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说的言说——评骆平《在弥勒》
书架上有本书，叫做《不可言说的言说》[1]。我承认本评题目的确定受该书启发而得，不完全属穿凿附会。从表象上看，《在弥勒》中的“他”——师大电影学院正在考察公示拟提拔为院长的副院长——“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讲出这一切，他永远不会讲出来。就算他们枪毙了他，他也不会透露半个字”，即“不可言说”。人物不可言说，但作者必须得言说（否则作者便不成其为作者），也就是人物把言说的责任推卸给了作者。小说的写作进程，即作者的言说过程。必须得言说，但怎么言说是作者的权利。作者把悬念留在小说即将收尾处，把一直捂着的盖子打开了。喜设置悬念是骆平小说的特色之一，阅读过程便是探秘过程。任谁读罢《在弥勒》，都难免有这样的感慨：哦，原来如此，非“换妻”，非“聚众淫乱”，只是一巴掌而已。在赞叹作者高妙写作手法的同时，或许你还会为一度掠过你脑际的“龌龊”想法而羞惭吧。
前述本评套用“不可言说的言说”为题“不完全属穿凿附会”，除了前段提及的表层因素外，更在于荒诞叙事掩盖下的经验真实、象征真实和本质真实。H·奥特如此表述什么是不可说的，“（1）它显然是真实的，而不是某种人们尽可以置之不理的非真实的，因为它与人相关。（2）它显然是被经验到的，因为在人们之间产生了对不可说的经验交流。（3）它始终是特殊的，因为在人们之间对他们在象征上所体验的经验交流始终是一种特殊的交流，与象征的内涵相适应”[2]。下面，我结合以H·奥特概括的“不可说的”三方面特征对小说文本进行解析。
小说的核心意象是一记耳光，是“二嫂”甩给“他”的。她仅是“妻子”的闺蜜，是“他”和“妻子”这个两口之家的局外人，与“他”并无直接冲突，但这记耳光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与可信的关联性。“他”和“妻子”、“二哥”和“二嫂”在家庭中的地位恰成镜像，“他”和“二嫂”是强势主导的一方，“妻子”和“二哥”则处于从属的被动地位，这里不存在强强联合的可能性，而唯有女性间的相惜相怜。小说中早有交代，“因为男人们的缘故，妻子跟二嫂连带地也成了闺蜜，纵然她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女性。”况且，这记耳光不是天外来物，而是以多年来“二嫂”在“二哥”醉酒之时赐予其无数记的“响亮的耳光”为铺衬的。这仍只是表象，凡事都有起因，否则“二嫂”对“二哥”不满，未必以扇耳光的方式待之。“这念头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二嫂，是妻子”，“她受够了他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拯救者的嘴脸”，“她想打他”，“在十多年前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只可惜“妻子”只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拥有的武器只有“语言”和“咬牙切齿”。鉴于她和“二嫂”属意气相投、无话不谈的闺蜜，这便是耳光的缘起，她由此成为“二嫂”的“精神导师”，“二哥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既然“二哥”受得了“二嫂”多年来在其醉酒之时赐予其“响亮的耳光”，同样处于醉酒之时的“他”为啥就受不得？“二嫂”五年前甩出的这记耳光，既隐含对多年来“妻子”赐予其惩罚“二哥”的独门绝技的感激之情，更是为“妻子”替天行道，作为对“他”因不抛弃不会生育的“妻子”而以其救世主和拯救者自居的必要惩戒。由此，“二嫂”甩“他”耳光的举动虽看似不可理喻，却具有本质上的真实性，这记耳光打醒了一向处于优势道德地位的“梦中人”即是明证：“他是头一回意识到，这世间不止有淡淡金色的弥勒，费穆的灰调小城，原来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不可说的”第二个特征是“被经验到的，因为在人们之间产生了对不可说的经验交流”，对此，小说里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妻子”与“二嫂”成为“共谋”，前者提供想法，后者付诸实践，再一起“欣赏着二嫂动手的视频”，“二嫂打过一次，就像是做了一回高端医美，能够神清气爽、气血畅通好一阵子。妻子羡慕二嫂的果决”，等等。这些只是“那记耳光”之前的事，“妻子”还只是旁观者，打与被打，都是别人家里发生的事，与己无关，唯有羡煞。及至“二嫂朝着酗酒熟睡的他，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她用手机拍了一个小视频，发给妻子，妻子居然做成了动态图”，“视频像是高贵傲慢的上帝视角，他在里面看起来像是一滩烂泥”，此时的“妻子”才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局中人，因为借助他人之手，她终于把“想象中的巴掌”送到了可憎男人的脸上，快哉快哉，也难怪她觉得单纯欣赏视频远远不够，于是还“居然做成了动态图”。闺蜜之间的秘密，自然是不方便与外人道的，包括“那记耳光”的后文如何，是到此为止呢还是犹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那个饥饿的午后，他想问问妻子，那个夜晚之后，那记耳光还有没有出现过”，他最终没问，即便问了又如何，因为那是“不可说的”。
小说的结尾富于象征意涵。师大的纪检人员A、K、E恐怕是永远搞不清楚五年前在弥勒某个酒店的312房间里发生的事了，但“他”却可以拿着“妻子”的身份证核对清楚身下的女人是谁。是“他”的妻子，错不了，有她的身份证为证，有他和她的结婚证为证，有她的“沉默、驯服的模样”为证，有他“没有抛弃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的良心为证，绝对错不了。但也正是如此吊诡、骇人、充满讽刺意味的场面，恰恰真实反映了他“强大”、“崇高”和自以为是的嘴脸掩饰下的伪善、虚无、外强中干的灵魂本性，正如H·奥特对“象征的内涵”之阐述，“我们在象征中感受到不可说的，我们通过象征获得对不可说的真实的经验”[3]。
《在弥勒》为作者“高校小说”系列又添新成员。作者身在高校，又始终以高校作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场域，关注着高校中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女性。《在弥勒》的当下叙事是“他”接受师大纪检部门的核查谈话，在这个层面上“他”是主要人物，但究其实是通过“他”被核查带出“妻子”的际遇和反抗——“妻子”借“二嫂”之手恩赐于“他”的一记耳光及可能的后续耳光，自然还有当下那封可能出自“妻子”之手的举报信。“妻子”亦由此成功跻身作者塑造的系列中年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之列。
注释：
[1] 《不可言说的言说》，（瑞士）H·奥特著，林克、赵勇译，三联书店，1994年6月版。
[2] 见脚注1，第43页。
[3] 见脚注1，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