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人不是男人犯错的庇护所

第一次阅读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是几年前的事，当时买的并不是最有名的那本《逃离》，而是《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这是一本有点像长篇小说的短篇小说集，故事与故事之间存在着关联，描绘了一个加拿大小镇女孩的成长，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熟悉门罗的人都知道，那些关于狐狸养殖场的经历正是来自她真实的生活。

加拿大时间5月13日晚上，门罗去世，北京时间5月15日，看到新闻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表达震惊和悼念。喜欢的作家去世五十多天后，尚且没有从这个消息中缓过来，紧接着又看到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她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在加拿大《多伦多星报》上公开发文，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遭受继父杰拉尔德·弗莱明侵犯的经历。起初，朋友告诉我这个炸裂的新闻时，我第一时间拒绝接受，猜想门罗并不知情，或许是因为担心母亲知道才在她去世后说出来，可是根据小女儿的描述来看，门罗对于侵犯是知情的，但没有和受害的女儿站在一起，而是继续与丈夫一起生活，将暗处的秘密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并不了解门罗的第二段婚姻，对小说的关注大于对作家本人的关注。门罗的小说给了我很多写作的启发，我不愿意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希望出现反转，但却看到更多佐证的消息，甚至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件事对我的冲击比想象中更大。不是要为门罗辩驳，我也并不想讨论门罗是个怎样的人，而是说这样的情境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女性身上。三十岁的我即将面临做妻子和做母亲的课题，从女性角度，我更想知道自己怎样看待这类事情。

门罗小说中的女性似乎都倾向于原谅犯错的男性，即使因为忍受不了对方的错误而离开，最终还是会找到软弱的借口，重新靠近。这么做究竟是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的错误，还是不能接受他人的错误？我一直不太理解门罗小说中女性对男性的过度包容和原谅。有一次在课堂上分享《苔藓》——这篇小说没什么名气，很少有人知道，收录在《爱的进程》里——小说讲述了一个习惯性出轨的男人，他无数次得到妻子的包容和谅解，他们结婚二十一年，分居八年。有一天，男人大卫带着现任女友凯瑟琳去拜访妻子斯泰拉，两个女人居然都接受了见面。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凭什么可以带曾经出轨的情人来再度伤害她？后来想想，他之所以伤害她，或者能再度伤害她，是因为她接受了他的那些伤害，她难道已经不再受伤？她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原谅来报复大卫，这成为这对男女之间畸形的默契。

凯瑟琳虽然也有同样的倾向，但斯泰拉甚至有些享受，她的潜意识似乎在说：你无论再怎样得到这个男人，也同样会遭受与我一样的境遇。更令人费解的是，大卫向斯泰拉透露自己看上（即将出轨）的女孩是凯瑟琳教书的艺术学校里的学生。我觉得斯泰拉此时应该将他轰出去，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他在无视和挑战妻子的尊严。当然，如果斯泰拉能做出这种举动，她就不会允许他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当他向斯泰拉炫耀女孩的照片时“带有一种刻意的，残忍的甜蜜”，尽管照片有些褪色和不清晰，斯泰拉还是看出那是什么，却装作没看出来，她说那是苔藓。她骗他，或许是为了骗自己，那团被她形容为“苔藓”的地方，是女孩身体的隐秘之处。斯泰拉完全可以和这个糟糕的男人断绝往来，可她不仅没有，还与他和他现在的女友一起聚餐聊天，像好朋友一样，连凯瑟琳都感到不舒服了。得知丈夫秉性依旧时，斯泰拉叹了口气，一面是哀叹，一面是释然，凯瑟琳也并不例外，与斯泰拉当年的处境一样。由此可见，对待照片里的年轻女孩，斯泰拉有种过来人的忧愁与心满意足。她不彻底离开他，或许是为了看到这些女性的结局，再或者，她习惯了与这个男人扭曲的相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健康正常的爱和亲密关系。那块“苔藓”始终让我感到不安，当我看到门罗包庇丈夫的新闻时，它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门罗还有一篇小说叫《庇护所》，父母去非洲支教，“我”被寄养在姨妈家里，姨妈面对专制的姨夫非常顺从，她明显感受到自己被禁锢与控制，但门罗没有完全批判这种控制。在“我”家里，孩子是可以跟父母争辩的，夫妻之间也可以据理力争，但是家里却缺少秩序感和温馨的氛围。小说提到“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人提供一个庇护所”，“我”不确定从哪里看到这句话的，但确实蹦出这样一句话，既没有认同，也没有反对，但“我”知道妈妈会对这样的表达很厌恶。以前阅读时，我会以为门罗是站在妈妈的位置，如果小女儿说的是真的，门罗或许更认同那位姨妈的态度。

家庭中的成年人应当为未成年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庇护所，而不是让女人为男人提供庇护所，更不应该为犯错的男人提供庇护所，如果不能纠正他，就请交给法律和其他社会组织。如果我是门罗，出于愤怒会先给这个男人一个耳光，然后再确认真伪，有必要的话会走法律程序，并带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但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母亲应该为女儿做出的反应，如果孩子说谎，同样应该惩罚，让她知道自己和他人名誉的重要性。但宁愿信其有。

生活本身没有错，错的是选择让谁留在身边

门罗的父亲鲍勃·雷德劳是加拿大威汉姆小镇当地的农民，经营一个狐狸养殖场，母亲安妮·钱梅尼曾担任小镇学校的校长，由于受到二战的影响，国内经济萧条，家里的养殖场最终破产，遭遇打击后，母亲于1943年患上帕金森综合症，门罗只要放学就会立刻跑回家帮着干活，属于自己的课余生活并不多。十七岁时，她在多伦多的大户人家里做仆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小镇女孩”身份，往后的人生经常体验到这种身份带来的落差感和边缘感。她选择逃离小镇的方式是辍学，并与学长吉姆·阿姆斯特朗·门罗结婚，他们于1950年的圣诞节宣布订婚。

这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差异很大，吉姆是历史系的学生，平时喜欢古典音乐和歌剧，从小生活在多伦多地区的富人区奥克维尔市。父亲是百货商店的一名高级会计师，生活条件优渥。相比之下，艾丽丝的出身显得非常贫寒——父母是威汉姆小镇的劳动阶层，讲话有浓郁的小镇口音——她平时非常喜欢个性的服装打扮，这与她的出身形成一种矛盾的张力，也为她后来的婚姻埋下不和谐的因子。吉姆从历史系转到艺术学专业，与未婚妻一起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类的课程，这样他能够提前毕业出去工作。门罗没有钱支付后面两年的学费，又不想继续回到小镇，1951年12月29日，她选择与吉姆在威汉姆镇的联合教堂举行婚礼，正式成为门罗太太，在温哥华定居。门罗似乎成功逃离度过童年与少女时期的小镇，她未来还会是享誉世界的诺奖作家，直到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弗莱明在一起后，门罗重新回到安大略省，此后一直住在小镇。她写作的根在这里，或许弗莱明能让她做回那个“小镇女孩”，但是她背叛了最初的逃离。

在《逃离》这篇小说中，女主角卡拉同样通过婚姻缔结的方式逃离原本的生活，后来又想逃离这段婚姻，这似乎也是门罗自己的人生写照。不同的是，小说中卡拉的家庭背景要优越于丈夫克拉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种自我补偿的做法，毕竟门罗的自尊心很强。克拉克对待卡拉的态度很是傲慢和轻蔑，卡拉坠入自己编织和想象的爱河，她和克拉克之间都没有那么爱对方，卡拉更多是想逃离原来的环境。作为成年女性，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一定非得依靠结婚这种方式来寻求新的人生，她可以交新朋友，参加一些社会组织和活动，可以去工作或是学习新技能。她至少先学会一个人待着并面对生活里的事情，尽可能了解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再选择伴侣会明智很多。

门罗人生中的第一次逃离可以理解，毕竟每个人的成长都要至少经历一次从原生家庭的逃离。第二次逃离勉强也能理解，因为她和丈夫吉姆的成长环境很不一样，再加上门罗的名气越来越大，作家的个性又很强，他们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很好处理，是会造成分离。面对女儿的这次逃离，我能理解一些门罗复杂的情绪，但实在不想理解她的行为，她搞错了谁才是那个打破家庭和谐氛围的“破坏者”，女儿是受害者，作为母亲理应站在孩子这边，而不是做出侵犯行为的丈夫那边，更不能接受她在得知这些事情之后，仍然对媒体展示自己与弗莱明的亲密程度。

我很同情安德莉亚的人生遭遇，她不仅遭到来自继父的侵犯，还受到母亲责备与冷漠的伤害，碍于母亲的事业与光环选择了沉默。后者比前者更难让她接受。母亲拒绝离开伤害自己的继父，安德莉亚怀了双胞胎，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她不得不选择远离母亲和继父，不让弗莱明靠近自己的孩子。如果真相真如安德莉亚所说，那么她选择疏远母亲和继父，我不敢说这是最正确的决定，但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和孩子。

女性永远有权利说“不”，让那些不在意你的人离开

根据安德莉亚的自述，1976年，九岁的她前往母亲和继父居住的休伦县——门罗后来又回到小镇生活。她大概意识到，婚姻、城市、吉姆、声名，这些都无法擦除她“小镇女孩”的身份，如同小说中的卡拉，最终回到自己逃离的地方。

一天晚上，门罗外出，安德莉亚提出要睡在母亲的床上，而弗莱明的床就在那张床的旁边，夜里，弗莱明对她进行了侵犯。安德莉亚这个要求有点奇怪，或许是因为她不敢自己睡，或者只是单纯想睡母亲的床，但确实没必要与继父同屋，这给弗莱明提供了辩解的理由，他认为她是在引诱他。无论女孩出自什么样的目的与他同屋，毕竟只是一个九岁的女孩，作为成年男性，同时作为继父，他都绝对不该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这种冒犯没有就此打住，由于弗莱明威胁她，安德莉亚选择沉默，他有时会当着她的面做一些下流的事情，或是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二十五岁时，安德莉亚决定向母亲公开这个秘密，却没想到它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

上周刚看完许玮甯主演的悬疑剧《她和她的她》，大概说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女孩中学时被老师侵犯，师母撞见后没有制止，而是选择将房门重新掩上，这样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拒绝承认，拒绝作证，她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的婚姻。师母的做法比实施侵害的老师更伤害女孩，也更可恶，她的伤害是更隐秘且漫长的，尤其同为女性，她没有站在受害女孩这边，而是庇护犯错的丈夫。从目睹侵害那天开始，她的婚姻其实已经破裂，只是不愿意面对，她要用一份名存实亡的婚姻维系自己和丈夫的声誉，维系虚假的恩爱。结尾时，她说她一直都想掐死丈夫，比谁都想。我不知道门罗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

无论在真实世界，还是在影视剧里，两个女孩受伤害时都处于未成年，都经历来自身边熟人男性长辈的侵犯，她们都没有及时说“不”。或许对性和男性本身存在好奇，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要遭遇侵犯，整个社会应该有个共识，不要将未成年女孩对异性的好奇理解成引诱。同时女性应该明白，自己永远有说“不”的权利。许玮甯饰演的角色在遭遇侵害前其实已经露出端倪，比如老师教她如何给自行车打气，对她有一些肢体触碰，在办公室里突然将她抱住，抚摸她的头发，这些行为足够引起女孩的警惕和重视，她应该早点拒绝，给对方一个信号，让他知道自己的边界，如果已经迈入，就请他离开。

性侵是女性被越界的极端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同性友谊、工作中、与父母的相处，如果感觉到不舒服，随时问问自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他人越界，要及时说“不”，不管对方看起来多么友善，他的要求被包装得多么合理，你都没有必要忍着难受去迎合。拒绝之后，对方仍然不在意你的感受，继续此前对你所做的行为，没有任何反思和暂停的意思，其实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侵犯，都可以和他保持距离，或是让他从你的生活中离开。我相信，一个真正在意你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一定不会希望看到你难受。

小说《破坏者》中有个同样遭遇的年轻女孩，妻子同样无法离开伤害过别人的丈夫，她终究还是原谅了丈夫，或只是不去记起。女孩莉莎知道，这位太太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需要她变成另外一种女人，那种规矩严格、界限分明、动作麻利、精力旺盛的人。

遗忘与宽容是种美德，但如果只能选择遗忘与宽容，那便不是美德。希望，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不只有这一种选择。

【顾拜妮，生于1994年，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多本杂志特约编辑，策划“步履”“玫瑰空间”等栏目。作品见于《中国作家》《花城》《小说月报》《海外文摘》《中篇小说选刊》《草原》等，有作品入选“城市文学”排行榜，著有小说集《我一生的风景》。曾获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现代文学馆第一届《青春之歌》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