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张欣新作《如风似璧》从直面当下都市的写作转而书写历史的幽微处，以现代价值观重塑民国女性，重新讲述广府文化。广州面海，千百年的经商历史形成开放、包容、对话的文化特质，进而规训了广州人的自我认同，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女性反叛提供了思想基础。小说以全球视野再现近代广州的重大历史时刻，反思中国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深描”八十多种广府美食，以及英歌舞、南音、粤剧等地方性知识，探索大湾区呼应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多元路径。

关键词：张欣 《如风似璧》 广府文化 商业伦理 地方性知识

张欣的写作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以对广州故事的日常化叙事，聚焦市场经济转型中现代女性的都市生命形态，雷达强调她“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1。所谓“城市感觉”，即是发掘自我、追求自由、不懈奋斗的感觉。城市的确给予边缘化、平凡的小人物以更宽广的空间，唤醒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主体性。这正是城市的号召力，城市文学传播力的根源。城市化、流动化的加剧，促使很多人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成为时代最强音。广州这座古老的商都注入崭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参与城市生产，揾工、经商、创业，张欣的《岁月无敌》《首席》等一系列小说应运而生，程文超从欲望书写的角度高度肯定了其创作2。从文学传播和接受美学角度看，很多女作家谈到自己最初是通过张欣的小说，来认识广州、认识南方的，甚至因此南下广州揾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指认张欣在都市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不过我们也看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以乡土文学抑制都市文学的倾向。正如孟繁华对文学史的梳理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目标是现代性追求，是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文学叙事服务于革命动员及建立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需要，整体上肯定那些硬性的宏大叙事，乡土文学成为显学备受关注。城市文学的基调相对柔软松弛，注重个人情感和日常生活，不那么容易被整合到整体性叙事中来，因而在启蒙、革命为主调的文学史书写中被边缘化、弱化。

当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这种人口的巨幅流动必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一步渗透并塑造当代生活。当巨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生活的疑难，当我们陷入对城市性格的沉思，当我们不断探索女性的生活之路，张欣的都市小说也就变得愈发重要。难能可贵的是，她多年来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地寻求自我变法的诸多可能性。新作《如风似璧》一反其直面当下的写作路径，转而于历史的幽微处，采用“局内观”的叙事立场，经由来自不同阶层的三位女性的精神成长，“深描”千年商都独特的精神文化地理。在为广府文化赋形的同时，勾勒出民国广州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

一、民国女性的现代重塑

女性是张欣言说自我、勘探世相人心的秘钥，《如风似璧》以女性的生命浮沉构筑全篇，选取1932—1942年这一时间段，以现代价值观重塑民国女性，勘察广府文化的深层内核、广州人的精神源流。张欣在序言中谈道：“民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谓上流社会大多由军阀和买办构成，社会风气是异化加变态，表面攀龙附凤、极尽奢靡，实则毫无自立能力，基本是用金箔包裹腐朽。”4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的剧烈碰撞、交融，促使“异化加变态”的社会孕育着新生。小说开篇以一红一白两件大事，将苏步溪、阿麦、心娇三位女性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经由她们爱情淬炼下的向死而生，叙写女性的坚韧、倔强与独立。她们“在历史中成长”，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在昭示女性的历史性宿命、自我独立的艰辛与不易的同时，揭开千年商都长期被遮蔽的文化地理、历史记忆，民族国家的现代蜕变。女性的精神成长史由此成为时代的注脚、历史的“潜文本”，从而使小说具有詹姆逊所谓的“民族寓言”的性质。

福柯曾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作家对历史的叙述，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现、印象式描摹，而是一个意义再造的过程，其间蕴涵着作家的自我情感灌注与主体间性，以及时代的某些价值编码。因而被叙述的历史具有虚构的真实性，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被话语建构的、“绵延的‘现在’”5。艾略特也强调个人才能对传统再创造。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广州独特的精神文化地理，为张欣对民国女性的现代重塑提供了便利，也为其重新发现、审视广州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过程中，爱情是人物精神成长的关键引擎，它触发了女性的生命“原罪”，迫使其在传统人伦中左奔右突，并在残酷现实的逼仄下走出爱情的虚假幻境，爆发出强劲的生存意志，建构自立、自主的独立人格，探求新的人生出路与心灵归所。

农耕文明时代，男性主宰、创造着“此在”的社会秩序和主流话语，女性则被当作“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常常被强加以相互矛盾的含义，却从来没有意义”6。女性因其低等级、无意义的“第二性”，被排除出“人类共在”，但女性的社会性别指认不是先天的，一整套父系统治秩序规训了女性的自我，“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7。她们被禁锢于家庭之中，“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意义远远大于对男性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女性的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8。家庭是女性身份和价值认同的根源，从父亲的家到丈夫的家，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乃至一个被任意支配的物，无法成为“完整的自己”。即使出身商贾之家的苏步溪，也难逃女性的这种历史性宿命。“三纲五常”遮蔽、消解了女性的自我，并使其遭受着传统家族伦理的贬损与戕害。对杨双庆隐秘的爱恋改变了苏步溪的人生轨迹，尽管贺大夫隐瞒了她患有相思病的事实，使其免受传统道德伦理的非议与责难，但她却深陷生育职能的桎梏，在父权的压制下听任命运的摆布。苏步溪生病前后在婚姻市场“行情”的巨大反差，鲜明地体现出女性的被物化。

三位女性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她们成长的时空体流转，进而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探察民国广州的镜筒。处于社会底层的阿麦，本是个典型的传统女性，但即使是女性世代继替，囿于家庭职能、生育职能的庸常人生，于她也是一种奢望。阿麦对家庭的渴望与其佣人身份及在苏府的处境息息相关，精明的鹏仔抓住阿麦的这一命门，诱使她从苏府盗取珠宝，并将她狠心抛弃。鹏仔的背叛，尤其花猪屈就于现实的选择，毁灭了阿麦对爱情、婚姻的美好期冀，只得于自我的独立、奋进中，寻求灵魂的安顿与赋格。作为社会的旁逸斜出者，心娇可谓勾连社会各阶层的枢纽式人物。她周旋于声色场，既洞穿上流社会的奢靡、贪婪与明争暗斗，亦深知底层人的艰辛和酸楚，对人性的寒凉有着更深的体悟。其被送人、被卖的人生遭际尽显女性的物化属性。妙合是一个“刻在阶层结构上的”9地理空间，作为男性欲望的衍生物，这里演绎着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香艳故事，但妓女们的自我却被淹没，其悲惨命运由此昭然若揭。“捞偏门的人最大的心愿都是上岸。”10一语道出心娇们的心声，但这“上岸”是建立在对男性的依附之上的，是以男性的施予为先决条件的，未能改变她们被物化、异化的生命境况。

三位女性的独立自主得益于广州独特的精神文化地理。广州面朝大海，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更是自明代海禁以来联结中国与世界的唯一通道。广州进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最先沐浴西方先进文化，成为“西学东渐”的最佳窗口。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地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的影响，逐渐地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11。作为新文化策源地，广州引领时代潮流，敢为天下先，体现出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精神风韵与文化视域。中西、新旧文化的交融，自由、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使苏步溪们沐浴时代新风，在自我的不断觉醒中，逆流而上，反叛传统，重塑新我。

鲍曼用流体来比喻“现代”这一时间范畴的“现在”阶段，指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不确定性。12西方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市场，中国“流动的现代性”不断加剧，苏步溪们深切感受到这种时代剧变，也从中觅得人生新的可能性。“以前受朝廷的种种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十三行附近，不能擅自入城。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13除商品贸易外，允许外国传教士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医院、学校等，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女性解放与思想启蒙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美国女传教士那夏理指出：“欲救中国女同胞，使能接受真理，非先倡女学不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14张欣在《如风似璧》中强调了教育对女性的影响。

三位女性都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由此迎来生命的转机。苏步溪少时跟着严守贤读私塾，在执信学校读书后，他仍是其辅导老师，但真正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现代启蒙文化，这与黄千祥、金琉璃、贺喜儒三人密切相关。黄千祥是位讲古寮的先生，不论是其马来西亚归侨身份，还是讲古中重视科普世界知识，都颇具启蒙意味。他讲古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之弱，主要弱于精神上之力者”，“国人屈辱而不奋发，要想国强民富还是要开启民智”15。黄千祥可谓苏步溪的思想启蒙老师，引领她购买、阅读各种中外先进书籍，认识到社会弊病是自我不幸的根源，自我本质上的民智未开，这些都带有浓郁的历史象喻性。“五四”是个“弑父”的时代，女性解放“牵动着父系文化的每根神经”，成为摧毁“父系文化大厦的第一批引爆点”16。革命者金琉璃激发了苏步溪的自我，促使认清婚姻本相的她产生学医的想法，并在贺大夫的帮助下去了夏葛医学院。广州是中国最早引进西医的地方，夏葛医学院由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女传教士富玛利筹建，是一所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正规医学院，之后美国人夏葛又捐款将其扩建。它在促进女性思想觉醒的同时，为其提供了走出家庭、实现自我社会价值和人格独立的机会。苏大阔对女儿学医的暴怒，凸显出国人对西医，尤其护理职业的偏见与误解。

阿麦虽是佣人，但大太太花钱让她去识字，贺大夫进而以此为由，将其接到家中顺利生子，救她于水火。阿麦与苏步溪也结缘于借书。文化程度不高的阿麦跳过花花绿绿的女性杂志，向苏步溪借了鲁迅的《呐喊》，皆因有时候很想尖叫。书名与人物内心的苦闷与冲动相映衬，并形成某种情感共鸣，为苏步溪开医馆后让阿麦去做助手埋下伏笔，也促使阿麦在对爱情、婚姻绝望后，在苏家的帮助下去夏葛医学院学医。心娇在被家人送给六婶做养女后，“六婶见她样子、嗓音尚可，便请了师傅正式教她琴棋书画，也找了人教她唱曲”17，九如舫寿宴当天，凭借阴柔的南音，她不仅赢得严瞠炽热的爱恋，更因得到吴将军夸奖而迎来人生剧变。她正大仙容、老气横秋的毛笔字，解了吴将军的燃眉之急，也逆转了在吴府步履维艰的生存处境。

摆脱父权生活秩序的困囿和权力规训，是女性反叛传统、建构自我的关键，“五四时代曾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一个著名的镜象：娜拉，一个反叛的姿态，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18。娜拉对“五四”女性的主体生成意义重大，但当她们走出家庭后，却又陷入“娜拉走后怎样”的鲁迅式寓言。广州受海洋文化滋养，由千年商都熏染，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这使得苏步溪们走出家庭后，或通过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或经由各种小本生意的自主经营，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人格自主，从而幸免于子君们的悲惨结局，蜕变为时代新女性。

二、商业伦理与个体价值认同

《如风似璧》中三位女性精神成长的时空体挪移，展现出民国广州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民族国家的现代变革。广州与南洋的贸易史可追溯至先秦。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郡县，开启了与世界的贸易往来与文明互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促使“Canton（广州）这名字，传遍欧洲各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Canton是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市，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甚至将Canton误以为中国，世界各国的商人也将其看作“财富”的代名词。19“到中国去”成为当时很多外国商人的最大梦想，但“历史在中国几乎只是历代帝王的年谱，从来没有不是记载帝王和朝廷的事迹的；广州既是没有历代帝王建过长久的京都，在正史中自然像是被遗忘的了。只有从民间的传说和地方的通志里，可以隐约地窥见历史上的广州”20。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广州溢出传统之外，只留存于民间传说和地方志，凸显出有别于内地的边地经验。黄遵宪在《羊城感赋六首》中有云：“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气异中原。”21绵延千年的商业文明形塑了广州的文化地理，它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国家单位，却是一个独特的商业地理。

农业文明凸显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商业文明强调商业伦理对人的价值规训。段义孚认为“地方是一种特殊的物体。它尽管不是一种容易操纵或携带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却是一种价值的凝结物，它是一种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体”22。地方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将个体与某一地理空间联结在一起，形构了其情感结构、价值认同，乃至看待世界的方式。绵延千年的商业文明规训了广州人的价值认同，务实、灵活、包容成为商都的精神文化底色，贯穿于小说人物的精神中。从小娇生惯养的苏步溪喜欢勤勉、务实、坚忍的杨双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心娇喜欢孔武有力又有权势的吴将军，她们都不喜欢文人的酸腐气及懦弱性格。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严瞠不食人间烟火，将自己对妓女心娇的梦幻爱情代入名著，热衷于用法文向心娇朗诵《茶花女》，但身陷荆棘的心娇需要的是真实的物质馈赠，或帮她洗白身份，走出困境。尽管严瞠很爱心娇，但衣食无忧的他沉浸于艺术殿堂和自我世界。当得知严瞠是瞒着家人来妙合寻爱时，在现实泥泞中苦苦挣扎的心娇弃绝了无谓的情感。

苏大阔对商人身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同时深知权势的重要性，联姻成为他实现财富与权力深度捆绑的重要策略。“从嫁娶婚载入史册的那刻起，就不仅是一种血缘禁忌，而是一种性别针对性很强的社会的强制规定。”23女性作为男性创造的性别文化符号，经由婚姻被纳入社会秩序，并成为父亲、丈夫的利益置换物。认为金钱比面子重要的苏大阔，以入赘的方式鲤跃龙门，成就商业传奇。传统的男权文化与商人的实用原则，又使其将女儿的婚姻当作增加、守护财富的重要砝码，就连对女儿教育的重视也尽显商人的精明和盘算。他以奇货可居的商业法则权衡女儿的上门提亲者，并在其口碑下滑后，造成了她的婚姻悲剧。严瞠出家后，他想让被休的女儿继续留在严家以保住颜面，后又企图将其嫁给快50岁的黄老板，亦将对女儿的哀婉、冷落乃至嫌厌溢于言表。相反，他很满意儿子苏虾米和长相不济的姜穗的婚姻，尤其对姜穗的态度几近谄媚。这些都将苏大阔唯我独尊、势利自私的性格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早期广东的外舶有十三个国家，由此形成享誉中外的十三行。广州“一口通商”后俨然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鼎盛时期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说。24苏大阔入赘饶家后，成立自己的商号，做十三行生意，“以官制商”的外贸政策强化着他攀附权贵的欲望，也映衬出官商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权力制衡关系。姜穗的父亲姜载林是十三行总商之一，“口含官宪，手握议价权”25，苏大阔对姜穗的赞扬、讨好，与其新女性的身份标签无关，他甚至对女性解放及文明开化不感兴趣，他真正看重的是姜载林的权势、官商利益共同的搭建、乱世中的财富积累和守护。

在传统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铸就了一套与之匹配的安贫乐道的文化策略，重农抑商政策将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并形成整个民族对其他文化的敌视态度。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成为人们对商人的刻板印象。《如风似璧》中，张欣以现代视角重塑历史，凸显苏大阔贪婪的商人本性的同时，经由他对大太太的深厚情感，对二太太的尊重和迁就，及对读书人、教育的重视，展现出商人的多维面向。杨双庆与苏大阔某种程度上互为镜像，凸显出传统商业文明的伦理要义。特殊的家世塑就了杨双庆信义为先的价值认同，正所谓“诚交天下客，誉从信中来”，“儒家文化中诚信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既是人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儒商‘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26。杨双庆的家族因诚信名震四方，他最终也为信义忍痛割爱，同苏大阔一样通过婚姻改天换命，实现了笃守信用、振兴家族的心愿。张欣也以被誉为世界首富的伍秉鉴为原型，通过姜载林撕毁巨额债据，让生意失败的美国商人回国，塑造了其讲究信义、忠厚慷慨的儒商形象。“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可靠性。”“熟人伦理”维系着“私人的道德”27。合约、债据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受理性的支配，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传统的口头承诺到签订合约，彰显出西方现代文明对千年商都崭新的商业伦理的建构。现代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商人的贸易活动中，也早已融入广州人的日常生活。在阿麦意外怀孕走投无路之际，贺大夫夫妇与其签订送子契约。即使阿麦迫不得已签了协议，但她始终信守承诺，从未有过越轨之举。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既指涉遵规守约的契约精神，也体现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贸易原则中。九如舫被汉奸鹏仔巧取豪夺后，二太太在闹市区开了家名叫炖品皇的小店，很快便一枝独秀。而其荒谬的“贪泉”传说背后，实则是注重真材实料的俗常道理。

20世纪的时代主潮是启蒙、革命，以往的文学叙事强调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中的重要作用，甚而以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反映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商业、商人的革命价值被大大忽略。在城市化的今天，我们思考传统商业伦理现代转化的同时，需重新审视商业、商人与革命的关系。张欣在《如风似璧》中，既凸显出广州绵延千年的传统商业文明，又以杨双庆这一“归来者”视角，揭橥古老商都的历史剧变，展现出其长期被遮蔽的“宏大叙事”。鸦片是英国为扭转外贸逆差采取的极端手段，广州的鸦片贸易颇为猖獗，“当年潮州商人开的德胜号是数一数二的华人鸦片商，在上海和各口岸多地设有商号”，精明的潮州商人掌握了鸦片的内地分销渠道，几乎垄断了沿海、沿江的鸦片贸易。28鸦片贸易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鸦片战争更使中国门户大开，“五口通商”后，“无数的广州买办早已挟着算盘、账簿，风尘仆仆转战于上海、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了”29。十三行风华不再，但其商业文明随广州商人北迁，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杨双庆的商人身份背后，潜隐着革命者身份，体现出时代对商人的身份、价值重塑，商业伦理与革命伦理的交融共生。商铺进而成为革命联络点，金琉璃的最后一份情报也是经由商品与人物身份的隐喻得以实现的。即使顾怀玉、贺大夫等“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气节，并为抵抗日军的威逼利诱逃往香港，体现出商都人根植于心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怀。

三、饮食书写与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

张欣在自序中直言“很想写一部独具广州特色的小说”30。广州是她长期倾力构筑的文学地理，但在其以往的都市小说中，广州更像是一个现代性表征，那些颇具识名性的地域特质被有意无意地弱化。《如风似璧》中，张欣在描摹女性精神成长史、重述千年商都传统商业文明时，将人物的“主体性与空间连接在一起，而且不断与空间的特定历史定义重新绞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和主体性都不是自由漂浮的：它们互相依赖，复杂地结构成统一体”31。人物在颇具象喻性的地理空间挪移，形成特殊的成长共同体，地理空间进而不再是纯粹的物质地貌，而是一个可解读的文本。32恩格斯曾强调人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张欣“小说中出现的诸多地理空间和景观，不单是为了情节的展开建构坐标系，同时也承担着推动叙事进程、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等重要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小说的美学风格”33。地理空间、地理景观犹如系物桩，将人物与特定的地理经验、地理记忆，尤其广府饮食、器物、骑楼、园林、书画、粤剧、南音、英歌舞等地方性知识相勾连，在凸显人物性格特质、价值认同与精神诉求的同时，解码民国广州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历史记忆、广州人的精神底色，并以此探寻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地方性的经验与知识，固然不会直接形成文学的地方风格，但没有地方性经验与知识的支撑，写作就是无根的、漂浮的。”34对广府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是《如风似璧》的一大亮点，体现出作家对长期生活、写作的这座城市的浓浓深情，一个现代心灵与千年商都的对话。地方性知识也是张欣勘察广州文化地理，重述广府文化的重要媒介。张光直指出“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35。饮食作为一种沉淀于身体的“习惯性记忆”，能够“最为直接地反映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形貌，它构成了‘地方性知识’的最生动部分，也是‘民间智慧’的生动写实，甚至成为地方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件”36。卓绝的外贸优势、经济的繁盛，形就了广州自成体系的饮食文化，“广州城旧时的繁荣都是从‘吃’开始的”，“所有商行的开张尾牙、商务宴请，人们的婚丧嫁娶、满月寿席、人情交往、同乡联谊，包括节假日、时令、节气等说辞都不过是找个理由吃饭而已”37。张欣抓住饮食这一“地方记忆”，实写了八十多道粤菜：既有宴会中的高级名菜，中西合璧的点心；亦有名不见经传的家常菜，秘不示人的独家风味。从而经由“广州味道”的建构，凸显广府饮食文化、地方风物，勾勒民国广州的时代面影与社会文化结构。

地理空间是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与银行、大新公司等现代新型空间不同，九如舫是一个集美食、娱乐为一体，商业与欲望交织的消费空间，也是一个不断被时代新风改塑的文化再生物。这里不仅名厨云集、佳肴荟萃，更是高端宴请的不二之所。“食色，性也”，大酒楼的欣欣向荣促进了妓寨的发展，九如舫这座“金碧辉煌的水上浮城”“名不虚传的销金窟”38，与妙合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在吴将军父亲的寿宴筹备期间，妙合老鸨梅贵姐特意请书法家顾怀玉，在瓷盘中写上“遍地金钱”“喜从天降”等不免俗气但喜庆吉利的菜名。食材的产地、烹饪、搭配、摆放、器皿背后蕴含着一种文明的方式，更折射出宴会的规格、人物的身份地位。宴会当晚苏大阔又将餐具换成九如寿宴瓷，餐桌中央放着他送的玉雕寿礼，足见吴将军权势地位之高。饮食早已超越其使用价值，被社会消费符号、价值编码赋值。器物作为身体的延伸物，亦映衬出上流社会讲排场、好面子的奢靡风气。人物的性格、心象、文化身份认同也经由器物呈现出来，形成物我合一的美学效果。服饰、发型乃人物文化认同与身份的象征物，同时嘶哑苍凉的老琴别有韵味，“老琴背后不起眼的地方刻有一方印记，篆体的四个小字‘残音沉韵’，令心娇自小就有了以弱胜强的朦胧意识”39。琴与人互为镜像，映衬出心娇柔弱中不服输的倔强。

作为至关重要的话语装置和审美意象，饮食是建立和维护人物关系的重要媒介，并促进了人物的成长蜕变、故事情节的发展。二太太不是因为漂亮，而是以一道蛇羹征服了苏大阔的胃。阿麦去打金时带给鹏仔一些苏府的食物、酒，进而与之发生了关系，她也是在买云吞面途中与鹏仔重逢，并结识花猪的。食物将人物巧妙地勾勒在一起，推动着其命运的突转与主体生成。饮食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当“言语被迫变成场面话的时候，食物则会传递某种信息”40。在成长期反复遭遇变故的心娇不是妙合的头牌，长相并不惊人，能力也谈不上卓绝，但对人情世故的掂量，美食精髓的把握，使她得以在吴府绝处逢生。“食在广州”不仅指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粤菜特点，更显示出“天下所有食货，粤东几近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的饮食风范41。心娇精心准备的“家的味道”，唤醒了肖副官沉睡的“身体记忆”，也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这种以饮食为媒介的无声交流，更体现在吴府家宴中，并勾勒出官场的权力角逐。钟小姐的青楼菜、宛若出浴美人的荷花相映生辉，构成一幅曼妙绝伦的春夜图。妙合姐妹的戏曲更是将宴会推向高潮：《武家坡》《聂隐娘》等京剧经典曲目，迎合了军人的审美趣味、意识潜流；大喇叭留声机的靡靡之音摄人心魂。留声机、唱片的出现带来广州人娱乐方式的改变，丰富着粤曲、粤剧的传播媒介。心娇挖空心思讨好吴将军，以便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本；吴将军小小翼翼地侍奉上司，借此维护、巩固自我权力、地位，人世间的生物链如此鲜明地铺展开来。然而暗流涌动的乱世风云，将一切全化作黄粱一梦。面对整个社会攀龙附会、奢靡淫乱的文化风气，“南天王”陈济棠为整治不正之风发起道德重建运动。吴府因家宴奢华成为整肃对象，心娇首当其冲，被列入遣散名单。与社会的腐朽糜烂互为表里，打着抗日旗号的“两广事变”，透视出国民党内部严重的派系之争。兵变失败后陈济棠逃往香港，吴将军、肖副官被暗杀，心娇彻底失去最后的指望，重回妙合，对自我、世界有了更痛彻的体悟。

张欣还将美食上升为一种人生态度和智慧，一种开放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承载物。食物之美不仅在于食材的新鲜，更在于食物与烹饪者的心情交换、与享用者的能量交换。钟小姐与心娇、梅贵姐推杯换盏间互诉衷肠，女性间的怜惜、互助经由食物传达出来，巧妙揭开各自隐秘的成长史。苏、严两家的中秋节宴会，显示出广州人的日常礼仪。“饮食文化与任何其他文化体系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通过对食物的品尝过程贯彻一种社会伦理。”“从文字结构看，‘礼（禮）’与饮食从一开始就在伦理中约定俗成，而礼器与饮食器（诸如‘鼎’‘爵’等）的契合，更将中国文明中的‘饮食文本’抬高到了‘礼制’的高度。”42作为一种社会语言，“饮食文本”潜在的地方文化表述及社交属性中，包含着特定的人伦秩序与社会价值体系。食物因此具有阶层、等级之分，人物的政治经济地位、阶层属性，总是经由这一“身体惯习”表现出来。出身卑微、穷得不愿跟人提及身世的鹏仔，在投靠黑社会老大陆山河后，企图通过饮食的高品位，将自己装扮成上等人。小说既以阿麦之口道出鹏仔无可逃遁的底层身份归属，又经由苏步溪对其权力与欲望根源的揭示，表达了作者对这类于连式人物的同情、对人性的幽微与复杂的勘察。

阿麦于苏府、黑市的空间置换，呈现出广州沦陷前后的惨烈景象、广州人的生存哲学与日常生活图景。国民党撤退前的焦土式破坏、日军的轰炸掠夺，使广州沦为人间地狱，“以食为天”的广州人面临严重的饥荒。小说进而以凄惨悲凉的饥饿叙事，揭开沦陷区广州被遮蔽的历史。食物亦是侦破命案、还原真相的推注器。二太太请章球来家里吃蛇羹，竟使他意外发现侦破鹏仔被杀案的线索。心娇为求生存，借着锣鼓喧天的英歌舞表演击毙鹏仔，地方性知识与人物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行为相映衬。各方势力在鹏仔死后传话章球停止查案，透视出鹏仔可怜又可恨的悲剧人生，社会内部盘根错节的权力之争。

早在1905年，梁启超便提出要以世界视野取代中国视野来重新看待广东。“中国中心观”的生成和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新思路。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大湾区的文化获得一种交融发展的历史契机。张欣新作《如风似璧》经由女性的精神成长史，钩沉千年商都的传统商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变革，有着鲜明的全球化视野。小说以对广府文化的重新叙述凸显出作家的自我变法，同时有助于我们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探寻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诸多可能性。

注释：

1 雷达：《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张欣长篇近作的价值拓展》，《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2 程文超：《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3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30 张欣：《自序》，《如风似璧》，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3、1页。

5 [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6 [美]苏姗·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孔书玉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7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8 16 2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48、9页。

9 3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37页。

10 15 17 19 25 28 29 37 38 39 张欣：《如风似璧》，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146、31、14、214、128—129、7、32页。

11 陈序经：《广东与中国》，《东方杂志》1939年第2期。

12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13 14 叶曙明：《广州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3、637页。

18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0 倪锡英：《广州》，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 黄遵宪：《羊城感赋六首》，载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22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2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2页。

26 潘小英：《现代商业文明应从传统商业伦理中汲取营养》，《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16期。

2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0页。

31 [英]凯·安德森、[美]莫娜·多莫什等：《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9页。

33 单昕：《地理空间的叙事功能——对张欣广州书写的一种解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4 谢有顺：《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

35 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载[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附篇一）》，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36 42 彭兆荣：《作为文化文本之“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文本》（第一辑），李继凯、叶舒宪主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82、186、198页。

40 [美]尤金·N.安德森、玛利亚·L.安德森：《近现代中国的南方》，《中国文化中的饮食》，张光直主编，王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51页。

4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4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