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则臣小说的“花街”叙事
内容提要：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花街”系列小说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个人文学地理标志。“花街”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他把对历史、现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认识都倾洒到这条街上。在“花街”上徐则臣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花街的风俗画卷，借以传达出属于花街的乡土伦理；为我们塑造了故乡少年和女人，承载着他对成长与救赎的心灵体验，对坚忍女性的赞美；他把对故乡的无限情怀都透过这条名为“花街”的老街道缓缓呈现。花街叙事是他小说构建的独特空间，是他从个人记忆出发不断挖掘出来的精神原乡，是他安放故事的场所，更是他异乡寓居者的灵魂归属地。
关键词：徐则臣 花街 伦理 成长 精神原乡
如果说，漂泊是每个人此生不可摆脱的心路历程，那么，我们对家园的寻找，对一个“此心安处”的执着守望，就成为泊着我们流浪之心的最后梦想。所以，在“北漂”及“在路上”的漂泊之后，徐则臣把笔触坚定地守候在漂泊的心灵“归去”的行程中，守候在最后的家园里。那里就是“花街”。徐则臣说，在他的小说系列中，“不管是‘花街’系列还是‘北漂’系列，都绕不开故乡情结，‘花街’写的是本土的风俗人情，而‘北漂’则是深入描写了一批故乡人在异地的生活。”1因此，“花街”是徐则臣笔耕不辍的文学原乡，也是其心向往之的精神原乡。
徐则臣写花街的作品有《花街》《梅雨》《失声》《苍声》《人间烟火》《石码头》《花街上的女房东》《大水》《最后的猎人》、《水边书》（长篇，另有同名中篇）、《耶路撒冷》等，还有一些小说，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花街”，冠以“淮海”“蓝塘”“海陵镇”等地名，却依然以石码头，青石小巷为故事发生的自然人文背景，无疑是“花街”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如《忆秦娥》《逃跑的鞋子》《紫米》《午夜之门》《鬼火》《伞兵和卖油郎》《还乡记》等。这些中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共同的地名“花街”，因此，“花街”是徐则臣在他的文学版图中精心搭建的一个鲜明坐标。“花街”常年浸渍在南方小镇的墨色烟雨里，在水汽氤氲、光影昏黄中的青石板路上映出影影绰绰街景；也会在小红灯笼的投射在水亮的青石板上朦胧光影中，仿若坠入古旧时光般的清凉宁静又充斥着浓浓暖昧气息。“花街”隐匿在虚无缥缈的时空里，没有轮廓清晰的时代背景，徐则臣在此倾心注入他的故乡记忆，用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一个个那么熟悉却依旧无法猜到结局的故事营造出浓烈的乡愁氛围，于淡淡的惆怅中，充盈着沉思而意绪纷飞的情思。
一、花街的风情画卷
“花街”是徐则臣独有的文学乡土地理，也是他身处异地回望故乡时，于重重叠叠的情感中累积而成的一方精神体验园地，因而自有其特有的情感信息与文化伦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造就了“和谐”的传统乡土伦理：亲情相依、邻里相帮、尊老爱幼、与人为善，而传统乡土风俗更因地域差异形成了独各地所特有的乡土风情画卷。五四以降，乡土故园书写一直是文学写作的永恒主题，作家们往往在小说中精神返乡。比如鲁迅“离去——归来——再离去”的鲁镇、沈从文那供奉“人性小庙”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笔下民风淳朴的高邮湖畔、萧红凄清却有点点暖色的呼兰河故园，以及新时期以来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苏童的枫阳树故乡，而且这样的故园写作队伍还在不断扩展，比如新世纪以来陈应松的神农架、阎连科的耙耧山、付秀莹的芳村等。徐则臣的“花街”也以这样的一处心灵故园拓展着中国乡土小说所特有的“文学故乡”。这些抽象而又具体的文学故乡悠然有致地以其各自独特的风俗伦理画卷有力地支撑着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叙述空间，呈现了作家们彼此不同的极具故园情韵的文学地理。为了给笔下的一群乡人、一串串的故事设置一个适当的发生布景，徐则臣用自己的文字建造了一条名为“花街”的心灵故园。他说:“我希望文字里有水的感觉，湿润、丰沛，又有点粘稠，还有就是稍微灰暗和颓败，像浪漫主义对夜的感觉。”2这般审美情趣融进笔墨，便呈现出这样的花街：“花街在阴雨天显得更幽深。青石板路面放出闪亮的青光，雨水一处处汪着，雨点击打路面的声音在两边的高墙间回旋。潮湿的青苔爬满半墙。当时的花街上全是老屋，瘦高，一家家孤零零地站在雨里，像衰弱的老人披着件大衣裳。”“我喜欢花街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把故事放到这里讲就特别有感觉，所以我不停地把故乡里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乡的想象和虚构搬到花街上来”3仿佛徐则臣只要笔触碰到花街，就拥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些作品被水汽笼罩，表面清新平静，却夹杂着丝丝缕缕晦暗不明的暧昧，暗地里波澜万丈，这是纯正的乡土风味。徐则臣依托自己的童年记忆，通过想象和重建，呈现出了专属花街的乡村风俗伦理。
纸上的花街徐徐展开，是一幅繁花锦簇、极具地方特色的画卷，里面装载着淳朴可爱的乡人与浓郁的乡风乡情。徐则臣的花街作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整体，每篇相互生发，互为补充，于是一想到花街，你的脑海里会不时浮现开杂货铺的冯歪歪、开米店的孟弯弯、喜欢趴在楼上窗户看花街的少年木鱼、慈祥善良的秦奶奶、六豁老太和麻婆，他们是花街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代言人，透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我们能嗅到专属花街的复杂气息。在徐则臣的早期作品里，还常常出现一些带有轮回、因果报应的意象，神出鬼没的“白蛇”、逃不脱的“鬼撞墙”等带着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意味的意象零星洒落文中，给小说故事笼罩上了一层鬼魅之感；婚丧嫁娶等习俗也穿插其中，浓厚隆重的民间悲喜喻示着灵性轮回，生命恒久不息。
仙奶奶九十多岁，裹小脚，会跳大神，还会算命看相和用罗盘看阴阳宅，反正和神神道道有关的事都能干。但她轻易不出山，年龄大了，呼神驱鬼的事情太耗精力，折寿。（《镜子与刀》）
老赵这辈子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在花街举行葬礼，一辈子生活在花街，那是他的根，得按花街的规矩死。儿子赵星答应了老爹的要求，派车把老爹的骨灰送到了花街，先是在花街转了三个圈，然后才放进灵堂里。葬礼上的硬件准备难不倒赵星，难倒他的是软件。按照花街和周围地方的风俗，爹娘死了必须要儿子儿媳妇领下地埋葬。（《失声》）
他们喜欢这种为死人举行的隆重的送别仪式。送盘缠对死人很重要，去阴间的道路也不平坦，一路关卡刁难，想要走得顺当，在那个世界里富贵太平，必须用钱收买疏通，当然是纸钱。阎王一份，小鬼一份，土地老爷土地奶奶一份，剩下的留给大老刘花吧。（《纸马》）
花街既流淌着菁芜并包的民间文化，又带着宿命般的隐喻色彩与无法言说的哀伤。这些有关习俗的描写充满了民间文化的韵味，显然是花街所处地域的文化因子渗透进了老街的角角落落，一个地方的生活信仰总是会透过一些细节传达出来，当这些细枝末节经过天长日久的积淀，便形成了稳定的民间品格与风俗伦理。徐则臣没有避讳这些习俗的阴暗面，也并未因为自己的偏爱美化花街的乡俗，而是像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似的为我们呈现着花街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由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徐则臣那细腻温润的笔触，带着一种清新自然的芬芳，弥漫着野生植物拔节生长、抽穗结果的暖昧而强烈的气息，一如窄窄花街上挤满的浓烈的人生况味。花街正是因为柴米油盐、人情冷暖才成为花街，或许不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人事往来、风俗伦理看作是虚幻的故事，而应该看作花街实实在在的肉体和灵魂。
花街人有花街的独特处事方式和人际交往方法，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原则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它源于花街人心底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这条老街道伴着运河的水声淌过了千年的漫长岁月，它有着古老乡村的淳朴风俗、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溢满了人情美人性美：善良的祖母没有瞧不起年轻时候当妓女的麻婆，而是百般相助，成了麻婆的好友；母亲虽然嘴上口口声声斥责外来的郑辛如，却是个天生心肠软的人，看不得别人有难处；木鱼一家对寡妇姚丹的无微不至，体现着花街上邻里间的深情厚谊……同时，花街在无声岁月中悄然变化着。明朝时，花街叫“水边巷”，名字风雅，也住了一肚子酸水、舞文弄墨的诗人，他们喝了酒写了诗，抒情的欲望平息了，下半身便骚动起来，在女人肚皮上写出更好的诗的愿望促成了水边巷向花街的转变。清军入关以后，水边巷就没人叫了，花街成了运河沿岸声名远播的地标，连当地人都称其花街，花街的风俗伦理便因这暧昧气息的混入而由单一走向了繁复。想钱的女人，晚上悄悄在门口挂一盏暧昧的红灯笼，等待后半夜过路的男人取下，她们隐没在黑暗里，渐渐地，一条条小船或者一艘艘大船在吻上石码头之时，上面便会下来一个个寻求生计的外地女人，她们往往租了一处小小的院落，便在夜里挂上一模一样的红灯笼，与原先的汇成一片，并且面积越来越大，花街的名声便越来越响亮，这股晦涩不明的暧昧俨然与花街的生命融为一体。
然而，正如花街夜里做生意的女人们出卖的只是皮相，平日里与正经女人别无二致，一样的心肠，一样的处世方式，暧昧气息也仅是花街的表象。徐则臣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宽容之心写出了一个个温情悲悯的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并不能单纯依靠世俗的伦理道德来评判。他们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乡土底层的生之艰难，花街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花街》里，原是妓女的麻婆带着情伤与身孕嫁给了蓝麻子，她曾经的相好老默也来到花街守着麻婆的豆腐摊过了半辈子，他的猝死使得麻婆开始思索自己孩子的血脉来源；《失声》里，姚丹的丈夫为了维护妻子的清白误杀了他人，姚丹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门口挂上了红灯笼并替人家哭丧；《忆秦娥》里，侄子和婶子之间深埋心底几十年彼此暗恋，默默地守望互助，直至生命尽头。显然，无论是麻婆、姚丹，还是《忆秦娥》里的婶婶和侄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然逾越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但却没有人说他们下贱、自甘堕落、不知廉耻，反而震撼、敬畏于生命在每个平凡人心灵深处最顽强的本色、感情在漫长岁月中的恒常不褪。徐则臣就是以这般宽容的笔调，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者视角，而是以切肤的体验者身份来为我们呈现着一个个矛盾的故事，他不说明或者刻意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而是故意设置了开放性结局，由读者自己来对花街风俗伦理的繁复性做出评判。
二、花街的少年心事
如果说，“花街”的风俗画卷与日常传统文化伦理是徐则臣站在“多年以后”的时间之外的精神守望，那么，当他在重温记忆深处的故园生活时，必然会重新唤回他的少年时光。或许在少年们的眼里，“花街”就是极其日常的生活所在，但是，站在时间之外，少年的世界却又成为了“花街”之外独立的成长空间，贮藏着所有梦回少年时代的人难以言说的情思。所以，在徐则臣的“花街”系列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则臣塑造了诸多花街少年的形象。他们都是站在青春通往成年的门槛前对世界做出深切的观望，他们的观望带着窥视的意味，在不起眼的角落，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外界庞大驳杂的养分，如同拔节抽穗的禾苗一般。青春的爱与反叛、成长岁月里的懵懂情愫、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朋友间的义气都能在这些成长小说里得到相应的表现，那是细密的情思在字里行间起起伏伏，在孩子眼里，虽然不能明了大人们情感的变化，但大人们的心思在遮掩之间，也许不比孩子的过家家游戏复杂多少。
成长叙事总离不开“出走”这一基本情节设置。出于少年对外面世界的强烈渴望，也有着青春期特有的激情与雄心，徐则臣笔下的这些花街少年便也有了一次次的出走，去发现“花街”以外更广阔的天地，追寻自我；他们也许无法确定梦在何方，甚至也不能描摹出自己梦想的形状，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因为他们的思想已不是花街这个破窄的老街巷所能容纳的了，尽管外面世界的美好也许只是少年天真的想象，但青春的萌动已经刺激得他们蠢蠢欲动。仗剑天涯的侠客梦是男孩跨入成人大门的第一步，行侠仗义已然是开始成为一个男人的标志。于是，我们认识了《耶路撒冷》里想坐火车到世界去的傻子景天赐、喜欢趴在树上看花街看世界的少年木鱼，还有《水边书》里的陈小多和他的好哥们，他们一直在路上疲于奔命，执拗地追求着少年时代萌发的豪情与理想。
成长，源于一次次想方设法地对自身主体身份的反复确认。长篇小说《水边书》可以说是徐则臣成长叙事的范本。小说情节虽称不上惊心动魄，但对一个站在青春期与成年礼短暂衔接处的少年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站在青春的门槛边，陈小多突然讨厌别人叫他的小名，他对老师、同学、父母和花街的街坊邻居一一声明：“请换一个名字称呼我。”这么一个关于名字的小细节开启了主人公的自我发现之路。也使他在一夜之间与朋友谈正午、周光明达成了共识：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该硬的都得硬起来，男人嘛。他们击掌盟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侠客的梦幻催生出了陈小多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到外面的世界了才发现花街太小，出走的结果可想而知，没看见少林寺的大门朝哪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男孩子的自尊心、争强好胜令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百般懊恼。第二次出走也诞生了，可是这一次在不经意间目睹了两次死亡，开始使他对以往坚信的理念产生了质疑。出走过程中经历的人情冷暖、困顿饥渴甚至死亡，目睹到的行行色色的人物令陈小多明白远方并不是繁花似锦的梦中乐园，花街也不是禁锢灵魂的牢笼，主体向内成长才是自我追寻的目的。寻梦作为成长道路上的双刃剑，既是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将个体不断推往回归现实的路途。
关于成长，离不开对年少懵懂时所犯错误的反省、对罪与罚的深入思考。《九年》里，年少的“我”出于朋友义气为于小冬的妹妹出头，却连累于小冬因我失掉了双腿，我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而选择了逃离家乡，多年以后我回乡来，在赎罪心理的支配下驾车撞向了我们共同的仇人。在《耶路撒冷》里，作家又为我们刻画了几个个性鲜明的花街少年：初平阳、和他光屁股一块长大的发小易长安、杨杰、景天赐，还有后来成为同事的吕冬。他们一块在花街这条老街道上度过了平和安稳的童年少年时光，长大成人后又各自拥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背负着一座沉重的十字架，景天赐的意外死去也许被刻意淹没在了岁月和记忆的深处，却在人物不断向内挖掘的过程中日渐清晰。“耶路撒冷”这个词本身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和信仰，“那个雨夜，瘦弱矮小的秦奶奶担心耶稣像被暴雨淋湿，而以肉身去背，最后神秘地跌倒在水沟里”这个场景就代表着背负、忏悔和赎罪。这些少年虽然经过漫长的岁月后长大成人并各自拥有了事业和家庭，但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生活之于他们的迷惘，成长之于他们的残酷，内心深处的隐秘渐浮水面都是人生道路上的羁绊。初平阳和秦福小为当年没有及时阻止、救助天赐而饱受煎熬；杨杰为成为提供天赐自杀工具的“帮凶”而懊恼不已；吕冬为自己的怯懦背负着强大的精神压力以致进了精神病院；易长安干着假证牌照的生意，钱赚得再多也难以平复心底的那股不安。于是，作家巧妙地用了“耶路撒冷”这个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词语充当了题目，又为我们塑造了秦环这样一个醉心教堂的引路人，指引着初平阳几个人一步步走向“耶路撒冷”，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渴望找到通往灵魂解脱的铺满鲜花的救赎之路。
在少年的成长里，不经意间也渐渐氤氲起对异性的朦胧情愫。可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特有的伦理观念，我们的教育理论关于青春期的教育的不充分，以及少年在自我面对青春期时的羞涩难言，使得成长的少年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份朦胧不清的情愫，少年内心似乎有着不堪承受之重，他们为这狂乱躁动的欲望而害羞、惊慌、烦恼，与自我做激烈的搏斗和无谓的挣扎，但这也正是他们试图走近他人，渴望与世界互动的表现。往往懵懂爱情的打击会成为成长故事的重要一环，它会带来自我认知的延展，加深对自在自我、外在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多面理解。《水边书》里的陈小多和郑青蓝是同学，上学放学难免会碰面。也许是同学的起哄所致，也许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开始分泌，抑或是情窦初开，总之十六岁的陈小多在懵懂又混沌的情感里既排斥着郑青蓝又偷偷地观察着她。郑青蓝符合一切青春期美好女孩的标准，她是纯洁和美好的化身，她聪明而勇敢，能拼命抢救被人围殴的陈小多，也能不断反抗柳斌的骚扰；还能在花街小镇的庸俗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始终向往着美好的感情，追求着美好的生活。落落大方、侠肝义胆的郑青蓝完全符合陈小多心目中完美爱恋对象的理想，但是他缺乏表达的勇气，只能用人前的疏离来掩饰自己对郑青蓝的爱慕和心动。爱默生说过：“一个心灵也许沉思了若干年，可是所得到的自我了解还不如恋人的爱情在一天中所教给的多。”4郑青蓝是陈小多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比起自己那些虚无缥缈的侠客梦，郑青蓝脚踏实地地生活用心感受这个世界。两个人的情愫是在花街这个暧昧环境中开始的，就隐隐暗示了两人的爱情不可能开花结果，里面掺杂了复杂的成人世界里的伦理规范，花街人已经为外来女人贴上了抹不掉的标签：靠运河上的男人赚钱的女人。陈小多就在自我和外在这两股力量夹击下慢慢远离自己的青葱爱人。爱情的幻灭是最沉重的青春隐痛，但这成长的痛苦也引领着少年的情感认知徐步向前。爱与成长相伴，作家满怀悲伤的诗意为我们捡起那些跌落在漫长岁月中的情感碎片——它们在低声诉说着那年夏天发生的一段名为成长的故事。
少年的心事还表现在他们欲找人倾诉而不得的窘迫困境。陈小多和父母之间交流的困境、木鱼和九果之间用镜子和刀进行沟通，而大量小说中作为第一人称而出现的“我”，则经常在楼上的一隅默默窥视着花街和花街上的人——这些都意味着少年无法诉说的情感在心底不停瘀积，他们渴望有个倾诉的出口又排斥着外来力量的参与。一方面想让他人了解自己，跟自己分享心事；一方面又拒绝付出信任。徐则臣将少年的心理与情绪把握得非常细腻,“那个女人柔和的脸部让我恍惚，她的右耳朵是透明的，我觉得一定在哪个地方见过这张脸。后来，她在花街租房子住下了，我感到莫名的气愤，她的耳朵不再透明了，也许从来就没透明过。我对父亲去她家出诊也产生了莫名的愤怒。再后来，她死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了从我家拿的药。”花街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父母依旧时不时吵个嘴，而“我”，话更少了。作家把青春期少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心思描摹得丝丝入扣，关于青春萌动的微妙情愫、面对世界的心理起伏，都随着一个故作漠然的眼神、一个略显僵硬的动作而暴露无遗。徐则臣就这样收拾起一个个青春主人公的心理碎片，为我们徐徐拉开了主体的心灵成长之幕，有关成长故事的一切都在作家起承转合的韵律、有条不紊的节奏中缓缓推进。
三、花街的女性书写
新文化运动以来，各个时期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刻画了各种风情的女性形象。陷于生活泥沼的子君、癫狂的繁漪、清新纯良的翠翠、个性张扬的莎菲、古典细腻的白流苏、小家碧玉的王琦瑶等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了作家的专属代言人，也极大地充实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在徐则臣的笔下，同样有一群刻上了作家烙印的女性形象，他擅长刻画花街中那些善良隐忍、柔弱美好、敢于对抗命运的女性形象，把传统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困境表现得丝丝入扣。
花街的灵魂在于女人。花街原先的日子就像运河里的水般无声无息地缓缓流淌，正是因为有了寻欢作乐的男女才沾染上了暧昧的“花街”气息。花街对外界，尤其是男人们而言，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散发的源源不断的女人魅力：人们一想到花街，头脑中首先蹦出的便是如花似玉的女人。花街系列里的女性大多只是一群水边乡下的普通妇人，或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这块一亩三分地，或以卖身过活，她们质朴单纯得近乎愚钝，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经历大风大雨，甚至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花街。但徐则臣赋予了她们独特狂热的情与欲，透过她们串联起花街上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
花街上的女人们不论年岁大小，都独具血性与风韵。《耶路撒冷》里，秦奶奶在“文革”期间因为信仰耶稣而被批斗，即使被剃了阴阳头、扫大街，但她从来没有低着头接受批斗，总是挺直腰板看台下的人那副可笑的嘴脸。《忆秦娥》里的秦娥与侄子在朝夕相处中萌生了情愫，但依然恪守妇道，在丈夫去世后一个人度过了大半辈子，小说结尾秦娥等来了心上人，才安然离世。在闭塞的乡土民间，乱伦的悬头之剑时刻威胁着众人，谁也担不起乱伦的罪名，而这份不掺杂肉欲的纯真之恋一直潜藏心底，游走于伦理道德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存在。带着丝丝缕缕的悲伤意绪。徐则臣总能在波澜不惊的叙述里给人的心灵猛烈一击，他刻画了一群默默承载苦难的十字架、蹒跚前行的女子形象。《人间烟火》里的苏绣被郑启良欺侮致孕，不得不做手术打掉孩子，结果导致不孕。与陈洗良婚后四处寻医未果，终于领养了女儿招娣和体弱多病的儿子冠军，冠军却在6岁那年淹死了，女儿招娣又未婚先孕。苏绣在跟命运做斗争的过程中一次次被捉弄，寻求幸福而不得。《耶路撒冷》里舒袖抵不过现实和家庭的压力，与自己最爱的人分道扬镳，回家乡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也许一辈子都要在无爱的婚姻中承受精神的煎熬。《失声》里独自拉扯女儿、不惜卖身的姚丹，还有不计其数的从外地拥来花街讨生活的女人。与堕入风尘的女人相对应，花街的本土女性群体还有以“我”母亲为代表、时刻担心丈夫孩子被不三不四女人勾引的普通农妇。平日里她们扮演相夫教子的中国传统女人角色，操持家务，照顾家庭，是贤惠的代言人，但一旦哪天花街上又多了一个外来的貌美女子，从她们嘴里吐出的绝对是无休止的怨言和谩骂，但这只是她们无奈又无力的自卫，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是以天然的善良之心去同情弱者，她们愿意也能够去帮助那些苦命的女子，从一味的贬低排斥逐步走向接纳包容。
花街的女人们在艰难的世事里挣扎沉沦，饱受命运和生活的折磨，却依然以女性特有的坚柔来面对这一切命运的黑暗。从作家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里，我们可以看出徐则臣平实温和的古典女性观：女性是平和包容、快乐希望的代名词，面对现实的摧残，她们没有表现出与之抗争的因素，而是以兼具母性和妻性的强大包容力裹挟住命运的不公。徐则臣笔下的女性是多面的，但总的原则是无论生活和社会怎样磨难着一个女性，她们在精神上绝不愿意堕落，而是隐忍着坚实地摸爬滚打，以女性尊严屹立在现实面前——这也正是徐则臣女性书写的小说气质和摹写女性的立场。这些女性群像是花街系列最温柔坚韧之光，她们安然地立身在花街的流年碎影里，柔柔地孕育出花街的浪漫绵长，而生活所有的伤痛和挣扎，她们却在明媚的日光下悄然隐藏于身后，毅然微笑前行。
四、故乡情怀
当我们把视野投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漫长历程，就会发现，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心灵故乡来暗访无处皈依的灵魂。现当代文学史记录着大量或悠扬、或凄凉的怀乡之作，这些作品构建起作者的文学原乡。对于作家来说，写作就是心灵的还乡。无论当下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得多么成功,作家心中的精神原乡，总还是依附于曾经生长的故土。他们总是把那些曾经散乱的一个个场景、一个个小故事组合起来，落于笔尖，使得流光虽远，却近在眼前。
从运河边的石码头上岸，沿着一条开满槐花的小路，拐几个弯，便折进青石幽幽的花街。搭好戏台，好戏便悠悠地唱开了。这是徐则臣盈满袅袅烟火气的花街，带着旧旧的温黄色，历久弥香。花街就是徐则臣心目中那个“遗世独立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里容纳了我所表达出的一切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触摸到的，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和应构：包括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囊括了我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西绪福斯；还有我将要表达和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属于我的东西——归根到底，以我的方式冲那个文学的乌托去，接近的同时建造，建造的同时确立出自己，它是我一个人的乌托邦。”5花街是徐则臣盛放故事的容器，纸上的故乡与作者现实中的故乡是不完全重合的。面对狂热读者的寻找花街，徐则臣澄清道：“花街作为一个实名，不在我故乡，而在远离我故乡两三百里外我曾经教书的地方，傍着运河，非常古朴日常的一条小街，现在因为摧枯拉朽一般的城市化进程，己经被拦腰截断，只剩下几十米长。我对这条街其实不熟，喜欢的是这么个意象，适宜我赋予它特点和展开想象与虚构。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绝大多数故事纯属虚构，有一些是我把故乡的事移植过来敷演而成。”6花街对徐则臣来说，是一座盛放故事的大花园，是他的精神得以安放的伊甸园。他把自己对故乡的回忆，对世界的认识镶嵌在一个个花街故事里，里面渗进了关于他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作家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纸上。前者与生俱来，是切切实实地生育长养你的地方，甩不掉也抛不开，人物和细节看得见摸得着，它是确定的；后者则是后天通过回忆和想象用语言建构出来的，它负责容纳你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见闻、感知、体悟和理想，它是你精神和叙述得以安妥的居所，是你的第二故乡。它是无限的，你的精神和叙述有多庞杂和强大，它就会有多壮观和辽阔。”7徐则臣在美国克瑞顿大学做的演讲《走过花街的今昔》里显然把花街比喻成了后者，花街作为徐则臣精神的第二故乡而存在。
花街并不是飘渺虚幻的桃花源，它虽然承载着作者精神返乡的乌托邦幻梦，但作为中国乡土民间的缩影，它也藏污纳垢，无所不包。“我的乌托邦不敢如此宏大，它只是我用文字建造出的一个和我有关的世界，也是我所经营的和我有关的‘历史’，存储我的生活、想象、虚构、质疑、批判和向往，承载我的趣味和思考。也许也应有尽有，但不会只有好的没有坏的，我的乌托邦不是‘桃花源’。在我看来，往往坏的比好的意义更大”。8花街呈现着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这里有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俗，也存在着神神叨叨的“白蛇”“疯子”“鬼打墙”等怪力乱神的意象，民间往往是如此驳杂的，不能以庙堂的精神价值观来刻板评价，也正因为乡土民间的菁芜并包，才散发出独具魔性的强大吸引力。作为徐则臣的精神“原乡”，花街是集自然、淳朴、和谐、友爱于一身的生存乐土，也是容纳着怪力乱神的神秘土地。徐则臣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诱惑了。他曾坦言，只要写乡村，他下笔就意气风发。徐则臣的故乡情怀都寄托在运河边的这条老街上，情愫似运河里流淌不息的水，晶莹又剔透。
徐则臣的花街系列的潜在情感便是因为漂泊而期盼返乡。漂泊体验是现代作家共同的心灵体验。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逐渐从农村拥向都市，他们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忧患民生关注现实的精神，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历程，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也悄然伴随城市化进程有所改变。但物质文明的进步终难掩他们都市异乡人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精神难以安放漂泊在外的孤独感。现代陌生的病态的都市生活体验冲击着他们的内心，驱使他们寻求自己的精神故园，于是无数作家开始描摹构造心目中理想的故乡。徐则臣对花街的情感认知就是基于这种对故园的深切回望，漂泊与回归的现实冲突使得徐则臣选择建造一座属于自己心灵的大花园，花街便是他精神的代言人，是他对过去美好回忆的传声筒。花街生活的琐碎美好恰恰反衬出现代都市生活的浮躁，作家没有直接批判现代都市，而是借助自己心中的乌托邦表达对现实的疏离。
徐则臣曾说：“我认为，乡愁分为三种：其一是田园牧歌式的“月是故乡明”，其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三是在外打拼后归来，却依然感到陌生，有一种无根的迷惘。”9归去却已无乡的无根绝望感如同毒蛇绕颈般令人窒息，对故土的眷恋是知识分子在城乡文化对峙的两难选择中的精神支柱。然而“五四”拉开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日益加速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各个角落，现代文明也以同样的步伐侵蚀着中国的传统文明，相对中国传统文化集中的乡村文化而言，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渐渐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使得城市文化作为一种上位文化，对处于下位的乡村文化展开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进攻。于是，徐则臣感慨道：“那时候村庄周围很多水，童年生活跟鱼虾、芦苇和野鸟息息相关，很好玩。现在水几乎都没了，河被填上，芦苇退化成杂草，鸟只剩下麻雀，整个变了样，回老家后的感觉就很不好，跟着发现现在的人和生活也不如人意，故乡变得干涩、陌生，尽管大家生活整体上是越来越好，但因为眼光和角度变了，我越发地忧虑和心疼起来。我很愿意常回故乡，但每次回去都感到撕撕扯扯的难过，我一厢情愿地希望故乡在这个时代里节奏快起来，走得再好一些，希望所有人幸福安康。”10当知识分子直面故土的现实时，美好的乌托邦想象总是不堪一击，无力回天的悲悯感与强烈的乡土忧患意识便渐渐取代了昔日天真的牧歌低吟。
不同于许多年轻作家在回望故土、审视传统乡土文化时常带的城市人的优越感以及用“底层写作”来标榜他们并不丰富的乡村经验的矜贵，在徐则臣这里，乡村叙事并非底层叙事，他总是借助几个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场景讲述一个平凡的故事，不置褒贬，让读者自己去领略专属花街的乡土风俗，自己去对话花街上的人，评判发生在花街上的事，在娓娓道来中尽显花街对作家的象征意义。徐则臣笔下的边红旗、初平阳们走向北京，走向“耶路撒冷”，走向梦中的理想福地，留给花街一个个义无反顾、年少不羁的背影，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身后曾经成长、栖身的世界对他们走向世界而言的深远意义。然而，当年岁渐长，阅历日丰，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分，故土的重要性便蓦然凸显，时刻纠缠于心；同时，新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日常行走渐渐变得局促匆迫时，“慢”的节奏便也成为我们内心值得珍重的一份精神指向。“生活需要‘慢’来进行调节，唯有‘慢’，人世的一切才会呈现出更深的美感”，11才能为我们在日常行走中沉淀出生命之思。徐则臣舒缓悠然地跟我们聊着关于花街、石码头、运河，以及青春追梦的故事，为永远在路上的我们提供了精神返乡的绝妙契机。
[本文系2021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1CZWJ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9 10 董玥：《淮安，绕不开的故乡情结——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访谈录》，《名城绘》2014年第6期。
2 徐则臣、黄长怡：《作家应该小于其作品》,《朔方》2009年第8期。
3 徐则臣：《把大师挂在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4 [美]爱默生：《爱默生188体育官方ios选》，蒲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5页。
5 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6 徐则臣、姜广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和叙事资源》，《西湖》2012年第12期。
7 徐则臣：《走过花街的今昔——在克瑞顿大学的演讲》，2009年。
8 徐则臣：《历史、乌托邦和文学新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词》，2008年。
11 罗振亚、刘波：《以人心丰富世界——王兆胜188体育官方ios集〈天地人心〉》，《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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