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抵达的和解 ——麦家《人间信》的还乡哲学
内容提要：麦家的新作《人间信》表露出强烈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渴望，既是一封写给人间的信，也是劝勉自己相信人间的信。《人间信》有着强烈鲜明的自传色彩，麦家以极大的勇气与真诚剖开自己的伤疤，袒露困住自己的羞耻与仇恨历史，拿出满满的诚意试图原谅加诸其身多重伤害的始作俑者，但时间与空间的异化变形造成了和解对象的缺位，使麦家的努力付诸流水，和解终究无法达成。《人间信》是麦家解读自我的密码，以此作为视点纵览麦家的整体性创作，才能看出其塑造传奇式孤独者的心锚要追溯到童年创伤。所以，麦家在《人间信》中强调，写作实现的只能是自我的妥协，而非和解。
关键词：《人间信》 麦家 童年创伤 自传色彩 还乡文学
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乡
《人间信》作为麦家转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延续了《人生海海》还乡的写作主题，只是这一次走得更切近、更深入，走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内部、自己的心灵深处。从麦家的整体创作来看，他建立了两个写作谱系：一个是《解密》《暗算》《风声》等“特情”长篇小说系列，另一个是“小人物”短篇小说系列。这些小人物没有惊世绝艳的某种天才，只是芸芸众生中命途多舛的普通一个，但这些小人物都有一个故乡“富阳”的地理标签，像《两个富阳姑娘》《一生世》《日本佬》《汉泉耶稣》《双黄蛋》等，可见麦家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于书写家乡的渴望，只是他对家乡的回望与写作在小心谨慎之余还有些许犹豫，刻意保持着某种安全的距离，只触及一些零散的、边缘的故乡生活，笔触在想要亲近故乡的写作欲望与对故乡虔敬的疏离间形成了一种欲言又止的情感张力。就像《人生海海》即便已经回到了富阳，写得也是外人的事，而非自己的家事。麦家总是在解密天才的密码，在《人间信》中，他终于下定决心解密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不啻是麦家写作纵深开掘的一次颇为勇敢的努力。
《人间信》与《人生海海》的故事背景同在富阳江畔的双家村，可以看作是麦家对还乡主题一体两面的设计与补充，就像他描述这个虚构的原乡——“我们双家村是山村，山分阴面阳面。”1《人生海海》就像是山的阳面，写的是一个英雄在时代中的陨落，是世事浮沉的恢弘；而《人间信》则是山的阴面，写的是一个英雄被剥掉光环后内心是否真的如一颗金色的子弹一样纯粹，是揭开内心的私密。就像海德格尔说所有的文学都是还乡一样，无论出走得多远、出走时多决绝，家乡就是长在每个人身上的精神脐带，永远牵动着与此地相关的游子之心。麦家对还乡这个主题有其独特的思辨，即“所谓‘回去’有两层意图：一是内容上回到我记忆的最初——童年、少年、乡村；二是写法上回到传统，回到日常，回到平淡。小说不会老，但小说家会的。我像所有年长者一样，开始欣赏老老实实的人生，白粥，咸菜，白天，黑夜。”2阴面隐喻在《人间信》中是麦家写一个人心底里最不为人知的阴暗，即直面人的恶行背后中人性的险与暗，而故乡则承载了最大限度滋生阴暗的诱因。
双家村的设定总是背负着险象环生与盘根错节，像绳子一样串联着也捆绑着家乡每个人的生活与命运，也在越缠越紧的关系网中绞杀每个人。在《人生海海》中，“村子捂在山窝里，三面不通风，热气散不开，被闷成瘴气，爬上墙，或躲在阴暗角落”3。双家村这个逼仄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里生出了谣言、暴力、侮辱与伤害，对上校的秘密如虫豕一般啃咬着、咀嚼着，至死不休。在《人间信》中，家乡对在地者的侮辱与损害首先体现在父亲同胞妹妹的身上，她自杀未遂留下了吐舌头的后遗症，“后来村里孩子（不乏仇家恶人）经常捉弄小姑，逗她，骗她，气她，闹她，把她激怒，目的是要她‘忘乎所以’，亮出吊死鬼的长舌头”4。小姑就是在这样的恶意与嘲弄中羞愤而死，杀死小姑的不是她身上死亡的力量，而是来自他人的无形绳索。甚至于，麦家单辟一章“红房子·宿仇新恨”来写双家村中令人窒息的仇恨、斗争与鸡犬不宁的互相纠缠，红房子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它像是从城市里切下来，移到我们村里的，是鹤立鸡群的样子”5，在一定程度上是耻辱与仇恨象征的具像化体现。
麦家擅长将笔下人物放置在一个绝境中，从而挖掘其所能开掘的极限以及承受的极限，以探索人心限度的叙事。但是在《人间信》中铺陈家乡培植起来的耻辱与仇恨过程却充满了叙事耐心，红房子之于我的家族之恶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我年幼懵懂时，红房子的主人是阿根大炮。因为爷爷与阿山道士做了亲家，阿根大炮与邻居阿山道士的仇怨一度波及了爷爷，更因为阿根大炮对奶奶的轻薄，红房子便成为了我家的仇怨，所以爷爷横遭意外惨死山里后，“奶奶认定爷爷是死在阿根大炮私底下作的妖法，妖孽不但做了恶，砸死了爷爷，还成了魔，做了鬼，钻进了她心，害她一个月一个月地通宵睡不着觉”6。对红房子的恨也升级，以至于清明时节，“奶奶每年都带我去，并特意去阿根大炮坟前，叫我对它撒一泡尿，一边骂很多难听话”7。阿根大炮的小儿子三脚猫更是引诱父亲去赌博，致使本来浪荡的父亲更无药可救并且烙印了罪与耻的印记。父亲做实“日本佬”也与阿根大炮的第六子关银有着密切关系，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父亲背上了历史与民族双重的耻辱，人格彻底沦丧，以至于我的家族垮了架子——奶奶出走了；在双家村“社会性死亡”——在我面对学校的同学与老师时，身份总是低人一等而备受羞辱。
麦家曾在采访中坦言了童年生活经验中因为父辈社会身份问题对其成长造成的困扰，以及由此衍生出对逃离家乡的迫切渴望。“我恰恰相反，就想离开家乡。因为我家里当时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父亲是右派，外公是地主，爷爷是个基督徒，头上压着三顶大黑帽，抬不起头，就想走得远远的。至于有军校上，那就是更好的选择了，一箭双雕，既可以告别家乡，又可以改变家里的政治地位。”8童年记忆直接映射到了《人间信》中我的少年经验，因为排演一出戏剧，我能够出演解放军的机会被陆军夺走了，我哭得将死过去。一方面“陆军是阿根大炮孙子，作为红房子的人，我们称得上有世仇”9；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的政治身份影响了我的社会认可程度。《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返回家乡得到了和解，这是“山之阳面”，而代价是完全丧失自我，变成一个孩子。《人间信》中的“山之阴面”则是以我决然斩断与家乡的联系，作为获得阶级跃升的砝码。上校的返乡与我的去乡，返回与逃离这两条看似背道而驰的轨迹，其根源都在于想要摆脱屈辱与伤痕的强烈愿景，而无论是积极地拥抱家乡还是消极地躲避家乡，都象征着对片段性自我身份难以同构的精神困境。所以我选择离开家乡耻辱性身份，重建社会的、集体的、他者的认可，以此获得满心欢喜，“说实话，头三年我跟双家村无一丝半两瓜葛，那个生我养吾的千年古村，仿佛一块巨石沉入大海，对我来说，是乐见其成（沉）”10。
但实际上，“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处走，双家村就越是你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跟你有关”11。麦家深知家乡与自我建构之间割舍不断的紧密关联，他着意于书写家乡的执念里夹杂着不可名状的怨怼与委屈，他始终无法释怀家乡在他一个无辜少年身上投掷的恶意，他举棋不定的也是对家乡游离于爱之深责之切的中间态度。所以他讲，“故土就像母亲，母亲即使把你抛弃了，你还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她。这中间没有道理和是非，只有‘存在’——海枯石烂都改变不了的东西。毫无疑问，我的故乡不是写光了，而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写”12。故乡是一个特殊的时空体，作为个体认知的起点，它将始终影响个体对世界各个维度的体认。“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中，‘原乡’主题的创作可谓历久而弥新。‘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13麦家开始尝试书写故乡，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逐渐建立对家乡所承载的历史性与时空化意义。显而易见的是，他并没有完成还乡的和解，就像蒋富春还没能意识到逃离家乡“是他多年后要羞愧死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远不到”14。他仍然处在一种思考状态中，“他要去探究生命、人和家的归宿的这么一种关系”15。
二、父法的缺失与异位
如果说，《人生海海》中的上校是“山之阳面”，代表了一种英雄主义，那么毫无疑问，《人间信》中的父亲就是“山之阴面”，指向的是低于常人的责任心与道德感。《人间信》的大把笔墨都落在了父亲身上，几乎整本书都在控诉父亲作为一个“潦坯”对家庭中每个成员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潦坯的意思是多重的，有边又没边，但总的是指一个人做事吊儿郎当，不努力，做人轻浮，不成器，对自身没要求，对他人无责任。”16麦家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而《人间信》中的父亲是个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更遑论承担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是截然的英雄反面。父亲全然没有承担一个男性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家族丧失了核心的凝聚力，“总的说，我家里的人一个个在离散，秋风扫落叶一样，落叶被风卷着，扫着，由不得自己不离不散”17。这就造成了父亲形象的损毁与不堪，父亲的神圣性与神秘性是随着父亲的“潦”一点一点消散殆尽的，我无法从父亲身上继承生命的高贵价值与人的光辉意义，甚至还背负了因为父亲而伴生的社会性羞耻，这就注定了父与子的对立关系中势必产生强烈的不安、质疑与抗争。父亲所象征的家的秩序体系也就在此意义上崩塌、颓败、消解。
父亲形象的坍塌意味着父法的失效，在这个家庭中男性始终是缺位的，而女性则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坚韧的生命状态，并且完全接管了父权。“因为爷爷死得早，奶奶既是父亲的母亲，也是父亲。作为父亲，奶奶不失威严铁面的一面，该上家法时绝不姑息，去年还给父亲上过一次，跪在祖宗排位前数铁钉——像和尚捻珠一样，一支支数，来来回回数，数得十指滴血为止。”18爷爷的早逝使奶奶被迫进行了补位，成为家法的象征，异化后的父法体系对父亲的浪荡不羁无法起到完全的收束效果。父亲暗渡陈仓地挑战父法体系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也就丧失了自己作为父亲这个身份所伴生的权力。所以，当我潜心一年搜集父亲赌博的罪证，最后举报他时，作为父法惩戒象征的人，是我的母亲。“母亲一把揪住他头发，劈头盖脑打他，骂他。”19母亲继承了奶奶家法的象征对我进行了驱逐，在多年后当我身为人父，请求回归家庭时，也是乞求得到母亲的原谅。所以，只有母亲能够拿出家法的象征，“母亲要扮演奶奶的角色，对我行使家法。这场面母亲大抵在心里已经盘算至少几十个日夜，要说的话一清二楚，不迟疑，不啰嗦，言简意赅，逻辑缜密，像法官，也像奶奶”20。母亲执意要通过家法的惩罚才能让我回归家庭，目的是为了给父亲认错，“如果你认错，必须要受家法罚，既是要你长记性，也是要讨你爹一个原谅”21。母亲对于我忤逆父亲的行为始终不能谅解，因为忤逆行为的实质是对父法体系的挑衅，只有服从于父法制度，家族才能延续下去。而我回归家庭的最终确证，是“奶奶眼睛倏地亮一下，响亮说‘蒋富春’！”22才算是正式完成，奶奶证明了我是她的孙子，属于这个家庭，而不是父亲出来确证。所以，父法在这个家庭中，一直被女性越位掌管。
父子关系的僵化、冷漠与断裂是与父亲权力的失效同时共生的。《人间信》的刻画有很强的作者自我意识投射。尤其在刻画父子决裂场面时，与麦家在2013年发表于《南方周末》副刊的《致父信》中所描述的场景如出一辙，“这封无法送达的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一篇哀痛的祭父文，事实上，它是通向麦家内心的秘径”23。
父亲青红不问，二话不说，抡起手，凶神恶煞朝我扇了两个巴掌，第一个将我已受伤的鼻梁打断，第二个把我额头上的‘鸡蛋’打破，血，鼻血，额头血，先后像个开喉咙的鸡血一样喷出来，淌下来，流进嘴里；我像喝水一样，一口口吞都吞不下，往胸脯上流，顺着肚皮，流到裤裆里。……混蛋的他又混蛋地举起扁担朝我劈过来，要不是陆军父亲出手拦掉，我死定了，不死也废了，不是断手就是断脚，不是驮子就是瘫子。24
这个场景深刻植根于麦家的记忆深处，是其成长历程中的创痛性耻辱根源，他与父亲的冷战从此处开始。自传性写作的意义在于给个人经验升格为集体经验的可能性，也在重返过去的时间这一行为中矫正、修饰、重塑过去的记忆，达成对当下现实指认中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调和，“个人以自己的历史为鉴，通过承担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过去，不是试图证明命运的偶然性，而是试图证明命运的必然性。因此自传表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的情况，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可能包含的令人苦恼和无奈的成分，自传也会带来一种疗治办法。它起到一种平衡作用”25。《人间信》始终是以一个成长性视角描述蒋富春的一生，当个体真实现实经验进入虚构文本，就会打断这种叙事的限制性，从现在的成人视角来反观当时的儿童举动所产生的居高临下与全知全能，建立了一个道德批判与反思的高点。
也正因此，在重返过去时才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对立的情感模式，即怀旧与厌旧26。麦家在《人间信》中对这两种感情的处理选择了用两个叙事人称的方式，在“我·另一个我”的第贰节开始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他”行文，除此之外的七章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人称改变的节点正是父亲动手打我，“我恨死他了，宁可死也不想回家看见他（父亲）”27。对父亲的怨恨即厌旧情感，因为这一段感情是我始终无法直面的。在父亲打了我之后，我通过政治运动将父亲送进监狱的行为，始终是我心头的愧疚、自责与自我厌弃的情感压力，我在日后的飞黄腾达和顺美满的生活，是以父亲八年牢狱之灾为代价的。“就是靠与父亲决裂才‘有出息’的，岂能过河拆桥，出尔反尔？”28我憎恨父亲，但是又不能原谅自己对父亲施加的伤害，因此借用“他”的称谓作为面具回避“我”的直接存在，是对这一事实的隐遁与逃避。叙事人称的改变也是为了保护我仇恨父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所以在我去日本接回父亲的骨灰时，从宋良冢那里得知父亲死于过量嗑药时，“我像收到了死里逃生的顶礼，不知是惊险，还是惊喜”29。只有证明父亲是绝对的混蛋，才能进一步佐证我揭发父亲这种不孝行为的合理合法，求得内心安宁。在“我们·长恨歌”章节换回第一人称时写道：“我回来了，既是从‘他’回到了我，也是从一个黑色家庭来到一个红色大家庭，革命的大熔炉。”30军营生活能够带给我社会身份的认可，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对家庭的羞耻、对父亲的愧疚，以及无止息的忏悔，于是，我能够重新做我。
《人间信》中的父子伦理关系也有冷漠、对峙、血腥、暴力，但是又与先锋时期的弑父情节以及晚生代小说中的寻父情节不同。麦家在父亲这个形象身上投注的是家的整体象征，因此父亲的失格是一种家庭温馨幻灭的表征，于情于理都不应该、不能够与父亲达成和解。为此，麦家特意将父亲与《伤痕》中的母亲做类比，“王晓华母亲是冤假错案，父亲冤吗？错吗？他的罪我不是听人讲的，是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不会错的，我揭发他，政府判他刑，是罪有应得，他怎么可以和王晓华母亲比？更怎么可以把我和王晓华比？王晓华问题是自己作出来的，我的问题是没有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作出了正确选择、理智选择”31。我始终要为自己对父亲的反叛、伤害与憎恶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过错的不是我的忤逆，而是父亲一生的放浪形骸。《人间信》不是一般小说以大团圆结局收尾，双方握手言和天下皆大欢喜，它提供了一种人生、人性、人心的实在样态，即怨憎无法被消解，只是被搁置了。我与父亲的和解始终难以达成，只是因为父亲去世了，怨憎再无寄托而已。所以，麦家在结尾的“众声”篇中写道：“我和父亲的问题也许是首痛苦的诗，请容我暂且将它封存（不被阅读和理解）好吗？”32
三、孤独者的偏执
麦家直到《人间信》才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密，此前的他一直采用极为隐晦的书写方式暗示自己内心藏有秘密，但又极为巧妙谨慎地绕开能窥见其秘密的可能性。麦家试图解析埋藏于自己内心底里的秘密，以此达成多年来和自己和解的祈愿，但每一部作品作为自我言说的出口，都被他进行了否认，他时刻在准备着，但似乎总是没有准备好。这种犹豫表现在创作中，是麦家的谜底在每一部小说中都给出过线索，但每次都迷惑读者将解读的重心放在人物非凡的天才上面。麦家在三十多年的持续性写作中构建了一个英雄人物谱系，然而，直到《人间信》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笔下人物内心质地与精神向度的彻底统一。“麦家执着于一遍遍地书写那些旷世奇才、国家英雄，但并不塑造他们的丰功伟业，而是写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肉身性，他们的缺陷与脆弱、困惑与失控，以及在其中的挣扎与陨落。”33在《人间信》中他终于揭秘：他写的都是一类人，即孤独者。
《解密》中的容金珍，“这孩子天资极其聪颖”34，但是“待人有些孤僻冷漠”35。《暗算》中的听风者阿炳，有着过人的听力与记忆力，但却没有维系自己生存的能力，“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36。另一个看风者黄依依，“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37。《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少数人当面叫他上校，背后叫他太监”38。既是传奇也是丑闻的集合体使他在双家村的生活中格格不入，他总是以一个异类的身份游离在集体生活的边缘。《人间信》中的蒋富春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英雄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英雄是刘主任精心策划、用心栽培出来的，刘主任是他茁壮成长的土壤、阳光、雨露”39。因为是被造就的英雄，蒋富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家庭决裂得来的荣誉造成了他的形单影只，“就是寂寞，无边无际的寂寞”40。孤独者的形象在麦家的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只是他们过于辉煌耀眼的另一个侧面遮蔽了他们作为孤独者的暗淡，而这才是麦家书写的底色。“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41。这建立起麦家自己的文本空间，形成了独属于他的叙事美学。麦家在情节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叙事背后，试图探讨的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心灵如何经受痛苦，如何寻找痛苦的出路以达成自我的救赎。
蒋富春的孤独是真正意义上被困于“无物之阵”的孤独。“李主任几乎天天来看他，给他带来各种红头文件、单位简报、群众来信，都在夸他，赞他，学习他，向他致敬，不同的人发出共同的声音：时代造就英雄，革命后继有人！”42众声喧嚣里谈论的都是蒋富春，喧哗之下的蒋富春内心的孤独却无处言说，他成了一个绝对概念的孤独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43蒋富春的无声实在是震耳欲聋，于是，“他甚至开始写日记，也是因为寂寞，没人说话，写日记是对自己说话”44。后来他也因为在写日记中练就的文笔，“并被有关部门调去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观和客观均赋予了我一个头衔：作家”45。写作成为了他的救赎，他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试图抚平内心的愤懑不平与绝地求生的困苦，自我对话建构起他脆弱敏感而又自我珍视的内心基石。这个时候蒋富春的写作具有了现实性指向与虚构性指向双重意义，麦家自己认为作家应该是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46。这使蒋富春的孤独与无助行径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这并不是麦家亟欲达成的与自我、与内心、与过去的和解，因为孤独实在是太过于强势，蒋富春不得不选择写作以寄托自我，麦家亦如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此辛苦地拜访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现实生活的核心。”47个体经验与小说情节的同构性与重叠性是作者直抵自我内心的重要途径，麦家在《致父信》中讲到父亲那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殴打，将他的自信、自尊、勇气都打散了，他自我封闭成了一个沉默的人，拒绝与外界交流，母亲甚至给了他一个外号——“洞里猫”。麦家才是那个真正的孤独者，他塑造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天才，但他们无论具有怎样的颖悟与智慧，或者在哪个领域有过人的天赋，说归来，他们都是孤独的人。麦家给了笔下人物超越他人的一技之长，但这些天赋异禀却无法帮助他们超越根植在人性深处的、深入骨髓的孤独。在《人间信》中，麦家无垠的内心试图碰触一些现实的边际，以期在生活中叩响童年、家乡、父亲与被困住的那个自我的回声，他试图展示对人间的信念。于是，麦家在《人间信》中敞开心扉去言说所谓的“不说”——“你一直信奉，任何表达，包括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是一种不说的艺术。”48是企图与自己达成和解的一次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麦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是个小说家，“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49。麦家不仅仅要传递个人的经验，他还试图拼凑出人生与命运、缺憾与忏悔之间的复杂拼图。
麦家始终有“对刻画与成全一种孤独、崇高、悲怆的精神力的执着”50。这意味着麦家的写作始终是对孤独的一种反抗。他试图成为那个雪线之上的豹子，于是写作成为了他的武器，写作是一把刀，劈杀着纠缠于其身其心其魂的孤独，唯有以写作为武器不止不休地挥舞才能获得刺破孤独的希望。“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所以，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赋予诗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样，一切经验——当然包含不幸——都应被转变为诗歌。那么，假如我们的确是诗人的话，我们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都是诗。”51《人间信》的写作与实践是将刀刃对内的解剖，是“抉心自食”，是反抗孤独。反抗孤独并不意味着肯定希望之所有，而是将过去、现实的命运与未来的期冀当作渗透到内心的精神力量。尽管与过去、与家乡、与父亲甚至与自我都充满了紧张的对峙，但是又不得不认可正是这些难以启齿的羞耻与创痛塑造了现在的自我，过去从未过去，过去一直指涉着现在，未来从未到来，未来一直蓄势于现在。“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平和经历，也许我们从来不属于个人，只是过去某种的继续和回应。”52
反抗孤独的意义在于个体的生存悲剧性与世界之意义相关的思考与辩证。反抗孤独不是麦家独自的人生命题，这是每个个体的生存绝境。既然不愿被孤独湮没，那就只能不断地进行反抗。假设能够驱逐身边如烟似雾笼之不去的孤独，麦家就能与自己达成和解。然而不能，因为孤独确实实有。“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种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53所以麦家在终章“余闻”中暗暗怀疑：“但这一次是不是说的太多了，连把底细都端了？”54可是写作只能将麦家的孤独转化，孤独的自我是无法和解的，他只能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不停地平息。
结 语
麦家在访谈时说自己在反复修改《人间信》时曾号啕大哭，那些眼泪“像富春江里的鱼流出的眼泪”55。正是因为当下的自己依然对童年的一切有着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麦家的书写才一次又一次重返童年，困住自己的不仅是故乡的冷漠与疏离，还有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和不善表达的关爱，以及那个无力反抗只能自我封闭自我惩戒的幼小的自己。麦家用写作这柄刀剖开自己的隐痛，袒露一直以来背负在肩头的沉重，希望能够得到疗救的可能。只是过往的伤痕太深，物是人非就意味着和解难以达成。于《人间信》而言，过往的那些，不是和解了放下了，而是只能这样了，不如就这样吧。于麦家而言，向内心探索的叙事才刚刚开始，这是其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向度意义与价值的创新与开掘。
注释：
1 4 5 6 7 9 10 11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9 27 28 29 30 31 32 39 40 42 44 45 48 52 54 55 麦家：《人间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53、94、54、186、251、255、245、29、255、89、229、292、293、303、199、211、276、285、249、274、308、231、234、231、234、311、311、312、294、311、39页。
2 参见《小说月报》2016年第1期，封二“作家现在时”。
3 38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
8 12 46 麦家：《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230、122页。
13 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15 陈晓明：《耻之重与归家的解脱》，《南方文坛》2019年05期。
23 何平：《回去，寻找属于你的“亲人”——评麦家长篇新作〈人生海海〉》，《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25 26 [法]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8、70页。
33 王尧：《为麦家解密，或关于麦家的误读》，《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34 35 麦家：《解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页。
36 37 麦家：《暗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页。
41 钱翰：《论两种截然不同的互文性》，《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
43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47 苏童：《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
49 [法]本雅明：《启迪》，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9页。
50 季进：《丰盈的人生与极致的叙事——论〈人生海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53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