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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张采田所著《玉溪生年谱会笺》，卷首有一帧玉溪生小像，绘制者是张采田的友人孙德谦。在题跋中，孙德谦写道：“宋人写《无题》诗，卷首列玉溪像，明陆包山刻之于砚。今藏常熟沈氏。遁堪居士年谱成，因摹诸简端，以志仰景。”

玉溪生小像，即晚唐诗人李商隐画像。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遁堪居士，是张采田的别号。张采田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因为敬仰李商隐诗文，故而在清代朱鹤龄《李义山诗谱》、冯浩《玉溪生年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正谬误，重新编定李商隐年谱，名之为《玉溪生年谱会笺》。陆包山是明代画家陆冶，系文徵明的弟子，世居苏州包山，自号包山子。

如孙德谦所言，他画的这幅李商隐半身小像，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临摹之作，来源于明代一方名为玉溪生小像砚的古砚，砚背有陆冶所刻李商隐小像。陆冶也不是原创，是根据宋版李商隐《无题》诗集中的画像雕刻的。历日旷久，玉溪生小像砚如今下落不明，砚台上的铭文和李商隐小像的拓本，倒是流传至今。拓本和孙德谦笔下的李商隐，笔法流丽自然，无论人物情态还是衣饰褶皱，都栩栩然。

小像中的李商隐，似是在行走中被身后的人轻声叫住。但见他背着双手，慢悠悠向右侧转身体，深情款款地回望。头戴包头软巾，身穿圆领袍衫，后背绣有花卉纹饰。丹凤眼，浓眉毛，鼻梁挺直，嘴小如樱桃，清秀婉媚如同二八女子。难怪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见此像，说：“视其神采，飞腾如女子。”又说：“微病其多态。”多态，忸怩作态也。

第一次见到孙德谦临摹的玉溪生小像，我忍俊不禁，在书边信手题字数行：“小像中的李商隐，眼波含情，顾盼生姿，一如怀春少女猛然遇见心上人，香艳情态颇可玩味。然而皮相也，并非李商隐本色。”李商隐善于写恋爱诗和艳情诗，宋人编纂其诗集，以为其人必是风月场中耍惯的老手，揣测其容貌与举止，理当风流自喜如此。其实，李商隐的恋爱诗和艳情诗，除了少数的确是写给相好的女子，其他大多有所寄托，所谓“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遥情深怨，有弦外之音，并非字面上的言情说爱。世传他与女道士甚至宫女纠缠不清，纯是冤枉。厚诬古人，这也算是一例。

时隔多年，李商隐真实的容貌和情态，今人当然无从得知。读他的诗歌和文章，联系其坎坷生平，我猜想其人相貌平常，瘦弱多病，神情清高又寂寥，是一个没落王朝的没落失意人。

这个生在晚唐的没落失意人，成名甚早，年少时气盛，视功名如同草芥，志在学道。青壮年时热衷功名，以西汉贾谊、东汉王粲自许，怀抱旋转乾坤的宏大理想。二十七岁时，在《安定城楼》诗中，他直陈胸中的凌云之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也就是拯溺扶危，中兴唐室，待到天下太平大功告成之日，就像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那样，驾一叶扁舟，白发飘飘，逍遥退隐于江湖。北宋王安石晚年罢相，退居江宁，喜爱李商隐的诗，对这一句极意称赏，因为李商隐道破了他一生的心思。

当时的李唐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身患五大“重疾”。一是宦官专权，皇帝受制于家奴，生死废立任由宦官操纵。二是藩镇跋扈，军人骄横，叛乱此起彼伏。三是党争趋于尖锐化，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互为仇敌，对抗倾轧，政局飘摇不定，此成为唐朝覆亡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四是回纥、吐蕃时常来侵扰，边疆不宁。五是官吏聚敛无度，人民穷困。李商隐的志向，就是进入翰林院，为皇帝起草诏敕，参与军国机密，进而位登宰相，辅佐帝王，对内清除专权的宦官、割据的藩镇、贪腐的官吏，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对外抗击回鹘、吐蕃入侵，恢复唐室曾经的强盛和荣光。这其实也是中唐以后贤良士大夫的普遍理想。

但事与愿违，因卷入“牛李党争”，又意志不坚定，依违于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之间，摇摆不定，首鼠两端，李商隐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寿数也短，没有活到半百之年。

关于李商隐的出生年份，新旧《唐书》和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本传，以及其他相关典籍，均无明文记载，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其寿数有三种说法：四十六、四十七和四十八。今从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的主张，说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年寿四十七。

李商隐卷入党争的原因很复杂，有情势逼迫的成分，也有自主选择的因素。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他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为幕僚，并娶其女儿为妻。王茂元系李德裕一党，李商隐最初依附的令狐楚则系牛僧孺一党。唐代牛李两党相互争斗，前后持续将近四十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都不妥协。令狐楚下世后，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又入其幕府，这一行为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等牛党政要，视为背叛、负恩、无行。

通读李商隐诗文和年谱，我认为，李商隐背叛师门，弃牛党而投李党，起初并非为了生计，更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爱情。我还认为，有两个人深刻影响了李商隐一生命运的走向，一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氏，另一个是令狐绹。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年届不惑的李商隐痛失爱侣，王氏在这年初秋因病去世了。四十岁是李商隐人生的第二道分水岭，自此进入了生命中的暮年。

此前，他虽然历经坎坷，长期寄人篱下，辗转于令狐楚、崔戎、王茂元、郑亚、卢弘止这些封疆大吏的幕府之中，代他们撰写章奏文书，为他们出谋划策，但对前程仍抱有热切的期望。此后，身体与意气骤然两衰，像他所处的时代一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不可遏止地滑进深渊。妻子的猝然离世，则加剧了他的颓败。

王氏出身豪门，门第高贵自不必说，其父王茂元不仅官做得大，还善于敛财，家中非常富有。李商隐的父亲李嗣只做过获嘉县令、藩镇幕僚之类的小官，并且死得早，所以李商隐家中清贫，他少年时曾为人抄书、打柴、舂米。当年他家的窘境，正如其《祭裴氏姊文》所言：“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王氏从豪门下嫁蓬户十多年来，丈夫为了一家人的衣食漂泊江湖，夫妻二人聚少离多。王氏荆钗布裙，持家教子，生活艰难却无怨言。她是李商隐的贤妻，也是他的知音和精神支柱。

与王氏的结合，是李商隐主动追求的结果。

王茂元至少有三个女儿，李商隐的妻子是最小的一个。李商隐有个同年，亦即同榜进士，名叫韩瞻，娶了王茂元的一个女儿为妻。李商隐与韩瞻交好，经常诗酒唱和，因此有机会在韩瞻家中见到他的小姨子，并一眼看中。令李商隐欣喜的是，王氏对自己也颇为倾倒。是年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二十六岁，刚刚进士及第，丧偶多年，苦无良伴。韩瞻见二人眉目传情，于是极力促成。李商隐诗《寄恼韩同年二首》就是作于爱慕王氏期间。在第二首里，李商隐写道：“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据诗意，韩瞻劝李商隐追求他的小姨子，李商隐却说，他和王氏早已双双掉进情网，不能自拔，根本不劳韩瞻怂恿。

与王氏两心相许的时候，李商隐虽然是进士，但按照唐朝取士制度，还要通过吏部考试，才能授予官职。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商隐仍是布衣之身，没有官职和俸禄，依旧依附于令狐楚。

不久，李商隐央求与自己交好的李执方为媒人，向王茂元提亲。李执方是王茂元的妻兄弟，时任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王茂元早闻李商隐才名，又见他是新科进士，前程必然无量，加上李执方做媒、韩瞻撮合，因而欣然同意。第二年，李商隐赶赴泾原，与王氏喜结连理。

王茂元很器重这个小女婿，待李商隐如小友，尤其欣赏他的诗文和见识。数年后，王茂元去世，李商隐先后撰写了两篇祭悼文章。在第二篇祭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李商隐追忆往事：“往在泾川，始受殊遇。绸缪之迹，岂无他人？樽空花朝，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语皇王致理之文，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论次，必蒙褒称。”外舅即岳父，司徒是王茂元死后朝廷的赠官。

婚前，王茂元就力邀李商隐到他的泾原节度使幕府做幕僚。李商隐考虑到自己出自牛党令狐楚门下，而王茂元属于李党，如果加入王茂元幕府，就等于与令狐楚和牛党决裂，对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必然有影响。再者，令狐楚、令狐绹对自己有大恩，不好背叛。所以没有同意。与王氏成婚，李商隐事实上已经背弃牛党，投靠了李党。他的恩师令狐楚，在上一年病逝了，他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也就顺其自然地进了王茂元幕府，做了岳父麾下的一名幕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岭。

李商隐当时还是太年轻了，虽然仔细掂量过娶王女、入王幕的得失，但他没有料到，自己从此名位不显，沉沦下僚二十年，一身才华和远大抱负再无施展的机会。并且，时人和青史，因此对他的品性和操守颇有微词。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假如世事可以重来，李商隐未必不做同样的选择。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

抱得佳人归，李商隐与王氏感情甚笃，婚姻生活幸福美满。他那首著名的《夜雨寄北》，就是写给妻子的。诗云：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写于大中二年（848年），时年李商隐三十七岁，身在巴西，也即阆州。此前，他受聘于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治所在桂林），任掌书记。

三年前，唐武宗因服食丹药暴死，宣宗继位。宣宗登基后，重用牛僧孺、李宗闵一党，贬谪武宗朝重用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拥趸。李德裕被连加窜逐，四年后病死于崖州贬所。宣宗痛恨李德裕，是因为他登上帝位，得益于马元贽等宦官，不是李德裕的本意，担心李德裕于己不利。据《唐大诏令集·李德裕崖州司户制》，宣宗在贬谪制词中指责李德裕专横、僭越：“李德裕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计有逾于指鹿，罪实见其欺天。”

李德裕被逐出朝后，追随李德裕的郑亚也被贬为循州刺史，其桂管观察使幕府作鸟兽散。李商隐因此落职，失去依附，也失去了经济来源。

由桂林北上返回家乡郑州的途中，他曾盘桓于湖南、荆州、巴蜀一带，先是希望进入湖南观察使李回幕府，后又冀望西川节度使杜悰聘他入幕，但都未能如愿。穷愁失意中，他在《过楚宫》中哀叹道：“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也就是自悲人生无味，不如梦中之乐。这个时候，他收到妻子的来信，问他何时回乡。他以诗代笺，作为回答，诗意既寥落又深情。

同期，李商隐还给妻子写了另一首《因书》：

绝徼南通栈，孤城北枕江。

猿声连月槛，鸟影落天窗。

海石分棋子，郫筒当酒缸。

生归话辛苦，别夜对凝釭。

在诗中，他先是描绘了巴蜀之地的秋日风光，书写了自己内心的牢愁与孤寂。接着说，自己奔走四方，所得的微薄薪水只够与朋友棋酒应酬。尾联说，回家后将与妻子在灯下执手相看，细细诉说此行的艰辛。

仅由《夜雨寄北》和《因书》这两首诗，也足见李商隐与王氏伉俪情深。

不想，王氏命薄，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王氏生有一儿一女，儿名李衮师，女名不详，其时都还幼小，一个不满八岁，一个不满六岁。妻子下世时，正逢李商隐又一次落职。

上次从桂林回到郑州，李商隐在家中稍做休整后，携妻子儿女来到京师长安，等候吏部补官。大中三年（849年），在令狐绹的帮助下，他被选为盩厔县尉，但并没有到盩厔县履职，而是被留任京兆府中，参谋军事，主管章奏文书。当年十月，卢弘正调任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他奏请李商隐为幕府判官，带侍御史京衔，从六品下阶。

在徐州期间，李商隐精神振作，情绪昂扬。《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云：“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但两年后的大中五年（851年），卢弘正死于徐州，幕府解散，李商隐再次失去依靠。

祸不单行。待他从徐州回到长安家中，迎接他的，不是妻子的如花笑靥，而是一座冰冷的土馒头。

妻子病逝后，李商隐万念俱灰，思念不已，先后作悼亡诗多首。《房中曲》云：“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云：“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云：“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三年后，他仍未从丧妻的悲痛中走出来。《樊南乙集序》云：“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青年时期，李商隐曾与母亲寓居济源，并在玉阳山修习道教，学仙避世。玉阳山曾是唐睿宗第九女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后来为了功名，李商隐弃道应举。妻子的去世，又让他沉迷于佛教，他在家念佛修行，从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

李商隐的功名之路，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成也令狐，败也令狐。前一个令狐是令狐楚，后一个令狐是令狐绹。在宣宗朝备受宠遇、官至宰相的牛党新领袖令狐绹，是阻碍李商隐步入青云的巨山。

十岁时，李商隐不幸丧父。母亲带着他、弟弟李羲叟和两个姐姐，从父亲谋生的浙江，回到郑州老家。他的族叔李处士饱读诗书，擅长古文和书法，李商隐随之读书，学习古文写作。十六岁时，李商隐就以古文知名于世，与公卿频繁交往。李商隐后来在《樊南甲集序》中自言：“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所谓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的散体文章，以《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和其他秦汉188体育官方ios为代表。其特点是文质相兼，既有内容又有文采，无论是记事、说理还是抒情，都晓畅易懂。

十八岁那年，李商隐带着自己创作的古文作品，告别故乡，来到郓州，拜访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请求提携。令狐楚是地方大员，也是当时的今体文大家。所谓今体文，就是唐朝通行的四六文，系骈文的一种文体，讲究对偶和辞藻，当时的章奏文书专用此体。其长处在于运用辞藻，短处在于叙事抒情。

令狐楚十分欣赏李商隐的才华，聘请他在自己的幕府中担任巡官，待他如同亲生，不安排他办理幕府实际事务，让他与儿子令狐绪、令狐绹等一起读书，并亲自教他写作今体文。李商隐因此成为四六文妙手，章奏文章一时无两。在呈给恩师令狐楚的《上令狐相公状》中，李商隐感激涕零地说：“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在祭文《奠相国令狐公文》中写道：“昔梦飞尘，从公车轮。”又说：“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也就是说，在天平军节度使幕府期间，令狐楚在忙完公事、送走宾客后，夜里教李商隐和儿子们写四六文，每逢佳景良辰，则与李商隐饮酒赋诗，当时的幕府之中，只有李商隐一个人是白衣之身。

除此之外，令狐楚还鼓励李商隐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并为他置办行装，资助经费。在两次应试落第后，李商隐于开成二年第三次参加科举，最终在时任左补阙、史馆修撰令狐绹的强力举荐之下，登进士第。其间，李商隐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中短暂任职，崔戎曾资助他到长安游学。

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于李商隐，有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他背叛师门，投入李党的怀抱，不能不让令狐绹和其他牛党齿冷，将之视为大逆不道的叛徒。从此以后，牛党联手共同排挤李商隐，使他仕途蹭蹬，终生怀才不遇。

对于投入王茂元幕府，李商隐曾为自己百般辩解，后世诸多同情他的人，也设法为他开脱，终不能洗刷他名节上的污点。《旧唐书》本传盛赞李商隐的诗文，对其品性却予以严厉指摘，说：“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新唐书》和《唐才子传》本传，也借令狐绹之口，予以指斥，《新唐书·李商隐传》中说他“诡薄无行”，“忘家恩，放利偷合”，《唐才子传·李商隐传》说他“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

《唐才子传》道出了令狐绹等牛党厌恶、排挤李商隐的另一个原因：他的岳父和府主王茂元，是一个小人。

王茂元出身将门，少年时期就随父亲王栖曜征战四方，以勇猛多谋闻名于世，屡建功勋。但其生性贪财，交通权贵，巴结宦官。任岭南节度使时，王茂元凭借南方海运的便利，积累家财巨万。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文宗和大臣发动“甘露之变”，旨在铲除仇士良、鱼弘志等专权宦官势力。失败后，文宗被宦官幽禁，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以及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十一家被灭门。王茂元本来与“甘露之变”无关，但宦官见他家里富有，设计敲诈他，说他的升迁得力于王涯、郑注，要将他以同谋罪处死。王茂元无奈，散尽家财贿赂大阉，并犒劳仇士良、鱼弘志掌握的左右神策军，这才逃过血光之灾。进而，在宦官的操纵下，王茂元转任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观察使。

在令狐绹看来，李商隐背叛牛党，投靠李党，辜负了他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又娶了小人的女儿为妻，是品性和操守问题，永世不可原谅。他对李商隐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并且持续二十年之久，直到李商隐病死而后已。

登第翌年，亦即开成三年（838年），李商隐参加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并顺利通过。但当吏部将拟录取名单报到中书省，却被中书省长官驳回，理由是“此人不堪”。所谓不堪，意思是品行有问题。这位中书省长官属牛党，他黜落李商隐，当然是令狐绹授意的。

未通过吏部考试，李商隐仍是白衣之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年后，他再次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考试，才被录取，释褐入仕，在秘书省任校书郎，不久调补弘农县尉。

牛党打击李商隐，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武宗朝，李德裕当宰相时，李商隐也曾做过校书郎、正字一类的朝官，但品秩很低。又因母亲去世，服丧居闲四年，失去了接近和攀附李德裕的机会。宣宗朝，以令狐绹为首的牛党得势，李党被驱逐殆尽，李商隐永无出头之日，只能寄身节度使、观察使幕府，做一个下层幕僚。

将近二十年里，李商隐无数次向令狐绹反复陈情，说自己不是李党，请求他宽宥，并提拔自己。令狐楚偶尔也生同情心，稍加拔擢，但终是不肯从心里原谅他。

李商隐一开始投在李党王茂元幕下，是因为爱情。后来，他从心底服膺李德裕，轻看牛僧孺，是因为李德裕为国事奋不顾身，而牛僧孺为身家性命计，一味苟且偷安。

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罢相后，自编诗文合集《会昌一品集》，写信请桂管观察使郑亚作序，郑亚让幕府掌书记李商隐代作。借《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这篇序言，李商隐列举李德裕辅佐唐武宗治理天下的不世功勋：击破南下的回鹘，平定太原杨弁叛乱，平定泽潞刘稹叛乱，打压宦官重振朝纲，崇尚节俭体恤黎民，择贤用能不问出身，使李唐天下一度实现“会昌中兴”。对李德裕大加推崇，为其被贬鸣冤叫屈，并称誉李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系尔来者，景山仰之”。牛僧孺一党看重门阀，李德裕起用寒俊，这也是李商隐敬重李德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思想上，此时的李商隐倾向李德裕一党。

服膺归服膺，倾向归倾向，这是政见层面的问题，情势却容不得李商隐按照自己的内心喜恶站队。大中二年（848年），牛党领袖牛僧孺去世。第二年安葬，应其家人和僚属之请，杜牧为牛僧孺作墓志铭，李商隐作祭文。时人评价，有杜牧和李商隐这两位大文人的墓志铭和祭文，牛僧孺得以不朽。为牛僧孺作墓志铭，是李商隐向牛党低头的态度。李德裕失势被贬死，牛党当国，令狐绹成为牛党新党魁。为形势所迫，李商隐不得不向令狐绹示好，甚至苦苦哀告。

他的功名和命运，受到党争的严重影响和牵连。可笑的是，他只是一个小臣、一介文士，在党争中无关轻重，只是一撮炮灰。在晚唐，像李商隐这样的炮灰并不在少数。

唐朝弱于藩镇，衰于宦官，最终亡于党祸。

李商隐一生写了很多恋爱诗和艳情诗，于是当时和后世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诗人。其实这是误解，他以情爱为题的诗作，绝大多数与女人无关。

在《梓州罢吟寄同舍》诗中，李商隐说自己的恋爱诗和艳情诗，都有言外之意，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在《上河东公启》这篇书启中，他更是申述道：“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李商隐的意思是，自己笔下虽然写到众多美人，但自己和她们并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一夜风流，只是借助她们书写自己的情怀。他没有道明的是，其中的许多作品，譬如《促漏》、《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等，是写给令狐绹的示好之作。他之所以写得如此隐晦，是因为党争酷烈，他不想惹火烧身，也就是既不想得罪李党，也不愿意得罪牛党。

自从投靠王茂元，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就由亲密无间，到貌合神离，再到形同陌路。李商隐不想失去这个知己，更不想失去这个政治上的大靠山。他多次通过《酬令狐郎中见寄》《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等一批诗作，向令狐绹陈情，反复表示自己永世不忘令狐父子对自己的恩情。但令狐绹心冷如冰，不为所动。大中元年（847年），令狐绹在湖州刺史任上，写诗寄给在桂管观察使郑亚幕下的李商隐，讥诮他忘恩负义。李商隐在和诗《酬令狐郎中见寄》中说：“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万里悬离抱，危于讼合铃。”细味诗句，有深深的懊悔之意。

十余年中，令狐绹与李商隐偶尔也有诗作来往。李商隐回长安，也时常寄宿在令狐绹家里。不过，令狐绹对李商隐一直很冷淡。

大中二年，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幕府解散，李商隐滞留湖南、荆州、巴蜀一带，求职无门，迟暮自伤。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也就是回到京师，向令狐绹摇尾乞怜。从荆南回郑州途中，重阳节那天，他写了一首《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冮蓠。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诗中的山翁，指他的恩师令狐楚，郎君指令狐绹，其时官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是唐宣宗身边的大红人。楚客，指自己身在楚地。诗的前四句，李商隐回忆令狐楚当年对自己的恩遇，后四句，则感叹令狐绹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礼遇自己，还拒自己于门墙之外。也就是追思其父，深怨其子。

五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重阳节那天，李商隐到令狐绹家中拜访，等待很久，最终未能得到令狐绹接见。愤恨之中，他在令狐家厅壁上留下了这首诗，然后怏怏拂袖而去。令狐绹见到了，惭愧难当，将客厅锁起来，不再启用。与孙光宪同时代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也说到此事，情节大同小异。《北梦琐言》和《唐摭言》均是稗官杂志，记事多不准确，只可参看，不能当真。

事实上，是年冬，李商隐由郑州携家室到京师，等候吏部补官，并登令狐绹之门，请求这位昔日的密友提携。令狐绹动了恻隐之心，帮他在吏部说情，这才被选为盩厔县尉，并留在京兆府参谋军事。《九日》诗所谓“东阁无因再得窥”这一句，是李商隐路途中的设想之词，并非令狐绹真的拒他于门外。

小小县尉，以及京兆府幕僚，当然不是李商隐的心思。何况，这是他第二次做县尉。十二年前，他就做过弘农县尉。他的夙愿是进入翰林院，成为天子的侍从近臣。所以不久后，他负气接受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之聘，到其幕府中做了一名判官。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不料，大中五年（851年）春天，李商隐到卢弘正幕府中才一年多，实际履职不到一年，府主卢弘正就因病去世了。又一次沦落天涯，李商隐在诗作中频频哀叹自己受党争之祸，胸中纵有灿烂文采，却只能为人代写章奏文书，一直不能显达。与他的沦落相反，他从前的知交令狐绹官运亨通，已于上一年十一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拜宰相。无奈之中，李商隐从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徐州回到长安，持诗作《玉山》《谒山》《子直晋昌李花》《无题》等干谒令狐绹，请求汲引，并住在位于长安晋昌里的令狐绹家中。在《子直晋昌李花》中，李商隐哀告道：“樽前见飘荡，愁极客襟分。”令狐绹字子直。《无题》诗则云：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初次读到这首诗，我十六七岁，凡心初动，以为是一首极温柔缱绻的情诗。此后的许多岁月里，囫囵读书，甚至胡乱引用，直到有一天深读李商隐诗文集和年谱，才恍然明白，这首诗和中唐朱庆馀那首同样著名的《近试上张水部》一样，是一首干谒诗。李商隐托隐晦心事于男女情爱，实际上是向令狐绹求援，希望令狐绹提拔自己为翰林学士。诗中的蓬山，本意是道家所说的蓬莱仙山，这里用来指代翰林院。唐人重翰林学士，把翰林院比作蓬莱仙山。

令狐绹自从拜相后，地位尊贵，礼绝百僚，不轻易见客。李商隐住在他家里，也连续多日见不到他的身影。令狐绹很忙，早出晚归，李商隐每天清晨都远远听见他的车马辚辚驶出，深夜又远远听见众多随从簇拥着他回到家中。令狐绹明知李商隐有求于他，就是不肯召见。某夜，令狐绹倒是来客房看望了李商隐一眼，寒暄几句，就急匆匆地走了，他不想听李商隐陈情。

百无聊赖中，李商隐作《无题四首》，托令狐绹的家臣转呈给令狐绹。这四首诗读来让人柔肠寸断，貌似是在写爱情，其实不然。诗中说：“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意思是，自己与翰林院有一万座蓬莱山之远。又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表达渴望见到令狐绹的迫切心情。还以令狐府中老大未嫁的姑娘自比，请求令狐绹看在从前的情分上，抛弃对自己的嫌恶，帮助自己达成心愿，所谓“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

由爱生恨，由希望到失望，此间李商隐还写了一首《寄蜀客》，发泄对令狐绹的积愤。诗云：

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

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

他以卓文君自比，以她的丈夫司马相如比令狐绹，埋怨他不念旧情，对自己冷如冰窖，语调极是寒苦。

李商隐一次次的悲鸣和哀求，终于打动了令狐绹，令狐绹召他回朝，任太学博士，正六品上阶。《旧唐书》本传：“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李商隐《樊南乙集序》：“选为博士，在国子监太学，始主事讲经，申诵古道，教太学生为文章。”也就是说，任太学博士期间，他的职责是为国子监太学生讲授“五经”，并教他们写文章。

李商隐志在翰林，令狐绹却让他做个教书育人的太学博士，可见令狐绹对他虽抱有同情心，到底不肯加以重用。这让李商隐终于对他绝望了。加上爱妻亡故，长安成了双重伤心之地。这年七月，在任太学博士不久，李商隐再次离开京师，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聘，到其幕府中担任节度书记。十月，他抵达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改官上军判官，加检校工部郎中京衔，从五品上阶。

这是李商隐人生中第六次入幕。离开长安时，在《为有》诗中，他感叹自己漂泊半生，出幕又入幕，终老他人帐下，与女子嫁金龟婿无异：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清人屈复评此诗，说：“玉溪以绝世香艳之才，终老幕职，晨入暮出，簿书无暇，与嫁贵婿、负香衾者何异？其怨宜也。”诗中的凤城指长安，娇女系自指，香衾代初志。诗中有无限凄凉，无限落寞，也有无限愤懑。

李商隐写有不少无题诗，似《为有》这种以篇首二字为题的，也属于无题诗。此类诗除了比兴、讽喻之外，也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他的诗，大多晦涩难懂，用典频繁并且多用僻典，无题诗尤其不易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写，正如朱鹤龄所言：“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大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途，沈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足以动。”也就是说，当时宦官暴横、两党相斗，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李商隐托词于瑶台舞榭、芳草美人，既能表情达意，又能避祸远害。

唐朝气数将尽，反映在文学作品上，风格也日渐低迷纤弱，再无“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唐气象。何况，李商隐虽然也写过一些讽刺帝王耽于女色或求仙服药、嘲笑皇室出家公主与道士淫媟、揭露朝政弊病、抨击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揭示民生疾苦的诗文，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寿安公主出降》《隋师东》《富平少侯》《咏史》《水天闲话旧事》《汉宫词》等等，但他的骨头并非铁做的，不如前辈杜甫、韩愈硬气。

从四十岁到四十四岁，李商隐在柳仲郢幕府任职五个年头。

李商隐前后侍奉六个府主，从令狐楚、崔戎、王茂元、郑亚，到卢弘止、柳仲郢，他们都善待这个名动天下的才子。初到梓州，柳仲郢见李商隐丧偶数年，茕茕孑立，于是热心为他张罗婚姻大事。他的幕府中，有个叫张懿仙的歌女，容貌与歌喉当世一流，他拟把她许配给李商隐为妻。

他的好意却被李商隐婉拒了。在《上河东公启》这篇书札中，李商隐向柳仲郢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同时解释了他拒绝这桩姻缘的原因。一是与王氏感情深厚，妻死未久，心里舍她不下。二是自己身体多病，不宜耽误美人。三是张懿仙妙丽无双，自己配不上她。四是自己早年志在学道，而今刻意事佛，不再有续弦之念。他又写了悼妻诗《李夫人三首》，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心迹。第一首说：“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他的意思是说，一根带子不能打同心结，两股金钗才能固定发髻，妻子就像月亮，张懿仙如同星星，月亮没有了，也不能让星星来代替。如此一来，柳仲郢只好作罢。

由拒娶歌女张懿仙一事，可证李商隐的私生活并不风流。

在梓州，李商隐意志消沉，诗文写得很少。以前的作品，写好后就放到一只牛皮箱子里，迁徙梓州途中箱子破裂，他也没有心思缝补。《樊南乙集序》云：“于文墨意绪阔略，为置大牛箧，途逭破裂，不复条贯。”

公务之余，他耽于禅悦，也就是沉迷于佛教，除研究佛经之外，也与知名僧人密切交往。他的《忆住一师》，是致敬隋代高僧慧远的作品。诗云：“无事经年别远公，帝城钟晓忆西峰。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格韵俱高，情境清绝，无一丝斧凿痕迹。他拜名僧知玄禅师为师，修习佛教，临终还寄诗偈给知玄，与他诀别。在梓州，他自出俸禄，在长平山慧义寺经藏院中，开辟五间石屋，在石壁上刻写《妙法莲华经》七卷，并请府主柳仲郢撰写记文，一并刻到石上。

李商隐也是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北宋《宣和画谱》记载，其字体格妍媚，意气飞动。这让我想起他的那帧妩媚小像。元代王恽《玉堂嘉话》则说，李商隐的书法，绝似王羲之所书小楷《黄庭经》。令狐绹曾让李商隐写碑，《上兵部相公启》云：“伏奉指命，令书元和中太清宫寄张相公旧诗上石者，昨一日书讫。”

梓州西门外有一条溪流，名曰西溪，是李商隐经常流连的地方。他写有《西溪》《夜出西溪》等诗作。《西溪》云：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

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

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

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

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夕阳西下，李商隐怅怅望着潺湲流动的西溪之水，感叹韶华已逝，光阴无多，零落蜀地，壮志未酬，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长安。由《西溪》以及同期所作《天涯》《二月二日》《水斋》《写意》《摇落》等诗作，可知他在梓州过得并不如意，多病多愁，叹老伤怀，时刻思念京师长安和故乡郑州。

在梓州期间，李商隐曾奉柳仲郢之命，到西川推狱，也就是协助调查案件。此间，他与西川节度使杜悰交往，希望加入杜悰幕府，但没有如愿，大概因为杜悰属牛党的缘故。时人说李商隐躁进，并非诬蔑。不久，杜悰右迁淮南节度使，途经梓州，李商隐又奉柳仲郢之命，在州界上设帐迎送。杜悰临行，李商隐写了一封书启，托他交给令狐绹，希望令狐绹提携自己入朝。这事最终也不了了之。

大中九年（855年）九月，李商隐入蜀第五年，柳仲郢因镇守东川有功，被召回朝，拜吏部侍郎。《旧唐书·柳仲郢传》：“在镇五年，美绩流闻，征为吏部侍郎。”李商隐随之回京。第二年正月，柳仲郢刚回朝，还没来得及面谢皇帝和宰相，就改授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他上奏朝廷，举荐李商隐为盐铁推官，得到宰相令狐绹的许可。盐铁推官仍属盐铁转运使的幕官，李商隐大失所望。他入翰林仙山的美梦，再次破灭，对令狐绹的恨意更深。

任盐铁推官期间，李商隐曾因公务游历江南，在诗作《江东》《风雨》中，极写客游的无聊，暮年漂泊的辛酸，多是穷途末路之辞。《风雨》诗云：

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

诗中的新知，指在党争中被贬的郑亚等人，旧好指令狐绹。他埋怨令狐绹不念旧情，党同伐异，阻碍自己进入翰林院。感慨自己一身才华，怀抱中兴唐室的理想，却只能饮酒消愁，颓废度日。

李商隐没有料到，打击接踵而至。大中十二年（858年），柳仲郢改官刑部尚书，户部侍郎夏侯孜接任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他因此又一次落职。走投无路，李商隐只好卷起铺盖，回故乡郑州闲居，不久就病逝了。

据说，《幽居冬暮》是李商隐的绝命诗：

羽翼摧残日，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

急景岁云暮，颓年寖已衰。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诗意极悲凉。羽翼摧残，指罢去盐铁推官，也指一生中连遭厄运，翅膀摧折。郊园寂寞，写暮年闲居故园的苦闷。晓鸡、寒鹜，是自况。末了，感叹自己志在匡扶国运，夙愿不能了，只能抱恨终天。

李商隐晚年所作传诵最广的诗，是《锦瑟》，写得珠圆玉润，千回百转。宋人编次李商隐诗集，均把这首诗放在卷首压。诗云：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与李商隐的诸多诗作一样，这首《锦瑟》无题诗也写得扑朔迷离，不知具体含义。古往今来，“一篇《锦瑟》解人难”，无数人试着解析，但都不得要领。清人何焯认为：“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张采田认为何焯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我也深以为然。张采田进而阐释道，五十弦，是诗人说自己年近五十；庄生晓梦，是说党局变化无常，自己深受其害；望帝春心，叹锦绣文章无用，丝毫不能改变时势；沧海月明、蓝田日暖，是伤悼自己仰慕的李德裕被贬死；末两句，悲叹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际。这种阐释，只能聊备一说。

李商隐的一生，如草藤依树，如流莺乱飞，实际上是在幕府卖文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过的生活，不超过上等农民。

他的四六文，取法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又别开生面，以《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为代表，风格清新又峻拔，叙事、议论、抒情无不如意，在当时卓然不群。朱鹤龄《新编李义山文集序》谓之“章摛造次之华，句挟惊人之艳，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白居易临死前，指名请李商隐为自己撰写碑文。但李商隐本人并不看重这种应用文章，《樊南乙集序》：“此事非平生所尊尚……不足以为名。”

他的文学成就，诗最为突出。其诗以杜甫为祖，兼学韩愈、李贺、楚骚、汉乐府、齐梁体，韵高词丽，俪叶骈花，卓然为晚唐诗坛大方之家，与杜牧、温庭筠齐名。下世后，时人纷纷写诗作文悼念，感叹才子命薄，文星陨落。崔珏的《哭李商隐》最有代表性。诗中说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又说自他死后，“词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也就是从此文坛无人、学海无人。足见李商隐在晚唐文坛的至高地位。到了宋初，西昆体诗人杨亿、刘筠等人，刻意师法李商隐，奉之为西昆体之祖。但西昆体诗人作诗堆金砌玉，繁碎不堪，不及李商隐远矣。王安石则说，唐人学杜甫而得其精髓者，唯李商隐一人。清代叶燮在论诗著作《原诗》中评论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开成二年十一月，令狐楚病故于山南西道节度使任上。死前，遗命李商隐为他写墓志铭。第二年，令狐楚入土为安，李商隐又写了祭文《奠相国令狐公文》。文末，李商隐写道：“送公而归，一世蒿蓬。”他的意思是说，本指望令狐楚推荐他入朝，恩师一死，他就只能像野草一样终生飘零江湖了。他一语成谶，因为一段姻缘，果然一世蒿蓬。

2023年深冬极寒之日，在大别山中读完李商隐文集和年谱，在文集后面记下数十字：“癸卯年十月廿八日，冷雨中读完此集，七日后复览一过。以为出语不可无状，文章更不能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