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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威廉·丘奇

1931年12月10日至1932年3月10日，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1934）的老舍以“舍予”之名在《齐大月刊》（三至六期）上连载译文《但丁》，全文长达130余页，首刊译文第三期还在题名后标注原著者系“R.W. Church”。至于国籍和身份，四期连载的译文只字不提。2013年版《老舍全集》第18卷全文收录了《但丁》译文，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著者姓名。但是，译文中没有关于原著者的注释，“R. W. Church”何许人也？

张桂兴和葛涛是国内老舍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偶尔会在论著中提及《但丁》这篇译文，将原著者姓名拼为“B. M.Church”或“R. W. Chuvch”（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抑或“P. W. Church”（葛涛：《“探寻‘灵的文学’——论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历史》，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由此可见，即使国内老舍研究界的大家对原著者“R. W. Church”也比较陌生。

1999年，张昆河口述、李耀曦撰文，在《忆老舍在齐鲁大学》一文中指出，老舍曾为齐大国文系三年级学生开设《但丁研究》选修课程（《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据此，《但丁》译文可能是老舍为选修课而作。王璟在《〈齐大月刊〉》与20世纪30年代齐鲁大学新文学教育》一文中就曾断言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2018年11月7日，《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版面刊载了《但丁在中国》一文，文铮教授在回顾深受但丁文化遗产滋养的中国作家时，也曾提到老舍译文《但丁》，指出原作出自“丘奇”之笔，但对丘奇本人未予说明。迄今，国内尚无与原著者相关的任何介绍。

丘奇是否应被国人忽视？ 如果丘奇是籍籍无名之辈，老舍怎会从浩如烟海的西方但学文献中打捞出他的文字？ 如果丘奇之言是庸常空疏之辞，老舍怎会从教书写作生活中腾挪时间研译全文？ 由此，笔者决意解开“R.W. Church”或丘奇的身份之谜。

据笔者考，原著者R. W.Church的全名为 Richard William Church，汉译名为理查德·威廉·丘奇，生于1815年，卒于1890年，是在国际化家庭和生活环境中孕育出的一位牛津学者，也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从知名学府归隐乡村教区、又从乡村教区步入圣保罗大教堂的文学批评家，被公认为当时“英格兰最好的但学者”（Algernon Cecil,Six Oxford Thinkers,London:John Murray,1909，P.126）。丘奇父亲为英国人，母亲来自英裔德国家庭，二人在葡萄牙相识结婚，并在里斯本生下丘奇。丘奇3岁时，全家卜居但丁故乡佛罗伦萨。父亲客死他乡后，丘奇随母亲迁居英国，18岁入牛津读书，而后一等学位毕业，23岁至37岁担任奥里尔学院研究员，故其作品书封上常印有“奥里尔学院研究员”（Fellow of Oriel College）或者“奥里尔学院荣誉研究员”（Honorary Fellow of Oriel College）等字样。这个时期，丘奇参与了“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1833—1845），晚年追忆这段经历时还撰写了他著述生涯的最后一部专著《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1891）。丘奇离开牛津后，从教育界转向宗教界，先在不足200人的沃特利村的小教区担任教区长（Rector of Whatley），默默生活了近19年时间，后被时任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推举，擢升为圣保罗大教堂主任牧师（Dean of St. Paul’s），从乡村走入伦敦。67岁，丘奇婉辞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职务的邀请，担任圣保罗大教堂主任牧师至终。鉴于此，丘奇之女编辑整理的《主任牧师丘奇的生平和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1894）、D. C. 莱瑟勃利（D. C. Lathbury）撰写的传记《主任牧师丘奇》（Dean Church,1905），以及巴兹尔·亚力克·史密斯（Basil Alec Smith）撰写的传记《主任牧师丘奇——圣公会对纽曼的回应》（Dean Church:The Anglican Response to Newman,1958）都将丘奇尊称为“主任牧师丘奇”。此外，很多书籍的书封或目录中还印有“圣保罗主任牧师”的字样和介绍语。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宗教界，丘奇均以著文为务，曾为《基督醒世报》（Christian Remembranc⁃er,1819—1868）、《英国批评家》（The British Critic, 1793—1843）、与友人创办的《卫报》（Guardian,1846—至今），以及《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1855—1938）等报刊撰写书评和论文，并著有《中世纪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1877）和《牛津运动》等文史类作品。另年，丘奇善写传记，有《但丁》（“Dante”,1850）、《圣安瑟姆传》（Life of St.Anselm,1870）、《斯宾塞》（Spenser,1879）、《培根》（Ba⁃con,1880）、《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1880）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880）等多（篇）部传记行世。其中，《斯宾塞》《托马斯·萨克维尔》《威廉·华兹华斯》皆被收入《英国诗人——选文并附诸位作家导读和马修·阿诺德总序》（The English Poets:Selections with Critical Introductions by Various Writers an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by Matthew Arnold,1880）之中，书中也敬称丘奇为“圣保罗主任牧师”。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发表译文《但丁》之后又分两期在《齐大月刊》连载了题名为《维廉· 韦子唯慈》的译文（1932年第7期和第8期），这篇译文中的“维廉·韦子唯慈”即今人口中的“威廉·华兹华斯”。

《但丁的〈神曲〉：〈地狱篇〉》（Dante’s Divine Comedy,the Inferno）在伦敦出版，丘奇遂在欧洲漫游归国后撰写了书评，次年年初经《基督醒世报》刊行于世，洋洋洒洒整整80页。这篇书评，实为丘奇为但丁其人其作所作的传评。传记部分，重在介绍但丁的时代生平、政治理念及其作品。书评部分，重在阐发《神曲》与但丁其他作品之间的关联，以及他对《神曲》的主旨、寓意和意象等方面的个人见解。全文体势充沛，征引范围覆盖拉、意、英三个语种的作品，囊括了但丁早期作品《新生》（Vita Nuova，老舍译为《新生命》），以及流亡期间创作的作品《飨宴》（Convito）、《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io）、《论帝制》（De Monarchia）、《致斯卡拉大亲王书》（Ep.ad Kan Grand，老舍译为《致Kan Grand函》）和《神曲》（The Commedia，又名The Div-ina Commedia）（此处外文书名皆源自丘奇所用书名，而汉译名皆采用现今通译名）。广征博引，无疑是丘奇精研博览但丁著作的明证。其中，丘奇对《神曲》的论述最多，共计60余页。据丘奇之女忆述，丘奇漫游意大利期间随身携带《神曲》，《但丁》即其深研诗文后所得（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P.160）。丘奇征引《神曲》的次数也最多，共计80余次，短则只言片语，长则几十个诗行，既有意语原文，也有英语引译文。据脚注标示，丘奇援引了英国诗人亨利·弗兰西斯·凯 里 （Henry Francis Cary,1772—1844） 的无韵体（blank verse）译文和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Magdalen College）研究员伊卡博德·查尔斯·赖特（Ichabod Charles Wright,1795—1871）的“改良三韵体”（modified terza rima）译文。丘奇倚重赖特译文，偶尔使用凯里译文，彰显出他倡导“以三韵体译三韵体”的审美取向。

《但丁》是丘奇个人批评生涯中创制的“伟大经典”（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94，P.160），同时也奠定了其在英国、欧洲乃至西方但学界的先驱者地位。据丘奇自述，英德等国的但学研究皆在他发文之后才蓬勃兴起（R.W.Church,“Notice,”in Dante.An Essay,London:Macmillan, 1878;R.W. Church, “Notice,” in Dante.An Essay,London: Mac⁃millan, 1879;R. W. Church,Miscellaneous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88）。这并非夸大其词，他是牛津学者眼中的“英国知名但学者”（John C. Hawkins,“Some Helps Towards the Study of Dante,”The Expository Times,Volume 17,Num⁃ber3,1905）之一，《泰晤士报》还曾将其传评比作但学界“用之不竭的采石场”（“Death of Dean Church,”The Times,December10,1890）。半个多世纪内，丘奇传评雄居西方但学界巅峰，被视为“无可超越的”“划时代的”经典作品（Edward Hayes Plumptre, trans, Dante:The Divina Commedia and Canzoniere,Vol.5,Boston: D. C. Heath &Co.,1899）。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丘奇传评的成功之处在于展现出的“深刻见解”“广袤思想”和“优美表达”（Charles Allen Dinsmore, Aids to the Study of Dant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 Co.,1903）。

丘奇一生仅为但丁写了一篇传评，但是这篇洋洋洒洒的传评已然成为一首优美、伟大且经久不衰的颂歌。迟至老舍翻译《但丁》之时，丘奇传评共有13个全本版本（节选本除外）问世，包括《基督醒世报》1850年初版，同年霍德&斯托顿（Hod⁃der & Stoughton）出版社选录版（几乎全文选录，故可视作全本版本），J. & C. 莫兹利（J. &C. Mozley）出版社1854年修订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8年和1879年修订版，伦敦和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888年至1906年重印版，以及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有限公司（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与E. P.达顿公司（E. P. Dutton & Co）的1906年重印版。近30年，丘奇传评仍不断重印，系其在西方但学界回响不止的明证。丘奇对但丁的深研、深悟，以及对后代学者发人深省的影响，无愧于一时无两的但学者的称号。

邓小军教授在《隐藏的异代知音》一文中提出“显性的异代知音”和“隐藏的异代知音”两个概念，用来指代两种对待前贤大作“精微蕴藏”的两类学人，前者依托独到卓绝的评注，后者诉诸适切机巧的用典（《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借用邓教授的概念，丘奇的《但丁》不啻为其作为但丁的“显性的异代知音”的宣言。如果将这个概念的语义延展，把翻译纳入其呈现方式，老舍的译文《但丁》不啻为其作为丘奇的“显性的异代知音”的宣言。换言之，丘奇是老舍研读但丁时追寻的异代知音。

至此，我们可以在老舍与但丁之间为丘奇定位，呈现其人其作的概貌，至于老舍与丘奇的渊源研究须留待日后探讨。老舍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发现丘奇是但丁的异代知音？ 老舍对但丁和《神曲》的哪些观点承绪了他所追寻的异代知音的观点？ 这些问题关涉老舍但学的源头，毋庸置疑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究的空间，也为在老舍与但丁的关系研究领域寻求突破提供了新的进路。《齐大月刊》载130余页的《但丁》译文，堪称中国最早、最全面的英国但学研究的启蒙读物（按：《学衡》第41期载吴宓译《但丁神曲通论》系我国国内首篇美国但学研究启蒙读物，共计35页），由此可知探究老舍的但学源头也关涉上世纪中国欧美但学研究的源头和动向，故深入探索老舍与丘奇的渊源关系意义重大。

（本文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