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破产。表现在教育改革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则用民权、平等的理论，抨击封建教育的等级观念与不平等现象。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进一步把政治革命作为推进传统文化教育变革的先决条件”。[1]面对日益高涨的变革要求和挽救濒临崩溃的命运，晚清政府不得不在教育方面做出改革：颁布新式学制、废除科举、宣布教育宗旨以及大量兴办新式学校，并因此“直接导致了近代教育的产生，并实现了由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向近代教育理论的过渡”。 [2]

清末学制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科举教育的形式，更是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方面发生了系统性、全面性的革新。反映到文学方面，它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培养了全新的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准备，并直接催生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

一、新式教育与新式学生的大量涌现

1901年，光绪皇帝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宣布实施教育新政。该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规定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学堂。1904年1月，由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编制的《奏定学堂章程》（俗称“癸卯学制”）正式公布实行，这个学制主要参照日本学制修订而成。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4年、初小5年、高小4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不分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最后是通儒院5年。此外，还有与之相并列的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这是一个从蒙养院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也是清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第一个新式学制，它终结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办学形式，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崭新开端。

1905年8月，清政府发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谕令，自隋朝开始至此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寿终正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3]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对空疏、无用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抨击的龚自珍等先贤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这道谕令之前，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就曾星星点点诞生过一些新式学校，比如1895年出现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和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等，但规模和数量都较为有限。科举制度正式宣告结束以后，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迅猛涌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办学校运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我国古老的大地上展开。根据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材料统计，1907年也是我国全国学校数和学生人数有正式统计的元年，学校数37888所，学生数1024988人；1912年，学校数87272所，学生数2933387人；1916年，学校数121119所，学生数3974454人。短短十年时间，学校数和学生数就增加了三、四倍之多。而在1919年，亦即五四新文学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总计学生数达到了5700000人。[4]而根据宋荐戈的《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中的另一份统计，1923年4月，中华教育改进社运用一年时间所得出的数字是：当时全国学生总数为6819486人（其中大学和专门学校学生34880人，中等学校学生182804人，职业学校学生20469人，高等小学校学生615378人，国民学校学生5965957人），各类学校总数为178972所（其中大中专125所，师范275所，师范讲习所110所，中学校547所，甲种实业学校164所，乙种实业学校439所，高小10236所，国民学校69076所。此外还有各类培训学校98000所）。[5]不管是1919年全国学生总数的570万人，还是1923年的681万余人，都十分强烈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新式学校风起云涌，学生和学校的数量均呈现几何级数的快速增长。

正如商品的需求决定着商品的产量一样，当一个迅速扩大着的、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能力的读者群体大量涌现时，必然会带来文学的兴盛与繁荣。清中叶前后，中国每年参加科举制度考试中最低一级的童试生员数量大约为60万人，前期是53万左右，后期是64万左右，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是4亿4千万上下。[6]从这一统计人数，大致可以推测出当时进过私塾、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而这个数量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也就是当时社会上读者群体的大体人数。它与五四时期的新式学校学生数量相差十倍之多！——学生数量仅统计在校生人数，更多的是已毕业的新式读者；而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则没有年龄的限制。叶圣陶曾经这样说过：“科举时代每一个青年在书房里读书作文，无非为着装进材料，预备应试题目。一朝应付得法，考试中式，就是读书的成功。”[7]进学读书，或者请塾师到家指导，都无非是为了科举这条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其实别无他途。这是科举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当科举制度废除、新式学校产生、大量知识分子涌现时，整个文学生产领域的生态与土壤就必然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了。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振聋发聩地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8]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从根本上说，是科举制度的必然反映。当读书、识字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时，当这些少数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又成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时，他们的文学肯定是贵族的、古典的与山林的。因此，当科举制度废除、新式读者大量涌现时，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便必然成为社会的要求与时代的选择。1912年，辛亥革命的主要健将黄兴在面对蓬勃发展的湖南新式教育时，发出如此感慨：“回忆兄弟初出湖南时，公立、私立之学校尚不过数处。此次归来，公私学校至一百三十余所之多。而革命中之有功者犹复求学不倦，足见湖南教育界之进步。……造成民国者为教育，建设民国者亦为教育。不受教育，于个人尚难自立，况一国乎！”[9]在黄兴看来，“造成民国者”是教育，“建设民国者”也是教育，这是他亲眼所见的现实。

飞速发展的新式学校以及由此培养出的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正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力量与基础，也是五四新文学繁荣与兴旺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最直接、最表面的特征，便是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陡然增加，以及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大量兴起。罗家伦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的文章中指出：“中国近年来小说界，似乎异常发达。报纸上的广告，墙壁上的招贴，无处不是新出小说的名称。”[10]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与是否接受过基本的教育直接相关。当社会上突然增加十倍于以往的具有文学欣赏能力的读者时，他们自然会构成广泛的文学接受群体。据统计，从清政府成立到1897年，全国共出版通俗小说275种，[11]而在1898年到1911年这短短14年中，就出版小说1145种。[12]这种情况到了五四时期更为突出。张静庐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说：“自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界出书的数量大增，就中以翻译东、西洋文学的书为最多，几乎出版界没有一家不出几本文学书。”[13]这种增加梯度，几乎与新式学校学生数量的增加幅度相同。

在文学社团和期刊方面，情况也如出一辙。由于清王朝长期采取禁止文人结社的高压政策，在整个清代文学中鲜见文学社团和同人刊物，只是到了晚清末年，才略见松弛。1907年，叶圣陶进入公立小学，不久考入苏州草桥中学，在学校中，外国文学引起了他强烈的阅读兴趣，同时他也神往于外国作家的文人结社活动，于是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诗会——放社。这是一个较早的新式学校学生组织文学社团的例子。至五四时期，这种文人社团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蔚为大观。文学史家王哲甫说：“新文学运动勃兴以来，国内研究学术的会社团体如同雨后春笋勃兴起来，只就文学的会社团体而言，也是数不胜数。试举其重要的，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少年中国学会，未名社，语丝社，文学周报社，晨报副刊社，艺林社，上海戏剧社，摩登剧社，南国社，新月社，中国文艺社……或研究，或创作，或翻译，或讨论，都有良好的成绩。”[14]而根据茅盾的统计，在1922年到1925年这三四年间，组织成立的文学团体和刊物就有一百余个。[15]这种繁盛的文学局面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1926年，著名作家郁达夫在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的原因时，就曾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涌现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一般求智欲的亢进，也是促成小说发达的一个原因。受了教育的人，和吸上鸦片烟的人一样，闲空下来，没有书读，是很难受的。”[16]尽管这个比喻不甚恰当，但是，他对新式教育与新式学生群体的大量出现在五四新文学发生过程中作用的认识，倒是准确与真实的。

二、现代思维与文体的解放

废科举、兴学校带给五四文学深远影响的，还有新鲜、立诚的现代思维和文体的解放。

古代科举考试往往以策论为主，即从“四书五经”中选取某一话语，要求考生由此阐述论证，到明清时期，更是发展成为一种僵化的八股文。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和束缚考生独立思维的取士标准，极大地压抑了学生的想像力和积极性，根本培养不出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包天笑曾经这样记述自己入塾读书的经过：“认识一千字后，陈先生便给我读了一本《三字经》……读完后，先生便给我读一本《诗品》……读完《诗品》后，先生说可以诵读长短句了，便教我读一本《孝经》。……读完《孝经》就读四书了。照例读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次读《中庸》，然后读《论语》与《孟子》。”[17]对于一个天性活泼的少年来说，整天囫囵吞枣的背诵，只会让学生视读书为畏途。鲁迅曾将这枯糙乏味的场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18]塾师在上面摇头晃脑地读书，下面的学生却在做着小动作，这样的“景象”简直就是对科举教育的讽刺。至于应试文训练，同样也限制着学生的创造力。叶圣陶回忆：“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适：这就是八股的精神。”[19] 八股是一种固定的格式，它极大地妨碍了文体的发展，而所有的别出心裁、自我发挥，则都会在科举考试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几乎是无解的怪圈，在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面前土崩瓦解了。

新式教育与科举考试无关，它的国文教育再也不与国家选拔人才直接挂钩。这就使我国长期僵化、呆板的文体，终于迎来了一次彻底解放、自由的契机。冰心曾经这样回忆她学习《国文教科书》时的情景：“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20]这套全名为《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等编写，蔡元培、张元济、高凤谦校对，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适应新式学校的开办而专门准备的初等小学国文教材，共10册，1904年出版。它选择以浅近文言删削传统文章，或者编写富有趣味的短文，并附以精美图画。比如第二册共60篇课文，前10篇的名称如下：一、学堂；二、笔；三、荷；四、孔融；五、孝子；六、晓日；七、衣服；八、蜻蜓；九、采菱歌；十、灯花……最后一篇是“放假歌”。内容包括礼仪、常识、典故、识物、孝道等方面，生动活泼、轻松有趣，相较于以往科举制度下的死记硬背和艰深的古奥文言，自然能够受到开蒙时期少年儿童的喜欢。

茅盾的情况也与冰心相似。他小学时期的国文课本是当时被人们称为“洋书”的《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他回忆：“这两本书都有图画，尤其是《速通虚字法》的插图大大使我爱好。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速通虚字法》的编者和画者，实在是了不起的儿童心理学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图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画脚，仰头赞叹。”他感慨道：“《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也帮助我能够读浅近的文言，更引起了我对于图画的兴味。”[21]进入中学后，茅盾的国文教育仍然趣味盎然。在湖州中学时，教国文的杨老师是“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22]这在以“四书五经”为正统的科举时代是无法想像的。另外一位代国文课的钱老师更是鼓励自由发挥：“轮到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了。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23]从科举教育时从古典经书中摘取一些难以理解的章句让学生痛苦地发挥，到倡导学生写“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无疑，国文教育变得有趣了，也愈来愈受欢迎了。

著名画家丰子恺曾经这样深情地记述他的国文老师夏丐尊教授时的情景：“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说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匐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24]摒弃八股做法，讲究真情实感，反对掉书袋，是当时一代学人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在新式学校得到的培育与训练。在学校时，他们感到新鲜、愉悦、快乐，而当他们走出校园，或在校园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时，这种培育与训练就直接转化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特点与风格。这是五四时期文体解放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

茅盾在一篇综合性观察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特点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概括：“这些短篇创作，当然是现代青年心力的结晶，良心的呼声。他们那对于旧习惯的反抗的精神，对于新理想的追慕，以及宝爱自己刹那时的感想，努力要创造的诚意，我虽然不能从字面一一热烈地感到，却也从字缝里隐隐的猜想的觉着了。”[25]“创造的诚意”是这一代青年作家的追求目标。他们不再无病呻吟，也不作思古之幽情，更不愿意按照八股文的套路来表达情感。他们在启蒙时代接受的就是新式教育，当他们长大成人创作起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与腐朽的科举文学划出了界限。作家苏雪林的感觉是：“我们抛弃了之乎者也，学做白话文。我们也把红楼水浒做圣经宝典来研究，我们又竭力阅读西洋名著，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话，斯徳林堡、库普林、托尔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小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诱惑。”[26]科举废除以后的新式学校是一片开放的天空，中外文学的营养浇灌着古国少年的文学心田。他们沐浴着欧风美雨，迎接着八面来风。他们是一代文学新潮的开创者。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曾经直指科举文学的弊端：“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27]这是科举制度时代的病根，是一个漫长时代的特定印迹。而当科举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创办之后，兹生“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土壤便不复存在了。郭沫若对此大声地宣告：“近代的文艺在自然的桎梏中已经窒死了。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再解放的时代；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代……”[28]因应着晚清新式学校的广泛普及，“国文”教育从以前僵化的科举制式中彻底解脱了出来，腐朽的八股文逐渐演化出叙事、说理、抒情等文体样式，朱自清、冰心、郁达夫、周作人、庐隐、俞平伯、叶圣陶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气象。现代思维的产生、五四文体的解放与表现内容上“创造的诚意”，与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密不可分。

三“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准备

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热潮，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重要准备与有力铺垫。

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中首次提出兴办新式学校的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9]“忠孝”本为中华优秀传统，以此为宗旨并无特别的政治涵义；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将“中国经史之学”与“西学”并举，显示出当时兴办新式学校时的开放态度和务实姿态，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行为。1906年，清政府成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学部”，将教育宗旨拟定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十字方针。相对于前者，这次明显具有浓郁的封建色彩。不过，晚清时期的社会，王纲解纽，政权的威力已然式微。作为民办的商务印书馆，它所出版发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就占有全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份额。同时，主要由民间人士创办的教育学术团体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章太炎、蒋维乔等人为骨干。他们不仅经常进行教育研究，而且还开展广泛的教育实践，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上海，他们开办了具有进修补习学校性质的通学所，分理化、代数、几何、外文、博物等科，培养了不少学员。因此，在新式学校和通学所等机构中，科学和民主是其主流，“忠君”“尊孔”等内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比如1907年，十一岁的茅盾进入当时新办的浙江嘉兴乌镇植材高等小学，接触到的多是英文和现代科学技术课程。“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30]这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时代，数、理、化等现代科学技术学科，迅速在一个江南小镇的高小课堂中引进。至于国文课，也具有了自由、民主的内容。根据现在所见茅盾在1908年下半年至1909年上半年使用的两册《文课》中的材料，[31]可以发现此时国文课程中的作文内容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以前常用的《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论》《吴蜀论》《汉明帝好佛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等史论之外，增加了许多现实生活的作文题目，如《学部定章学生毕业以学期为限……》《学堂卫生策》《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选举投票放假纪念》等。尤其是《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选举投票放假纪念》等篇，在当时清王朝的专制政体下，教师公然让学生在作文中讨论如此敏感的政治议题，实属不易。因而，有学者指出：“‘选举投票’这样的举措，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无父无君。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话题，竟然也在新式学堂获得了议论的空间，这对学生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作用自然是不可小觑的。”[32]

向世界打开窗户。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认识宇宙的起源，从鬼神迷信的黑暗中挣脱出来。而外文的教授，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了解到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的观念。这是中国社会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茅盾之外，郭沫若、冰心、朱自清等人也都留下了他们在新式学校的深刻记忆。郭沫若说：“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33]由于在内地乡镇，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没有合格的师资，教学不得法，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不过，在新式学校中，林纾的翻译小说却获得了郭沫若的极大热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西方的翻译文学，发现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精彩世界。冰心的情况与郭沫若有些类似，她从小在家接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染，大量阅读了《论语》《孟子》《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经典书籍。女子学堂开设后，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在接受西方自然科学之余，阅读兴趣转到了西洋翻译小说。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品极大地激发出冰心对外国文学的热情，她这样自述《巴黎茶花女遗事》对她的引导作用：它是“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34]由中国古典文学进入西方文学，这是冰心文学接受的路径，也是一个传统文人向现代作家转变的标志。朱自清，原名朱自华，他的父亲对其教育极其严格：“朱小坡对儿女教育甚严，一到扬州唯恐自华学业荒疏，即把他送到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不久，就让他进入初等小学……”隔了几年，朱自清进入高等小学。“那里有一个姓黄的先生和陈春台先生，他们教授英文十分得法，大大诱发了他学习外语的兴趣”。[35]从对传统典籍的博闻强识，到对外语浓厚的兴趣，朱自清的眼界打开了，已不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了。巴金在《家》中曾有一段描写青年人觉慧在课堂上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心理与情景：“他走过觉新的窗下，看见明亮的灯光，听见温和的人声，他觉得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逃回来了一样。他忽然记起了前几天法国教员邓孟德在讲堂上说的话：‘法国青年在你们这样的年纪是不懂得悲哀的。’然而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已经被悲哀压倒了。”[36]这是无数青年学子在接受了新式学校教育以后的真实镜像。外面的世界原来如此精彩，外面的科学原来已经如此发达，外面的年轻人原来是如此生活的，种种激荡，刺激了原来一直生活在封闭、愚昧、专制社会中的莘莘学子。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公平，种种现代性的诉求，是当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的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

1919年1月，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帅之一的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鲜明地高举起两面旗帜：“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大声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7]这种斩钉截铁的声音，这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其实，都是建基于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了自晚清开始的新式学校的普及，没有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学科的教育，没有了大量西方文化与文学作品中人文思想的哺育，没有了规模庞大的新式学生队伍，“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口号，就不可能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欢迎与拥护，简言之，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就不可能迅速地取得成功。

孙中山谈到从专制思想到共和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时，曾经这样形象地说道：“现在人民每谓共和不如专制，不知共和之结果，须在十年以后。譬如生子虽好，返哺必在二十年以后，若产下数月，即望食报可乎？”[38]晚清新式教育的效果亦当作如斯观。1905年前后，迫于各界有识之士的压力，当然更是出于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愿望，清政府被迫作出了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在这“二十年以后”的1919年前后，新兴的、进步的、发展的积极力量不断积聚，终于在五四运动时期迎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清末学制的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

注释：

[1]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第345页。

[3]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5页。

[4]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71页。

[5]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164-165页。

[6]李铁：《中国文官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7]刘国正编：《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9]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56页。

[10]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11]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12]此数据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统计。

[13]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87页。

[14]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54页。

[1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5页。

[16]郁达夫：《小说论》，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0页。

[1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7-8页。

[18]《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82页。

[19]刘国正编：《叶圣陶语文教育文集》第3卷，第374页。

[20]卓如编：《冰心全集》第8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21]《茅盾专集》第1卷（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6页。

[2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2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77页。

[24]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6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25]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21页。

[26]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2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8]郭沫若：《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创造周报》16号，1923年8月。

[2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

[3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66-67页。

[31]《茅盾专集》第一卷（上），第328-330页。

[32]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86页。

[3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12页。

[34]卓如编：《冰心全集》第7卷，第15页。

[35]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36]《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05-306页。

[37]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38]《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