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裔作家阮清越:他没有停止追寻身份认同的步伐
阮清越是美国越南裔作家,他在四岁时便跟随父母从越南逃到美国,被迫沦为难民。在难民营度过一段时间后,阮清越两度被美国白人家庭收养,全家最终定居加州圣何塞。2015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同情者》在族裔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并不断运用丰富的人生经历及独特的叙事能力进行新的文学创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包括《难民》《践诺者》等,逐渐确立了在美国族裔文学作家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双面人:回忆录、历史、纪念碑》,“探索了历史与记忆之间稀薄的边界”,书中对作者生活的再现、身份困境的挣扎、越战的重述及主流话语的反拨,让我们听到一位美国越南裔作家的声音。
在《双面人》一书中,阮清越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和口吻进行叙述,通过与自我对话,以倒带的方式审视个人处境与时代背景,追溯与排解越战时期一代人的创伤记忆。在创作这部回忆录时,作者并未采用连贯的线性叙事,当他想要强调某种意图时,会通过放大的字体或不规则的段落断句实现。例如,通过大写的“美国商标”,作者意在讽刺美国利用“美国梦”的塑造和好莱坞的营销手段,占据主流话语权,持续输出意识形态。
阮清越在《双面人》中回忆了自身的成长经历与家庭记忆,代际形象传递的背后是亚裔家庭的情感纽带。作者像父亲那样打理自己的头发,在母亲去世后试穿她留下的灰色运动衫。书中那条通往圣何塞的记忆之路,也不时被战争的硝烟笼罩。种种迹象表明:他并没有停止回溯创伤记忆、追寻身份认同的步伐。
阮清越四岁时就被迫离开父母,因此,他对创伤记忆的叙述尤为深刻,“与父母分离的痛苦,仿佛烙印在你的肩胛骨之间,这是一个你通常不会察觉的印记,除非你通过写作的镜子去审视自身”。阮清越还以幽默的方式调侃自己,在作家身份所带来的困境中找到“微妙的平衡”:“作家的两难境地是,既要足够伤痕累累,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又不能太过伤痕累累,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当回忆起童年离开越南、远渡重洋的逃难经历时,他用寥寥数笔,轻描淡写地回溯了这段深刻的经历:“你记得一个好心人与你母亲分享牛奶给你喝,或者你只是记得母亲讲过这个故事。也许那牛奶已经变质了。又或者,即便牛奶是新鲜的,你也会把它的味道与拥挤的船、惊恐的人们、一片你从前没见过的海景联系起来。”此后,作者对牛奶的恐惧与排斥深植于味蕾,他把这看作难民处境的后遗症之一。书中阮清越将大量独特的创伤记忆碎片拼接起来,通过平淡又真实的口吻,讲述了他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多重苦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创伤记忆碎片中,还夹杂着一部经典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它作为一块美国主流话语强势输出的招牌,在阮清越的作品中被反复提及。这是一部好莱坞炮制的美国人的越战电影,对这场战争的审视完全出于地道的美国视角。整部影片缺乏越南或越南裔的演员及角色份额,这被以瓦奥莱特为代表的美国人解释为:越南人无法充分演绎自己的故事,他们必须被代表。对于阮清越而言,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越战叙事,以及越南人在这种“美国视角下的越战”中的缺席,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在美国的叙事话语体系里,美国是越战的主体,它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而越南人民被迫成为历史的炮灰。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阮清越致力于解构美国传统的主体性叙事,挑战美国历史叙事的主流话语。他同时批判好莱坞电影拥护白人个人英雄主义,揭露了弱势群体失语的处境,使难民形象不再处于隐形和失语的边缘化状态。
通过这部回忆录,阮清越再次展现了自身复杂的心路历程:既要面对美国主流话语体系,又要坦诚面对自我、直面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他是一名难民生活记录者,擅长叙述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苦难。在《双面人》一书中,他清楚地界定自己所属的群体,是难民而非移民,并在创作中有意区分移民叙事与难民叙事:移民具有主体性,他们选择作为外籍人士来到新的国家生活;难民则是被迫流离失所者,恐惧的情绪和恐怖的氛围塑造着他们,迫使他们学会在陌生的国度生存。
阮清越认为,难民危机、毒品战争、种族间暴力等问题的根源,均可追溯至长达五百年的殖民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连,并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波及美国。因此,《双面人》采用非传统的叙事形式,旨在通过“元叙事”的方式向读者揭示:美国梦实质上是对移民殖民主义的一种委婉表达。可以看到,当今时代像阮清越一样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通过解构、反叛和重塑主流话语,逐渐建构出属于他们的主体性身份,正以更具影响力的话语拥抱世界。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