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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坦·托多洛夫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三种：投射、评论和诗学。投射是批评家透过文学作品对作者、对社会、或对他感兴趣的其他某个批评对象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竭力贯穿并超越作品；评论则自始至终在作品内部进行，对作品进行详细解释；诗学探寻特定作品中所体现的一般原则。1近年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似乎更多转向为第一种，即侧重研究文学与历史或者社会背景的联系。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潮流，更是将文学研究的视角转向将文本作为某种文化潮流的注解研究。现有的乡土小说研究也大多聚焦于作品的思想与社会内涵，而很少涉及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特征。贺仲明教授的新著《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以下简称贺著），研究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问题，正是一种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的研究路向，也显示出作者在乡土文学研究中一种重建文本诗学的努力。

一、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研究的全域化

文学最根本的特性是“审美”，正是独特的审美特征，才赋予了乡土小说基本的内涵，也是区别其他小说类型的重要标识。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强调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的”，要突出“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茅盾在对彭家煌的《怂恿》进行评论时，也注意到了“地方色彩”“地方风俗”以及“地方土音”对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指出，乡土小说要有“异域情调”，同时还要展现作者的“乡愁”。2丁帆在前辈作家和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提升，并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一书中把乡土小说的美学特征总结为“三画四彩”，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3

针对乡土小说有关审美研究碎片化、不够学术化的现象，贺著划定了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研究的基本范畴，即美的形态、美的观念与美的艺术表现，并从社会现实、文化背景、作家心态等方面对当代乡土小说进行全域化的审美研究。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探讨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审美呈现。这指的是“美的形态”范畴，即当代乡土小说作品所反映出的各种审美面貌，主要包括人物形象美、自然风物美以及生产劳动美等。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寄托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同时，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也蕴含着其独特的审美观念。贺仲明以“女性人物美”为中心，讨论了乡土小说审美内涵与观念变迁问题。他以“外表美的从‘土’到‘洋’”“精神上的从传统到现代”以及“女性特征从纯洁到性感”，这三个方面概括了“十七年”到21世纪初近七十年社会变迁中，乡土小说中女性美的变迁历程。贺著对于人物形象的审美变迁问题的讨论，从外表的直观变化出发，进而深入到精神气质层面，并从“时代与个人”的角度指出了当代乡土小说女性美的书写折射了时代文化的面貌。此外，其对当代乡土小说人物美观念共性缺点的总结，体现出一种清醒而深刻的文学研究态度。

除了人物形象美，自然风物美也是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的重要呈现元素。许多学者都曾论述过风景之于乡土小说的重要性。柄谷行人认为“风景之发现”可以视作现代文学的起点。陈继会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也有“乡土小说中的风俗画、风景画，天然地就具备更多的文化意蕴”4的论断。“作为乡土小说‘异域情调’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景描写在其中具有自足自在的美学地位”5。然而，“十七年”的乡土小说风景描写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此，贺著将“十七年”乡土小说风景书写的特点概括为“简单化”“功用化”和“政治化”，并指出了这三个特点背后所蕴藏着的农民文化特点和时代政治文化特点。从“自然”转为“风景”需要“一定的距离”和“一定的主体和客观前提”，而这也是风景构成的基础，赋予了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贺仲明从两个方面对“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景书写进行了客观辩证的审视，指出其明显的模式化和雷同化缺陷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其审美特点与本土文化密切关联的意义。最后，贺著结合本土化乡土风景书写的观念，提出了风景与生活的关系以及风景书写的多样性问题，并指出只有将丰富的风景与多彩的生活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乡村生活图景，才能展示出真实的乡村。

其二，分析当代乡土小说作家的文化和审美心理。这属于“美的观念”范畴，主要挖掘乡土作家创作的独特风格、审美特点以及艺术追求，剖析作家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总结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陷，以及这缺陷背后的文化原因。

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贺著分析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时代要求与文学现实之间的冲突；以作家周立波为典型，分析了其向《讲话》要求不断靠拢的过程；又概括了“十七年”乡土小说作家创作特点，并深刻剖析了作家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十七年”乡土小说与之前乡土书写的差异性特征背后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与时代大环境构成了某种互动关系。

其三，论析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形式。这指的是“美的艺术表现”范畴，具体包括乡土小说的语言、叙事、结构、人物等多方面的审美变迁。

首先，就语言问题来说，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6贺仲明专设一节来谈当代乡土小说的方言问题。实际上，方言问题也一直是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既与文学内部形式，又与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贺仲明以1950年代“方言问题讨论”为中心，从讨论的缘起与结果、讨论过程中的文学与小说家（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以及乡土小说与方言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重新检讨“方言问题讨论”的意义所在，尤其是对于以乡村生活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来说，方言的突出作用和重要价值。贺著对方言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如何使用方言才能被大众接受的构想，不仅是真实再现乡村生活的前提，也是寻找民族文化立足点的重要载体。

其次，从艺术风格角度来看，写实与象征是乡土小说创作最主要的艺术方法。贺著以鲁迅、废名、沈从文的象征书写方法对中国乡土小说象征书写的影响展开，进一步探索了当代乡土小说艺术方法的轨迹，并指出了1980年代初期乡土写实潮流受文学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否定和批判、作家生活基础的匮乏以及作家在现实乡村面前的困惑与彷徨的影响，因而迅速退出而被象征艺术取代。当然，“无论从文学方法层面还是从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精神上来说，写实与象征都应该融合，而不是分离。写实者需要拓展视野，深化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象征者需要深入实地，加强对乡村的关爱和了解。只有很好地将二者融合起来，才能达到乡土小说优秀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7。

最后，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也是当代乡土文学小说史审美形式的重要表现之一。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1950到1970年代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农村“新人”形象。贺著以梁生宝为例，论述农村“新人”形象塑造的主体性与真实性问题。以人物身份特征角度对梁生宝“新人”特质进行考察不仅透视出其鲜活的人物性格，同时也折射出农民文化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出现了一群全新的农村“新人”群体。而这种“新”就表现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气质，具体包括俊美的外表和现代的思想气质。贺仲明注意到了最重要的现代特征是思想向度上的，也在书中指出了这些“新人”形象的局限性，这也对乡土小说的整体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宏观考察与个案精析的并置

《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不但构建了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的图谱，还提供了具有示范、借鉴的研究范式。在整体结构上，第一部分立足于宏观角度，就当代乡土小说审美中的整体性问题展开论述，其中包括当代文学审美观念的流变、审美形式的流变，以及乡土小说的地域性问题、方言问题、大众接受问题等，视野是全局性的。第二部分是具体个案。主要以审美问题为中心，选择当代文学七十年间各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展开十分细致的论述。

综合史论与个案分论相结合，宏观规律性总结与微观个案详析相结合是贺著最突出的特点。史论部分分别从审美内涵及其演变、审美特征和大众接受两个方面讨论了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呈现、审美形式以及时代文化与作家心理等相关问题。分论部分则以时间为轴线，分别论述了革命年代、改革时代以及新世纪的乡土审美。其中，每一时代又以代表性作家作品为典型例证，将时代语境与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紧密结合在一起。

史论部分站在宏观角度讨论当代乡土小说审美中的整体性问题。其一是美的内涵及其演变的过程。贺仲明选择了“女性人物美”“风景描写”作为美的内涵的呈现形式，又从当代乡土小说艺术方法从写实到象征的变迁角度分析了审美内涵的演变过程。其二是审美特征和大众接受问题。这部分贺仲明从方言问题、农村“新人”形象、乡土小说的地域性以及文学接受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考察了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特征的语言、人物和地域特色，并从“大众接受”的角度，以“十七年”乡土小说创作为中心，分析了乡土小说的文学接受问题。

优秀的文学作品真正代表了时代的高度和要求，分论部分的个案研究并非随意列举，其恰以优秀作品和时代性为选取原则。第二部分的三个章节，贺仲明分别选择了孙犁、赵树理、柳青、浩然这四位作家作为“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典范；选择了莫言、韩少功和先锋小说群体作为1980和1990年代的代表作家；西北乡土小说、贺享雍、“80后作家群体”作为新世纪以来的典型个案。当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贺著仍不忽视其特殊的时代文化特征，做到了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整体成就并不突出，呈现出政治化、模式化、集体化的写作特点。这种停滞的创作状态并没有影响个别优秀作家和作品的诞生。其中，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孙犁在乡土小说文学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贺著选取孙犁作为革命时代的典型个案，通过具体作品论证了孙犁以“人”为出发点的、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对人性美和善的执着关注。但实际上，孙犁所表现出的这种人性关怀不同于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其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贺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突出了孙犁“较强的民族国家意识”和“较浓郁的中国传统伦理色彩”，又从抒情艺术、人物塑造以及叙事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了孙犁乡土化抒情的具体表现。孙犁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家，其人道主义和抒情书写是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深化了人性关怀书写的同时，也拓展了乡土文学的抒情方式。

赵树理和浩然也是贺著中所提到的重要例证。有学者曾言：“八十年代的浩然与五十年代的赵树理便是殊途同归，一体两面。”8赵树理和浩然都是革命时代优秀的作家，但学界长期以来并未将其联系起来考察。贺著敏锐地发现了二人之间共同的农民立场，详细分析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农民审美的表现，并总结了两人不同的发展与路向。当然，赵树理和浩然不同的文学命运走向，既与其自身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等主观因素有关，也与农民审美在整个文学语境中的处境相关。那么，如何认识农民审美和其存在的意义自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命题。贺仲明也在书中给出了他的回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农民文学的审美价值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农民审美毕竟是在相对落后封闭的环境中产生的，必然存在有视野狭窄、深度欠缺的缺陷，艺术表现也相对单调，从整体上看，它难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但这绝非说农民文学审美没有其存在的意义。”9实际上，从文学本身、精神内涵以及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上来看，农民文学审美依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新时期文学在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也在不断开辟新的书写路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乡土小说的创作由此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给乡土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开放的文学观念和多元的创作方法。知青作家与农村之间有着很深的纠葛，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潮流也和乡村文化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韩少功不仅是一位知青作家，也创作了多部“寻根文学”作品。书写乡村几乎贯穿了韩少功此前数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而他的乡村成长经历也决定了他与乡村之间密切的关系。当然，在这几十年中，韩少功的乡村书写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贺著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并以“1985年”和“《马桥词典》”为界，根据书写立场和书写方式的变化，将其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韩少功书写乡村的变化，折射着他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看作他在与乡村文化的艰难磨合中，逐渐回归自我心灵，形成独立思想和文学品格的过程。”10

“寻根文学”之后或可以说是同时，迎来了“先锋小说”的热潮。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先锋小说以另类的、非写实的写作方式书写虚化的乡村历史。贺著选择“先锋小说”作为个案，不仅因为其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因为其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审美维度上补充了乡土小说的创作，也是对传统乡土小说的一种突破与挑战。然而，先锋作家的虚化的乡村书写和极端的形式实验，恰恰也是其局限所在，贺著对此亦有所论。莫言可以说是当代乡土写作中最重要且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贺著以莫言为一节，并用“生命力之美”“驳杂和放纵之美”以及“故事和传奇之美”概括了其极具个性化的审美特征。中国乡村文化是莫言乡村书写的现实铺垫，这种古老的文化对他的影响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他也真正融入其中，与乡土大地紧紧相依。贺仲明对莫言乡土小说审美价值的评价客观充分，其中，“提供了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生命观和审美文化”这一点更是为当前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的主流进行了辩证的讨论。实际上，向外学习只是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关键是“找到自己的独创性，建立起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独立地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11。

新世纪以来，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中国乡村社会急剧转型。在此基础上，乡土小说的写作也出了一些新向度，其表现内容、思想内涵以及审美特质较之以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乡村的现实文化背景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表征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式的转变。首先，贺著探讨了乡土小说地域性融合的问题。西北乡土小说不仅是乡土小说地域性特点的代表，也印证了一种新的“南北交融”的审美趋势。书中所列举的红柯、李进祥、石舒清等西部作家，他们虽书写西部，却在遒劲苍凉之余表现出一种细腻柔美的“南方化”特征。贺仲明从美学风格和文学形象两个方向总结概括了创作的新面貌，同时也关注到了南北交融的前景和意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兴起了一股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浪潮。现实主义是乡土小说的起点，也是它的归宿。贺仲明认为写实始终是乡土小说的重要类型，因此，他十分重视写实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贺享雍的《乡村志》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反映乡村现实的小说，十分细致而全面地描画了乡村生活的多个层面。贺著以《乡村志》为例，探讨了当下中国此类关注现实乡村作品的价值所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现实面临着各种崩溃局面，乡村现实和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由此，自觉的乡村书写成为时代的要求与期盼。贺仲明由《乡村志》的成功进而构想出现实主义如何创新的路径，只有关注乡村、热爱乡村、直面乡村，独立地思考乡村问题，积极开拓与创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能使文学贴近大地，揭示并解决更多的乡村现实问题。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在回归现实主义、重构乡村日常的同时，也出现了现实主义泛化、碎片化叙事等问题，这不仅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弊端，也是“非虚构”等极端现实主义带来的影响。

“80后”乡土小说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这一代人特殊的乡村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乡村书写的关注角度和审美品格。马金莲、甫跃辉和郑小驴并不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却因其作为拥有乡村记忆的最后一代人，也长时间坚持乡土书写，体现出明显的乡村文化转型的特征。贺仲明对这一代乡土小说作家的关注，一方面是注意到了他们深厚的乡村文化和精神资源，试图挖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美学内涵；另一方面，他也殷切地希望青年一代作家能够珍惜乡村记忆，并在书写乡村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转型与超越。乡土小说需要注入年轻的血液，同时也需要在转型与创新中构建更加灿烂的发展蓝图。

三、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多重启示

乡土小说的审美品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社会现实的变迁和作家主体精神的变化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问题，贺著所做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学研究实践，具体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贺著在研究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问题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了乡土小说地域色彩与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关联。地域色彩是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其背后不仅是地域文化的反映，也体现出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道：“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12乡土小说对地域色彩的重视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其独特的审美特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革”，由于文学一体化缘故，冲淡了地域色彩。直到198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们以更加自觉的意识进行地域化的书写。对此，贺著的第二章第三节《当代乡土小说的地域性演变与问题讨论》有十分详细的论述。贺仲明在感慨乡土小说整体上的地域特色逐渐式微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地域性的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对文学的地域性问题仍有许多方面未达成共识。在书中，他总结了以往的“地域性文学”与今天的“地方性文学”在文学理念、文学内容以及文学观念上的不同，同时也分析了文学地域性思潮兴起的多重因素。其中，他提到了“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乡土小说地域特色的背后，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表征，由此，地域特色就不单单是审美层面的艺术品格，同时也代表着思想文化上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民族思想的建构离不开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地域文化的内涵蕴藏着深刻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与政治、民族、文化等密切相关。然而，当前的文学地域性呈现出封闭化和极端化的趋势，对此，贺仲明也提出了乡土小说地域性发展所应当坚持的三个原则，即民族国家的主体原则、现代性原则以及文学性原则。此外，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贺著也注意到了文学地域性问题。其所提到的寻根文学，不仅倡导地域色彩，注重对民风民俗的描写，也关注到了那些被遗忘的边远乡村，并通过地域性的乡村书写，试图建构中国乡村叙事的审美艺术。这已然不仅是一种审美研究，更是一种视野宏阔的文化研究。

第二，历时纵览与共时场域的双重视野。贺著的分论部分，以代表性个案研究，系统性地论述了乡土小说自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以来所呈现出的审美变迁问题。其对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变迁研究以时间为线索，一方面将不同时代的乡土审美串联起来，另一方面分析某一时代的审美书写方式背后的复杂场域制约因素。

具体来看，第三章《革命时代的乡土审美（1949—1976）》首先对这一时期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评价。由“十七年”和“文革”组成的革命时代是单纯的理想主义时期的延续，在这样的集体化和政治化的社会语境中，到处充斥着理想、激情和浪漫色彩，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一种写实性和艺术表现的通俗化色彩。虽缺乏个性和深度，呈现出模式化和简单化的缺点，却也是政治文化与农民文化结合的时代产物，具有非常深厚的时代文化烙印。这一时期也涌现出诸如孙犁、赵树理、浩然、柳青等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家，并塑造了许多文学史经典。

第四章《改革时代的乡土审美（1978—1999）》所涉及的是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的乡土小说，这一时期恰逢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文学审美的潮流。受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多元的审美局面，除了知青作家对乡村的怀旧书写，也有先锋作家的文学探索，当然，1990年代也有一些作家试图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尽管力量微弱，也作出了一定的创作尝试。于乡土小说而言，改革年代是一个文学转型的年代，城乡之间也经历了从分裂到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打工文学”“农民进城”等乡土小说题材的出现，一方面应时代发展而生，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书写范围，使其落足于“城乡之间”的社会文化语境，改变了乡土小说的面貌。

第五章《新世纪的乡土审美（2000—2015）》主要研究了进入新世纪后的乡土小说审美变迁问题。21世纪亦是一个以“转型”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城市化所带来的商业文化冲击使得中国乡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同时，社会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3。费孝通所言的那个依靠乡约礼法自治的乡土世界已然不复存在，“真正的乡村人口其实只占少数；农业的地位已经变得边缘化”14，乡村正经历着传统伦理秩序的崩溃和严重的空心化问题。于是，一批乡土小说作家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衰败的同时，也对乡村的未来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建构与畅想。具体到美学视阈，贺著认为21世纪初的乡土小说有如下几个新特征：民族特色的深度介入，艺术风格的南北融合，非虚构的介入。即使传统乡村受到了来自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强势打击，但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依然熠熠生辉，也仍有发展与研究的空间。

第三，基于历史理解与同情的价值判断。贺著在如何全面评价当代乡土小说审美价值方面，显示出重返历史现场的研究路径。贺仲明认为：“对于历史，特别是历史中的不完美，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尽可能做出细致具体的分析，尽可能避免简单化和概念化。”15的确，贺著在评判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时，注重尊重历史，将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结合起来，而非某种单一视野作出简单的臧否。

比如，长期以来，研究界对“十七年文学”也是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十七年”是极端政治化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因而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大；也有学者将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与文学的现代性实验联系起来重新讨论与阐释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事实上，“十七年文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并以丰富的历史性书写，再现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文学与历史的互相阐释。

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出发，贺仲明对“十七年”乡土小说进行了审美解读，并给予基于历史理解与同情的体认与评价。在讨论“风景中的权力与传统”问题时，贺著以“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为例，首先指出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作家们对于风景描写的重视，“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并没有得到关注，大多作品对风景的书写十分简单质朴，甚至基本不涉及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接着以赵树理为例，分析了其小说的风景描写所呈现的简单化特点。又以孙犁、周立波和王汶石为例，指出这些作家并不关注风景本身，而是以“政治”和“功用”为目的。实际上，这背后是特定的时代文化作用的结果。贺仲明将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结合起来，认为“十七年”乡土小说的风景描写带有很强的乡土自我审视特点，与时代文学的思想一致，是时代文学观念的结果，它不仅具有丰富的讨论空间，同时也蕴含深刻的启示。

总之，贺著中的审美与文化的综合考察，历时纵览与共时场域的融合，对历史抱以理解与同情等文学研究方法，对我们极具启示意义。

结 语

正是因为以上特点，在众多的乡土文学研究著作中，贺仲明这部著作显得独树一帜。在文学研究日渐向文化研究与史学靠拢的今天，他坚持研究乡土小说的审美问题，乃是真正回归文学本真的研究。这种重建文本诗学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真切认识到文学研究之“初心”，去真正感受文学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本文系西北大学2023年度研究生经典文献导读工作坊项目“乡土小说经典重释工作坊”（项目编号：WX2023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2 鲁迅：《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7页。

4 陈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5 魏宏瑞：《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 李宇明、王春辉：《论语言的功能分类》，《当代语言学》2019年第1期。

7 9 10 11 15贺仲明：《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84、222、255、297、184页。

8 邵部：《〈苍生〉与“八十年代浩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3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51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