
[4] 参见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
[5] 【日】竹内好著 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6] 【日】竹内好著 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7]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8] 参见石祥：《鲁迅校录 <云谷杂记> 考》，《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311-315页；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第1期。
[9] 张宗祥：《冷僧自编年谱》，《张宗祥文集》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467 页。
[10] 参见石祥：《鲁迅校录 <云谷杂记> 考》，《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