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实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出版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延续了1948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思路，试图建构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作品的“工农兵方向”。“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确立了合作化小说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主导叙事模式，突出了工业题材小说中“党的领导”的“决定性”力量，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成长叙事”模式的生成。可以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在编辑思路、题材内容的选择和叙事模式的规范等方面，为此后“红色经典”的生产机制奠定了重要的范式。

关键词：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 红色经典 生产机制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时，当代文学的出版是其既定的主要出版方针。然而，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仍是以“五四”现代文学为主。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加大力度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作品，于是开始出现了一股“新创作转向”的趋势。1958年8月，原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的作家出版社分立。根据文化部的出版分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有“定评”的新创作作品，即“选拔本”。于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优秀作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虽然较少被人关注，然而，作为“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经典化生产的重要形式，可以说，这套丛书为此后“红色经典”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范式。

一、新创作转向与“新创作选拔本”的诞生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该社编辑方针将以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文学”也包括当代文学。据此，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的具体出版方针有四个重点：“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这四个重点，不仅是今年的编辑方针，且是长期的方针。”2从中可以看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书的首要重点放在“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不过，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出版“五四以后的代表作”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真正的重点。“当前国内创作”出版的严重不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过去的出版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我们出版物中，新创作的比例是不多的，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更少。”“全年出书七十八种。四九年以前的作品有卅九种，占百分之五十，其中以五四作品居多，解放区作品被吸收的仅有六种。三年选题计划中甚至很少注意到这一方面。新创作共卅五种，占全年出书种数百分之四十五，但其中反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生活的，除《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外，只有五种，而且分量是单薄的；如果以字数来算，则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新创作仅占百分之四十。这和我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比较起来，那是太过落后了。”3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编辑方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有脱离政治的倾向，有忽视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和放松思想斗争的倾向”4。

因此，1954年后，新创作的出版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动的方向。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任务提出“整顿巩固、发展业务，多出反映劳动人民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中国现代创作……更好地为配合国家政治任务、经济建设和人民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而服务”5。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的制定工作。《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出书轻重缓急的安排，其位置应该是：中国的新创作居第一位；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现代文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文学居第二位；五四新文学遗产和中国古典文学居第三位；外国古典文学居第四位”6。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规划中较为明确地将新创作作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为落实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的出版专业化方针，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副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新创作一般用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虽然这一内部分工仍存在业务交叉现象，但是出版的专业化无疑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终方向。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计划里就提到，“逐步走上专业分工，分出艺术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使作家出版社成为作家协会领导的独立出版机构”，但是，“在专业分工工作没有最后完成之前，我们仍然部分地负担着文学的普及任务，必须完成品种计划，为密切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7。1958年8月，作家出版社分立，成立单独机构，划归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新创作部门和通俗文艺出版社并入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分立后，文化部明确规定了二者在新创作方面的出版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任务是“选拔出版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作品须经过二、三年的社会考验，有些还应经过原作者的修改提高）”；作家出版社的任务是“团结当代中国作家，出版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著作”8。至此，当代作家新创作的作品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过社会考验”的新创作选拔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创作选拔本，还有其他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图书出版的政治生态。1950年7月，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后，即遭到了张立云和陈企霞的批评：“我认为这部小说，作为人民文艺丛书之一，是不妥当的。人民文艺丛书，不是普通的丛书。它是我们文艺新方向以来的示范的丛书。……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发展中，有着或多或少的创造（从内容到形式）的意义，才成为有代表性的东西。而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则对这样的要求还有很大很大距离。”9这一时期，天下出版社的“大众文艺丛书”中的《村歌》和《嘱咐》，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艺建设丛书”入选作品《采蒲台》中的《钟》也受到小资产阶级文艺批判运动的影响。二是在当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进快上”政治语境下，出版社也在开展“竞赛”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提出：苦战五昼夜，出书40种，结果完成88种，其中许多书从发稿到出书只有一天的时间”10，其中“三组的民歌选10种，在各地无数资料中选出来的，任务既定，分头编选，通宵达旦，一天编完，第二天出书”11。作家出版社分立的原因之一，便是要解决“审稿迟”“出书慢”“对作家联系不够紧密”“情况隔膜”的问题12。在这种“竞赛”中出版的作品，其质量可想而知。因此，作家出版社分立后，出于对作品内容的审慎考虑和对图书质量的保证，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不再接受新创作稿件，而只出版经过一定时间考验的有“定评”的优秀创作“选拔本”，从而能够保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质量和国家级出版社的权威地位。

二、“人民性”的编辑思路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是受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影响。1948年8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在周扬的主持下由柯仲平、陈涌等编辑，由新华书店出版。该丛书“暂先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13，目的是“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14。这套丛书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展方向，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人手一套。新中国成立后，这套丛书仍然由各中央局、各地区根据新华书店（或者是出版委员会）的统一版本“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15。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的一个重要出版任务就是继续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51年至1953年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连续出版了20种；1954年1月，田间的《赶车传》成为这套丛书的最后一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要重新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7年来我们一共出版了中外古今的文学书籍1551种，应该肯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一般水平以上切合广大读者需要，而且有比较长远的价值的。这些书应该作一次全面的评选和排队，用各种丛书或统一版本的形式，系统地重印几批。有计划地供应文艺界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需要，克服过去重版书另（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零”）星紊乱和不及时的情况。”16因此，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计划是：“（一）在新创作方面，恢复人民文学丛书计划：（1）全部重印1949年新华书店出版的50几种人民文艺丛书（改名人民文学丛书）一套。——这套丛书虽然质量不整齐，编辑体例也不十分谨严，但大体上是汇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各解放区的比较优秀的有力反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照原样给予保存，是有历史意义的。（其中有些作品已经作者修改的，照修改本重排。）（2）根据上述人民文学丛书规模，将51年到57年出版的新创作作品，加以慎重评选，选择50种至100种，编为人民文学丛书的第二集。这个评选工作由编辑部提出初目，请中宣部文艺处、作协、文化部联合评定，以统一版本格式，一次重印。——这些书以本社出版为主，如各出版社同意，也可编入原由其他出版社出版或其他丛书中的作品。”17然而，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未按计划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或“人民文学丛书”，取而代之的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因此，“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另一种形式。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部分入选作品来自于原“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分别是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的《红旗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胡朋等创作的《战斗里成长》、柳青的《种谷记》、田间的《赶车传》、草明的《原动力》共7部。其实，新中国成立后，除“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外，“文艺建设丛书”也是一套很有影响、收录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重要丛书，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收入原“文艺建设丛书”的只有《开不败的花朵》和《铜墙铁壁》两部。这也表明“新创作选拔本”丛书与“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辑思路不尽一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体裁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也大致相同，不仅包括了小说、188体育官方ios、诗歌，也包括了民歌、戏曲、民间文学和民族叙事诗，如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老舍的《龙须沟》、夏衍的《考验》、杜印等人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刘沧浪等人的《红旗歌》、曹禺的《明朗的天》、胡朋等创作的《战斗里成长》、徐琳等整理的民间文学《逃婚调》、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对“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当然，为展示新中国新创作的成就，“新创作选拔本”丛书不仅选拔了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立后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创作，也选拔了其他出版社的新创作，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能走那条路》《在新事物的面前》《高玉宝》，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三里湾》《变天记》，工人出版社的《把一切献给党》《演员朱宝庭》，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三年早知道》，新文艺出版社的《四十年的愿望》，华东人民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的《黎明的河边》。可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确实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选拔。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思路，总体上延续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宗旨，试图建构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强调文艺作品的“工农兵方向”。“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统一配了编辑部所写的“出版说明”，对该作品的内容、写作背景、艺术特色、作者等方面进行介绍。这些“出版说明”也都强调了作品的大众化、民族化风格，如《三千里江山》“这部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运用了人民大众的朴素语言，是一部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好作品”18；《赶车传》“不论在表现重大主题方面，不论在刻划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方面，也不论在学习民歌、探索新的风格方面，都说明作者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果”19；《白兰花》“在语言的运用上，诗的形式上，吸取了民歌的格调，且能不拘一格，随时变化，整个诗篇气势磅礴、情调质朴、节奏明快，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20；《李家庄的变迁》“作品的文字朴实、洗练，毫无雕琢堆砌的词藻，风格独特、新颖、大众化”21。《演员朱宝庭》原由工人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当时的“内容提要”只简单介绍了朱宝庭的生平和革命斗争事迹。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里，则引用了毛主席在朱宝庭逝世时挽词中对朱宝庭的评价“工人阶级的英雄”，以此突出其工人阶级的身份。“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甚至还选入了《中国民间故事选》，可见其对大众化、民族化形式的看重。

突出作品对大众的教育意义，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贯彻“工农兵方向”的重要编辑思路。这在“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说明”“序言”“后记”等方面都有所体现。《高玉宝》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的一种在1955年出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增加了《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代序）》，着重强调这部小说对大众的教育意义。《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出版说明”里说：“这些通讯，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激励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干劲，起到了相当广泛的教育作用。我们以为，在今天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这些通讯将更具有新的意义。志愿军的那种不怕任何艰苦、奋勇战胜敌人的英雄气魄，无疑会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地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22《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具有很大教育意义的自述体小说，在广大读者群众中发生了良好的影响”23。《红旗歌》“除了人物性格刻划的生动和个性化的语言等艺术上的成就之外，主要就因为它的思想内容对当时城市中的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人员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24。

群众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工作的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教育工作是与文学普及工作相结合的重要任务。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和1950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就对通俗读物的出版进行了明确的政策动员和总体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时的出版方针就提出“特别注意选印通俗文学作品”25。1953年中宣部又专门成立了通俗读物出版社，并指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党向人民群众经常地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26无论是高玉宝怎样学习文化和写作，还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些文学作品都很好地契合了这一“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工作，发挥了文学作品的“普及性”因素，从而实现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和“通俗读物”出版的结合。顺便一提的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群众教育”，主要指向的是“工人群体”。因此，《谁是最可爱的人》《把一切献给党》《红旗歌》等“选拔本”在“前言”“出版说明”中都着重提及该作品对“工人群体”的教育。因为对“农民群体”的“教育”任务，则主要由同时期通俗读物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农村版”图书所承担。

三、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叙事规范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主要收录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创作，也有少量之前的作品。通过对收录作品的题材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新创作选拔本”丛书重点关注的题材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活变化。“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共出版了48种，其中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活变化的作品有23部：反映农业生产与合作化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三年早知道》《三里湾》《不能走那条路》《麦收》《春种秋收》《前途似锦》《桥》；反映新生活变化的《天山牧歌》《龙须沟》《欢笑的金沙江》《李家庄的变迁》《逃婚调》《漳河水》；反映工业生产建设的作品有《四十年的愿望》《在新事物的面前》《红旗歌》《把一切献给党》《原动力》；反映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思想改造的有《明朗的天》《考验》；反映陕甘宁大生产运动的《红旗呼啦啦飘》《种谷记》。此外，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的“第一辑”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在茫茫的草原上》《高玉宝》《演员朱宝庭》《赶车传》《金色兴安岭》《变天记》等也以较为全景式的视野反映了某一地区或某一个人从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也是解放区或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整体上涉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活变化方面的作品有三十部，足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所选作品的编选倾向。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反映合作化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收入的反映合作化的作品为合作化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农业领域的合作化运动。但是，农业合作化并非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1953年9月，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这几年）在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中，婚姻和家庭问题的主题占了显著的地位。”27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一架弹花机》《结婚》、谷峪的《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等，都属于这个主题中反响较大的作品。其实，第二次文代会之前，也产生了一些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如马烽的《解疙瘩》、康濯的《买牛记》《正月新春》、刘艺亭的《新犁》等，然而周扬的报告却没有提及这些小说。究其原因，无疑是这些作品艺术性不够成熟。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28因此，从“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写合作化，而不是在一部意义上展现农村的世情生活、乡风民俗、个体生存状态，而是要传递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秩序，这是第二次文代会对当时创作的一个总体导向29。

1953年11月20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为该小说出版了单行本《不能走那条路》。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该小说，并特别加“编者按”予以高度肯定：“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30《不能走那一条路》面世后，反响强烈，影响广泛。《不能走那一条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为合作化题材的创作找到了一条符合反映“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的写作道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选入的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创作道路，并不断在单行本的“出版说明”中对此写作路径进行强化。《三里湾》“在艺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在它及时地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方面，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深合时宜的小说。……较之解放前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就”31。这种“深合时宜”正是基于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报告里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及时反映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一面小白旗的风波》“表现出农民在伟大的变革中如何克服了种种自私、保守的落后思想，成为具有崭新的风貌的新人”32。《三年早知道》“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在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如何势如破竹地摧毁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旧的残余，人们在不断战胜腐朽事物中，变成忘我为公的先进人物”33。《麦收》“这个集子所收的八个短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其中主要的几篇均以互助合作运动中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冲突为主题”34。《桥》“描写了1953年推行收购余粮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云南农村中所展开的两条道路的剧烈斗争”35。值得注意的是，《春种秋收》里收录的小说由于写作时间较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更深入，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到尖锐化的程度。这个短篇小说集仅是反映那样一个时期的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在该作品的“出版说明”里，也尽量将其导引向“两条路线的斗争”方面，特别指出“以农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主题的，有《往来的路上》、《第一步》、《一同前进》等篇”36。由此可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收入的合作化小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即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改造，并最终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这也成为此后合作化小说的基本叙事规范。

新中国的工业叙事也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较为重视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然而作家们对工业题材无疑是陌生的。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指出解放区工业文学创作的贫弱，“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作品非常之少，到现在为止，较好的还只有《原动力》、《红旗歌》几篇”37。为此，郭沫若、周恩来等在文代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深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老舍、巴金、艾芜、周立波、康濯、孙犁、李季、杜鹏程、萧也牧、丁克辛、路翎等一批作家都曾到工业一线深入生活，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收入的工业题材作品中，《原动力》《红旗歌》都创作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前，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有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新事物的面前》、自传体革命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原动力》是“解放后第一部写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中篇小说。它反映解放初期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在恢复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活和斗争”。“书中的主角老孙头（孙怀德）是作者着意刻画而获得成功的人物。……这是一个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工人的典型”38。周扬在《红旗歌》的“序言”中说：“不管它还有某些缺点甚至比较严重的缺点，我们要给予这剧本以较高的评价”，原因是“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39换句话说，《红旗谣》的成功之处是对党领导工业建设、改造落后思想的叙事模式。《原动力》《红旗谣》也就奠定了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模式，即相信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正确方向。因此，“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在“出版说明”里，也无不是强调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坚定信念。《四十年的愿望》“对几个主要人物，如钢轨部党支书赵昆山、老工人梁树云等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对陈主任那种不相信党能领导工业建设、轻视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保守思想的批判，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40。《在新事物的面前》也是反映了建国后对群众运动、工业生产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的理解和支持，坚定工业建设的信心。

四、革命叙事范式的生成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有16部：《万水千山》《白兰花》《吕梁英雄传》《红日》《英雄的十月》《变天记》《政治委员》《战斗里成长》《铁道游击队》《铜墙铁壁》《开不败的花朵》《在茫茫的草原上》《金色兴安岭》《三千里江山》《上甘岭》《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黎明的河边》共收入十三个短篇小说，第二辑是描写胶东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种英雄人物的优秀作品。

如果将“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入选的作品与当时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没有选入、但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有《保卫延安》（1954）、《青春之歌》（1958）、《红旗谱》（1957）、《战斗的青春》（1958）、《林海雪原》（1957）、《苦菜花》（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等。这其中除了《保卫延安》的落选是受到“彭德怀事件”和“胡风事件”的牵连外，其他作品的落选，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未能赶上“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时间41。从入选作品的内容、题材、作者、出版说明、后记等方面来看，“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选编有着自身的特征。

一是突出作者亲自参加革命的经历。“亲历成为一种述史的资本，其意义在于使述史者本身成为历史的见证人，这便使得他所讲述的历史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可信度。”42真人真事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入选的革命题材作品的突出元素，“出版说明”中对作者和小说内容的亲历关系都进行了重点介绍。《白兰花》的作者“1948年曾在大别山地区参加过游击战争”43。《政治委员》“由于作者非常熟悉部队生活、各级指挥员和战士的特点，所以写来特别真切生动”44。《万水千山》的作者参加了红军长征的“从四川到陕西的一段路程”45。《吕梁英雄传》《战斗里成长》《赶车传》《党费》《铁道游击队》《铜墙铁壁》《黎明的河边》《开不败的花朵》《在茫茫的草原上》《金色兴安岭》等，也都在“出版说明”或“后记”里说明了作品内容与作者亲身经历的关系。作为“革命者”的作者讲述自身经历，对新中国革命历史的建构具有合法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论：“红色形象要让读者‘感动’，首先要让革命者形象成为一位读者‘熟悉的人’，这在叙事的过程中非常关键——读者没有理由对一位‘不太熟悉’的人物的感情波澜发生共鸣，即使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那么，红色形象吸引读者的，首先来自于一个个体人物的命运变化和情感生活：建构革命人物作为一个‘人物’的信息，建构一个革命者的感性系统，许多时候，要比建构其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信息来得重要。”46

二是反映重大的革命事件和宏大的革命历史。“新创作选拔本”丛书选入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大革命事件，有着宏大的革命历史图景。《万水千山》描写的是红军长征，《红日》描写的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师第74师的孟良崮战役，《英雄的十月》描写的是辽沈战役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锦州之战，《变天记》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宏大历史，《三千里江山》《上甘岭》《谁是最可爱的人》反映的是“正在发生”的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政治委员》中“各篇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甚至没有什么故事”，但该作品“从东北四平战役一直写到百万雄师下江南、把蒋匪军从全国大陆消灭为止。广泛而深刻地描绘出整个解放战争的巨大图景”，“作者善于在作品里，把当前的战斗和我国三十多年来的伟大革命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出了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历史”47。夏衍的《考验》反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会议精神，出版时的“扉页”引用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关于党员思想教育的内容。

三是突出革命的群众性。“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入选作品还突出反映了党领导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群众性”是“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入选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也符合“新创作选拔本”丛书“人民性”编选思路。《白兰花》的作者“把白兰花这个英雄形象，刻划得非常的生动。她有中国一般农民的淳朴和倔强的气质，也有中国一般农村青年的活泼、机智和勇敢的风格，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妇女，又受了党的教育，她又有女性的独特的柔和而坚韧的品质以及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48。《铜墙铁壁》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9月出版，1959年版扉页摘录了一段毛泽东关于“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论述，以此表明战争的群众性和作品所反映的群众战争。《英雄的十月》“真实地描写了过去两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战斗场面，为我们刻划出许多光辉的英雄形象。使我们深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勇敢和智慧相结合就是无敌的力量”49。《战斗里成长》“在新的英雄人物的创造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石头的形象在剧中最为突出和生动。作者对他的性格的发展描写得入情入理，十分自然。……石头性格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出身的战士来说是很典型的”50。

从这些编选特征中，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前文所述的那些作品未能入选的原因。《青春之歌》写的是知识分子，显然不符合这套丛书的“工农兵路线”；《红旗谱》则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八”事变时期这段时期的革命历史，而不是直接反映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林海雪原》虽后来一直被视作“革命通俗小说”的典型代表，但与“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反映重大事件、突出群众性等特征并不相符。

结 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创作转向”和“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选拔出版了一批得到社会认可的、有定评的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对人民性、大众化、群众化等因素的强化，是对“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思路的继承，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发展的方向性引导。“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对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重视，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后主流话语对社会主义叙事的迫切需求。“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所选的合作化小说，突出“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形成了 “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叙事模式。“新创作选拔本”丛书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选拔，注重作者的亲身经历、反映重大革命事件或宏大革命图景、突出革命的群众性等特征。“新创作选拔本”丛书是“十七年”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对“红色经典”的选拔标准，为红色经典生产机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项目编号：21&ZD25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国营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三月在北京成立》，《人民日报》1951年8月17日。

2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3 4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初步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5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草案）》，1955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6 《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1958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7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工作要点（草案）》，1956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8 《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分工，加强协作和调整若干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1959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9 企霞:《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评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8期。

10 11 《文化部出版局〈出版通讯〉发表一组文章，反映北京、上海出版界“大跃进”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6、492页。

12 宋强：《文学出版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

13 14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广告，《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1期。

15 《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卷），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16 17 《一九五八年工作计划要点草案》，1957年，内部档案，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杨朔：《出版说明》，《三千里江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19 田间：《出版说明》，《赶车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20 43 48 乔林：《出版说明》，《白兰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21 赵树理：《出版说明》，《李家庄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2 魏巍：《出版说明》，《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3 吴运铎：《出版说明》，《把一切献给党》，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4 刘沧浪等：《出版说明》，《红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25 《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书刊》，《人民日报》1951年8月17日。

26 《中央宣传部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 487-488页。

27 28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29 参考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30 《编者按》，《人民日报》1954年1月26日。

31 赵树理：《出版说明》，《三里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32 吉学霈：《出版说明》，《一面小白旗的风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3 马烽：《出版说明》，《三年早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4 西戎：《出版说明》，《麦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5 刘澍德：《出版说明》，《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6 康濯：《出版说明》，《春种秋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37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

38 草明：《出版说明》，《原动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39 周扬：《论〈红旗歌〉（代序）》，《红旗歌》，刘沧浪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40 李庆昇、赵锵等：《四十年的愿望》“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41 “新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58年9月和1958年12月。《林海雪原》《红旗谱》都出版于1957年；而《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年6月发表于《收获》，1958年12月作家出版社也及时出版了单行本。

42 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44 47 刘白羽：《出版说明》，《政治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45 陈其通：《万水千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页。

46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页。

49 华山：《出版说明》，《英雄的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50 胡朋等：《出版说明》，《战斗里成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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