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总体性特征探悉
内容提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并联系文学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来看待新时代文学的内在特质，人民性、主体性、民族化就格外显豁、特别重要，并且是总体特征中至为关键的构成要素。人民性的文艺道路与文艺方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本质属性，也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与光明的前景。主体性的文化立场与精神姿态，使文学工作者葆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强劲的精神内力。民族化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气派，则在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中体现了独有的“中国特色”与应有的“文化辨识度”。人民性、主体性与民族化的彼此依存、相得益彰，构成了走向未来的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新时代文学 人民性 主体性 民族化
中国当代文学在七十五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新时期”、“九十年代”与“新世纪”，进入了新时代，走向了新阶段。当代文学七十五年波澜起伏的发展，不只是单纯的时间上的推进，还是复杂的“当代性”的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其立足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其依存的时代演变密切互动，以“人民性”导向和“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多元格局与多样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辨识度，葆有自己的独特品质与特殊色彩。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对这一重要论断做了进一步阐述，并郑重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的文章中指出：“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这些都清楚而充分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要义在于“中国式”，也即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也包含了对于“现代化”作出中国阐释，提供中国方案等内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精神文明、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自然也要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总架构与大战略，并在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上运作和行进，以不断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文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广大文学工作者在现阶段的重要历史使命。
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角度和高度并联系文学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来看待一些现象，来思考一些问题，一些氤氲不明的现象便会清晰起来，一些不够彰显的会凸显出来，一些游移不定的会确定下来，从而使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提高认识，坚定理念。比如，有关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的寻索，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人民性、主体性、民族化就格外显豁、特别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三个方面可能是新时代文学总体特征中至为关键的构成要素。
一、人民性的文艺道路与文艺方向
从建党一百多年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充分证明：“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而这一重要事业与重要战线最为重要的实践与经验，是“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这些重要论述，对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与方向，作了至为精要的提炼和十分精确的概括。
文学向着“人民性”方向运行和发展的进程既是清晰的，也是坚定的。我们党在初创时期，就重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新文学形态的建构，并高度注重其“民众性”。1924年前后，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就提出，“新文学”要“为了民众”，“激励国民精神”。进入1930年代之后，在国统区、沦陷区，左翼文艺界持续开展“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研讨与论争；在根据地、解放区，组建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军民群众的各类文艺社团，形成革命文艺的基本阵营。在这样一个革命文艺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毛泽东于抗战时期的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上第一次明确而深刻地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确定了文艺工作“属于人民大众”“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性质与基本方向。由此开始，解放区的文艺经由围绕着“人民”的“普及”与“提高”和大众化等运动不断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事业也沿着这一方向高歌猛进。虽然在此后一些时期的文学领域因各种原因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某种偏斜，但都经由理论纠偏、方针重申和政策调整等举措，保证了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上的正常运行，并使文学赢得了“十七年”时期，“新时期”和“九十年代”等不同时期的理论批评的诸多突破和文学创作的极大收获，在为生活歌唱，为时代留影的过程中，使得自身不断获得创新性的成就与历史性的进步。
文学进入新时代，面临许多新问题。高度关注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就文艺问题和文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党对于文艺规律文艺事业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有关“以人民为中心”论述的不断丰富与深化，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既有认识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得“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在文艺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新阐释。在此后依次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文艺与人民关系时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高度强调人民在文艺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在论述“以人民为中心”时，特别强调人民与生活的一致性、同一性。他在指出“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后，又明确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告诫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要求他们“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既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准备与实践中，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也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此为鉴镜，时时检视自己所熟悉所书写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断地从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文学坐标。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党对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新要求与新希望，也凝结了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由社会存在而决定。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自然也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文艺理应反映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的理想与实践。因此，人民属性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从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到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的“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从1980年的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3，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七十多年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性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既给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着力的途径。从2014年到2024年的这十年，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艺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凝神聚力，务实笃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社会脉动，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品质优良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并以这样富含生活元气的写作，满带时代锐气的作品，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抒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新时代文学充盈着全新的精神内力，焕发出新的艺术风采，坚持这样的正确方向与光明路向，新时代文学必将进而赢得铸造时代文学高峰的新的辉煌。
二、主体性的文化立场与精神姿态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在论述“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有着丰富而深湛的内涵，中华文化立场与此紧密关联并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重要讲话中的相关论述联系起来看，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涵，把握其思想精髓。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时，特别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特别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谈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时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的报告与讲话中，都反复提到一个重要概念：中华文化立场。从这些论述的前后文来看，中华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的自我姿态、身份认同、价值立场，旨在凸显文化本体，彰显精神主体。可以说，从“中华文化立场”到“文化主体性”，既是一个递进式的表述，也是一次理论上的升华。
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充分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意义，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体现了党在领导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取与理论总结。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与根基，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文化的创新才有依凭，文明的建设才有根基。文化主体性，既体现于以“我”为主的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文明建设，还体现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使文化自信成为整体民族的精神觉悟和个体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自立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文明之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而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坚定文化自信”到“实现精神的独立自主”，这些相互联系又不断深化的新提法与新论断，生动诠释了文化主体性的深刻意涵，深入阐明了“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的独立自主”的内在关联与因果关系，充分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应该具有的文化向度与精神高度。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精深意涵，并在文学事业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秉持，坚定地持守。
讨论文化主体性问题，人们会自然联想到1980代中期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理论争鸣。那是由文学评论家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和《论文学的主体性》两篇文章引发而起，在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界争论十分激烈，一直相持不下。现在回望这场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理论论争，可以说它所起到的作用、带来的影响，是超乎寻常的。这场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理论争鸣，实际上是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争、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的进一步深化。对于论争的当事人来说，是一场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和相互辩难；对于更多文学从业者来说，则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松动旧有文学观念和开拓文学思维的作用，并经由讨论的参与或旁观，反思自我，更新自己，开始有了有关主体、本体的认识与意识。在那一时期，出现于文学评论界的“我评论的就是我”的讨论，以及一些评论家从“主体意识觉醒与强化”的角度来观照小说创作的新走向的现象，都是这场文学论争延宕的结果和影响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论争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最终不了了之，但给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带来的震撼与影响，确是巨大而深远的，甚至无形中起到了思想启迪和文化启蒙的特殊作用。新时期是在劫后复苏阶段起步的，但却在十数年间取得理论批评的诸多重要突破，赢来文学创作的丰繁成就和多元发展，一场场旨在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文学论争，给人们在文学认识上的“解放思想”和开放观念，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也正是由此开始，在主体觉醒和个性自觉的意义上，人们才在内在精神上富有拓进的勇气和创新的锐气。这是一个不易看到却至关重要的重大收获。新时期是极其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的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中卓具转折性意义的精彩华章。
文学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新时代文学在时代的环境氛围上，面临着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面临着商业化、新科技和新媒介带来的种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与环境中，文学工作者依然要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回答时代课题，在文学创作中反映人民心声，书写人民生活，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文学188金宝搏自信推荐中，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在起到“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多方面作用的同时，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这些重要的职责，如许艰巨的任务，都要求文学工作者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强劲的精神内力。因此，充分认识文化主体性的意涵，在此基础上增强历史自觉性、文学自主性、创新能动性，把个人的主体性融入民族的主体性之中，才能更好地担当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又光荣的文化使命。
三、民族化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气派
民族化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标记、文学自立的标志。文学创作要达到民族化，作家艺术家必须要具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能力、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拿来”能力、勇于守正出奇的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创作具有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情感和艺术形式的作品，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满足他们的审美愿望、艺术爱好和精神需要。因此，民族化与人民性、主体性不仅紧密相关，相互勾连，而且彼此依存，相得益彰。
因为民族化在文化文学的构成与发展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就民族化的相关问题做了许多重点强调和精要论述，这些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深刻铭记。比如，他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在具体论述中谈道：“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谈到文化的形式时，他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他在1956年8月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主要的话题就是艺术的民族化。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谈到学习和借鉴外国艺术的长处，他特别强调道:“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要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5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充分阐释了坚持“民族化”的要义与理由，而且指出了走向“民族化”的方式与路径，尤其是“越搞越中国化”的说法，既充分寄寓了他对文艺工作“中国化”的殷切期待，也明确地指出了文艺“民族化”的核心所在。
正因“民族化”与“中国化”密切相关，并且是文化主体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体现与鲜明标记，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一些重要讲话里，都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论说与特别的强调。邓小平同志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在这些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高度强调艺术养分的博采众长，艺术形式的“为我所用”，从而彰显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了民族特性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创新中的重要性，而且就“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与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殷切的期望，如“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等等。这些重要论述，都为我们在文学工作中坚守“民族化”、在文学创作中实现“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整体来看，党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学的民族化，在其内在意义上，不只是由语言文字、叙述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情感样式、思想意识与精神气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特性，一再强调文学的民族形式，他们有关民族性的重要论述及其基本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中国特色”的突出强调与坚定持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离开中国特点来谈文化建设，也是不得要领甚至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一直是贯穿于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条显豁的主线，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始终是许多作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现代时期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家，当代小说创作领域的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马烽、李凖等著名作家，都堪称是追求文学“民族化”作家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们既以充沛的人民情怀、坚定的人民立场，抒写人民生活、塑造人民主角，更在作品的艺术形式上力求为人们喜闻乐见，在追求艺术风格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着深厚而丰赡的文化资源，又有着新异而激变的生活现实，还拥有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民族风格的作家典范，在这样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学自觉，必然会铸就新时代文学的新辉煌，并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以与众不同的靓丽风景和卓尔不群的独特风采，自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注释：
1 习近平：《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3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4页。
5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5页。
6 7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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