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素人写作中的女性底层经验书写与自我主体建构
内容提要：女性书写中的底层经验书写，不仅仅是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主体书写底层女性，还有许多之前从未进行过文学创作、拥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的素人女性写作者参与书写。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写作，素人女性作为主体的底层经验书写总是带有强烈的自我书写意味和时代印记，她们的作品或隐或显地展现出了处于现代社会底层的女性独有的个人创伤、身体伤害以及生存困境。通过分析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她们试图冲破集体想象而找回自我主体的抗争和努力。
关键词：底层经验书写 素人女性写作 困境 个体书写 主体
新世纪初，“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出现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1，如何更好地倾听底层的声音，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书写底层成为文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关于底层的意义一开始并不明晰，但“底层”一词本身所涵盖的阶级意味十分明确，它直指当下在文化程度、经济现状以及政治地位层面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生产的重要性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作为人类生产的主要从事者逐渐丧失了其在社会、家庭生活中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成为受压迫的群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极度依赖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底层，女性更加处于底层权力结构中的次一等结构，由于权力地位的不平等、生存资源匮乏，以及被动的生存处境，她们往往会面临比底层男性更多的困境。许多底层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女性写作者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她们在书写时有意将视点落在底层女性的生活经验上，试图还原出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困境，如乔叶的《良宵》、盛可以的《北妹》、张抗抗的《芝麻》、毕淑敏的《女工》、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文珍的《寄居蟹》等。这些女性写作者的底层写作，更多的是站在人文关怀的角度，是一种如同林白所说的“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2。她们的书写往往带有文学性的点缀，尽管在遣词造句中尽量选取朴实动人的语言，但写作习惯仍在不自觉间流露。这种习惯有时会给人“剥离”之感，无法建立起一个令读者信服的现实世界。素人女性写作者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短板，相较于专业的写作者，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文字训练，语言大多平铺直叙，没有经过任何艺术加工，甚至有些粗粝。对她们而言，写作更像是一种倾诉的窗口，但也正因为此，她们的作品中带有一种真挚的情感和原始的力量，而她们笔下所讲述的底层生活也更为真实动人。评论家项静将这种写作称为“素人写作”，项静认为素人写作会释放出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这些主语从四面八方发出声音，以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经验，回到被遮蔽和忽略的现实世界，重建与周围真实世界的关系。3
1990年代初，全国妇联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妇女中开展“双学双比”4活动，策划创办一个面向农村女性的刊物。《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主动接下这一艰难的任务，创办了《农家女》杂志。《农家女》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它打开了一扇倾听农村女性声音的大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向杂志投稿，倾诉内心的苦闷，寻求帮助，许多以往被忽略或掩盖的底层女性困境也逐渐得以浮现，诸如家庭暴力、计划生育、重男轻女、土地问题等。1990年代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繁荣时期，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量西方女性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翻译传播，关于女性权力的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农家女》杂志却为我们呈现了关于女性的另一番境遇，即在父权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底层，女性遭遇着怎样不能言说的困境，以及该如何学会自救。2001年，央视《半边天》栏目组收到来自一个名叫刘小样的农村女人寄来的数封长信，信中用质朴动人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农村女人对自己被困于乡村生活中的不满，以及对走出乡村、走向世界、体验全新生活的渴望。在此之前，《半边天》一直是一个关注都市女性生活的节目，《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的播出，使得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5这是刘小样所感受到的他人对农村女性的评价。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接触世界的窗口，信息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快速流通，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机会接触到之前不曾看到的世界。同时这也催生了另一种痛苦，精彩纷呈的现代文明生活和贫乏的乡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刘小样拒绝被他者定义，渴望着将自己从乏味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她用近乎决绝的语气，在电视上喊出那句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被无数次引用的口号——“宁要痛苦，不要麻木！”从《农家女》到《半边天》，女性的自我言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变得更为丰饶，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刘小样的那句口号更像是一句箴言。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她们的视野也愈发广阔。一方面，女性不再处于历史的边缘地位，而是拥有多元的视角去审视和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另一方面，社会媒介的兴起、文化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个人社会生活的流动多变性，使得不同阶层、社会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的女性得以被“看见”。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的城乡发展流动同个体之间的互相映照，也可以看到在资本、政治和父权的三重张力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为重新夺回自身主体的抗争和努力。
一、集体记忆中的个人创伤
“被消音的群体”这一术语源自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温·阿登纳，他用这一术语来形容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相较于对男性知识研究，对女性知识研究的匮乏。6将这一术语沿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城市谋生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身上依然十分契合。1980年代初，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的转型使得中国农民个体开始走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群体中的一员。从农村来到工厂的女性，因为低廉的工资和易于管理而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而生产和消费需要依靠一种性别差异来作为层级制度的基础。7最初从农村进入城市工厂的年轻女性，被统称为“打工妹”，“打工妹”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代表着年轻、未婚的女性个体，二是相较于男性次一等的身份标签。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男女比例长期失调，在普通人眼中，打工妹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很少有人会顾及她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成为打工妹，意味着她们走出农村父权体制，渴望走向现代文明，与此同时，她们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失去自主权。而素人写作中的女性底层经验言说，最初是通过还原身体被驯服、主体被异化的过程，从而使得“被消音的群体”重新发出呐喊，进而“被听见”或是“被看见”。
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讲述了在深圳和其他地方打工的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诗歌题目由无数个女工的名字构成，这显示了郑小琼“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这一写作目标。作为曾经的无数深圳女工中的一员，选择以人名组成诗歌篇名，既展现了郑小琼对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抗姿态，也是她抵御自我虚无的一种方式。郑小琼的诗歌中鲜有唯美和浪漫的气息，她用简洁有力的文字讲述了女性的各种苦难，这些苦难中既有属于个人的隐秘体验，也有中国女工这个群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所共享的集体记忆。《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几乎是大部分工厂女工的真实写照：
老了 十年像水样流动……巨大的厌倦／在脑海中漂浮……多年来 她守着／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看着／苍白的青春 一路奔跑 从内陆乡村／到沿海工厂 一直到美国某个货架／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卡在喉间 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8
郑小琼在诗歌中常常将女工比作螺丝，一个不起眼的零部件，不断地被旋转、拧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生锈，然后被弃置一旁。与此同时，时间和年龄也被反复标记，女工的青春非常短暂，她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凭借年轻健康的身体成为资本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主力，在不间断的重复劳动下，她们精神和身体逐渐麻木，然而等待她们的命运也并不明朗。她们有的家庭破裂，最终成为城市中孤苦的拾荒者（田建英），有的为了生计出卖肉体（杨红、周红），有的在回家相亲和继续留在工厂间徘徊（李娟、舒苗、刘美丽），有的拖着满是疾病的身体回到乡村（兰爱群）……当这些个体经历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名字被记录时，痛苦的实感也更为清晰。正如郑小琼自己在创作后记中所言，《女工记》中的这些女性拥有共同的身份和背景——女性农民工，她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有着相同的苦恼，关于婚姻、关于工作；9同时她们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的背后有着属于自己的个体经历和命运遭遇。《女工记》在向我们展示了底层女性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集体创伤——由于资本市场的强大，人被渐渐物化，面临像商品一样不断被消耗的命运的同时，也为我们还原了女性由于个体选择、所经历的无法再次选择的命运。
对于女工而言，最初感到自身主体性正在消失的标志是失去自己的名字，为了便于管理，她们穿上一样的工作服，别上工牌，像机器一样被编号。这也是《女工记》格外强调用人名来作为诗歌题目的原因。女工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进行重复而繁琐的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人被迫去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去适应人，于是她们进一步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邬霞的188体育官方ios《吊带裙》讲述了自己在制衣厂四年的艰苦工作经历，文章的最后，她终于在18岁那年辞职，她写道：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邬霞，我终于做回了自己。10如同文珍的小说《寄居蟹》中的林雅一样，身份证是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底层女性确认自己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上面记录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还有自己的户籍。林雅将失去身份证看作自己无法再回到故乡的一个重要信号，这其中暗含了关于底层女性身份认同和自我的最终归属问题。身份证作为证明个人身份的凭证，使得她们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城市谋求新的发展机遇，进行各项社会活动。与此同时，与土地直接联系，作为一种以家庭、家族、宗族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又决定了无论这些女性在城市何处谋生，她们作为单一的个体都无法真正在那里扎根。户籍制度同劳动力相混合，又重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11，许多底层女性既无法回到最初的故乡，又没办法被城市完全接纳，在年龄超过工厂对女工的要求之后，她们的选择非常狭窄。婚姻是大多数女性的选择，大部分女性同邬霞一样，只能嫁给同样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男性。尽管在城市生活，她们遵循的却是乡村父权制下的婚姻规则，即最终要回到另一半的户籍所在地生活，终老于陌生的环境中，处于“他者”（the others）的监督下。邬霞的188体育官方ios《远嫁》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样的命运，因为来到丈夫偏远而又贫困的老家生育，她遭受了被婆婆虐待、基本营养得不到保障、丈夫冷暴力等种种心酸的经历。她在文章中反复表述了自己对于远嫁的后悔，并且将这一切归咎于婚姻：没结婚的时候，以为哪里都一样，经历这次婚姻，我才知外省的人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12事实上，她在188体育官方ios中所讲述的种种遭遇，诸如家暴、女儿被婆家夺走、自己在丈夫家乡受到冷落等，和风俗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而她在袒露自己不幸婚姻经历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即农业文化依旧按照传统的劳动分配决定家庭中的男女地位，父权制下的婚姻使得男人享有绝对的权力，而妻子被视为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处置。从制衣厂辞职，拿回自己的身份证是一次关于自我重建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在父权制度下的婚姻中又一次走向失败。同《女工记》中在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女工一样，底层女性在寻找自我主体的过程中不断掉入权力支配的陷阱中，同样的悲剧被反复记录、讲述，缘于得到更强大的主体的庇护的渴望，也缘于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无根”的共同处境。
二、无根处境下的生态危机与身体伤害
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特征和自然环境比较契合，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更为紧密，而生态灾难和生态退化对妇女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对男性的影响。13尽管这样的观点因为具有二元论倾向而遭到批判，但却道出了在生产集中且注重经济效益的工厂，底层女性和自然环境一样被视为资源具有利用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的现实。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底层女性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工业发展加大了对廉价土地的需求，失去土地的女性不得不去城市寻求新的生存途径。而她们的选择非常局限，大部分只能进工厂成为一名女工，由于长期接触工业制品以及个人防护意识淡薄，她们的身体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女工记》中描绘了大量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工业污染和生态污染，身体和心灵一天天被拖垮，最终只能拖着患病的躯体回到故乡的女性，等待她们是只能是衰老和死亡：
咳嗽 恶心……她遇见肺部／泥沙俱下的气管 塞满毛织厂的毛绒／五金厂的铁锈 塑料厂的胶质……它们纠结／在胸口 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阻塞的肺部 生活的阴影14（郑小琼《女工记·兰爱群》）
咳嗽 腹胀 恶心 渐渐模糊的眼睛／越来越重的躯体 紊乱的月经／身体的发动机载某处停止运转 它们正伤害神经 肌肉 骨头15（郑小琼《女工记·刘乐群》）
她忍受着锡焊的味道 与痛经的／折磨 她说她开始不习惯锡焊／想呕吐 现在已适应 她无声地／承受异味16（郑小琼《女工记·董卫平》）
工业暴力给女性的身体带来了诸如月经紊乱、肺部感染、神经受损等不可逆的损伤，一方面，重复的繁重劳动使得她们不得不将自己物化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但身体遭受的痛苦却不断在提醒她们作为女人的主体正面临的处境，她们的生理和心理遭受着双重的压迫，最终无力消解和抵抗。为此，许多写作者开始重新呼唤自然，故乡是底层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主题，许多女性用带有温情的笔触描绘了虽然艰苦却充满温情的乡村生活，如李若的《穷孩子的学费》、李文丽的《我的母亲》、范雨素的《大哥哥的梦想》、杨雪的《母亲》等。这些作品用一种近乎理想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成了对失落已久的自然家园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范雨素的小说集《久别重逢》讲述了寻找故乡被砍伐的大桑树爷爷的灵魂的故事，小说被分成了几个系列，其中一个系列讲的是为了赎过去帮掘墓人放哨的罪孽，“我”带着女儿住进了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鬼神堡，在这里依靠完全原始的生存方式，和女儿一起感受自然的力量。一直到一个进山寻找宝藏的男人金庸原的出现打破了平静，他趁“我”吃下有毒的甜魇菇昏迷时侵犯了“我”，“我”因此在山洞中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为了生存，“我”不得不重新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城里谋生。范雨素用一个看似离奇的故事，展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现代文明在给人带来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使人渐渐失去对自然的敬畏，金庸原作为男性为了生理欲望侵犯了“我”的身体，同时作为人类为了财富进入鬼神堡，掠夺自然资源，“我”与自然，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次一等的地位，并且都因为欲望而受到伤害。而文中“我”不得不离开鬼神堡，回到现代文明中生存的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自然资源被强行转化为工业资源的结局相契合。将女性独特的个体经验，如月经、生育、心理创伤等从打工者整体经验中分离出来；关注女性同故乡／自然的连结，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自然之中，两者都体现了生态主义视野下的性别关怀视角，呈现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指向。在反对人类为了发展经济而压迫自然、提倡消除现代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同时，将女性生育权利、生存权利受到损害的被遮蔽的困境凸显出来，反对资本、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只有关注这些写作者笔下的底层女性的命运，我们才能了解到工业文明繁荣背后女性所遭遇的个体创伤，这既是一种性别关照，更是人类关怀中重要的一环。同时，这一类作品也在无形之中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尊重女性，尊重自然，重视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伤，才能重新找回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
三、话语缝隙中的主体寻找
在父权社会、政治话语和资本扩张的三种压力下，底层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最终只能在话语的缝隙中挣扎，但并非所有人都在默默忍受，底层文学也并不只单纯是书写痛苦的次要文体。许多女性在发出痛苦呐喊的同时，也通过书写自己的主体经验，来呼唤出自身的主体地位，这既是一种消解苦难的方式，更是一种面对压迫所进行的积极的抗争。邬霞的188体育官方ios《吊带裙》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制衣厂繁重的劳动生活里，唯一的放松就是三更半夜趁着没人发现，穿上新衣服，到冲凉房的窗户前照一照。衣服通常是在夜市买的各种裙子，虽然很便宜，但却比宽大的工服漂亮得多……吊带裙是在邬霞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事物，她也将它用作了诗集和188体育官方ios集的标题。在邬霞眼中，穿上裙子的时刻，就是她找回性别身份主体，重新做回女人的时刻，只有在这短暂的陶醉中，她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花季少女。17在她心里，吊带裙等同于融入现代都市的秘密武器，穿上它，就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身份，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想象的现代女性，进而能够在城市获得美好的爱情，过上理想的生活。除了吊带裙，鲜花、蝴蝶、爬山虎、含羞草等诸如此类的意象也在她的188体育官方ios和诗歌中反复出现，她不断通过这些自然界中先象征着美和生命力的事物获得力量。她在诗歌《谁能禁止我爱》中写道：
来深圳十八年，故乡反倒成了异乡／我每天与深圳的清晨一起醒来，与深圳的夜晚同眠／我爱她的朝气蓬勃，金色阳光／一年四季轮番开放的花朵／常青的树和草／热爱她的每一寸生长。这种爱渗入／毛孔里、皮肤里、血液里、骨髓里／即使这座城市的户口本上没有我的名字18
在诗歌中出现的这些同工业、现代科技毫不相关的事物，为邬霞打造了一个都市中的伊甸园。和吊带裙一样，它们代表了邬霞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和城市居民／都市女性一样，同样拥有的享受美的权利。她在这些时刻忘却了乡村和城市的隔阂，忘却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这是关于现代文明的种种想象变为真实的时刻，想象的主体和现实的主体合二为一，而她也在这一过程中找回了自我。反复描绘吊带裙、鲜花、蝴蝶等事物，体现了邬霞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她唤醒自我、忘却苦难的方式。
范雨素将自己的新书《久别重逢》称为科幻小说，但参照她早年间一系列讲述自身经历的作品，可以看出这部小说集仍然充满她的个体经验痕迹，更像是一部带有玄幻色彩的半自传性质小说。范雨素在采访中说：“我写的是我家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平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小说。小说中的乡亲们在前世是帝王将相，今生却是草芥小民，他们都是一个灵魂。”19她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在小说中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着苦难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范雨素和她的亲人、朋友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歧视。一个是关于梦境、鬼神、灵魂和时空穿梭的想象世界，这个世界里范雨素化名范菊人，她生活的村子过去是座古城，族人们前世都是帝王将相。奇妙之处在于，科学和鬼神，都是范雨素消解痛苦的途径。范雨素常用宿命来解释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她通过梦见大姐姐同样悲惨的前世，明白了大姐姐注定无法靠打拼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这一世才会一出生就智力受损，最后早逝；通过阅读大哥哥前世的传记，她明白了大哥哥对家人如此冷酷的原因。而她后来的人生之所以颠沛流离，是因为她童年对大姐姐的冷漠所带来的因果报应……同时，她又在浩瀚的宇宙中感受人类的渺小：城里人和农民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谁也不理谁。有的人在沟底，有的人在沟沿，有的人在沟边那块最大的土坷垃上。沟里的人们，仰望星空的人们，我们没有什么不同。20在范雨素的小说中，前世今生、鬼神、宇宙常被含混在一起叙述，而这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大而无形的，具有超越现实本身的力量。人们无论在何种环境出生，无论处于什么阶级，只要面对浩瀚的宇宙和无法战胜的鬼神，都一样渺小。至此，当她用文学视角看世间万物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众生的平等。
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分化（包括阶级、城乡、贫富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拥向城市，但户籍制度的约束、积累财富能力的薄弱以及缺乏原始积累，使得他们想要真正融入现代城市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更不用说实现阶级的跨越。对于底层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痛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虚无。大多数底层女性为了摆脱农村落后的生活、父权制的压迫而来到城市，而她们理想中的现代文明生活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中也变得越来越远。为了寻求心理安慰，许多女性匆匆嫁给同在城市谋生的工友，并且在婚后遭遇情感危机和家庭暴力，在无意识中进入一个新的父权压迫闭环。为了摆脱困境，她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求一种自我主体的认同。不同的是，邬霞寻求的是一种想象性认同，即通过重塑自己的身体来满足自我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在工厂的劳动使得人被异化为冰冷的机器，成为一件中性的物体，因此个体渐渐产生召唤回性别主体的渴望。大众媒体呈现的穿着吊带裙的都市女性是消费主义引导下的典型现代女性形象，凝视镜子中穿着吊带裙的身体，是邬霞将想象变为真实的唯一途径。而范雨素寻求的是一种符号性认同，即用一种更为宏观且形而上的概念来消解主体，如通过探寻前世的命运来消解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在浩瀚宇宙中感受人类的渺小，或者通过获得某种权威性的认可来确定自身的主体性，尽管小说中的乡亲今生都是草芥小民，前世却都是帝王将相。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现实面前，只能通过想象来弥合阶级的裂缝，无论何种方式，真实的主体都面临被掩盖的命运。吊带裙是大众媒体或者报刊通过想象并呈现出来的一种现代女性美的模式，穿上吊带裙，表面上是向现代自我的转变的一环，本质却是在消费主义引导下成为想象的客体；而帝王将相作为一个强大的父权主体和阶统治级的化身，认同其主体地位，是一种对权力等级的不自觉的依附。为了获得自我同一性，首先必须异化自己，将自己等同于想象性他者，无论何种方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掩盖了。但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它显示了底层女性为了跨越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找回自我主体所做的努力。
结 语
素人女性写作者与专业的女性写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专业的女性写作者的写作材料大多源于新闻报道、田野调查，再加上自己的文学性想象。因此，她们的写作比起揭露女性的实际生存困境，更加注重对其背后掩盖的种种超越现实的事物的揭露，如阶级差异、时代背景、城乡差距等。而对于素人女性写作者而言，走上写作的道路，最开始缘于一种被看见、被倾听的渴望。她们大多生活在权力结构底层的次一等结构之中，暴力、贫困、情感缺失给她们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创伤，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写作于她们而言是一个表达自我、消解痛苦的重要途径。对于这些素人女性写作者而言，关于女性的底层经验言说和自我主体的建构是同时发生和存在的。她们拿起笔开始书写的过程，也是她们找寻人生意义、找寻自我主体的过程。在这几位写作者中，郑小琼作为打工文学的重要代表，早年曾有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后来得益于文学，个人命运得到改变，由素人写作者变成一名专业作家和文学编辑。诗集《女工记》是她还原在工厂打工的女性的个体经验，披露她们共同遭遇的集体性创伤的一部代表作品。因此，她在女性底层经验书写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既是亲历者，又是记录者，她在书写自我主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倾听和书写他人。相较于郑小琼，其他几位写作者，如邬霞、范雨素、李若、李文丽等，她们的底层经验书写更接近最自然的原始经验，大多选材于自身的打工经历，如工厂做工，做育儿嫂、家政保姆等。不同于男性务工者，女性往往从事一些不完全依靠体力但需要极大的精神消耗的工作，因此，她们的叙述往往具有向内的视角。此外，除了讲述在城市的生活，这些女性写作者时常带着复杂的情感去回溯故乡，在她们的作品中，故乡既是个贫困、剥削女性身体的地方，也是个淳朴、自然，充满着温情和爱的地方。
现代化所引入的生活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们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而底层文学是反映这一变迁所带来的连续性现象的最好例证。同样无法忽略的是，底层女性生活在远比阶级更为复杂的微观权利支配之中，而素人写作中的女性底层经验书写的意义，就是将这种权利支配下的个体经验描绘出来。当被表述者拥有话语的权利时，她们自身的主体性才会慢慢显现，变得更有意义，她们才能在自我言说中重新找回尊严，找回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女性自我书写的过程，就是她们自我爆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忍耐、倾诉和反抗，无论何种状态，都值得被珍视。
注释：
1 洪治纲：《“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2 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3 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 2023年第5期。
4 双学双比：指1989年起，全国妇联遵循党中央指示，联合各部委在全国各族农村妇女中开展的“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 比贡献”竞赛活动。
5 安小庆、刘小样：《平原上的娜拉》，引自2021年5月《人物》杂志采访刘小样引用文稿。
6 [荷]米尼克·希珀：《乐园之丘——权利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王晚名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7 11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6页。
8 9 14 15 16 郑小琼：《女工记》，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7、32、36、113页。
10 12 17 邬霞：《吊带裙》，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9、126、23、24页。
13 郑湘萍：《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页。
18 邬霞：《我的吊带裙》，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19 韩逸、范雨素：《我还是范雨素》，引自《久别重逢》附录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76页。
20 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版年，第263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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