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紧经实纬的人间浮图
拜访一位岭南画派的画家，谈他的师承，从杨善深谈至高剑父，又追溯至二居。谈当年高师傅在十香园随居廉写生，渐说到“外师造化”。黄昏初至，他望一望外头的密匝匝的楼宇，叹一口气，说如今的城市，哪还有自然造化。
最初写《灵隐》，是因为志莲净苑。身处钻石山闹市，一方幽园，抬头四周鳞次栉比，仿若般若幻境。连粤名的人生，似这幻境，走过的路、看过的人，久之皆着了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链条里藏着宇宙观，说到极，还是人与自然。香港这城，以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而著称，古今的、本土的、外来的文化交融混合，身在万山之中，皆是诸法之相。人与自然两极之间，斑驳难辨。写这篇小说，大概寄望于此。“番外”中的阿咒，是来自香港新界乡野的自然之子。天生天养，与“黄壳齐眉”这种孕育于大帽山北麓的古稻米，共同重续了这种关联。世俗评估中，阿咒的智力是不完全的。“世人皆醉我独醒”，恰恰他的眼睛里看到世界的大部分真相。世人叫他“鬼”，是因为族裔，但他也确乎是一只“鬼”。他身体黝黑，赤裸奔走于阡陌，如山鬼入林。
“灵隐”这个意象，在小说中重复出现，说到底还是历史观的表达，杭州古刹和香港处于地理边缘的同名寺院形成某种迭合，互文镜像呈现，得以打开平行空间的多重可能，随之破除审美陈见，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香港也有座灵隐寺”，岭南和江南拉开审美距离，在一个超越时空的对位，所发生种种，呼应连氏父女二人，各在对方的生命历程中看到自己。
小说中有个引渡者的角色——段河。段河出身螟蛉，无牵无挂。原本是澳门博彩场所里的发牌师，跟养父辗转来了香港，做了佛像造像者。连思睿在父亲身陷囹圄后，遭受包括媒体与“网暴”等扑面而来的压力，几乎放弃了牙医工作。段河对她说，你为人拔牙，如同佛为人拔念。马拉默德有个短篇《天使莱文》，其中天使是个穿着旧西装的潦倒黑人，在酒吧出没，如同红尘浪子。世俗的空间和暗淡的场景丝丝入扣，带来的救赎感令人出其不意。段河这个角色是以己身和世俗博弈，因此更多把他放在日常的境遇里勾勒，是一个“将佛像当人像做”、在槛外与槛内出入的形象。引渡者，也承载了连思睿作为一个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命镜像，给一个园林，可以有所栖居——这就是“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灵隐》写得不轻松。源于真实案件，需要克制表述事件逻辑的欲望，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控制使作品走向戏剧化的指向，如主人公连教授杀妻的具体手段、因由。在写作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些东西沉淀，提取相对纯净的、心灵史样态部分。简而言之，放下执着于故事本身的态度，是首要一端。过去的长篇写作，多是在大叙事背景下涉猎群像，而这本书更集中于个体命运的发展。《灵隐》强调个体的意义，从一个人烛照时代，是另一种史观表达面向。主人公人生路途，道阻且长，其有行则将至的信念，首在身份认同。直把他乡作故乡，靠的是对日常的沉浸。由福建至香港、英国，再回到香港至莆仙原乡。其回归路径的循环，恰由日常中若干细节，织成紧经实纬的人间浮图。建筑井田、一粥一饭。历史袤然，倏忽为背景，人以肉身与时代博弈，精神逐渐强大与独立。越是独立，越是隐而不现，大隐隐于市。
再为语言。主人公生长之处，众声喧哗，广府话、莆仙话、客家话，四邑混杂、中英交互。虽不若巴别塔之艰，但对人心理维度的考验，不可谓不大。因其中涉乎信仰，便必关乎砥砺。连教授非长袖善舞之人，学术是他一方堡垒，但并非归宿。在科学与宗教的此消彼长后，他选择了自我放逐。阿嬷留下的那方斗室，他用一只酒瓶装下素馨，以华绣埋藏过去。而就此他的语言只有一种，便是无言。缄口入暗，化归自然。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