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始末
青年时期的闻一多
《红烛》是闻一多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这本诗集是怎么出版的？闻一多为出版这本诗集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出版后的诗集是否达到了闻一多所预期的效果？其反响如何？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结合闻一多书信手迹等原始史料，对《红烛》出版前后情况进行梳理。
一
闻一多本应于1921年毕业赴美，但因支持“罢课案”、拒绝参加大考而被迫留级一年。在这一年里，虽然无课可上、时间自由，但闻一多仍“忙得个不亦乐乎”，创作了不少新诗。1922年3月28日，他在致闻家驷的信中说：“我的《红烛》（我的诗集）已满四五十首，计到暑假当可得六十首。同学多劝我付印问世者，我亦甚有此意。”出版《红烛》既是清华同学的建议，也是闻一多自身的想法。闻一多计划在赴美留学前，将诗集委托梁实秋编订，委托时昭瀛经理印刷。
然而，《红烛》诗集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
闻一多曾一度搁置了出版《红烛》的计划，1922年5月7日，他在致闻家驷信中说：
我前已告诉你我想将我的《红烛》付印了。但是后来我想想很不好，因为从前我太没有预备。什么杂志报章上从没未见过我的名子，忽然出这一本诗，不见得有许多人注意。我现在又在起手作一本书名《新诗丛论》。这本书上半本讲我对于艺术同新诗的意见，下半本批评《尝试集》《女神》《冬夜》《草儿》（《冬夜》是俞平伯底诗，《草儿》是康白情底诗，都已出版）及其他诗人底作品。《冬夜》底批评现在已作完。但这只一章，全书共有十章。我很相信我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郭沫若（《女神》底作者）则颇视为劲敌。一般朋友也这样讲。但虽然有这种情形，我还是觉得能先有一本著作出去，把我的主张给人家知道了，然后拿诗出来，更要好多了。况且我相信我在美学同诗底理论上，懂的并不比别人少；若要作点文章，也不致全无价值。
闻一多相信他的新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但他又觉得自己籍籍无名，忽然出一本诗集，“不见得有许多人注意”。因此，他决定先写一部《新诗丛论》，亮明自己的诗学主张，以“制造容纳我们的作品底空气”。《新诗丛论》，后更名为《松麈谈玄阁笔记》。按闻一多的设想，这部论著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讲“对于艺术同新诗的意见”，下半部分是批评《尝试集》《女神》《冬夜》《草儿》及其他诗人的作品。这部论著似未竟稿，闻一多离开清华之前所作《诗底音节的研究》《律诗底研究》当属于上半部分，《冬夜评论》当属于下半部分；赴美以后所作《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也应归于下半部分。
《冬夜评论》后与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梁实秋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于1922年11月出版。
1922年9月15日，清华文学社举行茶话会，议决出版“文学社丛书”，成立“审查稿件委员会”。嗣后，张忠绂、吴景超、王绳祖三人被推举为“审查稿件委员会”委员。以“清华文学社丛书”名义出版的图书，除《冬夜草儿评论》外，还有两种，一种是1923年4月出版的《文艺汇刊》第一集，内收闻一多《忆菊》《太阳吟》《玄思》；一种是1927年出版的《文艺汇刊》第二集。两种《文艺汇刊》均系自费出版。1923年8月21日，赴美清华文学社社友在航船上开会，议决在美组织清华文学社支部，推举闻一多为支部主任，梁实秋、余上沅、顾一樵为在美审查稿件委员，“拟汇集社友在途中之作品，成为一册，为该社丛书之一，定名《海上》”。但《海上》未见出版。
《红烛》原已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之第三种，《清华周刊》《创造季刊》上曾刊登消息或预告，也称《红烛》是“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三种”，但《红烛》正式出版时，其版权页或封面、扉页、封底上都无“清华文学社丛书”字样。《红烛》出版后，《清华周刊》和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等报刊均登有出版广告，再也没有提及《红烛》是“清华文学社丛书”之一种。
《红烛》不以清华文学社名义出版，其实是闻一多的意见。他在写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明确表示：“我以为经济问题由团体负责很有些不便的地方。若果由个人负责，出版时又何必加上一个文学社底招牌呢？我想最好印刷的事脱离文学社底关系。”闻一多认为，清华文学社“是以兴趣结合的团体，不是以主张结合的团体”，“用文学社底名义于文学社讲起来许好听点，但于该著作对于社会发生影响与否毫无关系”。在他看来，审察稿件不应该归社友通过，“文学社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替一个人出了钱便要干涉他的稿件。我可以请几位朋友私人地帮我鉴定；但拿我的稿子去给大会当议案似的讨论通过，我可不干。我写到这里来，更觉得用文学社底名义出版底困难，真层出不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红烛》实与清华文学社无关。
既然与清华文学社没有关系，那么联系印书局、筹措印刷费等，都得由闻一多个人负责。
闻一多屡次致信其家人，请他们设法打听哪家书局愿意承印《红烛》。后来，在梁实秋的帮助下，经郭沫若推荐，将《红烛》交给了上海泰东图书局，并由成仿吾负责“办理一切”。
相对而言，筹措印刷费可谓闻一多的一块“心病”。一开始，他想凭一己之力解决经费问题。作为一名留学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节省日常生活开支。闻一多原打算每月节省20美金，结果“完全是个梦想，现在想省五块钱还做不到”。1922年10月28日，他在致父母亲的信中写道：“近来的日子并不算苦，但说起来似乎有点寒酸。为省钱起见，我们三人每天只上饭馆吃一次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上一杯凉水，塞上肚子便完了。这样顶多有两毛钱就够了；若在饭馆，至少也要三毛钱。但是无论怎样苦，我决定每月不多不少要省下五块钱。”12月27日，他在致梁实秋信中说：“我想印费只可在出版以前付他一半或三分之一。不然我便拿不出了。我不便向我家里索款，我只好自己省着，再在这里借点，凑成这笔款项。”1923年1月5日，他在致闻亦有信中说：“兹由信内寄来美金三十元拟作《红烛》印费。……余数已请梁君与书局说妥出版后再付。但下月弟或仍有二十元寄兄处。若此款寄到，即付与书局亦可，交驷弟暂用亦可。因此次印费文武是要五哥设法添补的。除弟寄归之数，请问明尚缺多少，并请通知五哥，请早日设法，于出版时付清。”2月10日，他致信父母亲，说“钱若不够，请诸兄等暂筹垫还，我以后每月节省陆续寄回”。2月18日，他在致梁实秋中信说：“我的几个哥哥都写信来催我将《红烛》出版，他们都叫我不要管经济，他们可以负责。……我同时又已寄美金五十元回了。所以印费一层可以不必累你了。”至此，在闻一多众兄弟的帮助下，印刷费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红烛》出版以后，在郭沫若的努力下，泰东图书局付了闻一多80元稿费。
二
《红烛》初版本，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
历经周折，《红烛》终于在1923年9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正式出版。
1922年12月27日，闻一多曾致信梁实秋，对《红烛》的封面、纸张、版式、定价等做了详细说明：
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我从前想加插画底奢望，也成泡影了。封面上我也打算不用图画。这却不全因经济的关系。我画《红烛》底封面，更改得不计其次了，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一样颜色的图案又要简单又要好看这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可奇怪了，我正式学了画，反觉得画画难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怪的。）我觉得假若封面底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其实design之美在其proportion而不在其花样。附上所拟的封面底格式，自觉大大方方，很看得过去。但是那里一块纸是要贴上去的。这样另费一次手续，也许花钱还是不少。但我宁可这样花钱，花的稳当多了，划算多了。还有一层理由：我画出的图案定免不了是西洋式；我正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今天我带黄荫普、何运暄、宋俊祥、雷海宗、姚崧龄等去逛Field Museum同Art Institute Museum，我不引他们久看西洋画，而到有中国底美术品之处，我总对他们讲解赞叹，他们莫名其妙了）。书内纸张照《雪朝》《未来之花园》底样子。封面底纸张也应厚如《雪朝》的；颜色不论，只要深不要浅，要暗不要鲜就行了。书内排印格式另详附样。售价多则六角，少则五角。
以上是《红烛》底计划……
……诗集最好由商务或中华承印，恐别家无仿宋体字模也。
《红烛》基本上是按闻一多的“计划”印制的。如，封面用蓝框白底配以红色字体，确实“大大方方”，手书楷体“红烛”两个大字，尤为醒目。内页四周为双线边框，上边框中间留白，标书名或诗题；下边框中间留白，在圆括号内标页码。每页最多竖排十行，看起来也是“大大方方”的。定价“实售大洋六角”。但泰东图书局并未满足闻一多的所有要求，如书名不是用一块纸贴上去的，内文用的是宋体字而非仿宋体字。
《红烛》出版前，闻一多在报刊发表新诗时，署名多用“闻一多”，少数或署“一多”，或署“风叶”，或署“H.S.L”。1923年2月2日，他在致梁实秋信中说：“《红烛》已付印否？我现在想不拿我的真名出去，但用一个别号曰‘屠龙居士’……我以后一切著作——创作与批评——拟都署此别号。请你在《红烛》上更正，并在《荷花池畔》里凡用到原名处，也都更正或用T.L.两initials亦可。我也不要国人从何处印证‘屠龙居士’是闻某，故拟将《春之末章》内‘琉璃宝塔……’一节删去，以灭绝从《草儿评论》中印证底机会。”但《红烛》上用的仍然是其真名“闻一多”，而不是别号“屠龙居士”。闻一多以后所作新诗，署名几乎用的也是真名，仅1927年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收回》和《发现》，署名为“屠龙”。
在体例上，《红烛》原本有意效法郭沫若的《女神》。1922年10月30日，闻一多在致吴景超、梁实秋信中说：“全集大概分为四小集：《雨夜之什》共二十三首为第一集，《宇宙之什》共二十首为第二集，《孤雁之什》（出国以后之作品，现有十四首）为第三集，《李白之死》为第四集。……《红烛》作为序诗。”12月27日，又在致梁实秋信中说：“放寒假后，情思大变，连于五昼夜作《红豆》五十首。现经删削，并旧作一首，共存四十二首为《红豆之什》。”闻一多起初将所收诗作分为“雨夜之什”“宇宙之什”“孤雁之什”“李白之死”“红豆之什”五个小集，将《红烛》一诗作为“序诗”。后来，他将五小集分别更名为“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李白篇”“红豆篇”，并将全集结构顺序调整为：“序诗”“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和“红豆篇”。
《红烛》共收新诗103首，包括“序诗”1首、“李白篇”3首、“雨夜篇”21首、“青春篇”17篇、“孤雁篇”19首、“红豆篇”42首。“序诗”及前三篇均作于国内，后两篇是到美国后创作的。
在《红烛》出版之前，闻一多所作新诗至少有137首，具体如下：
已发表者29首，其中，收入《红烛》26首，即《西岸》《黄昏》《时间底教训》《印象》《美与爱》《爱底风波》《夜来之客》《志愿》《进贡者》《死》《深夜底泪》《春之首章》《春之末章》《艺术底忠臣》《初夏一夜底印象——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红荷之魂有序》《别后》《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火柴》《玄思》《我是一个流囚》《寄怀实秋》《晴朝》《太阳吟》《忆菊》《晚秋》；未收入《红烛》3首，即《笑》《长城下之哀歌》《园内》。
《笑》载《清华周刊·文艺增刊》1923年2月19日第4期，应该是闻一多“删削”不收的。《长城下之哀歌》作于1923年2月18日，闻一多不太满意，后经修改，发表在《大江季刊》1925年7月15日第1卷第1期。《园内》载1923年4月23日《清华十二周年纪念号·清华生活》，是闻一多应吴景超之约所写的一首描写清华园内生活的诗，他自认为“恐怕是新诗中第一首长诗”。闻一多对这首诗进行了反复修改，发表在《清华生活》上的是“二稿”。1923年7月20日，他在致家人信中对这首诗又做了多处更改，希望闻家驷参阅改动之处，“将《园内》誊录一过”，寄给成仿吾。大概此时《红烛》已经付印，来不及收录这首闻一多比较得意的长诗。
未发表者108首，其中，收入《红烛》77首，即《雨夜》《雪》《红烛》《李白之死》《剑匣》《睡者》《二月庐》《快乐》《诗人》《回顾》《失败》《游戏之祸》《花儿开过了》《十一年一月二日作》《青春》《宇宙》《国手》《香篆》《春寒》《钟声》《爱之神——题画》《谢罪以后》《忏悔》《黄鸟》《诗债》《孤雁》《记忆》《秋色——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秋深了》《废园》《小溪》《稚松》《烂果》《色彩》《梦者》《红豆》（42首）；未收入《红烛》31首，即《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雪片》（译Mary Mapes Dodge诗）《朝日》《忠告》《率真》《志愿》（译Wishes By Bosworth Crocker诗）《伤心》《一个小囚犯》《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一句话也不讲》《游园杂记》《黄底Symphony》《心底悲号》《画稿》《同文炳话别》《沉沉的夜》《不知足的叫化子》《别离的海》《心与爱》《爱之狂》《红豆》（9首）。
未刊诗作中，《游园杂记》《黄底Symphony》《心底悲号》《画稿》《同文炳话别》《沉沉的夜》《不知足的叫化子》《别离的海》《心与爱》和《爱之狂》等10首，均系有目无文。51首《红豆》中，有9首也不见具体内容。
约在1920年暑期，闻一多自编新诗集《真我集》，内收诗作15首，即《雨夜》《月亮和人》《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雪片》（译Mary Mapes Dodge诗）《朝日》《雪》《忠告》《率真》《伤心》《志愿》（译Wishes By Bosworth Crocker诗）《一个小囚犯》《黄昏》《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其中，《雨夜》《月亮和人》《雪》和《黄昏》后选入《红烛》。《一句话也不讲》本已编入《真我集》，又被闻一多删去。这首诗未收入已版各种《闻一多全集》，特抄录如下：
太阳辛苦了一天，才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脸通红，一直的向山洼里狂奔。
这时候窗子外边笑语歌呼的声浪，
一阵阵的往窗子里边淌。
但是窗子里边坐着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讲。
因为我们喝醉了彼此的秋水一样的目光，
所以就知道低着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讲。
一本远古的诗集放在桌子上。
有时两双眼睛都对着这本书上看。
但是我们总是一句话也不讲。
呵！莫非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志趣，我们的怀抱，
都已经被这位诗人替我们讲过了吗？
收入《红烛》中的诗作，其手稿保留下来的有26首：《雨夜》《月亮和人》《雪》《黄昏》《红荷之魂有序》《火柴》《玄思》《我是一个流囚》《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寄怀实秋》《晚秋》《笑》《晴朝》《太阳吟》《红烛》《深夜底泪》《美与爱》《游戏之祸》《春寒》《幻中之邂逅》《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秋深了》《忆菊》《色彩》《李白之死》。
与初刊本或手稿本相比，《红烛》中的诗作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这些改动涉及文字（包括题名）、标点、格式等方面。如《睡者》，手稿本题名《月亮和人》；《风波》，初刊本题名《爱底风波》；《幻中之邂逅》，初刊本题名《夜来之客》；《贡臣》，初刊本题名《进贡者》；《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初刊本题名《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忆菊》，初刊本无副题“——重阳前一日作”；《秋之末日》，手稿本题名《晚秋》。闻一多喜欢对自己的旧作一改再改，不少诗歌发表后，他又做了修改，但收入《红烛》中的文本，与保留下来的修改稿也不尽相同。如《春之末章》，初刊本有12节，1922年9月29日致梁实秋、吴景超信中改为7节，前后文本差异较大，几乎是重写。《李白之死》后有11条注，1923年1月1日，闻一多致信吴景超，请其“统统删去”，并说“我现在觉得把那些东西都注出来似乎小气得很”。2月2日，又在致梁实秋的信中嘱其将“《李白之死》底序亦请删去而加以后附的新序”。《红烛》出版时，用的是“新序”，但仍保留了11条原注。闻一多多次请求梁实秋、吴景超代为“删削”他的诗，《红烛》所呈现的文本，哪些是闻一多自己修改的，哪些是梁、吴二人“删削”过的，不得而知。1923年11月，闻一多看过泰东图书局寄给他的样书后，很不满意，认为“排印错误之多，自有新诗以来莫如此甚。如此印书，不如不印”。究竟哪些地方属于“排印错误”，闻一多并未一一指明，因此也难以知晓。
闻一多曾请梁实秋为《红烛》写过两篇序，1922年12月27日，他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红烛》寄来了。因为这次的《红烛》不是从前的《红烛》了，所以又得劳你作第二次的序。”1923年5月29日，得知梁实秋“在《红烛》序里宣布我们的信条”，闻一多觉得“恐怕开衅以后，地势悬隔，不利行军，反以示弱”，希望梁实秋“收回序稿或修改，或取消均可”。最终，《红烛》没有用梁实秋的序文，而以与诗集同名的一首诗作为“序诗”。
三
《红烛》印行后，《清华周刊》和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等报刊均登有出版广告。其中，《清华周刊》上的广告较为详细：“闻一多君创作集，泰东书局出版，价四〔六〕角。闻君的新诗在中国新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已早有定评。此集出版后，外间销行甚畅，清华同学不可不人手一编”。“销行甚畅”，也是闻一多所期许的：“我想至少八百本容易卖掉，其实此种书决不致这样难售。”但事实上，《红烛》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正如刘梦苇所说：“《蕙的风》，《红烛》，《将来之花园》以及《湖畔》诸诗集，都曾摆在书摊子上而很久很久，如开展览会一般；但上面并没有写‘非卖品’而顾主终属寥寥。”后来者多谓《红烛》一出即引起轰动，未免言过其实。
身在海外的闻一多，不仅对诗集的销售抱有乐观的态度，而且很希望能够看到关于《红烛》的批评文字。1923年11月，他在致闻家驷等人的信中说：“报纸杂志上有批评文字否？驷弟见则请寄我一阅。南京有《江苏日报》，其附张名《文艺评论》，五哥阅此报否？《文艺评论》乃胡梦华等主稿，闻胡君曾有文奖赞我与实秋作品。《红烛》出后，胡君或将又有批评。请五哥代为留意”。闻一多之所以嘱托“五哥”闻家騄留意胡梦华等主稿的《江苏日报》附张《文艺评论》，是因为闻家騄此时在南京造币厂工作；而之所以特别提及“胡君或将又有批评”，是因为胡梦华曾发表过奖赞他和梁实秋作品的文章，即《新诗坛之一瞥》。《新诗坛之一瞥》摘录自胡梦华致梁实秋信，原载《无锡新报·星期增刊》1923年7月22日第47号，后收入胡梦华、吴淑贞合著《表现的鉴赏》。胡梦华对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评价极高，认为他们“实晚出之秀，几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称“闻一多之诗亦颇雄壮，足见北人刚毅之概。其想像之精深，实为时下诸作家之冠”；还说“闻一多与徐志摩之诗皆不易学不可学也，盖二人之诗皆擅想像，非夙赋天才，学力过人莫办，庸俗效之必生‘画虎不成反类狗’”。胡梦华是否撰写并发表了关于《红烛》的批评文字，因笔者未翻检《文艺评论》，故不得其详。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1923年未见批评《红烛》的文字。直到1924年，才出现了两篇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
一篇是朱湘的《桌话》，载1924年10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第144期，署名“天用”。这一期的《桌话》包括两个部分，即《四 〈红烛〉》和《五 〈小溪〉》。前者是对《红烛》的总体评价，认为《红烛》“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色采应用”，但“缺乏音韵”，在艺术上不够“完美”，还不能说是“完整的成功”。后者集中点评了短诗《小溪》，认为“《小溪》无疑的是《红烛》诗集的代表著作”，其成功在于表现了一种“灰心”的情绪。在朱湘看来，“灰心的情绪从前的诗中向来没有看见写过，闻一多的《小溪》还是第一遭”。因此，就题材而言，《小溪》也是“新诗解放以来的代表著作”。
一篇是洪为法的《评〈红烛〉》，载1924年11月27日、28日、2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第6卷第11册第27号、第28号、第29号，署名“为法”。洪为法在写这篇文章时，大概没有见过朱湘的《桌话》，所以在评《红烛》前，他说：“《红烛》这书出版在一年前，而到现在总没一个人道及他，我私下总有些诧意〔异〕与惋惜。”洪为法结合闻一多《冬夜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对于新诗的见解、方法和态度，着重从辞句、音节、想象和情感等四个方面，对《红烛》做了比较全面的“审查”和评析。他认为，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在遣词缀句上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既借鉴了“西洋诗中的辞调”，又吸收了“中国旧诗词中美艳的词采”，同时融入了“富于时代性的词句”。《红烛》之所以值得称颂，“并不是音节的和谐，而在想像的丰富”，“用许多美艳的字句，精巧的比喻，来抒写他丰富的想像”。《红烛》中的诗长于写景，但绝不仅仅是写景，“在写景中消容了他丰满的情感”。在充分肯定《红烛》艺术特色的同时，洪为法认为诗集中也有一些“不甚好的诗”，《宇宙》《春寒》《钟声》等“实无多大意味”或“看似有点哲学意味，实则无多诗意”，《红豆篇》中的42首恋歌“多流于纤巧”。这些不足之处，洪为法称之为“白璧中的微瑕”。
1925年3月，得知《时事新报》已刊发两篇批评《红烛》的文章，闻一多当即致信梁实秋：“贵处如有《时事新报》，请查《学灯》十一月十七八日（此处为闻一多误记，应为二十七八日）为法所作《〈红烛〉批评》，将其内容大意告我。又闻十一月间又有天用者评新现代新诗亦及《红烛》。《红烛》似渐有人注意也。”《红烛》虽“渐有人注意”，但仍无多大反响，特别是闻一多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以后，人们似乎忘了他的第一本诗集。
对《红烛》不被重视的现象，苏雪林曾大为不满。1930年代，苏雪林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她在讲义中说：“闻一多的《红烛》出版后竟没有引起新诗坛如何的注意，到于今我们几乎忘了他有这部处女作了。”又说：“新文艺读者眼光之迟钝，欣赏力之薄弱，直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苏雪林将闻一多与其同时代的诗人进行比较，认为《红烛》集中的诗“气魄雄浑似郭沫若而不似他之直率显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而不似他的暧昧拖沓；风致秀媚似冰心女士而不似她的腼腆温柔”，“这是一部自由诗，但已表现了一个为同时诗人所不注意的‘精炼’的作风”，在艺术上具有“完全是本色的”“字句锻炼的精工”“无生物的生命化”和“意致的幽窈深细”等特色。苏雪林虽然为《红烛》的冷遇“打抱不平”，并且对《红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她还是客观地认为《红烛》“尚有锤炼的痕迹”，而《死水》在技艺上则“显着了惊人的进步”，看不出“用力处”，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一部标准的诗歌”。
《死水》1933年4月第四版，新月书店
《死水》于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以后，一版再版，到1933年4月，共印行了4版。早在1925年，闻一多就有归国后再版《红烛》的计划，已经做了“洗刷内容”及“删削”工作，但始终未能兑现。这或许也是《红烛》在当时不被读者注意的一大原因。
1940年代中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其中收录自己的诗作共9首，即《你指着太阳起誓》《也许》《末日》《死水》《春光》《诗二首》（第一首原题《一个观念》，第二首原题《发现》）、《飞毛腿》和《奇迹》。除原载《诗刊》1931年1月20日创刊号上的《奇迹》外，其余8首均选自诗集《死水》，《红烛》中的诗则一首都没有选。这多少可以表明，由于时代的变迁及其诗学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变化，此时的闻一多更看重诗集《死水》，而非《红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