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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关于1980—1990年代诗歌发展的表述中，“断裂”的说法和“进步”的叙事都不足以准确而清晰地概括或勾画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关联，必须回到两个年代诗歌的具体情境中，梳理各自的发展线索以及二者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出现的更迭与转变。从两个年代的重要诗歌出版物入手，能够透视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复杂联系及其隐含的种种议题。通过梳理并分析一些关键而被忽视的诗歌出版物及其形成的场域，可以发现：1990年代诗歌既不是与1980年代诗歌“断裂”后的全新开始，也显然绝非对后者的自然接续，二者实际上处于交错、对峙、相互映照的关联中，共同影响了21世纪以来诗歌的走向。

关键词：1980年代 1990年代 诗歌出版物 场域 诗学论题

关于中国新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发展进程，以及这两个年代诗歌的联系，特别是二者的成就、特征与趋向等方面的异同，已经得到了较多的讨论和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新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中断”（欧阳江河语），两个年代的诗歌显示出了很不一样的面貌和形态；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新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鸿沟，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二者的差异，继而衍化出1990年代诗歌取代、胜于1980年代诗歌的“进步神话”。在笔者看来，无论“断裂”的说法还是“进步”的叙事，都不足以准确而清晰地概括或勾画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关联，遑论揭示二者发展过程中的深层诗学问题——倘若要完成这些论述，就必须回到两个年代诗歌的具体情境中，梳理各自的发展线索以及二者在诸种因素的合力下出现的更迭与转变。

在谈及1990年代诗歌时，洪子诚指出：“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应有更大的包容性”，“必须引进这个概念所不能包容的、被排斥的、被遗漏的东西的参照。”1笔者也曾经以“杂语共生”2（意指此际的诗歌创作乃是由数代诗人参与，从而显示出多重取向和多样风格）描述1990年代诗歌的格局，与那种经过“叙述”（姜涛语）、被固化或窄化的单一“九十年代诗歌”颇为不同。基于此，可以进一步提出：1990年代诗歌既不是与1980年代诗歌“断裂”后的全新开始，也显然绝非对后者的自然接续，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二者实际上处于交错、对峙、相互映照的关联中，并共同影响了21世纪以来诗歌的走向3。本文拟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重要诗歌出版物入手，透视这两个年代诗歌的复杂联系及其隐含的种种议题。

一

这里所说的诗歌出版物，主要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诗歌报刊、诗集和诗论著作。诗歌出版物不仅是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的承载者，而且无疑也是诗歌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展现诗歌风尚的迁移，或者透露诗歌走向发生变化的消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诗歌出版物十分繁多，在此不可能面面俱到、逐一述及，而是将讨论重心放在那些重要却较少被关注的出版物上。

在已有的研究和诗歌史叙述中，一些关键报刊及其历史作用一般会得到讨论，比如诗歌民刊《今天》之于“朦胧诗”乃至新时期诗歌兴起的功用，1985年初至1986年底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和同时期的报纸《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主要是两报在1986年共同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之于“第三代诗”出场的意义，《现代汉诗》等刊物作为1990年代诗歌“转向”的标识，等等。不过，人们往往关注的是那些“显著”的出版物，不大留意某些较为生僻、实则能丰富和拓展诗歌认知版图的书刊。

就拿当初“朦胧诗”引起的论争来说，在追溯那场论争的缘起和过程时，像《星星》（刊载了最早发难的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诗刊》（发表了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探索》（在1980年创刊之际即加入新诗潮讨论）这样的“显要”刊物，是常常被提及的且被置于谈论的主线。但很长时间少有人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地处偏远的《福建文艺》《安徽文学》各自开辟专栏，持续用较大篇幅展示青年诗人的作品、介入新诗潮话题的讨论，可谓深度参与了“朦胧诗”论争和新诗潮发展。

《福建文艺》从1980年第2期起创设了“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每期登载数篇争鸣文章；该栏目持续了20期，共发文五十余篇（包括1981年第1期改名为《福建文学》上发表的杨炼、徐敬亚、顾城、高伐林、李发模、张学梦、骆耕野、梁小斌、王小妮及陈仲义等青年诗人、评论家的文章，呼应了《诗探索》1980年创刊号上的《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1981年初，该刊将发表的争鸣文章结集为《新诗创作问题讨论集》出版（封面署“福建文学编辑部编印”，封底标注“内部学习资料”），对论争的阶段性成果予以集中展示。《福建文艺》发起的争鸣缘于福建青年诗人舒婷的诗歌，此前该刊为舒婷印制了诗集《心歌集》（该诗集同时收录在《新诗创作问题讨论集》里），并为之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正如该刊1980年第8期“编者的话”所言：

这场讨论，是由于对舒婷同志的诗歌的不同看法引起的。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评价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中争议的焦点。4

因此，《福建文艺》展开诗学争鸣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扩大了舒婷诗歌的影响，为她后来被确认为“朦胧诗”代表诗人奠定了基础——当然，舒婷诗歌引发争议和得到认可，还需要与老诗人蔡其矫将舒婷诗歌介绍给艾青、北岛并刊于《今天》，进而在《诗刊》上发表的史实联系起来5。

而《安徽文学》彼时的贡献之一，是让本地青年诗人梁小斌脱颖而出，连同他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发表的诗作，使之受到了首届青春诗会的青睐；由此，梁小斌逐渐引人注目，位列“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被视为紧随“朦胧诗”“五人”（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6之后的第六位。

相较于北方被视为“朦胧诗”运动的“策源地”，南方的《福建文艺》《安徽文学》在一般人眼里显然处在诗歌潮流的“非核心”区域。它们对新诗潮的积极参与及其展示的实绩，可以引出民间刊物与官方刊物的互动、诗歌版图的“南方”“北方”之区分等话题7。不难看出，早在新诗潮涌动之际，南方的诗歌刊物及诗人们就已经置身其间，回应着北方的诗歌动向和诗学议题，南方因在地域空间上远离“中心”，反而显出灵活、便于迂回和腾挪的优势，有可能成为新的诗歌“策源地”。一个重要的佐证是：1980年4月第一次“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是在广西南宁举行的，这是新时期伊始首次大型全国性的诗歌会议，其标志性意义不言而喻，可谓正式拉开了诗歌理论交锋的序幕，这从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的一些文章即可见出端倪；在会上，还动议创办了新时期后首家专门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该刊在相当长时间里发挥着组织诗歌理论探讨、推动诗学交流与发展的作用。

上述情形表明，应该从多重视角考察“朦胧诗”乃至新时期诗歌起源的种种因素和向度；同时，1980年代诗歌场域是流动、交错的，南方和北方、官方和民间的刊物之间在话题设置、作者推举等方面，往往能够形成联动的格局。比如，前述《福建文艺》对《诗探索》的呼应，以及该刊在发起争鸣时对普遍诗学话题的关切，便显出推动新诗潮建设的强烈意图：

对于她（指舒婷——引者）的诗的争论，涉及新诗创作的许多重要话题，比如：诗歌可不可以抒发个人情感；抒个人之情与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的关系如何；怎样扩大诗歌的题材；怎样看待诗歌的社会职能；新诗应如何吸收外来形式，这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等等。8

在当时的诗歌场域构建中，有一些参与度较高、有必要提及的出版物：“朦胧诗”论争爆发后不久，默默无闻的《河北师院学报》即在1981年第1期上推出专辑，发表了臧克家、王亚平、陈敬容、牛汉、王洪涛、刘章、方殷、尧山壁等诗人的文章，接着在同年第2期上发表了丁力、吴奔星、冯健男、傅丽英等诗人、学者的文章及综述文章《中文系讨论“朦胧诗”》；中国作协江西省分会《星火》杂志刊发了多篇讨论“朦胧诗”的文章，并编选印制了关于“朦胧诗”论争的资料集《朦胧诗及其他》（1981年版，包括“文选”“诗选”及“附录”三个部分，可视为1989年版《朦胧诗论争集》的雏形）；此外，贵州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文艺月刊《苗岭》1981年的多期、广东省《花城增刊》1982年第5期以专栏形式，分别发表了讨论“朦胧诗”的文章，甚至《文学评论》这样的学术刊物也在1983年第6期约请了7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针对“朦胧诗”展开讨论；而1982年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甘肃省文联主办）和1985年创刊的《当代文艺探索》（福建省文联主办）堪称参与“朦胧诗”论争的“重镇”，发文量大且影响广泛（两家刊物坚持每期推出数篇诗学探讨文章，其中《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后立即引发巨大争议）。

这些此起彼伏于不同地域、出版物里的争鸣，交汇成一幅幅激烈的诗学论争图景。《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等理论刊物上刊发的诸多评析“朦胧诗”的文章，更构成1980年代“新潮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9，表征着当时诗歌创作及批评与其他文类的“共振”。

二

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出版物以何种方式参与了诗歌场域的构建？又在诗歌场域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间实际上涉及小场域和大场域的差别以及二者的联系，还有短时效应和长期效应、显性效应和隐性效应的问题。从诗歌出版物本身来说，每一种出版物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场域，无论报刊还是著作，其基本功能都是为编者、作者、读者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尤其是报刊，每一期从栏目的架构到稿件的安排，无不贯穿着编者的设想和意图，汇聚着作者通过作品发出的各种声音；当然，报刊出版过程中还牵扯着许多“幕后”的复杂因素——制度上的、人事上的，等等。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1980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先后兴起之际，一些报刊对新的诗学话题的敏感与聚焦以及对青年诗人的推介，均与当地热心的“老诗人”的支持和推动密切相关；那些“老诗人”自身的创作仍处于探索之中，诗歌观念开明而开放，愿意接受“新事物”，乐于鼓励和扶持青年诗人。典型的例子如蔡其矫对舒婷的力荐、公刘对梁小斌的举荐、唐祈在偏僻的西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等；而牛汉在主持《中国》时大量刊发年轻诗人的作品并命名了“诗的新生代”（成为与“第三代诗”互通的另一称呼），严阵参与创办《诗歌报》后大力倡导先锋诗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引领了诗潮，彭燕郊通过主编《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策划“诗苑译林”为年轻诗人们“打开了眼界”（这些出版物的重要参与者有北岛等）。

谈到“第三代诗”出场的平台，除了显要的《中国》《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以及创设“大学生诗苑”的《飞天》等报刊外，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诗歌栏目是近年来常被提及的重要阵地，该栏目确实推举了不少后来成为“第三代诗”中坚的青年诗人（西川、海子、黄灿然、于坚、万夏、莫非、邹静之等）10。而新近披露的材料显示，宗仁发主编的《关东文学》（1986—1988年）曾是“第三代诗”的一个重要“现场”：该刊不仅开设了“第三代诗会”栏目，而且分别在1987年第6期、1988年第4期推出“第三代诗”专号，着实将当时“正在成长之中的南方、北方第三代诗人”那一“不可忽视的群体”聚集起来，令人感到“《关东文学》无疑已和第三代人诗歌运动不可分割”；该刊的突出之处便是广泛联络各路人士，从出版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关东文学》是接续《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把彼时众多分散在各地诗歌民刊里的诗人集结在了一起（如诗人二毛在当时给宗仁发的信中说：“第三代诗人将与铅字在《关东文学》上一起成长……”11）——1990年代《诗歌报》改版为《诗歌报月刊》（后来更名为《诗歌月刊》）后延续了这种做法，不定期地推出诗歌民刊专号。

当诗人宋琳写信称赞《关东文学》“是《中国》之后真正的现代主义阵地”，他无意间挑明了新的诗歌潮流兴起时刊物之间的承接与联动关系。《中国》这一“稍纵即逝”却影响深远的刊物，既是“第三代诗”的主要“推手”之一，又是连接一些出版物的“枢纽”。在《中国》任过编辑的王中忱（《中国》停刊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来调至清华大学中文系）当时给宗仁发写信说：“《关东文学》一帜独起，在京中已经引起许多文艺界朋友注目和议论了”，他在引介了日本汉学家是永骏的文章给《关东文学》后主动提出：“贵刊如想有系统地介绍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我亦可以帮助做些工作”12。《中国》的另一位编辑邹进作为编者之一编选的《情绪与感觉——新生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第三代诗”的一个重要选本，它使用了牛汉在《中国》里提出的“新生代”概念，是以《中国》以及周边的一些刊物为基础编选而成，显示了《中国》的辐射力和持续影响力。正是在“枢纽”的作用下，单个出版物的小场域汇入了不同出版物组成的大场域。

如果说活跃的报刊更易于成为诗歌大小场域联动的处所，那么个人（或集体）的诗学著作（论文集）、诗集（作品集）尤其是诗歌选本，则可能发挥某种短时或长期、显性或隐性的场域效应，并且容易激起一些诗学话题，如“新诗经典化”“诗歌与青年”“诗歌的阅读与接受”等。

例如，在“朦胧诗”的“经典化”过程中，《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是最广为人知的，自然发挥了巨大的长期效应13，而稍后出版的《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产生影响的范围及时间要小和少得多，却展现出各自的功用：前者为一套规模可观的“文艺探索书系”之一种，被置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浓烈的“探索”氛围中，虽然收录的诗人作品较为宽泛，但其标举的“探索”取向还是很鲜明的；后者被认为是将“朦胧诗”五位代表性诗人予以“盖棺定论”式确认的关键选本，深刻影响了后来文学史及诗歌史的有关叙述——当然，这些确认和史述受到了更新的诗歌史认知和叙述的质疑，被指责造成了很大的遮蔽和限制，人们提出至少应该把与“五人”同时代的多多、芒克、根子及他们的“先驱”食指等，放入“朦胧诗”重要诗人的行列14。有必要指出，可能故意隐去编者的《五人诗选》面世之际，作为运动的“朦胧诗”其实已经退潮，并遭遇高喊着“Pass ××”口号的年轻一代诗人的超越，因此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出于双重“辩护”与构建的目的。

与之形成比照的是非正式出版的《新诗潮诗集（上、下）》（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1985年版），这套装帧朴素的诗选更具有历史文献的性质，上集收录的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多多、芒克等一般意义的“朦胧诗”人的诗作（那是多多的诗作首次集中公开亮相，有短诗35首及长诗《感情的时间》），下集收录的诗人则十分驳杂（入选者多达73位），既有梁小斌、王小妮等“成名”较早的诗人，又有韩东、吕德安、骆一禾、翟永明等新锐诗人；最后还附录了从李金发到蔡其矫的“中国现代诗二十首”，恰好符合“编辑说明”中的自我定位：“这是一套有关中外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教学参考资料，供文学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参考。”据说编者老木在选诗时并无先入为主的计划，而是在广泛征集稿件、搜寻资料的基础上选定了作品，这种也许无意间的兼容并包使得该诗选同时获得了短时效应15和长期效应，已然成为当代诗歌研究难以绕开的奠基性“参考资料”。

虽然不能断言选本制约了诗歌面貌的真实呈现，但一些重要选本确实塑造、引导了1980年代后诗歌中若干议题的向度。以当时出现频率颇高的“青年诗人”为例，其中的“青年”期待及其所指就存在逐渐收缩的过程。众所周知，“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以降文学创作的核心议题之一，在1980年代之后的诗歌潮流中是与探索、创新、未来等话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谈论的“青年”的范围较为宽泛。

比如，1980年“南宁会议”上，谢冕文章《新诗的进步》提及“青年诗人”时，就将一批活跃的青年政治抒情诗人（叶文福、雷抒雁、曲有源、李发模、骆耕野、张学梦等）和后来被指认为“朦胧诗”人的舒婷、北岛、江河、顾城等都包括在内；杨匡汉、杨匡满的长文《试论诗坛新秀》中的“新秀”（青年诗人）则主要指谢冕文章里提到的青年政治抒情诗人及刘祖慈、李松涛、章德益等取向各异的诗人。这一方面可勾联1980年代初期语境里“朦胧诗”与青年政治抒情诗同构的话题16，另一方面表明了彼时的“青年”有别于后来将目光分别聚焦于“朦胧诗人”及“第三代诗人”的历史叙述中的“青年”。这在一些诗歌选本里亦有明显的体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81年起出版的年度《青年诗选》、花城出版社创办于1983年的《青年诗坛》、当代文艺诗潮杂志社编印的《部分青年诗选》（“当代文艺诗潮参考资料”第1辑，1983年）、《当代青年抒情诗三百首（上、下）》（黄邦君编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当代青年诗选》（谢冕主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青年新诗潮大选》（蓝鸟编选，中国新诗文库出版中心1988年版）及《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周俊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17书刊中“青年”的涵盖面都很广，如《中国青年新诗潮大选》“编后记”便说：（该书）“共筛选了236位45岁以下的青年诗人的432首新作，它无疑是中国新诗潮中的一个横断面。我们的想法是，不论是朦胧派，还是实验派，是现实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提倡变形，抑或反对变形，主情感主意境抑或主直觉主观性，只要内容健康，风格鲜明，构思精湛，艺术独到的，我们都兼收并蓄，各备一格，以满足广大诗歌爱好者和青年朋友们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与欣赏习惯。”

随着《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周国强编，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诗的超越——八十年代青年诗论》（李黎等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十三家》（牛汉、蔡其矫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当代青年诗人十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选本的问世，某种将“青年诗人”指认为几个群体或一些特定个体的意图慢慢凸显出来。这实际上与“第三代诗”概念和代表人物确立的过程同步，由此“第三代诗”渐渐对接了“青年”的叛逆姿态（“Pass ××”）及其彰显的先锋性、实验性18。在这一过程中，展示了“青年诗人”“揭竿而起”之情状、被戏称为“第三代诗”“红皮书”（因其封面全红）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格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该选本早于《情绪与感觉——新生代诗选》及1990年代出版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等，率先推介“朦胧诗”之后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改变了“朦胧诗”强大影响下的诗歌史认知。由此可见，选本往往通过逐渐收缩、凝聚某些议题的范围或概念的内涵，而促动了新的诗歌现象和话题的展现，这在诗潮更迭过程中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三

在1980年代诗歌场域中，“新诗潮”虽说是绵延不止、颇为显豁的一脉，且被赋予了十分浓厚的审美主义色彩，但事实上其面临着不断的质疑，引起的诗学纷争也是此起彼伏的。这使得“新诗潮”的诗人和理论家们，在重重阻力中进行诗艺探索和实验的同时，必须对各种质疑作出回应；特别是持续的“懂与不懂”争议所彰显的诗歌阅读问题，不时激发他们从理论上进行自我辩护或阐释的冲动。从《诗探索》1980年创刊号上的《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以及《福建文学》1981年第1期的接力）到《青年诗人谈诗》（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1985年版）、《诗的超越——八十年代青年诗论》（李黎等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急切的自辩之声一直伴随着“新诗潮”颠踬而行的进路。

大致说来，这时期和稍后出版的诗论著作主要显出两方面旨趣：一是孜孜于新诗作品的解读与诠释，另一是致力于新诗发展和诗学命题的理论建构。前者，除去一批新诗鉴赏辞典19外，尚有不少包含了“导读”“点评”的选本20，尤其是借助解析作品为“新诗潮”“解惑答疑”或“摇旗呐喊”的选本21，它们试图确立新诗自身和新诗不断创新的“合法性”。后者，不仅《诗探索》的“头条”栏目及《诗刊》《诗歌报》《星星》等报刊的理论版，刊发了众多探讨诗学原理、扫描诗歌现象、继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理论文章，而且一些出版社也纷纷推出了与上述取向趋近的诗论著作，影响较大的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今诗话丛书”22；加上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和《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朱自清《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冯文炳（废名）《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阿垅《人·诗·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唐湜《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等诗论著作的重新出版（或旧文结集），以及《中国现代诗论（上、下）》（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等的汇编面世——它们共同为此际的诗歌创作营造了浓郁而具有纵深感的理论氛围。

在众多“解诗”著作中，陈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显得颇为独特，有别于同期其他新诗鉴赏辞典的集体劳作，该著是陈超凭一己之力完成的。该著将从1920年代“象征派”到1980年代“新生代”的中国新诗统称为“探索诗”，选取了各派代表诗人的重要作品进行读解，采用的方法其实是经由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及其编选的《“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而传入的英美新批评“细读”法；陈超反复强调“细读”之于诗歌批评的必要性：“批评家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理论进行批评运作，但有没有对文本的‘细读’这个起点是不一样的”23，“从价值论上看，细读法是唯一能抵进最高限值的努力”24。可以说，《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较早在诗歌批评领域引入“细读”法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应和着彼时充溢在诗歌批评中以语言、形式为重心的本体论取向。

1980年代的诗论和批评弥漫着某种野性的生长（“成长”）气息，既有新旧观念交锋背景下各种芜杂的理论碰撞，又表现出强烈的建构诗学“大厦”的冲动。后一方面，尤其体现在金丝燕的《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骆一禾的《美神》、郑敏的《诗的结构》、杨炼的《智力的空间》、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钟文的《诗歌的美学语言》、耿占春的《论想象的形式》、李黎的《解开诗学上的司芬克斯之谜——对诗歌本质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以及徐敬亚的后来结集为《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系列论文中。其中，发表于《诗刊》1986年12月号的《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兼具理论的挑战性和问题的尖锐性，以富于思辨的表述论证诗歌“从那个‘从无到有’的依恋到‘从有到无’的追求”的迁移，该文被唐晓渡称为“或许是整个80年代见载于《诗刊》的最精彩、最有冲击力的诗学文章”25；骆一禾的《美神》立足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提出“诗作为精神现象乃是生命的世界观”，“在天分的一闪铸成律动浑然的艺术整体的过程中，它与整个精神质地有一种命定般的血色”26，表达了一种宏阔的诗学构想。作为一个敏锐的诗歌观察者和批评者，徐敬亚能够准确地把握到新诗潮的起伏与流向，他的《崛起的诗群》被视为朦胧诗“三崛起论”中最系统的一篇；在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所写的“前言”《历史将收割一切》中，他热切呼唤更为年轻一代的出现，并在长文《圭臬之死——朦胧诗后》中勾画了朦胧诗前后诗歌发展的趋势，堪称新诗潮理论的“弄潮儿”。

从出版物的角度，倘若将视野扩展开去就会发现，1980年代诗歌理论展示的不无张扬的探索意识，除了直接借鉴国外的诗歌理论（如《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对法国象征主义诗论的转化）外，还极大地受惠于当时出版的与诗歌密切相关的哲学、美学著作（特别是译著）。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正是众多“丛书”参与了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形塑27。而对于彼时的诗歌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上海译文出版社）、“美学译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丛书”，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采《悲剧的诞生》、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卡西尔《语言与神话》、萨特《存在与虚无》、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西尔《人论》、波普尔《猜想与反驳》、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桑塔耶纳《美感》、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语言哲学名著选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对这些著作包含的理论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诗化哲学》（刘小枫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诗人哲学家》（周国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两部著作：前者梳理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诗学相互交织的传统，后者逐一评述了“从帕斯卡尔到马尔库塞”共12位各具个性的“诗人哲学家”。在当时“文化热”“美学热”“方法热”等四处蔓延的背景下，它们凸显了所涉哲学、美学著作的“泛诗化”特征和浪漫主义倾向28，促动那些著作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诗人和整整一代诗歌批评家（如陈超、耿占春、程光炜、唐晓渡、王光明等）。

四

进入1990年代之后，诗歌出版的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出版管理部门加大了“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力度，使得诗歌民刊和自印诗集等受到了抑制，其规模和影响范围迅速萎缩；再者，由于“市场化”的冲击，诗集、诗学著作的正式出版较以往更为困难，“自费”或“补贴”款项是常见的出版方式——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诗人昌耀《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前，他在《诗刊》上发布了一则“征订启事”，用了一个不无悲慨的标题《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文中说道：“现我决心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自费出版‘编号本’以示自珍自重自爱自足……本书仅是为酬答知音而编辑的一本资料紧凑的纪念集。本书只印一千册，现办理预约，每册收款十元……”29此外，诗歌报刊的订户和诗论著作的印数急剧下降，也是显明的事实。当然，此际诗歌出版物面貌的变化，与1990年代历史语境的整体迁移以及诗歌在社会文化中的处境和位置的转变、诗人自身写作与交流策略的调整，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以诗歌民刊为例，有别于1980年代民刊集团式运作的浮泛夸饰，1990年代的民刊趋于沉静和坚实。虽然1991年初创刊的《现代汉诗》具有全国性的诗歌联盟性质，由各个地域的诗人轮流编辑，但已显示出“对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西川语）和新的旨趣，比如对某种“现代汉语”特性的强调30。1990年底创刊的《发现》在《主持人如是说》开宗明义：“发现。对，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它总结了我们劳作的本质。因为只有语言在劳作，才有发现的可能。就劳作所需要的因素而言，这个词高于发明，高于创造，也高于彻悟。发现，就是劳作本身在发现。”表达了对写诗的劳作属性的独特理解。《倾向》1991年第3期《编者前记》中写道：“从一开始，《倾向》就……不是呈示和包容性的诗刊，它最好能够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倾向》关注理想的诗歌（而不是被议论得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诗歌理想），提供秩序或尺度。”“秩序”“尺度”由此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两个核心语汇。《北回归线》1992年第2期《前言》中提出：“正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对‘物’的崇敬，《北回归线》把诗歌创作当作与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相对应的另一种‘物’，一种真正的‘家宅’。他们把自己的时间都化在使这两种‘物’的光辉更加灿烂。”可谓对“诗歌何为”的全新回答和诠释。当人们读到《阵地》1993—1994卷《前言》：“作为一本诗歌民刊，《阵地》更注重其作品的实力，那种语言上的争霸和夸大其词乃是对诗歌自身的损伤。在这一点上《阵地》自有它内在的取向和基本的原则。《阵地》之所以称之为阵地，乃是先锋诗歌的前沿，它汇集了四面八方的声音，并成为他们生存、坚守的家园。”就几乎可以断定它代表的是很多民刊的“取向”和“原则”。诗歌界隐隐回荡着诗人郑敏充满殷切期许的声音：“读一首好诗如同一次电闪划过黑夜，令人欣喜、畏惧、颤抖。”31

在一片沉寂甚至显得冷清的诗歌情境里，1990年代初期汪国真诗集的骤然热销32，着实成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现象。虽然热潮很快消退，但它们毕竟构成了那个时期许多人阅读记忆和经验的一部分。随即出现的争论（1992年由袁幼鸣和李小非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汪国真现象”备忘录》及时搜集了当时争议的情景和各种意见）可以分为诗歌之内和诗歌之外两个层面。诗歌之内以质疑的观点为主，如：“汪诗犹如一块将朽的木板浮于文字之上，在被很不顺畅地烧成一堆灰烬之后，被水卷走，为浪沙所淘汰淹没……在汪诗中，我们看到，到处是被堆砌、被伪制、被翻来覆去嚼得没味儿了的陈词滥调”33；“很多人以为汪国真是在抒写个人情绪感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汪国真先生的最大特点便是善于在中外古今的诗歌意象与句子中撷取一些与现代人心理相吻合的部分，然后以通俗易懂的中文大白话将之再复印一遍”34；质疑的同时，也有人透过“汪国真现象”看到了诗歌面临的“脆弱”和“钙化”等“危机”：“据了解，汪国真的诗在任何层次的诗人中都未被看重，有人索性认为是口号的诗化，但是，面对持续上升的印数，汪国真轻松地将诗坛冲得摇摇欲坠。诗坛太脆弱了！这脆弱是诗歌作者对文字无序的排列，诗歌编辑对版面无序的组合，诗歌读者对无序作品熟视无睹这种‘三结合’现象的钙化。”35诗歌之外的意见，更多是将汪诗的“流行”与彼时刚刚兴起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联系起来，讨论诗歌的接受与传播、诗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话题，汪诗被看作1990年代初精神悬空之际的“虚幻”的替代品：“汪国真的诗出现在终极关怀隐没，内在信念式微的商品大潮中，它的全部秘密在于：以生存感性取代生命理性，放逐忧患；以微笑地活着替代诗意地思。这种代偿物在何种程度上能真正解决精神的饥渴呢？与其说汪国真制造了种种梦幻，不如说他传授梦中作梦的技术。”36不管怎样，“汪国真现象”或许折射的是诗歌在1990年代初期遭遇顿挫后处于失重、“真空”状态下的应急反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诗界纷乱而尴尬的情景。

从总体上看，1990年代的诗歌出版物体现出两种趋向：一是通过作品选本、理论阐述对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诗歌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其中夹杂着关于“九十年代诗歌”概念的认定与诠释）；一是对1980年代乃至更早时期诗歌中的问题作出反思，围绕一些争议性话题展开辨析。

如果说1980年代的选本多着眼于对新的诗歌群体、流派的确认，那么1990年代的选本更注重梳理已经有所沉淀的诗歌现象和成就。比如谢冕、唐晓渡主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就显出明确的“回顾”意图，该丛书共6册，分别是《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试图将1980年代的主要诗歌流派和不同写作取向的诗作和诗论囊括进来。其中，《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崔卫平编选）为1980年代女性诗人（多数属于“第三代诗”群体）作品的集中展示，有别于此前出版的《她们的抒情诗》（阎纯德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较为宽泛的选本，可以与前后出版的“中国当代女诗人抒情诗丛”37和“中国女性诗歌文库”38相互参照；《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唐晓渡编选）集结了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的一些重要长诗、组诗，较为全面地呈示了那十余年间该类诗作的实绩，编选者唐晓渡在序言中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当代长诗的“死亡—超越原型”；《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吴思敬编选）包含两个部分：“上编（1980—1985）”以“朦胧诗”阶段的诗论为主；“下编（1986—1992）”以“第三代诗”阶段的诗论为主，兼收诗人和理论家的文章，堪称具有总结性的诗论文献。

与此类似的还有蓝棣之、李复威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共14册）中的《当代诗醇：获奖诗集名篇选萃》（蓝棣之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唐晓渡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超越世纪——当代先锋派诗人四十家》（黄祖民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后朦胧诗全集（上、下）》（万夏、潇潇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朦胧诗选》（阎月君等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后现代主义诗歌》（周伦佑选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快餐馆里的冷风景——诗歌诗论卷》（陈旭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黑大春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他们1986—1996：〈他们〉十年诗歌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等从不同视角和准则，对1980年代的诗人群体进行了划分和总结。而个人诗集的出版方面，已经启动的“诗世界丛书”39（犁青主编）和“蓝星诗库”40两套较大规模丛书，以及“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41（海童主编）、“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42、“大变革文库·坚守现在诗系”43（门马主编）、“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丛书”44（洪子诚主编）和上海三联书店的“诗全集”系列45等，均推出了一些重要或活跃诗人的选集。虽然是个人诗集，但从诗丛的标题和人选不难看出各自的思路与指向，诗丛本身具有了某种群体特征。

这里要格外提到一本期刊《中国诗选》（主编闵政道，执行主编沙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说它是一本期刊，是因为其封面和书脊分别标注了“NO.1”和“1994总1期”，显然打算持续出版下去，可惜仅此一期便无后续。该刊封面还标注了“诗歌·诗论”和“中国现当代重要诗人研究资料·每年一卷”，这表明了刊物的内容和编者的宏大抱负。值得留意的是该刊拥有“强大”的顾问（郑敏、牛汉、邹荻帆、谢冕、孙玉石等）和编委（唐晓渡、陈超、程光炜、王家新、西川等）阵容。该刊的内容分为“上篇：诗歌作品”和“下篇：诗歌理论”两大板块。“上篇：诗歌作品”包含了四编，分别是“开卷星座”“诗人自选诗”“民间诗报刊诗选及其他”“长诗和组诗”，作者都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活跃诗人，选入了不少后来产生反响的作品（如“长诗和组诗”收录的是西川的《近景与远景》、陈东东的《雨和诗》、欧阳江河的《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和惟夫的《大道通天》及《七点说明（创作谈）》）。“下篇：诗歌理论”也包含了四编，分别是“诗坛说评”“诗论说”“诗人论”“重写诗歌史”，选入的诗论文章有多半后来成了“名文”，如《中国循环——结束或开始》（谢冕）、《诗歌与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对先锋诗的沉思》（崔卫平）、《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臧棣）、《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西川）、《回答四十个问题》（王家新）、《从死亡的方向看》（唐晓渡）、《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陈超）、《走不出的“克里斯玛”之谜——论卞之琳、何其芳和艾青四十年代的创作心态》（程光炜）等。这本自诩为“中国最优秀的诗歌诗论选本”（见《编后语》）的期刊，所采用的“以书代刊”出版方式不同于前述《现代汉诗》《发现》《阵地》等民刊，似乎有意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进行“自我正名”。不过，它们的诗学理念和办刊追求颇为一致，都抱着“郑重”的态度探寻诗歌的“秩序”与“尺度”，力图在历史转换之际推动诗歌朝“严肃”方向发展。遗憾的是，这份诗刊如昙花一现，尚未充分发展就戛然而止46，而在此前后上述民刊也相继“消失”，留下了给人思索的空间。

五

理论总结的热情成为1990年代新诗史书写勃兴的动力之一，其中涌现了一批以建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为目的的著作，如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史著的出现，实际上顺承了198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强势”话语，是作为已经展开的相关论述的沉淀。

而对中国当代诗歌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诗歌进行历史描述的著作，较早的有：谢冕的《地火依然运行——中国新诗潮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吴开晋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王光明的《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谢著遵循作者本人《在新的崛起面前》的立场，对“新诗潮”进行“纵向的考察”和“横断的扫描”，着重分析了新诗潮的意象、象征等形式特点；吴著在勾画“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线索和审美特征的基础上，对1980年代主要诗派、代表诗人展开论述，其分类（“现实主义诗派”“新现实主义诗派”“朦胧诗派”“新生代诗群”“新边塞诗和新疆诗”“军旅诗”）47平实而切合历史；王著将“朦胧诗”“新生代诗”放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脉络里，在考辨其历史进程的同时，还重点分析了“一个诗人的里程”和“一个‘崛起’的批评家”；洪、刘著分为“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台港诗歌”三卷，在对诗歌与时代背景之关联的认知中梳理中国当代诗歌四十余年的嬗变轨迹，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诗人、现象、话题和事件，行文细致而缜密。

这时期还出现了三部专论“第三代诗”的著作：陈仲义的《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李振声的《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和刘纳的《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这三部各具特色的著作无疑有着开拓之功，它们论述“第三代诗”的不同角度、思路乃至某些观点，都深深启发了后来的研究。

令人瞩目的诗人钟鸣的皇皇三册《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尽管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诗歌史著，但它以亲历者口吻和个人化视角对当代诗歌场景的叙述，提供了很多感性的、生动的历史细节，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这部著作的构成十分博杂，里面汇集了大量的诗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材料，各种文本和图片显然经过了精心编排，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正如诗人陈东东所说：（《旁观者》）“清新、奇异、散漫、繁杂、独特、敏锐和辛辣，它所展现的当代诗人激情、坚韧、隐晦和不安分的生活历程。它有自传性旁逸斜出的复调写作，镶嵌于其中的诗歌作品和对虚构文体、批评文体、注疏、翻译、文献、报道、戏仿等诸多因素的融汇。”48因此，这部著作在文体上很难归类，大致可归为一种随笔体批评著作，因为书中不时闪现出对一些诗人、诗歌现象的富有洞见的评述。这正是广泛见于1990年代诗界的“诗人批评”49。

在此之前，包括钟鸣随笔集《徒步者随录》在内的 “诗人随想文丛”50面世，各书中均有多篇长短不一的批评文章，显示了诗人们参与诗歌批评的强烈意愿。相较于1980年代诗人们的批评大都是为消除理解隔阂而做出的自我诠释，1990年代诗人们的批评更多是面对身份危机后的自我辩护，他们申说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翟永明）、“生活：写作的前提”（孙文波）等观念，汇入此际诗人和理论家们基于对诗歌与历史、诗歌与现实等关系的论析，以及对“中国话语场”“个体化”“叙事性”等问题的思考所展开的总体诗学重构之中。

在为上述诗学重构提供的诸多平台中，1994年初复刊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在停刊十余年后）和同年经过改版、以全新面目亮相的文学期刊《山花》，可谓出力最勤、最引人注目的两份刊物。甫一复刊，《诗探索》就以积极的姿态全面介入当代诗歌理论批评，以专辑形式推出关于诗歌语言、“后朦胧诗”（“后新诗潮”）、诗歌中的“后现代”问题、“女性诗歌”“字思维”与现代汉语诗学等议题的讨论，通过开设“诗人论”系列栏目51、组织规模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和诗歌活动、团结和培养一批诗歌研究批评队伍、与其他报刊进行话题联动等方式，促动了当代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有序发展。改版后的《山花》杂志在选稿方面看重“新锐”写作、突出“先锋”意识，栏目设置上十分重视理论和批评，开设“先锋论坛”“大视野”“前沿学人”等理论栏目，发表了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批评家的许多诗学文章（如《“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等），有效地辨析了“先锋诗”的承续、“九十年代诗歌”的概念等议题。

诗学重构的预期总是伴随着诗学反思以及诗学观念分歧所引发的论争，这在《中国诗选》《诗探索》《山花》《文学评论》等刊物登载的相关论文中得到清晰的呈现。一个体现“历史反复”特性的现象是，曾经的“朦胧诗”辩护者谢冕、孙绍振等批评家，却对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后新诗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80年代后期因为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对‘代言’，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对着自‘朦胧诗’开始结下的累累果实，90年代的创造力显得是相对的贫弱了”52；“后新潮诗歌，从形式到句式，从内在的关系到外部的排列，都有不少怪异得叫人莫名其妙的地方”，“号称后新潮的诗作，不但与我们日常的感觉、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距离异常遥远，而且连和真正的诗歌艺术的距离也变得遥远了”53。中青年诗人、批评家臧棣、王光明、陈旭光等则对“后新诗潮”表示了认同和期待：“九十年代初鲜明地转向个人写作的诗歌，在强化诗歌写作的时代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关联上显露出一种浓郁的后朦胧性……正是在这种后朦胧性中，闪耀着对朦胧诗和后朦胧诗自身的双重超越的新的诗歌艺术的曙光”54；“从诗的立场看，后新诗潮巩固了‘朦胧诗’所开创的实验风气，并使诗歌写作的探索更加多样化……后新诗潮又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55；“‘后新诗潮’中的三种流向分别从三个向度，殊途同归，共同表征出一个新时代的价值、观念、感性现实与‘自我意识’，共同地表征或促成了这一巨大的文化转型的完成”56。

事实上，关于“后新诗潮”的争论仍处于“朦胧诗”论争的延长线上，是在“Pass ××”浪潮之后当代诗歌面临的一次新的较大的观念冲突，虽不能说它是“朦胧诗”论争的翻版，但也许可以称之为后者的回声或镜像。倘若从中国新诗历史来看，也可以说这些论争是新诗诞生之初就染上的“合法性”焦虑症的某种征候。即便是老诗人郑敏，在此际发表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及《诗人必须自救》等宏文中，也发出了充满焦灼而急切的呐喊；而诗人周涛在《绿风》诗刊上发表的《新诗十三问》，以及《星星》诗刊从1997年第2期至12期围绕该文展开的讨论，可看作焦虑的表现和克服焦虑的尝试；《山花》杂志于1995年6月举办了“现代诗歌学术研讨会”，会后综述文章的标题正是《诗坛的焦灼》，会上“难以通约的争论，在‘现代诗的内部’首次显示了‘共识’的破裂”57；1998年11月中国作协在江苏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诗人于坚在大会发言中指责“可耻的殖民化‘知识分子写作’”58，亦是纾解焦虑的一种方式。

由是观之，在《诗探索》于1999年4月组织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爆发的“盘峰论争”，就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1980年代之后各种诗学观念分歧和冲突的集中展示。而两部诗选——《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岁月的遗照》（程光炜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不过是引发论争的导火索罢了。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姿态化表述使得各自的理论来源和问题语境被抽空，论争未取得可能的积极成果。“盘峰论争”爆发后，《诗探索》联合《北京文学》《读者报》《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报》等报刊以形成互动之势，试图将相关讨论导向纵深，该联动机制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场域。无疑，这种短暂的场域氛围表明，论争背后诗学及文化价值龃龉的历史渊源是更加值得探究的。

隐现于1980—1990年代的诗学观念分歧及其引发的论争，为观察这20年乃至21世纪后诗歌的嬗变提供了繁复的背景和视野架构。从上述出版物及其产生的效应来看，观念分歧及论争本身构成了1980年代诗歌和诗学张力的一部分，而1990年代诗歌及理论或试图弥合分歧，或尝试着另辟路径，惜乎由于过分强化某些单一层面而窄化了诗歌发展的向度。无论如何，这些包含了种种分歧的诗学努力延续至21世纪，并生发出了一些新的议题——这些议题，其实是新诗史上诸多反复出现的议题的变异，它们被提出时，要么已置换了上下文，要么转换了呈现的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洪子诚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2 张桃洲：《杂语共生与未竟的转型：90年代诗歌》，《语言与存在：探寻新诗之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3 在最近由王东东、一行、张伟栋等发起的诗学论辩中，有人认为21世纪诗歌严重受制于1990年代诗歌而缺乏新的进展。其实，至少应该把1980年代诗歌纳入考量的范围，将它们与21世纪诗歌置于一种整体的视野。

4 福建文艺编辑部：《编者的话》，《福建文艺》1980年第8期。

5 详细讨论参见赵丹《〈福建文艺〉“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1980.2—1981.11）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6 源自《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下文会对此略作讨论。

7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本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康俊的毕业论文《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南方”话语》（首都师范大学2023年）。诗人钟鸣较早从“南方诗歌”“北方诗歌”的角度看待“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第三代诗”）之间的差异（相关表述见他的《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7—808页、878页）；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进一步认为：“朦胧诗的发生地和活动中心，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三代诗，其活动区域和诗人出身地，主要在南方”，见该著第211页。

8 福建文艺编辑部：《编者按》，《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

9 参见饶海虹《论新潮文学批评的崛起——以〈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上海文学〉为例》，河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参见胡亚英《“一禾发千枝”——〈十月〉诗歌专栏（1987—1989）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11 12 以上引文出自宗仁发：《回到〈关东文学〉——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的一个现场》，《红岩》2014年第3期。

13 其最初版本是1982年由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印制的《朦胧诗选》（阎月君等选编），两个版本在人选、诗人顺序和内容上的变化已经得到讨论，此处不赘述；1985年版在1996年第9次印刷的版权页上，显示其印数接近25万册。相比之下，《南风——抒情诗、朦胧诗选》（福建省文学讲习所编，鹭江出版社1985年版）、《朦胧诗精选》（喻大翔等编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朦胧诗纵横谈》（田志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朦胧诗赏析》（柳槐选评，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齐峰等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李丽中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朦胧诗300首》（肖野编，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等，发挥的是程度不一的短时效应，有的推广了“朦胧诗”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借用了“朦胧诗”的名号。

14 参见赵寻《八十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重建》，《激情与责任：中国诗歌评论》，臧棣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后来的数种《朦胧诗新编》中，食指、多多、芒克等的诗作已被选入。

15 《新诗潮诗集》“成为1985年中国诗坛最畅销、最抢手、最热门、最流行的、‘影响深远’（北岛语）的诗集”，参见姜红伟《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事考》，《南方周末》2020年12月6日。

16 参见张桃洲《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17 还可以举出《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丛书》（《长安诗家》编委会编辑，无正式书号的铅印本1985年；第一辑包括8种：王家新《告别》、马丽华《我的太阳》、魏志远《喜马拉雅古海》、嘉嘉《女性之江》、鄢家发《古原上的太阳》、岛子《北极村梦歌》、陈应松《窗口》、杨炼《礼魂》）。与此类似的情形是，《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溪萍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虽名为“第三代诗人”且意在突出“探索”，但杨炼等“朦胧诗”人也被列入其中，可见其定位的含混和范围的笼统。

18 有意味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诗人萧开愚对以“第三代诗”人为主的1980年代“青年诗人”的“不及物”写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见萧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学术思想评论》1997年第一辑。

19 如：《朦胧诗名篇鉴赏辞典》（齐峰等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章亚昕等编，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吴奔星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陈超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陈敬容主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唐祈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新诗鉴赏辞典》（公木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 如解读现代新诗作品的选本：《现代抒情诗选讲》（吴奔星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周红兴主编，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孙玉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

21 如：《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选》（李丽中等选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生代诗赏析》（朱子庆编著，宝文堂书店1991年版）、《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邹建军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诗的声音：80年代新诗鉴赏》（周政保选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

22 计11种，分别是：《诗的欣赏与创作》（邹荻帆）、《学诗手记》（牛汉）、《葱与蜜》（绿原）、《诗人的两翼》（曾卓）、《和亮亮谈诗》（彭燕郊）、《诗的随想录》（罗洛）、《隔海说诗》（流沙河）、《晨昏随笔》（邵燕祥）、《乱弹诗弦》（公刘）、《纸壁斋说诗》（荒芜）、《诗人的创造》（谢冕），大多出版于1985年，少量在1986—1991年出版。

23 陈超、许仁：《“愚人志”或“偏见书”——诗论家陈超访谈录》，《山花》1998年第9期。

24 陈超：《谈诗论方法的颠倒》，《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25 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之二）》，《星星（下半月）》2008年第4期。

26 该文写于1987年，后作为骆一禾身后出版的长诗《世界的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的“自序”。

27 参见徐勇《丛书出版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地形图》，《文艺论坛》2023年第3期。

28参见王东东《追寻美神：1980年代中国的新浪漫主义与审美教化——以骆一禾、海子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

29 昌耀：《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诗刊》1993年第10期。

30 数年后，一本会议论文集《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回应了“现代汉诗”这个概念所关涉的相关问题，该书为进一步从现代汉语维度讨论新诗提供了基础性文献和丰富的线索。

31 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诗探索》1994年第1期。

32 据报道，“他创下了诗作的出版奇迹和销售奇迹：从1990年4月花城出版社《年轻的风》开始，诗集《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在短短五个月内创下发行量逾十二万册的纪录，各地二十多家出版社竞相以多种形式出版他的作品。年内，他的作品各种出版物将突破一百万册”。见牧夫《汪国真：文学奇迹还是传播奇迹？》，《新闻报》1991年5月11日。

33 蔡志军：《透过价值错乱的迷雾》，《“汪国真现象”备忘录》，袁幼鸣、李小非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34 郦辉：《作为三流快餐的诗歌新潮》，《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35 俞果：《从汪国真的诗走红谈起》，《中国诗人》1993年第2辑。

36 汤惟杰：《轻：一种替代的技术》，《“汪国真现象”备忘录》，袁幼鸣、李小非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37 未凡主编，一共12种，由沈阳出版社1992年出版，分别是：傅天琳《另外的预言》、李小雨《玫瑰谷》、林子《诗心不了情》、张烨《绿色皇冠》、翟永明《在一切玫瑰之上》、李琦《守在你梦的边缘》、唐亚平《月亮的表情》、陆新瑾《纯情爱如梦》、申爱萍《失恋的少女》、林雪《蓝色的钟情》、海男《风琴与女人》、林珂《K型感觉》。

38 谢冕主编，一共20种（包括台湾女诗人诗集5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1998年出版，分别是：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翟永明《称之为一切》、唐亚平《黑色沙漠》、傅天琳《结束与诞生》、张烨《生命路上的歌》、张真《梦中楼阁》、阎月君《忧伤与造句》、林雪《在诗歌那边》、海男《是什么在背后》、虹影《白色海岸》、杜涯《风用它明亮的翅膀》、蓝蓝《内心生活》、李小雨《声音的雕像》、李琦《最初的天空》、林珂《在夜的眼皮上独舞》、叶红《红蝴蝶》、张香华《燃烧的星》、蓉子《水流花放》、涂静怡《缱绻过后》、颜艾琳《黑暗温泉》。

39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96年开始，陆续出版邹荻帆、蔡其矫、绿原、牛汉等老诗人的诗选集。

40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94年开始，陆续出版舒婷、顾城、海子、昌耀、食指等当代诗人的诗选集。

41 共6册，由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出版，分别是：冰马《铁玫瑰》，橡子《致命的独唱》，海童《阴影里的倾诉》，伊沙《饿死诗人》，楠铁、韩欣《霞光的极端》，徐江、侯马《哀歌·金别针》。

42 共4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别是：欧阳江河《谁去谁留》、西川《大意如此》、陈东东《明净的部分》、王家新《游动悬崖》。

43 共6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别是：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西川《隐秘的汇合》、萧开愚《动物园的狂喜》、翟永明《黑夜的素歌》、孙文波《地图上的旅行》、陈东东《海神的一夜》。

44 共6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分别是：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孙文波《给小蓓的俪歌》、张枣《春秋来信》、臧棣《燕园纪事》、黄灿然《世界的隐喻》、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

45 即《顾城诗全集》（1995）、《海子诗全集》（1997）、《骆一禾诗全集》（1997）、《戈麦诗全集》（1999）。也许由于四位诗人均已逝世，诗集封面统一为黑色。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胡宽诗集》，收录了生前不大受人关注、但被视为“特立独行”的诗人胡宽的全部遗作。

46 与此相似并较有影响的还有《诗季》（韩作荣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仅出了“秋之卷”）、《诗人空间——中国诗歌丛书》（程志方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只出了“第1辑”）等。

47 可以进行比照的是张德厚的《新时期诗歌美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的分类描述是“崛起的诗群”“迷狂的‘后崛起’诗群””等。

48 陈东东：《钟鸣的大部头随笔》，《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

49 参见冷霜《论1990年代的“诗人批评”》，《分叉的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

50 该文丛由宗仁发、岑杰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一共9种，除钟鸣的著作之外，还有于坚《棕皮手记》、西川《让蒙面人说话》、王小妮《手执一枝黄花》、徐敬亚《不原谅历史》、陈东东《词的变奏》、翟永明《纸上建筑》、海男《屏风中的声音》、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

51 《诗探索》的“诗人论”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栏目群：冠以“××研究”（“郑敏研究”“牛汉研究”“邵燕祥研究”“昌耀研究”等）的是研究老诗人的专辑，“关于××”（“关于食指”“关于北岛”“关于多多”等）标题之下的是论述成名的中年诗人的专辑，“结识一个诗人”专栏则是对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的推介——这种布局体现了代际更迭的诗歌生态和历史延续的轨迹；此外，“姿态与尺度”里有对新的诗人现象和作品的评述，“诗歌群落”探讨当代诗歌史上产生了影响的社团流派（“他们”“非非主义”“莽汉”等）。

52 谢冕：《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53 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381页。值得留意的是，广州的《华夏诗报》此际也连续发文抨击“后新诗潮”（如《读“先锋”，令人哭笑不得》《惜其才华，哀其虚无，厌其狂悖，鄙其唯我——评北京“后新诗潮研讨会”部分发言》《现实生活是诗的生命之本——评北京“后新诗潮研讨会”部分发言》《如此怪论——读“后新诗潮研讨会”有感》），但其出发点与谢冕、孙绍振有所不同。

54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国诗选》总第1辑，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55 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诗探索》1999年第2期。

56 陈旭光：《先锋的使命与意义——为“后新诗潮”一辩》，《诗探索》1998年第2期。

57 子岸：《九十年代诗歌纪事》，《山花》1999年第10期。

58 阎延文：《把诗歌推向二十一世纪——全国诗歌座谈会（张家港诗会）侧记》，《诗刊》1999年第2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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