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通往县城的路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这头是静止质朴的乡间时光，那头是美好远大的未来前程，“跑家族”的悲欢离合在县城路上不停上演，不变的是这头与那头的人们始终努力却坚韧地生活着……

通往县城的路

// 姚文冬

1

小镇到县城这条公路，原称“倴司路”，因为小镇叫“司集”，县城叫“倴城”。后来，有位权威人士指出，这两个地名无论怎么组合，路名都不好听，要么不吉利，要么滑稽。于是路名被取消了。路从此失去了名字，小镇的人都叫它“去倴城的道上”，我则文绉绉地称之为“通往县城的路”。

姥姥一辈子没离开过小镇，但最终还是去了县城——全县唯一的火葬场在县城。姥姥生前没去过县城，但一定常听姥爷讲起。我没见过姥爷，我们在人世的交集只有十六天，我出生十六天后，他因病辞世。那些天，他躺在病榻，我裹在襁褓，如同人世的两头。因为坐月子，母亲也没能见姥爷最后一面。我记忆里的姥爷，全部来自母亲的回忆。母亲跟我讲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姥爷在通往县城的路上遇到过狼。

凌晨三点，姥爷就动身了，他要在天亮前赶到县城，占一个好摊位卖掉他的旱烟。姥爷肩挑两筐烟叶，行走在通往县城的路上，临近杜蒿坨，发现路中央蹲坐着一匹狼。“杜蒿坨”，顾名思义，是沙坨上的村庄，沙坨长满了野蒿，沙坨、野蒿，无疑是狼眼中的沙漠和草原。正值黎明前的黑暗，但姥爷已走了很长的夜路，早就适应了眼前的黑暗，他清晰地看到了这匹狼。狼似乎等姥爷很久了。姥爷放下烟筐，抽出扁担抱在怀里，背靠一棵粗壮的槐树，慢悠悠掏出烟袋锅子，装上了烟丝。“刺啦”，火柴亮了。狼扭身就跑，如同一条受了惊吓的乡村土狗。望着遁去的狼，姥爷将烟点燃，慢条斯理地骂了句：“畜生！”就势蹲下来，专心致志抽烟。就好像有没有这匹狼，他都要在这儿歇歇脚，抽一袋烟。

母亲的回忆经过不断复述，会增加一些细节，也会丢掉一些细节，但版本大致如此。从她的语气里，我能听出她对姥爷的由衷敬爱。

姥爷前半生在东北当兵，曾留有一张戎装照，后来神秘消失。但母亲见过，她指着《大众电影》上王心刚扮演的蔡锷对我说：“你姥爷，也这么威风过！”东北军撤回关内后，姥爷离开军队，在小镇讨生活。人过中年，才娶了小他十几岁的姥姥，第二年生下了母亲。在旧军营染上的赌习没有戒除，因此姥爷贫困潦倒，为了生存，他除了种地，还给公社食堂挑水，在院里种旱烟。虽然贫穷，他仍把母亲当成娇小姐养育，老来得女，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的气质和性格也遗传给了母亲，母亲虽是农民，但陌生人都猜她是小学教师或供销社的售货员。而他骨子里的好赌，则毫无保留地遗传给舅舅，以至于舅舅的一生总是乍贫乍富。

仿佛预知身体要垮，姥爷箍了一对新木桶，主动把爷爷家水缸挑满。在爷爷疑惑的目光中，他盘腿坐到炕上：“兄弟，把我闺女给你儿子，愿意不？”爷爷说：“好啊，可是我家穷，怕委屈了侄女。”“你要是愿意，你看，”姥爷指着那对木桶说，“这就是我闺女的嫁妆。”姥爷呵护了母亲十九年，最终还要舍下脸皮，将她托付给一个放心人家。自知不久于人世，他还托人给母亲捎话，不让坐月子的母亲去看他，说他的病一天好过一天。实际上他在一日日苦熬，试图熬到我满月。

被姥爷双脚走烂的那条路，从大大小小的村庄穿过，像一条粗细不匀的麻线，串起十几个蔫枯的咸菜疙瘩。那条路，晴天头上飞尘，雨后脚下裹泥，路边皆是营养不良的庄稼、无人耕种的荒野，还有烂泥坑、乱葬岗子，以及参差凌乱的杂树。那是一条改道前的老路，始终蜿蜒在母亲的回忆里。

2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不仅毁了家园，也涂改了这条路。震后恢复城乡建设，这条路的主要路段搬上了孟新干渠的河坝，路坝两用，避免了占用耕地，也缩短了里程，只是沿路有几个村庄被撇出老远，从此闭塞了。记得那年，庞大而笨重的压路机开进了小镇，一条泛着沥青味的黝黑公路从我家门前匍匐而过。小青河上还架起了一座水泥大桥。路修成后，每天有一趟白底红道的长途客车往来于小镇与县城之间，很多人都想坐，却一票难求。

一票难求的还有电影《少林寺》。

1982年夏天，通往县城的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宛如逆流而上的鱼群。映期最后一天，父亲才托人买到票，他用自行车驮着我，邻居一位舅舅驮着表哥，在一个炎热的午后上路了。为了进城看电影，父亲把他唯一的一件的确良衬衫洗了，没来得及晾干，经不住我催促，只好抖抖水珠穿上，敞着怀迎风上路，骑出没多远便被风吹干。父亲得意地向舅舅夸赞的确良布料的优良质地。我和表哥则兴奋得抓狂，我扶着父亲的肩在后座上站起来，只见车把左右晃动几下，才被父亲重新把正。表哥把舅舅当成一匹马，他朝鞍座上扭动的屁股拍了一巴掌，吆喝道：“得儿——驾！”舅舅回头骂他：“小王八羔子！”我们哈哈大笑。

那不是我第一次去县城，却是最有意义的一次——看完那场电影，我就上初中了。

小镇的中学，学生来自西半县的六个乡，这些外乡孩子让我感到新奇，更新奇的是，他们居然都没去过县城。于是在一个午后，我撺掇五个同学翘课，分骑三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目标新华书店。我跟他们说，新华书店的小人书比供销社多一百倍。六个人，三辆车，我们换着骑，“吭哧”“吭哧”，间或发出一声细长的尖叫。仲秋的田野上，裸露的玉米秸茬儿飘散清甜的气味，渠水里有一群不怕冷的小孩在戏水，打鱼的人坐在向阳的草坡，专心择摘缠在渔网上的苲草。

当我们的口袋装满小人书，高歌“少林，少林”回返时，在距小镇四公里的徐庄路口，迎面撞上了班主任梁老师，后面跟着两个高个子女生。梁老师骗腿儿下车，脸涨得通红。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奇怪，她不瞪别人，偏偏瞪我一眼，这让我既胆怯又兴奋。我心里揣着一个秘密，我在暗恋梁老师。刚从师范毕业的梁老师还不到二十岁，鸭蛋脸，牙齿很白，讲课爱脸红。我坐在第一排，感觉她是因为我才脸红的。我没想过，我的莽撞给她带来多大麻烦——六个学生集体失踪，她得吓成啥样？她惊慌失措地报告校长，从一个知情的同学嘴里获取了信息，急急找了两个高个子女生壮胆，到通往县城的路上堵截我们。

课间操，校长点名批评了我们班，还点了我的名字，我被定义为“主犯”。校长说，去年，两个高二女生因为好奇，偷偷去唐山看火车；今年，六个初一学生无故旷课，去县城买小人书。这是学校的耻辱。我看到教师队列里，梁老师的头垂得很低，她的脸一定更红了。学校没收了我们的小人书。一个星期后，梁老师把我叫出晚自习，把我那几本悄悄塞给了我。

寒假后开学，班主任不是梁老师了，听说她调到了另一个学校，但谁也说不清是哪个学校。那年我十三岁，觉得另一个学校就是另一个星球。以后数年，只要路过徐庄路口，我眼前总会浮现梁老师骗腿儿下车的情景。

因为梁老师教语文，我才深深迷上了写作。她在课堂上夸过我的作文，还把一篇当成范文，抄写在校园的公共黑板上。梁老师走后，无论上什么课，哪怕是语文，我从不听讲，要么望着黑板发呆，要么埋头练习写作。但直到初三，我也只是在《作文通讯》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我在信中说，我很喜欢这本杂志，请问编辑老师，明年怎么订阅？由于偏科严重，除了语文我科科不及格，失去了中考的资格，拿着一张肄业证退学了。

十五岁的年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游手好闲无人管，挥汗如雨无人夸。闲散中，我养成一个怪癖——每逢小镇集日，必会骑自行车向县城狂奔，到了城外便停住，一提车把，如同勒转马头，一阵风再骑回小镇。有人发觉了我的怪癖，他们好奇地揣测着我。能揣测出什么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直到那次，我破例进城，在文化馆门前的地摊上，花五毛钱买了一瓶显影液。神奇的显影液，借助阳光和两片玻璃，能把底片上的人像印在白纸上。我将我一张一寸照片印在了一张白纸的左上角，本想印满一张纸，可当第一张印出后，我却莫名其妙地在旁边写下四个字——“寻人启事”。

3

有次被父亲训斥，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说是一气之下，倒更像是蓄谋已久——收拾东西极为利落，褥子底积攒的一叠纸币信手拈来，连穿哪件衣服都没过脑筋。走到杜蒿坨时，迎面碰上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在县城上班，这是下班回小镇。行踪暴露，躲是来不及了，心想该撒个什么谎呢？可是，他们却毫不惊疑，问都没问我为何一个人走在离家这么远的路上，扬扬手就过去了。他们扬手的样子十分傲气。这使我瞬间沮丧，居然如此藐视我离家出走的壮举，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他们一个比我大三岁，在水泥厂；一个比我大四岁，在玻璃厂。他们都是“跑家族”。所谓“跑家族”，就是在县城上班，家却在小镇或周边村庄的人。我忽然开窍，去县城打工，照样可以离开这个家，又不会失去这个家。做不成自由飞翔的鸟，就做一只被线牵扯的风筝吧，反正都能在空中飞。

二十岁，我终于在县城找到一份临时工，从此与这条路如影随形。路那头，是我谋生的单位，这头，是翘首以待的父母。这一跑就是八年。作为资深“跑家族”，我精确计算过这条路的骑行用时，正常一个小时，顺风能缩短十分钟，顶风还要多蹬二十分钟。

“跑家族”大多是临时工，也有少数工厂的单职工。我们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跑一辈子，那就意味着一辈子都有饭碗。但如此卑微的愿望，也逐个破碎——跑着跑着，临时工被解雇了；跑着跑着，正式工下岗了。也有不幸的人，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记得那是个冬日，当我骑到李寺村西，看到前方围满人，一辆大挂车迎头撞在树上。没人关心那棵树，因为孟新干渠的冰面上，躺着脑袋泡在血水里的老李，血水融化了一片冰面。老李的破自行车在十几米远的冰面上扭曲成一个奇形怪状的铁艺，从车把上印着“上海”字样的人造革提包里，滚出两个冰冷的馒头。交警检查提包，又发现一只用餐巾纸裹着的螃蟹。我知道，老李在汽修厂当师傅，由于手艺好，常有车主请吃饭。螃蟹贵重，他舍不得吃，包起来带给老婆孩子。老李认识的司机多，因此我们总沾他的光，偶尔能搭上顺风车，免去骑行之苦。所以我们这些“跑家族”都很怀念他，特别是顶风的日子。

我是幸运的，不但通过考试转正，还赶上了单位仅有的一次集资建房。有幸在县城安家的人，都有掩饰不住的得意，见面语不是“吃了吗”，而是“最近回老家了吗”。但小岳例外。小岳是锁厂的工人，我每次经过岳庄路口，准能遇见他不远不近地冒出来，误差不超过一分钟。这种准时令我生厌。他难道就不能早走几分钟，或者晚出来几分钟吗？因为他挂在嘴边的词汇，总是正式工、全勤奖、加班费之类，显然是想刺激我这个临时工。而我转正那年，小岳却下岗了。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和你搭伴跑家了。锁厂黄了。”我问：“锁厂不是很兴旺吗？”小岳说：“你听说过一把锁能被所有钥匙打开吗？”是这样，我心想，终于可以不被他小瞧了。但是，下岗的小岳开了一家汽车装具店，吃住在店里，并没离开县城，每次街头相遇，说话仍然居高临下，见了我的问候语是：“还挣死工资呐，没劲！”

一晃多年不见，前几天在早点铺门前巧遇，若非他主动招呼，我差点认不出来，他就像换了个人，十分谦卑，跟我握手前，手往裤子上来回蹭。我问：“生意还好吧？”“早赔黄了，”他说，“在司集找了个事做，在镇政府……开车。”我说：“那也挺好。”他说：“是劳务派遣，不过，给缴养老保险。”说话间，早点铺又走出几个人，都穿着皮鞋，衬衫掖在腰里，腰里挂着钥匙。小岳慌张地说：“都是镇上的领导，我拉他们办事。”说完朝一辆面包车跑去，一大串钥匙在腰里晃来晃去。

倒也听说过，现在小镇的公职人员，比如政府、基层所站、卫生院，还有学校老师，都把家安在了县城，除非值班，他们每天都奔波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成了新的“跑家族”。

4

在县城生活多年，我还一直在这条路上奔波，是因为小镇还住着年迈的父母。如今的路上，别说牲畜拉的车，就连自行车、摩托车也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飞驰的汽车。偶尔有一辆电动车从哪个路口冒出来，也不一定是去县城，很快又在下个路口一头扎进青纱帐深处的某个村庄，如同一条鱼跃出水面，又扎入水中。汽车用速度缩短了路，路短了，故事就少了，多的则是事故。

去年春天，从小镇传来噩耗，一个没出五服的堂侄车祸身亡。堂侄还不到三十岁，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不满周岁。车祸发生在小青河桥东，而桥西不远处就是堂侄的家。出殡那天，比我大几岁的堂兄仍在医院抢救，堂侄的两个女儿，车祸当天就被侄媳妇带回了娘家。这是一场至亲缺席的葬礼。

据说，那天堂兄开车与堂侄去县城进货，回程撞上了桥头的石墩。目击者是后面的车，行车记录仪显示，堂兄的车开得好端端的，速度也不快，快到大桥时却突然加速，斜穿公路，径直朝石墩撞去。正因如此，侄媳妇对她的一双女儿说：“你们记住，是你们的爷爷开车撞死了你们的爸爸。”接到凶信，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县城的供货商，将自家门市的所有配件低价退货，并很快拿到现金。面对哭得死去活来的堂嫂，侄媳妇说这还不算完，葬礼收的礼金都得归她，到时娘家会来人监督。我不知情，上了一份厚礼，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这才知道，因为侄媳妇那句话，上礼者寥寥无几。

堂兄也当过“跑家族”，在县汽修厂当学徒，还有了城镇户口，认为吃上“商品粮”，离端上铁饭碗就不远了。汽修厂被个人承包后，堂兄无奈回家务农，而属于他的那份土地却没有了。他家临街，他见这条路上跑运输的大车越来越多，就用门面房开了个汽车配件门市部，兼做简单修理，生意一年好过一年。堂侄成家后，他将门市无偿转让给堂侄，专职看孙女。堂嫂闲不住，农闲去打短工，挣了钱也交给儿媳。这个美满和睦的家庭，不仅富足，更令人称道的是侄媳妇，全镇人都夸她勤劳孝顺，待公婆如亲生父母，能娶到这样的儿媳，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所以，她在车祸后的异常表现，把全镇都搞蒙了。

表现异常的还有堂兄。一个多月后，他拄着拐杖出院，踏进冷清的家，非但看不出丧子之痛、家破之悲，反而与来看望他的人谈笑风生，仿佛战场上下来的伤兵。此后，他也毫不忌讳那场车祸，比如他因某件事跟人赌咒，会这样说：“我要是撒谎，就让我开车撞死。”有人怀疑他脑子撞坏了，也有人试探着问，你车开得好好的，怎么就撞桥上了？堂兄闻言，瞬间肃穆，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让我怎么办？好好的路上，突然冒出一座坟，吓得我赶紧打方向踩油门，不然就撞坟上了。”的确，小青河大桥周边，原来叫“姚家坟”，后来挖河、修桥、铺路，坟地被占用了。以前生意好时，堂兄不无得意地说：“是先人在地下保佑着呢！”他指的地下，就是家门前这条路，路下埋过我们家族的先人。堂兄这套说辞，听上去荒诞无稽，可在乡村可信度却极高，这似乎比酒驾、疲劳驾驶或者如侄媳妇指控的“蓄意谋杀”，更容易被人接受和传播，因为它能超越车祸本身，成为一桩可以代代相传的神秘事件。

堂兄这么跟我说时，我特意察言观色，试图从他的眼神、语调、措辞中发现破绽。直觉告诉我，他很正常。然而，如果真是脑子坏了，那么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人很正常，只能说明他在撒谎。堂兄的讲述与流传的版本基本吻合，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是，他讲完后，却又画蛇添足，多说了一句。这句话，显然是特意为我准备的：“你难道忘了，小时候咱们赶着牛车下地，过了桥，那牲口就像受惊似的尥蹶子，就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有一次，你还差点从车上颠下来。”——终于露出了破绽。

可怜的堂兄，在医院养伤的一个多月，煞费苦心地编织这套谎言麻醉自己，他要在既成的苦难与未来的生活之间，竖起一道屏障，将两段人生彻底隔离。没有比一座坟更适合做这道屏障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这个家和儿子的愧疚。看上去，他似乎也真的被自己的谎言洗了脑，笃信自己确实遭遇过一座坟。苦难来自天意，需要虔心接受。事实上，才一年多，他的身体、精神都恢复得不错。他养了一屋子奇形怪状的多肉植物，人也像一株胖乎乎的多肉，每天石头一样坐在门前，望着来往的车辆碾压这条路，越碾越硬。

从那以后，我经常做一个恐怖的梦。梦里，我从县城步行回小镇，中途遭遇修路，高高的黄土堆在路中央，怎么也爬不过去，我只好从路边的坟地绕行，每走一步都毛骨悚然，吓得我想加速，却迈不开步子。惊醒后，发现两条腿蜷曲着。

5

岳母的梦里，也常有这样的恐惧吗？

妻子有过一个早夭的二姐，那病也不算绝症，却要了命。当年那个贫瘠的村庄，只有几架牛车，等从镇上借来一辆手扶拖拉机，颠簸到了县医院，已经晚了。一夜间，岳母就变成了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两个的那种疯傻女人。她目光呆滞，逢人就说她的二女儿没死，就住在县医院的某一间病房里。

于是，通往县城的路上，经常出现岳母的身影。岳母个子高，腿长，连小伙子都撵不上。只要发现岳母不见了，岳父便立即赶往去县城的路上，准能在半路截住她。最远的一次，岳母就要进城了，还是被截了回来。最难寻的一次，路走到头也不见岳母，医院也没有，原来岳母抄了近道，从大路拐进田间小路，结果她迷路了。被岳父找到时，她浑身被汗湿，蹒跚在泥泞的荒野阡陌中。

那是1975年，路还没改道，地震也没有发生。第二年，岳母恢复了正常。许是，她看到了更多的孩子一夜之间从人间消失了。

今年初夏，岳母去小卖部打酱油，遇到一个路过的中巴司机下车买烟，听说他去县城，岳母当即撂下酱油瓶子，对小卖部的人说，她要去县城逛逛。那天，妻子正忙得焦头烂额，岳母的从天而降把她吓坏了，当搞清楚她只是来逛逛之后，二话不说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她送走。当时我正准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来不及请假就匆匆赶到妻子工作的商场，远远看见母女俩在门口争吵。我惦记着那个会，节外生枝令我心烦意乱，但看到她们争吵的情景，心情顷刻反转——事情再糟，能糟到哪儿去？一霎时如释重负。我和颜悦色地将岳母扶上车，车启动的刹那，有句话没过脑子就脱口而出：“妈，我带你去北河公园逛逛吧？”岳母顿时眉开眼笑：“总听人说北河好看，电视上总演，就是没去过。”接着又絮叨她的三女儿不懂事，还穿插着问了我至少两次：“你真的不忙吗？”忙，还是不忙？事实是，我就像岳母放下酱油瓶子一样，放下了一个重要会议。

原来，岳母所谓的“逛逛”，确切地说，就是坐车“往路两边看看”，到了县城，中巴司机直接把她送到一个站牌下，告诉她只需等五分钟，就会有一趟班车返回小镇。但她等车时，突然就想起她的三女儿，于是一路打听，穿过三个红绿灯，找到了妻子的商场。“没想到她劈头盖脸就训了我一顿，这个不懂事的丫头。”岳母仍在埋怨，但语气是喜悦的。一度，我的思维被“往路两边看看”这句话牵着走了，我自作聪明地想，肯定是她心上那条陈年伤疤隐隐作痛了。通过交谈我才明白，我想多了，打酱油的岳母只是偶尔心烦，如果她遇上的不是中巴司机，而是一个卖鸡仔的外乡人，她可能会逗弄一会儿小鸡仔，说不定还会挑几只撒到院子里，而不会想坐车“往路两边看看”。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到了岳母这年岁，恐怕早已看淡了生死——大前年，岳父走了；前年，她的大女儿走了；去年，她的二儿子也患癌去世。至亲的人，她也只是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开。她何苦为四十多年前的一个亲人而重走一遍伤心路呢？

在岳母心里，现在这条路，与1975年那条路，已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回小镇要穿越西城工业区，这片区域，曾是“倴司路”的一段，如今被县城蚕食，成为城区街道，两侧的小区，便是曾经的路边村，但村名已被洋气的小区名称取代，譬如谷家营村现在叫“天承锦绣”。以前路过双柳树，我们总会想起一位名人：“快看，《杨三姐告状》里的杨三姐，就住在这个村。”而今，双柳树早已不见踪影。经过那个路段，我条件反射地想跟岳母说说杨三姐，但瞥了一眼车窗外那一排排的现代化厂房，就打消了念头。

记得少年时，出小镇十八里，在河坝隆起的路段，能隐隐看见县电视台的铁塔，那曾是县城的天际线，对于骑车进城的人，隐约可见的铁塔，就是止渴的杨梅。这次我特别留意，出小镇不足十里，便能看到“天承锦绣”影绰的高楼了。路仿佛近了许多。路近了，往事也就变得遥远了。

【作者简介：姚文冬，河北滦南人。从事188体育官方ios创作多年，曾在多家报刊开设戏曲随笔专栏，2023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发表于《188体育官方ios选刊·原创版》《野草》《胶东文学》《读者·原创版》《文汇报》《大公报》等。曾获第五届唐山文学奖。现居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