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之变与生命的哲思 ——论甫跃辉的《嚼铁屑》
内容提要：甫跃辉的《嚼铁屑》包含三部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广场》《大河》《危楼》。三部曲的空间各有不同，呈现为从“地方”到“无地方”、从“情感空间”到“孤独空间”的变迁，这既带来了叙事策略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物关系和交流方式从“多向度”到“双向度”再到“单向度”的变化。通过“人”与“故乡/地方”关系的流变，小说对现代人的归属与命运进行了深度探询。除日常生活和生存困境的展示之外，甫跃辉还通过探讨“生与死”“爱与欲”“冷与暖”等人性/人生命题传递出现代性哲思，并用“嚼铁屑”这一意象指喻人生之于世不得不承受的“苦熬”，从而将三部曲糅合为一个既有细密现实主义风格又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生存性寓言。
关键词：甫跃辉 《嚼铁屑》 空间 生命哲思 “苦熬”
今晚宇宙气脉流动，/你看，我从我的石头中出来，/想再和你谈谈生活，/谈论我和你，谈谈你的生活/我从浩瀚的夜晚注视你，/观察你，感觉你额间/从未消去的虚空/像激流一样空洞……
——米洛·德·安杰利斯《相遇与埋伏》
《嚼铁屑》（2023）是甫跃辉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由三个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长篇构成：《广场》《大河》《危楼》。部分篇章曾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广场》则以《广阔之地》为名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2期。长达60余万字的《嚼铁屑》对作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被认为可向他人“推荐”之作和意想中的“大作品”之初步尝试1。
我更倾向于将之视为甫跃辉“中年变法”的结果。这部作品在空间、情感、生存等维度上包含着许多自我革新的元素。一方面，他极力摆脱曾被批评家打上的“城/乡”叙事标签，内含的三部长篇所涉空间均无云南故乡的影子，亦洗净了侨寓之地上海的大都市气息。至于他曾颇受关注的“漂泊”“时代”“异乡客”“失败者”等主题和形象虽有迹可循，但含义与此前的《动物园》《巨象》《饲鼠》等文本大相径庭。如果说还有什么叙事精神保留下来的话，那可能是“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的对峙与冲突”2。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的涩硬碰撞进行内化处理，而将之融溶于“生与死”“爱与欲”“冷与暖”等永恒的人性/人生命题里。种种除旧布新的实践表明，甫跃辉一方面铺叙出了日常生活与人生困境的种种形态，另一方面通过现代性哲思演绎着极端化的生死命题并试图寻找答案。
一、空间之变
《嚼铁屑》三部曲《广场》《大河》《危楼》的叙事空间各有不同，分别是旧城县、酒房镇、无人孤岛，书名也包含着对应空间的隐喻。关于甫跃辉的城镇书写我们并不陌生，孤岛却来得有些突兀。陈思和在评价其小说集《安娜的火车》时，指出空间维度除“城市”“乡村”“小镇”之外，还有“远方”3。《安娜的火车》的“南方”、《朝着雪山去》的拉萨，都可列入这一维度。但在《嚼铁屑》中，“远方”之远令人惊诧。那座无人孤岛位于太平洋赤道带公海上，抵达之旅和岛上的寂寞孤绝堪比“鲁滨逊漂流记”。
这三个空间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间却牵系着爱情和亲情的丝缕：旧城是女主人公侯澈的老家，这位“沪漂”离开上海回家过年，最后因老同学楼春雨的示爱而可能就此留下，从这个结果来说，“侯澈”实为“后撤”；酒房镇是侯澈的昔日恋人卢观鱼辞职后的暂居地，离上海不远，他逸出了惯常生活轨道，在镇子上终日游荡，“观鱼”不妨作“观余”解；孤岛是侯澈的弟弟高近寒的工作地，他受聘于一个神秘的预防自杀组织而前往那里，以接待者身份为挽回自杀者的生命做最后一次努力。他工作地所在的塔，高五百多米，“高近寒”之意不言自明。
倘若将这三重空间放置在同一个链条之中，可以看到，越往后空间所携带的在地经验和烟火气息越弱。在段义孚和爱德华·雷尔夫等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当“空间”（Space）被赋予某种价值与意义时，它就成了具有独特性的“地方”（Place），一个“价值的凝结物”4。对个体而言，最具价值感和经验性的“地方”就是故乡。如果说莫言、贾平凹等“50后”是为了谋求生存而离开故乡的话，“70后”“80后”则是为了过不同的生活而选择离开，如魏微的《异乡》和马金莲的《孤独树》；或将故乡当作镜像人生的底色，如阿乙的《模范青年》和李凤群的《大野》；或将之当作“到世界去”的物质与精神支撑，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无论哪一种，主人公与故乡人事之间都有着缠绕不断的关联。
这种强联结性在《广场》中同样存在。小说通过侯澈的视角勾勒出了以旧城为代表的中国县城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巨变。将“县城”而不是“乡村”作为主人公的故乡，可见作家意识到了“乡土中国”固然重要，但“县乡中国”已然不可回避。张楚的《云落图》（2023）也是将云落县作为“具体而微的‘地方’”，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建构起“县城叙事”5。侯澈家所在的古楼村名为村，实则与县城一体，这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结果。小说写到了旧城县的老房屋、老厂区和老旧家属区，也写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新小区、商业区和消费场所。新旧城区判然有别，承载的内涵也迥然不同。过去的老屋寄寓着人们的情感，如侯澈家保留着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读过的书，李青萍家的大院子是其子楼春雨归乡的情感源泉，路师傅的五金厂宿舍是他与杜霞的幽会处，也为杜霞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至于书名所指的县城“广场”，则施行着“生活空间”“生命空间”等功能，人们在此歌舞翩跹或嬉戏游玩。“小孩在追来追去，女人在看着小孩追来追去”6，就像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所写：“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有的人用一生——/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总而言之，房屋和建筑投射着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形态，县城建设的新旧交替也与两代人的新陈代谢形成高度同构。侯澈与母亲高红、楼春雨与母亲李青萍、路茗茗与父亲路师傅从彼此怨怼走向了亲密、原宥和体谅，为“归去来”的代际叙事打开了新的面向。
到了第二部《大河》，“人”与“地”之间的联结可谓微弱。卢观鱼辞职后在酒房镇租下老卢家的院子，经常去老薄的热气羊肉店用餐。叙事空间主要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展开。对卢观鱼来说，酒房镇既不是故乡，也非久留之地，最多称得上是“存在性的空间或生活性的空间（lived space）”7。他像一个旁观者，整天悠然游走，以陌生化目光观察镇上风物和人际关系。他对酒房镇没有地方依附性，对收获的亲情与爱情也并无多少依恋。他被中年失子的老卢夫妇认作干儿子，激动不已的是卢阿姨而不是他；他与老薄的“忘年交”以老薄掉入河中淹死而告终，老薄将羊肉店留给他和小冷，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就连他与小镇姑娘小冷的恋爱也不热烈，若有若无，最后干脆无疾而终。
至于第三部《危楼》，“人/地 ”的经验联结趋向于无。小说背景是无人孤岛，那儿除了高近寒，只有机器人“星期八”。其他前来此岛的人均为自杀者，想通过绝顶刺激的“安乐死过山车”达成心愿。岛上风光极佳，高塔里应有尽有，还有塞满了书的书架，但除了单调的工作和向“星期八”下达命令外，高近寒无所作为，手机也没有信号。他询问以后如何向别人描述这个岛，“星期八”说：“您大可以叫它‘岛’‘小岛’，或者‘孤岛’。不过，‘孤岛’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显得煽情，‘小岛’也难免有些主观。不如就叫它‘岛’吧。不过这也不是我愿意的，我宁愿主人忘记它。”8“星期八”这个名字也是高近寒强行取的，亦非它所愿。当“界定”和“命名”被解构后，人们难以识别不同的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认同感，更无法“深入到人与地方之间的深度连接”。也就是说，“岛”对高近寒来说不是“地方”，而是“无地方”（placelessness）或“非地方”（non-places）。“无地方”本指港口、机场、火车站、餐厅、酒店、乐园等流动性极高的场所，“其中不存在居住人口，也没有任何传统与可传承的文化”9。当人们从“地方”中脱离出来，可能会感到自由，但也丧失了身份认同感与存在的本真性。就像高近寒在岛上不但失去了空间感，还失去了时间感，只能通过写日记来记录并借此kill time。
《嚼铁屑》三部曲的空间之变是从“地方”到“无地方”的变化，或说从“情感空间”到“孤独空间”的变化。从这个设置可以看出，甫跃辉或许想通过“人”与“故乡/地方”关系的变化探析现代人的归属与命运。从现实来看，侯澈和楼春雨的返乡“扎根”概率极低，更具可能性的是卢观鱼的“无根”和高近寒的“失根”。对于没有“根”的现代人来说，即便彼此之间联结再多，面对的都是必然的孤独，就像爱德华·霍珀画作里的人物，虽处在同一空间中也依然疏离。格非《登春台》（2024）对此也有所呈现，通过四个人物命运的深度联结，敞露的却是现代人的孤独。《嚼铁屑》还写到了几段恋爱和身体关系，本应最亲密无间，却让当事人感到“更疏远，更孤独，更大的寂寥”10。
空间的不同决定了甫跃辉对这个复合性巨型文本采取多元化叙事策略：《广场》主要通过人物关系和情节变化推进故事；《大河》通过对话揭橥人物性格，如老薄长篇大段地告诉卢观鱼自己的过往，钩沉出人物生命状态的前因后果和历史“现场”的云诡波谲；《危楼》只有“人”而没有“地方”，主要由高近寒“独头茧”式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构成。至于前来自杀的各国人士向高近寒的倾诉并不构成对话，那只是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对记忆褶皱的反复摩挲与擦拭。此外，三部曲都有“副文本”，位于各章开头，以不同字体区分。甫跃辉对此也采用了不同文类。《广场》的“副文本”是侯澈写给卢观鱼的信，她向旧日恋人喁喁低诉自己的情感与婚姻状态；《大河》以卢观鱼写给去世恋人小冬的短信开启讲述，小冬的惨烈自杀触发了他对死亡的思考以及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疑问；《危楼》大量嵌入了高近寒的日记，模糊漫漶处以XX代替。信和短信均意味着可能性的交流，即便是想象中的，但日记只有一个读者。种种叙事差异表明，空间之变带来了人物关系和交流方式从“多向度”到“双向度”再到“单向度”的变化。《尾声：三岔口》用“危楼诗”“大河文”“广场剧”三种文体收束全篇，无意中也契合了三重空间的不同气质。
二、“冷暖人间”的生命哲思
《嚼铁屑》有一个引人注目或说令人恍惚的现象，就是几个女孩都叫小冷或意思相近的小冬。小冷们或被恋人私下唤作小暖，或自己改名为小暖，而那个本来叫小暖的小女孩表面柔弱其实阴郁。很显然，这是甫跃辉的有意为之。如此一来，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被打乱，确定性被不确定性所取替。由于小冷们涉及的人物和关系各有不同，略作整理如下：
在文学作品中，“冷/暖”与“人生/人间”有着天然联系，作家们以此对人间情状予以高度浓缩性描述。此处不得不提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和情节，甫跃辉让小冷们先后失联（死亡也是一种失联），却将乍暖还寒的生命力赋予了一个叫初春的智障女。她是路茗茗的邻居，跟随奶奶一起生活，众人都以为她命不长，她却奇迹般地活到了成年。她虽然话说不清楚，但爱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神曲》《我与地坛》等“百家书”。这本是荡出去的一笔，却被写得“节外生枝”，我猜测这个情节或许包含着他的某些期许。
甫跃辉将“冷/暖”在三部曲中进行了均质分布，让两者彼此相连又相互转化。对于滋味千般的“冷暖人间”，作家不惜笔墨，铺陈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死命题的思考。他过往的小说也偶尔写死亡，但《嚼铁屑》不同，这部小说讲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且从第一部到第三部，偶然的个体死亡演变为各国人士前赴后继的自杀。之所以如此密集地讲述死亡，或许是甫跃辉想通过这种极端情形来传递其生命哲思。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思考，在那些悬疑化甚至不乏科幻化和未来感的情节背后，蕴藏着作者对于生命、爱欲、孤独、生死抉择等永恒命题的探询愿望。
《广场》主要讲述了四起死亡事件：李旭的妈妈上树摘花椒，结果吊在花椒树上动弹不得，被刺扎伤又无人应答，等被发现时尸体都臭了；李青萍病亡，给儿子留下一大堆因非法集资产生的债务；路师傅被杜霞的丈夫杀死在广场上，给旧城人留下一段桃色加暴力的八卦；侯澈的老同学赵飞飞夜钓时为了追大鱼而淹死。如果说在第一部中，甫跃辉还颇有耐心地描述不同死亡方式的话，到了《大河》，他则将之简化为不小心掉河而死或投河自杀。到了《危楼》，在高近寒工作的一年期间，前来自杀的共608位，被他劝退33位，也就是说自杀成功的共575位，这还不包括在小说结尾前来主动认子并因患渐冻症而选择自杀的侯总。虽然死亡人数众多，死亡缘由千奇百怪，但死亡方式只有一种：安乐死过山车。与死亡方式越来越简化形成对比的是，主人公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却越来越密集。尤其是高近寒，他在岛上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直面他人的自杀，这也让他深度沉溺于死亡问题的思考里。小说还通过高近寒的迷路讲述他在“地堡”遇到了二战战败的日本兵和南宋末年的太傅张世杰。甫跃辉将这两次相遇写得极为详实，所占篇幅颇多，并抹除了真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这让小说不但获得了开阔深邃的历史感，还丰富了生命哲思的内涵与指涉。
迪尔凯姆（涂尔干）写过一部《自杀论》，将“自杀”定义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并从社会学角度总结了三种自杀情况：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反常的自杀11。这三种类型在小说中都存在，如亲人皆亡故自己也患上乳腺癌晚期的林红，为戒毒染上酒瘾而走投无路的印度姑娘鲁绮卡，遭遇“杀猪盘”但沉迷于爱之幻象无法自拔的俄罗斯工程师伊戈尔，遭遇类似于N号房事件的韩国姑娘朴承美，在儿子自杀后主动帮助其他自杀者结果自己患上抑郁症的林镜平。这些自杀事件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以明确的现实指征串连起了那些曾经轰动一时却转眼被遗忘的“人间消息”。如果不是作家予以记录，或许它们将永远地沉入时光河底而无人问津。
在书写人类的死亡和自杀行为时，甫跃辉也同步写到了动物之死：“酒房四美”之一的美味羊肉意味着有大量的羊被杀，领航鲸发疯似的冲向海滩自杀，被反复取熊汁的黑熊扒开伤口自杀，被关在“绝望之井”的猴子崩溃自杀……“动物自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2。熟悉甫跃辉的读者都知道，他有很深的“动物情结”。如果说他此前通过“动物叙事”展现了“‘都市异乡人’的生存窘境和人性变异”13的话，那么在《嚼铁屑》中，他则以“众生皆苦”的悲心将动物与人平等视之，为现代性生命哲思增添了一重生态学维度。
甫跃辉有意识地在人与环境、人与动物之间寻求辩证性的平衡，这种均衡性同样体现在其思考中。在将死亡作为终极命题而进行深度质询时，他并没有一意孤行。“人海茫茫，各安生死，这才是普遍的人间。”14他看到生存之苦，但依然在寻找免除苦役的力量。三部曲中均出现了与佛教相关的场所和物事，以超验性力量帮助人们度一切苦厄。《广场》中有寂照庵和菩提树，《大河》中有生生寺，《危楼》中有佛像和佛经。这并不是说作家在倡扬参禅念佛，而是引导读者在佛性慈悲里领悟生死之间的转化。就拿生生寺来说，明空大和尚在母亲投河自杀后，四处化缘修缮古寺古塔，按照母亲的模样重塑观音金身，又组织了救援队，终日在河上巡逻，小冷跳河自杀就是被和尚们救起来的。生/死之间互为递嬗，无始亦无终，这是佛教生死观的积极之处，它通过对“无常”的肯定超越了将生死视为因果逻辑关系的认知，从而以平常心“把生命的过程上升到一个不能分开的整体”15。无独有偶，将佛禅力量引入小说试图解决或者说稀释成住坏空之苦的做法，也见于艾玛的《观相山》（2023）。我不知道甫跃辉提供的这一路径是否有效，但从《危楼》结尾“所有的大海和天空，所有的时间和生命，都在涌向他”16这壮美磅礴的一幕来看，他对生死的辩证性认知最终超克了对死亡的执着追问。
逶迤于小说中的哲思让我想起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骑士布洛克在瘟疫横行的大地上遇到黑衣死神，他们摆了一盘生死棋，说好如果布洛克输了就随死神而去，而死神则为他解答关于生死问题的困惑。虽然结局如死神所愿，但布洛克对凡人之幸福与甜美生活的领悟为绝境带来了一缕光亮。魔术师约夫和米娅夫妻的生活被精细地展现出来，抚慰了布洛克殚精竭虑的沉思。甫跃辉也擅长沉着密实地“厚描”现实，同时保留了善写梦境和想象的特质，《危楼》还多方探讨了科技化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比如关于“星期八”，到底是高近寒控制它还是被它控制呢？那决定自杀者命运的红灯是掌握在高近寒手里还是在它手里呢？如果是后者，人类的存在或消失还有意义吗？诸如此类的思考与细节让生之滋味醇厚弥漫，构成了小说寓抽象于具象、寓超验于经验的繁复肌理。
三、“嚼铁屑”：我们在苦熬
“嚼铁屑”这个书名颇具冲击力，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逻辑中不可能实践的动作。但在整部小说中，它数次出现，或现实，或梦境，或幻觉。我想无论哪种情况，在甫跃辉的叙事设想里，这个动作连同其对象都被倾注了强烈的时代症候与生存寓意。
先从“铁屑”说起，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广场》里。路师傅死后，侯澈陪路茗茗去五金厂宿舍。位于县城郊外的五金厂早已废弃，“空地上到处堆满锈蚀的钢筋、铁条，更惹眼的，是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一堆堆铁屑”17，那里已成荒地，荒地之外新楼正在崛起。在《大河》中，卢观鱼深夜从老薄的羊肉店出来，在桥西侧看到一个女孩，红衣红帽，长长的黑发，“脸上五官精致，细眉细眼的，猩红嘴唇嚅动着，发出咔嚓咔嚓的金属声，鲜红的汁液正不断从她嘴角涌出”18，这个女孩就是正准备自杀的小冷。在被救起来之后，她发现自己齿间有铁屑，口腔已经溃烂。在《危楼》中，高近寒在岛上回忆起中学时代与好友孙石英喜欢沿着砖厂烟囱的天梯向上爬，嘴里常留有从生锈梯子上飘下来的铁屑。后来烟囱被拆了，梯子成了废铁，“我捡起一根，触手皆是纷纷剥落的铁屑”，吃饭时“牙齿间嚓啦嚓啦响”，“我慢吞吞地咀嚼着，将铁屑连同食物，全咽下去了”19。而卢观鱼至少两次梦见自己在“嚼铁屑”，这两次梦境都与小冷/小冬相关，梦中的创伤、疼痛与咸腥血味儿丝毫不亚于现实。
说到“铁”这个词，总会让人想起郑小琼，在五金厂多年的打工经历让她的诗文无法绕开“铁”，比如“那些沉默多年的铁/随时远离的铁，随时回来的铁，/在时间沙沙的流动中，锈着，眺望着/渴望像身边的铁窗户一样在这里扎根”（《铁》）。诗评家指出，在郑小琼笔下，“铁的冰冷和坚硬，铁的噬心和锐利，铁的野蛮和无情”以符号化力量扩展为了“时代的铁”和“世界的铁”20。如果说郑小琼通过“铁”的隐喻性书写展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物对人的挤压”21的话，那么甫跃辉则作为“铁屑”的“发现者”捕捉到了这个“工业时代的废弃物”22的空洞与悲凉。这种“废弃物”在鲁敏的《六人晚餐》中也可看到，在1990年代经历改制后的工厂里，到处是“铁屑子”“废旧钢丝、报废零件”，那些被“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的工人和废零件一样成了没人要的“废品”23。在此类叙事里，包含着时代发展给个体留下的创伤巨痛，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现代性的“秩序构建”（order-building）和“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中，一些曾经有效的生产方式被淘汰，而曾经依靠这些生产方式生存的人也被剥夺了劳动的意义，“人”与“物”皆处于剩余和“废弃”状态24。
甫跃辉是敏锐的，他用“铁屑”这样一个无人关注的意象钩沉出了时代的秘密，形象生动地描摹出了某些未被“看见”和未被“说出”的时代状况。对词语或说意象的发现与运用不单单是本体论的，更在功能论层面上获得了价值感。而在小说中数次出现的“嚼铁屑”散发着强烈的非现实性，为文本打开了重要的寓言性空间。结合这一动作出现的上下文以及小说的整体意旨，我倾向于将它解读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形而上意味的生存命题，那就是“我们在苦熬”。
众所周知，文学谱系中的“苦熬”一词来自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附有一份家谱《康普生家：1699年—1945年》，在最后一条“迪尔西”的条目下，福克纳写道：“他们在苦熬。”25没有具体人物，只有代称。They endured，意味着主语既可以是他们，也可以是我们。如此理解，《嚼铁屑》的“苦熬”则无关乎个体，也无关乎经济和阶层，而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durance）”26的现象学描述。“冬去春来，那些返回故乡的人陆续回来了，来到这陌生又熟悉的异乡，苦熬他们的生活”27，这句话既是“异乡客”卢观鱼在酒房镇看到的景象，也不妨视为一种象征性的普遍状态。无论是“广场”展示的县城众生相，还是“大河”里的生死故事，抑或“危楼”里的自杀，都指向一出出人类“苦熬”的生存悲剧。尤其是在最后一部中，那些自杀者林林总总的原因表明，他们作为普通人，无非是想好好活着，但命运总在捉弄和折磨他们。当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苦熬到了尽头，却发现离坟墓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距离，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外力。在三部曲中，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苦熬”都是所有人的必经之途，也是人留存于世间唯一的痕迹。
但是，“苦熬”中亦有光亮。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仑带领一家人将妻子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虽然在艰辛的路途中，一家人表现出了种种自私和丑陋，但还是信守对亲人的承诺，完成了使命。一群人格并不高尚的卑微的普通人最后依然拥有生命的尊严与荣耀。在《嚼铁屑》中，甫跃辉并没有将“铁屑”完全塑造为无用之物，在侯澈和路茗茗看到的五金厂铁屑堆上，攀附着牵牛花藤和柔嫩绿叶；在高近寒的回忆中，烟囱所在的荒地有一片美丽的花海，登天梯的过程也是无限接近自我的过程。至于卢观鱼，他在梦中的“嚼铁屑”本身就充满了悖论，既有忧伤也有鲜美，既有伤害也有爱欲的抚慰，“他咀嚼这尖锐的美味，犹如咀嚼生命黑暗的本质”28。作者通过赋予“嚼铁屑”以“苦熬”“希望”“生命本质”等多重含义，在日常生活的无聊和生存的艰苦卓绝里发掘出了坚韧的意义。如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结尾所说；“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除了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承志的《心灵史》、余华的《活着》、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少数作品外，关于“苦熬”的文本并不多见。对于喜爱并尊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甫跃辉来说，他的文学与精神资源更多来自俄罗斯和欧洲文学。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嚼铁屑》注定会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存在。他将这个巨型文本当作了质询生活、生存、生命等难题与文体实验的场域，并试图将每一个维度都推向极致：如纪录片般精细的现实主义、对情感关系无尽的探索、对死亡问题不竭的追问、多种文体的轮番“上场”……这固然是其才华与勤奋的全方位呈现，但也不免让人担心，在如此酣畅淋漓地将“储备”一扫而空之后，他下一步的创作将走向何处呢？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七十年文学批评的范式嬗变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BZW172）；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源路径与演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JJ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甫跃辉：《走向广阔之地（创作谈）》，《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5期。
2 丛治辰：《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我们时代的侨寓困境——甫跃辉论》，《名作欣赏》2013年第34期。
3 陈思和：《序言》，《安娜的火车》，甫跃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9页。
4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5 徐刚：《“县城叙事”：附近空间与切身的人——论张楚〈云落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6 17 甫跃辉：《嚼铁屑1·广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40、207页。
7 9 [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9、103、“中文版前言”第II页。
8 12 14 16 19 甫跃辉：《嚼铁屑3·危楼》，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49、759、648、785、743页。
10 18 22 27 28 甫跃辉：《嚼铁屑2·大河》，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458、274、377、510、377页。
11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导论”第11页、第144－253页。
13 何方圆：《甫跃辉小说动物叙事对城乡个体精神困境的别样书写》，《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5 黄夏年：《佛教的生死观——以〈佛般泥洹经〉为例》，中国佛学院官网www.zgfxy.cn/Item/922.aspx。
20 张清华：《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芳草》2007年第4期。
21 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23 鲁敏：《六人晚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1页。
24 [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6页。
25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26 批评家迈克尔·米尔盖特在《威廉·福克纳的成就》中对《我弥留之际》的评价，转引自李文俊：《“他们在苦熬”——关于〈我弥留之际〉》，《世界文学》198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