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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趋势下，极具异质性与民间性的方言一直存在于文学语言中。方言保留了地域历史与文化积存，承载着民族最本质的经验与记忆。粤语使用人数较多，分布地域较广，语言修辞方式、话语关系等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蕴。林白在最新长篇《北流》中注重粤语写作，小说呈现出粤语显著的差异性特征。林白的方言写作有三个向度：一是在修辞学意义上呈现粤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特征；二是在语言哲学层面彰显地方经验，强调方言价值；三是从语言观念上建构方言写作的未来路径。林白的《北流》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新世纪方言写作的观念和策略，对当下小说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世纪 林白 《北流》 方言写作 语言观念

方言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问题，尽管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但关于方言的使用和研究从未中断。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家如金宇澄、任晓雯、林棹等突显了方言使用的特征，并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林白最新长篇小说《北流》更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林白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语言既有的规范之中，保留异质性、民间性的语言是林白此次写作的重要特征。林白的《北流》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方言书写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新世纪方言写作的观念和策略。

一、修辞意义上的粤语实践

汉语方言十大方言区中，官话、吴语、粤语使用人口较多，《北流》运用的方言是粤语。广西方言种类繁多，有粤方言、客家方言、官话等六种方言，粤方言在广西方言中使用范围最广，粤方言内部又分为勾漏片粤方言、广府片粤方言、钦廉片粤方言等。其中勾漏片粤方言得名于所属地区玉林市的勾漏洞，北流话属于勾漏片粤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它们自发形成特殊的修辞方式。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内部遵循一定的规律，研究方言的修辞问题首先是对其结构中的三要素进行分析。

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差异是方言修辞中区别最大的部分。“方言是在古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人们由于地理或社会原因被隔离时，就开始了方言分化，尤其表现在语音的区别上。”1在语音方面，粤语与普通话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和普通话相比，粤语的声调数目较多，北流话所属的“玉林白话有10个声调”2，方言基本保留了普通话中不再使用的入声调。入声韵是由不除阻的塞音[p、t、k]收尾的韵，发短而急促的音。林白使用粤语时注意到方言的语音差异，读者不懂北流话是读不出来的，小说中有些部分涉及此类语音形式。以[p]收尾的韵，发完音后“上下唇紧闭”3，例如，“搭潲”“搭捎”“搭话”读音就与普通话不同，这里的“搭”读为带b尾的入声调；以[t]收尾的韵，发完音后“舌尖要抵住上齿龈”4。在小说中，“七叶一枝花”5中的“七”和“一”在方言中都读为带d尾的入声调；以[k]收尾的音，发完音后“舌根紧贴软腭阻塞住气流”6，如“在香港”一节出现的“渌脚”7中的“脚”读为g尾的入声调。“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方音往往成为语言的一种象征性的变异”8，使用粤语的人讲普通话时也会保留方言发音的一些特点。入声的特点不只表现在声调与音节的不同上，也呈现在韵律的差异上。由于人们对语音音乐性的追求，音色不够好听的入声韵逐渐被舍弃。但是粤语坚持保留部分入声的读法，林白在写作中故意彰显入声的差异性，这种语言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次，粤语中声母与韵母的用法与普通话有些区别。一方面，粤语把普通话中的翘舌音声母zh、ch、sh读作z、c、s，比如小说中“她勇往直前的勇气远远超过了儿女”9一句中的“直”和“超”都读为平舌音，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时径”10一词中的“时”声母读为平舌音s。除此之外，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系”字为“是”的意思，也读平舌音，如“我系米豆”11“渠又唔系几细（她又不是小小孩子）”12，林白显然突显出了粤语平翘舌不分的问题。另一方面，粤语把普通话中的零声母读作m。现代汉语常见字“无”在粤语方言中声母读m，如小说中“揾无到就冇有”13一句里的“无”。 粤语中还保留闭口韵母，譬如，母亲提到的“不准手拿针”14在方言中读闭口韵。除此之外，粤语中还有一些多音词，不同声调代表的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比如“婆婄”15是“老太婆”的意思，读第二声时表示尊重和亲近，读第四声时表示厌恶。林白在写作中故意用到这些方言词汇，突显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语音差异会造成修辞手段与效果的区别，带到方言语境中才能解读出方言本身的韵味。

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词汇差异在小说中多有体现。“词汇是声音的载体，一个作家独特的声音主要还是在词汇上表现出来的。”16在词汇方面，粤语与普通话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粤语中保留了古汉语中的词语如“行”“畀”“企”“闻”“饮”“着”等，但是在普通话中这些词语发生了很大变化。林白在小说中多次使用这些词语，例如，“她们一个比一个老，不折不扣，行在街上是不堪的婆婄”17中的“行”是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是走的意思。又如，“细妹细妹，买了糖畀你喔！”18里的“畀”是给的意思，“老阿姨几个立时就在菜地边企好了”19中“企”是站立的意思，“她闻泽红讲”20中的“闻”指听见，“饮酒”21中的“饮”指喝，诸如此类。其次，粤语中常见普通话舍弃的口语词如“倾偈”“烂仔”“鸡婆”“叹世界”“靓”等，小说中均有出现。例如正文第一注卷中提到的“他同街上的烂仔混在一起”22，这里的“烂仔”是亡命徒之意，同一节出现的“她嫉妒蔑视鸡婆”23中的“鸡婆”则是妓女的意思。“叹世界”在方言中指享受，频繁使用的“靓”24在方言中是漂亮的意思。再次，粤语中还有一些普通话中没有的特殊词语。例如小说中提到的“夷遮”26指普通话中的“伞”，“晏昼”25指下午。此外，粤语中的许多称谓也与普通话有很大差异如，“新妇”“仔”等，“新妇”在普通话中是儿媳妇，“仔”是儿子。方言的修辞行为多反映在方言区人们的日常交流中，鲜明体现出地域独特的文化积淀。

粤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语法差异是最小的。在语法方面，粤语与普通话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粤语中比较句的说法与普通话有所区别。例如小说中“好过吃药”27是比吃药好的意思，“不能嫁一个地位低过你，或家庭差过你的人”28，用普通话来说就是是不能嫁一个地位比你低或家庭比你差的人。其次，粤语中否定副词的用法与普通话不同，“没”不能替代“不”，连续的几句话里也不能都用“不”或“没”。例如，小说中“你都想无到，连续三十六小时不得休息，累得实在受冇了”29，连续的三句话中分别用了“无”“不”和“冇”表示否定，避免重复使用相同的否定副词。再次，粤语中有些短语是与普通话语序颠倒的，如“浮漂”“背脊”等等，如“乒乓球桌蓝色的台面上，浮漂着无数她年轻时的光辉记忆”30。

不难发现，《北流》呈现出的句式和词语有时也是粤语与普通话混杂的结果。比如“母女二人行街，一径行到龙桥街防疫站”31，如果是普通话应该是母女二人走在街上，一直走到龙桥街防疫站。“行”字是粤语中用来表示普通话“行走”的词语，这里用粤语句式也比普通话句式简洁。这种特殊的修辞技巧是由林白的经验方式决定的。林白离开家乡后，已有三十多年不使用方言，存在方言思维消弱的可能性。在小说中进行语言实践时，普通话思维与方言思维夹杂在一起，反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厚意义空间的小说世界。

粤语与普通话差异很大，以上列举了《北流》中部分的具体实例，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对两种语言模式进行比较。林白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都保留了粤语的原貌，在修辞学意义上展现出了北流的人文地理和风俗风貌。林白将方言与普通话融合的创作实践，保留了地域的异质性与民间性。

二、地方与经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方言实践

“把语言不仅作为工具，并且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运算本身无疑是现代符号逻辑的重大成就。关于逻辑语法以及语言的意义方面的语言研究表明，语言在科学研究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表明语言作为思想的工具必须经过精确的分析以消除一切含混，一句话，表明语言也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32目前，学界探讨语言现象的重点是在语言哲学意义上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林白的方言写作具有确立方言本体价值的意义，在地方经验上重新唤起读者对方言书写重要性的思考。林白在此语言观念的基础上，在策略层面从两个维度实施了方言书写的实践。

一是彰显地方经验的方言书写实践。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之上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限制，他的语言观结合了实践经验，将语言从单纯的方法论转化为认识论。“讲话就是要占用一种或另一种表达风格，这种表达风格通过使用而得以建构起来，并且以其在风格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为客观标志，而风格的等级制度则显示了相应的社会群体的等级。”33在此基础上，话语成为言说者社会地位的象征，语言逐渐沦为一种施行权力的工具。在《北流》中，林白的方言使用具有了颠覆与反抗的审美意味。在小说中加入方言元素，运用一些奇异的名词，这些词语在时间中不断地变化，林白极尽语言的描述、夸饰和象征功能，无论是开篇的植物，还是“在香港”一节中出现的各种具象，都是突显地方经验、彰显方言的话语权力。方言作为一种代表群体偏好与认同的客体，是社会通过权力分类标准衡量后的产物，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方言的异质性特征。在北方中心主义的语言环境下，林白选择了方言、普通话相融合的语言形式，在广泛接纳普通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地方经验的艺术世界。

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林白强调粤语的使用力图进一步强化方言写作的个性化品格。林白坚信方言有独特的力量，认为“普通话句式啰嗦，粤语句式简劲”34，“粤语在电视里一只词一只词地响着，忽远忽近……比普通话来得新鲜响亮”35。北流话是较为小众的广西粤语勾漏片的方言，比广州粤语更古老，其中能用的词少，林白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将北流话汇入粤语方言中进行写作，写出了粤语方言内部的各种方言之间的等级秩序。小说中萧继父与跃豆交流时用的是正宗粤语：“不去打柴烧乜嘢呢？使乜嘢烤熟泥鳅呢？使乜嘢煲饭烧水？”36“乜嘢”是广东话中表示“什么”的方言词汇。萧继父与大海谈话也用正规粤语：“渠系你嘅细佬，你都系要帮渠嘅，你无帮边个黎帮。你呢度有无有编制畀渠。你个厂长都系我揾同乡帮你先得做嘅，宜家你要帮翻细佬”37，这句话意思是他是你的弟弟，你都是要帮他的，你不帮谁来帮。你这儿有没有编制给他。你的厂长都是我找同乡帮你才可以做的，现在你要帮回弟弟。“渠”“系”“嘅”“细佬”“黎”“畀”“揾”“翻”都是粤语中的词汇，一句中出现多个方言词汇，对于粤语方言区外的读者来说读来略显艰涩，但是林白坚持保留原本对话中的方言，目的是强调粤语代表的地方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林白是用粤语的本体价值来彰显地方经验的意义，显示其语言观念的变化。

二是以方言方式突显生命体验和时代记忆。语言不只是人类信息传递的工具和媒介，还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人的记忆和经验存在的证据。每一种方言形式都有极为复杂的体系，不仅是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区别，还有其内蕴的生命体验和时代记忆。语言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规定了人类经验的存在方式。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作家的世界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方言决定的。在将方言思维转化为普通话思维书写个人体验的过程中，方言中的部分元素就会被剔除，而这些损失的部分往往正是作家特有的经验和认知。林白从诗化语言的写作到《北流》的方言写作，是一个重回方言经验的过程。林白以注和疏的体例，将零碎性的“入北流记”和“出北流记”穿插组合在一起，用一些奇异的名词建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小说世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林白的经验方式决定了她此次写作的语言风格和修辞形态。

方言是地域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中始终存在的证据。特定时代独有的方言词汇流淌在时间的齿轮中，例如《北流》中的“打鸡血针”38是1960—1970年代流传的当地治疗高血压、不孕症、感冒等慢性病的方法，从上海几经辗转流传到南宁、玉林等地，后在当地“鸡血针”39又被“红茶菌”40（河水浸泡发酵后对人体有益的一种菌）取代。又如“指甲花”41是凤仙花的别称，1980年代电影《知音》上映后被人熟知。“至诚”42（努力）和“在香港”一节中提到的“核突”43（恶心）是跃豆外婆会用的词，后来逐渐没人使用。这些特殊的方言词汇有的沿用至今，有的虽然已经在时间中流失，但是它们都是构成北流世界的元素，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一直在人们的记忆中延续。同时，方言作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能够表达出人类最本真的生存状态，统一的语言形式则无法囊括这种状态。在小说中，林白保留了民间性的、异质性的、野性的故乡经验，尤其是“香港”一节中，电视里的新闻、广告、电视剧里的粤语词汇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例如“屙屎”44（解大便）、“屎唿眼”45（肛门）等粗俗的词汇。李跃豆与清洁工、保安等人的对话使用顺畅的粤语，例如“吖啲嘢都唔使郁嘅，唔该（这些东西都不用动的，谢谢）”46“食佐饭未”47（吃饭了吗），这种方言交际行为呈现出人们生活中最鲜活、真实的状态。

方言文学的异质性冲击了文学同质化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语言规范化的内部秩序。林白极大地扩展了方言写作的维度，并将语言哲学问题以方言的形式突显出来，为方言写作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路径。

三、建构方言写作的未来路径

方言文学命题的核心是语言的选择，作家在方言的支配下认识世界，文学活动中包含不自觉的方言认同感。随着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金宇澄等作家的方言写作，现代汉语的写作版图得以扩展和丰富，但是方言写作的经典化还没有完成。林白在《北流》中进行的方言实验，为探索方言写作的未来路径提供了某种范式。

首先是方言写作新观念的探索。新时期作家汲取了“十七年”时期作家在创作中运用方言的经验，有意识地将方言视为写作资源，延伸了语言的表现功能，将地域文化与个人体验释放在方言写作中。1980—1990年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从接收西化技法转向延续中国传统，方言也承担了历史与文化遗存的载体功能。新世纪创作赓续了方言写作传统，在保留本土化的基础上剔除掉方言中的生僻词汇，努力平衡好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保留方言中的文化要素。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的出现使得方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之后出现的方言小说如任晓雯《好人宋没用》、林棹《潮汐图》引发了文学界的探讨，林白《北流》更是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新世纪方言写作不再只是作家个性化的语言选择，而是呈现出语言观念整体转变的一种症候。林白、金宇澄、任晓雯、林棹等创作的方言小说呈现出一种新的语言风格，这对于探索当下汉语写作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是有益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断言方言小说就能够代表中国小说的未来发展路向，但在文学业已真正呈现多元化状态的今天，这批方言小说的集中出现确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意味着当下中国一批小说家在严肃地探求当代汉语叙事的一种可能性……当代汉语叙事应该是丰富繁茂多元混杂的。”48这实际上是方言写作新观念确立的一种努力，是探索方言写作未来路径的有益尝试。

在方言写作新观念探索的过程中，林白的《北流》具有“经典性”的意义。莫言、余华等作家的乡土小说，建构了“北方书写”的经典性，而“南方”的情况则不同，有批评家指出：“就新南方的广大区域来说，现代汉语书写的经典性还相对缺失。比如，吴语小说前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近有金宇澄的《繁花》，但是在粤语区，却一直没有特别经典的粤语小说。”49《北流》在这种建构“经典性”的召唤下出现，它对粤语与普通话的交汇组合，为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范，将有效推动方言书写经典性建构的进程。

其次是方言写作新策略的实验。新世纪以来，作家在方言写作新策略上进行了实验，比如运用“蓝青官话”，以方言作为叙事语言，加入方言注释等，探索着方言写作的未来路径。“蓝青官话”是指夹杂地方口音的官话，中国国语运动曾“主张 ‘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50。方言作家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故乡记忆，以故乡为原型的创作脱离了方言则无法体现故乡最本真的经验。而方言作家的写作通常是以普通话的形式开始，而后强化了方言的使用，如莫言的山东方言在《蛙》《红高粱》《丰乳肥臀》等小说中的使用，贾平凹在小说《秦腔》中使用大量的陕西方言，韩少功《马桥词典》收录的湖南汨罗县马桥的方言词汇，金宇澄《繁花》中的沪语，等等。林白亦是如此，她年轻时逃离充满了伤痛回忆的家乡北流，几十年后依旧无法割舍与故乡的联系，此次写作选择了北流方言，存续了她生命深处的印记。

平衡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是小说家着力解决的问题。在探索方言写作新路径的过程中，作家要在普通话规范的框架下加入方言，保持方言的活力，这对于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有极高的要求。在探索过程中，这些小说家也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运用“蓝青官话”平衡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二是以方言作为叙事语言，三是给方言加注释以解决读者接受的问题。小说家力求在方言的基础上融合普通话，在实用价值的考虑下对方言的部分艰涩用法进行调整，在不破坏方言的文化个性与追求普通话的流通性之间获得平衡。理性化的通用语言祛除了方言的主观性，语言的情感色彩不强，而“蓝青官话”是表达情感的有效话语模式，于是能够平衡不同方言以及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的“蓝青官话”往往成为小说家的一致选择。“蓝青官话”的兼容性与方言写作者的创作个性相匹配，多元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个性在方言写作中呈现，这种话语模式承载着不同地域的人文风俗与思想内涵。此外，作家还尝试以方言作为小说的叙述语言。方言写作普遍使用方言式人物对话与普通话式叙述组合的方式建构方言作品，目的是降低方言的陌生化带来的影响。而林白在《北流》中有意识地设置每章开头的译词与整合的《李跃豆词典》的形式，金宇澄在《繁花》中加入夹注，阎连科的《受活》中每章结尾几乎都有尾注，这种方式为不同读者提供了适度的理论参照，将异质性的、民间的语言完全敞开在读者面前。

方言写作的演变表征着时代的更迭，使方言写作在雅与俗、地方与国家、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流动、交替。方言文学的传承需要作家保持方言创作的热情，对地域文化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林白超越了既往单一的方言写作形式，以更广阔的视域和更开放的姿态，塑造了全新的方言书写形态，对当下小说创作的语言观念和创作策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70年文学语言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2AZW01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8 汪如东：《汉语方言修辞学》，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7页。

2 3 4 6 陈小燕、杨丕芳编：《广西汉语方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5 7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100、27、240、16、117、240、38、18、19、20、15、14、26、27、63、17、25、23、24、101、277、287、272、205、206、4、288页。

16张卫中：《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32 [波]沙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王先睿、汤侠生、任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06页。

3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页。

34 35 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48 王春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方言小说》，《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49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50 王东杰：《“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