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着前进——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与嬗变
在当下文坛，“批评”的用法逐渐被“评论”替代，消除了可能由“顾名思义”产生的价值判断色彩。不管这种替代是意味着文学生态意义上的平和或犬儒，还是呈现了更为学理化、客观化的知识生产，“批评”的本义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而“新媒体”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谁都无法否认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多时，也无法否认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在这一时代必须接受的挑战。面临内涵消解危机的“批评”在这样的时代格外引人注目，这和“批评”本身的传统、内涵及内在结构有关，更因为“批评”关涉着当下社会人们的精神、情绪难题的即时呈现。然而，“批评”的传统与当下嬗变并非仅仅是时代环境变化的简单表达，其中蕴涵着现实认知与文学观念的古今博弈，也包含作为一切起点与终点的“人”对自我、他人、世界的抗争与妥协。
一
批评：从“中间物”走向“媒介”
关于“批评”最经典的论著当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这一命名似乎已经在字面意义上定义了“批评”的学科与知识属性。现代以降，关于“批评”的讨论愈发显现出时代症候。艾布拉姆斯在其影响卓著的《文学术语词典》中总结道：“批评，或更具体地称之为文学批评，是研究有关界定、分类、分析、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总的术语。”（1）这当然是一本词典应有的客观立场，而另一批评理论大师弗莱则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本身显然也是一种艺术”（2）。相比于艾布拉姆斯认为的“批评不是一门自然科学，甚至连心理科学也算不上，这是我们在今天仍然必须正视的现实结论。任何出色的美学理论都是从事实出发，并以事实告终，因而在方法上都是经验主义的”（3），弗莱则坚持维护“批评”的内在质地，“在文学批评中，可能也正是一种科学要素，使批评一方面有别于寄生在文学之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与强加于它的态度区别开来”，“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4）。艾布拉姆斯更多坚持文学批评的经验性、主观性，弗莱则更倾向于强调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客观性。二人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分歧，因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学术层面的鉴赏、评价、提问、建构，本身就不应被单一论之，“批评”不仅需要搭建文学作品与社会、理论、事件、知识之间的桥梁，同时需要充当文学作品、作者、读者之间的中介，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相对小众——或者说乏味——的学术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中间物”沟通了作者、作品、读者，以及当下世界，也在担负重要的时代责任，“向熟悉的文本提出当代问题，来重新激发它们的活力，如是澄清文本，深化它们的神秘内涵”（5）。
当然，这依然是对于相对传统、理想的“文学批评”而言，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研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批评”的对象也逐渐扩大至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性别话题、区域争议等。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始，“文化研究”就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底层日常生活为关切中心，某种意义上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化研究”在兴起之初就将被束之高阁的“文学/文化”平民化、普及化，作为“中间物”的“批评”也由此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澄清文本”“激发活力”之外，也需要以更为晓畅的方式接近普通大众。这当然不意味着关于批评的实践由此成为一种人人皆可操练的技艺——正如“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依然是文人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博弈——“中间物”连接作品与读者、现象与问题，却并不承诺连接愉悦与解脱、路径与答案。于是，当媒介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当依托数字、卫星、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时代真正降临，曾经在学术上、理论上被深入讨论的“大众文化”的主体有了发声的场域，以及发声的正义，鉴赏、评论、提问等方式人人得而用之。这一方面使得“批评”呈现众声喧哗的喜人之状，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科意义上的“批评”边界动荡、摇摇欲坠。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是否意味着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批评”即将或者已经开始陷入自我解构的旋涡？
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已经以先见之明做出过讨论。他以学者的严谨定义了“大众批评家”：“面向大众的批评家之任务，便是举些例子来说明具有审美情趣的人是如何应用和评价文学的，从而告诉人们文学又如何为社会所吸收。”“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一门科学，而仅是另一类文学艺术。他们从实效出发研究文学，从中攫取一些自己的观感，却并不试图去创造或进入一种理论体系。”“大众批评家，也即强加于批评界的态度的代言人，往往是草率、随意地利用一下这类材料，事实上，他们对待学者经常像哈姆雷特之对待掘墓人那样，凡从墓坑中抛出来的东西他都视而不见，唯独捡起个古怪的骷髅，才借题大大议论一番。”（6）弗莱的情感色彩十分鲜明，他并不认为“大众批评家”所做的工作属于他定义的学科意义上的“批评”，以此类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对文学、艺术、影视剧作品的“短平快”的评论大多属于这一类。如果以弗莱的标准为标准，便可以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文学批评的学术尊严，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将其他类型统统“排除在外”，简单、便捷且有效。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新媒体时代，这无异于一种粗暴的“掩耳盗铃”。
正如弗莱本人所认可的，“批评能够讲话，而所有艺术都是哑巴”（7）。“批评”在其诞生之初便具有“媒介”的作用，麦克卢汉早就以“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论断提醒我们，“媒介”绝非无关紧要的形式中介，而是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也在影响人的感知结构（8）。所谓“大众批评家”其实正是新媒体时代不可忽视的“批评”与“媒介”的结合，这种结合与其说是“+”，不如说是“×”，是批评者将时代审美、观念、问题、逻辑，乃至精神内核向大众的主动传达。虽然“不能把艺术的价值与大众对它的反应程度粗率地等同起来”（9），但所有艺术的价值也都是从大众的反应中不断删选和沉淀得来的，新的批评实践在初生和发展阶段也总难免流于浅显，却是文学与时代相触碰发出的真实的声音。忽视大众批评、新媒体，或者单纯地以学院派的高傲姿态将新兴的批评类型置之门外，不仅有违时代潮流，也不符合“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发展规律。“媒介、载体与渠道的变化，从口语到文字、印刷术，再到电子技术对语词处理的不同方式嬗变，不仅影响了语言艺术样式的演变，决定了形象塑造、情节结构、抒情风格与审美趣味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人自身。如果要将文学视为有意义的交流，文学史就不能不直面文学生产、流通、消费中对于过去文学遗产的翻新和当下文学现场的建构。”（10）作为“有意义的交流”中的重要部分，新媒体时代的“批评”除了内容阐释上的中介性，也应当在文学生产、文学接受的意义上生发自身的“媒介价值”。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被束之学院的“批评”无法完成自己的“中间物”职能，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与时代和大众的互动，这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弗莱意义上的“学者”愈发脱离群众、无人问津，那么问题便在于，在全新的媒介时代，“批评”应该往何处变？改变后的“批评”的内容与形式是传统的丢失，还是新的生命力的生长？我们又该如何“批评”这种“批评”？
二
新媒体时代：批评降格？
即便处于争议之中，理智的做法仍然是以细致的目光深入考察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正如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做法是从文本的叙述、语言修辞，尤其是隐喻和象征，人物的行为与命运，去揭示其中所折射的文学史变异走向和社会历史意味。这就是要讨论小说文本的内隐与外化，这也是立足于文学的根本上，即文学是关乎字词语言和叙述的艺术”（11）。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依然立足于语言的修辞与叙述，同时关切媒介环境与传播机制。
我们不妨从一个并不新鲜的案例谈起。2022年7月25日，B站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后文简称《二舅》）突然刷屏各大网站、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截至视频发布4天后的7月29日，《二舅》在B站的播放量已达3000万次，多个相关词条冲上各平台热搜，话题内容累计阅读次数超9亿。几个月后，该视频也获得了2022年B站“年度最佳作品”。这组简单的统计数据看似平淡，却是新媒体时代无数媒体从业者经营数年都难以企及的流量目标。短短11分钟的视频讲述了残疾人“我二舅”的人生故事，关涉乡村、贫困、底层、医疗事故、领养、残疾、伦理、养老等诸多敏感话题，一天之内触发大众多条神经。争议和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二舅及以二舅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的高度赞扬，认为他表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传统品质，弹幕“敬二舅”刷屏；二是对视频真实性的质疑，不少人认为“Up主”（网络音视频上传者）杜撰视频内容吸引眼球，吃“人血馒头”，有违媒体伦理，“打假斗士”方舟子也加入战局；三是对“Up主”消费苦难、褒扬苦难倾向的指责，认为“Up主”价值观偏狭，缺乏现代反思精神。吊诡的是，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在最爱高喊“人心不古”的互联网环境中，一旦涉及社会公共争议，大众普遍“批评”的依然是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传统话题。
事实上，“二舅”这一形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并不罕见，从赵树理、柳青、路遥、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便可以梳理出这类农村“能人”的文学史脉络，但如何“讲述”类似的故事则显示出了创作者叙事水平的差异。视频的创作者“衣戈猜想”（本名唐浩）本是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后来在培训机构任职多年，近年专职从事自媒体工作，《二舅》是他精心策划、写稿、编排、拍摄、剪辑后完成的，文案晓畅自然，语调诙谐，金句迭出，分镜、运镜、特写等也颇具电影感，展现出一个专业媒体人的素养。参与《二舅》话题争议与讨论的网友实际上也充当了弗莱所定义的“大众批评家”，他们和唐浩一起，使得《二舅》成为接受美学意义上的“作品”而非“文本”。当然，有意思的地方不仅在于“大众批评”的喧嚣，还在于作者时隔近两个月后发布的回应视频。
唐浩在热度基本完全消散的2022年9月20日，发布长达39分36秒的视频正面此前所有争议，而该视频的封面标题为“二舅的互联网奇幻漂流”。视频以“二舅”从无到有制作一匹木头玩具马的过程为主要画面，文案部分则以视频爆火之后“二舅”的网络评价变化为线索：从“受村里人敬重的瘸老头”到“受村外人敬重的瘸老头”，再到“死了很多次”“成了菩萨”“苦厄本身”，再到“中国医学界的标本”“中国最尊贵的病人”，甚至“金融诈骗犯”“中国阶层鉴定神器”“打假对象”。唐浩继续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以解构式的叙述话语嘲讽了事件中的荒谬和笑料，更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与反思，由此完成了对于《二舅》的“批评之批评”。这又一作品，以逻辑化的梳理呈现了新媒体时代偶然却典型的热搜事件，包含了作者对于大众心理、媒介环境、传播机制的熟稔认知，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堪称“媒介批评”之典范。
然而，即便是典范，《二舅》也只是短暂占据热搜，作者本人的回应视频热度已经骤降，“二舅”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成为如本文一样乏味的论文讨论的对象。与之可以形成参照的，是视频号“木鱼水心”于新媒体环境中的“常胜”。“木鱼水心”不仅连续多年位列“B站百大Up主”，且已经达成B站超千万粉丝“Up主”目标（全站仅6位），集均播放量365万左右。视频号以动画片段赏析起家，后发展出多种类别视频，但仍以影视剧赏析为主，这类偏“传统文艺”的账号能够在B站这一新媒体网站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得。“木鱼水心”不仅设有世界经典电影、知名导演专题，也囊括了如《编辑部的故事》《士兵突击》等具有年代感的中国电视剧作品，新近开设的专栏“星空读书会”则涉足各领域重要书籍赏析。“木鱼水心”视频时间长（基本都超过20分钟，重要专题集均超40分钟），内容信息量极大。视频通常详细讲述影视剧或书籍的主要内容，契合时下观众无暇细读文本却需要了解剧情的需求，同时加入诸多学术性评论，有系统、专业的既往研究的文献综述，也有诸多具有个人风格的创新论点，甚至会加入对专有名词、理论的科普。视频节奏舒缓，娓娓道来，配音、配乐和片段剪辑呈现难得的闲适美学。观众可以借视频下饭，也可以一边播放视频一边做家务、做运动，但视频提供的知识含量、学术思路、解读视角、新颖观点又是极丰富的。“木鱼水心”是新媒体时代的“传统文艺批评”，在媒介性、知识性两条道路上都做到了近乎极致的呈现。如《水浒传》系列视频不仅对读原著、不同年代和版本的电视剧，同时加入相当篇幅的原著讲解、历史背景、时代接受、比较研究等，合计50期，每期长达1小时，更新周期1年多，文字稿已然可以整理为多篇专业论文。当然，这种“过高质量”（overqualified）的视频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也使得“木鱼水心”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陷入生存危机。
《二舅》和“木鱼水心”无疑都是“文学批评”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实践，它们接受了时代的挑战，也抓住了媒介变革的契机，在偶然和必然的规律下获得巨大流量，展现了“批评”与“媒介”的适配：把握时代的敏感神经，讨论大众的内心关切；以便捷有效的方式满足普通观众的文艺需求，以“不惜代价”的方式完成对文艺创作的坚守。我们都无法预知这样的新媒体时代会持续多久，“木鱼水心”的关注者也许会在某一天忘记打开最新的视频，正如现在已几乎无人问津《二舅》，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流量和关注就没有意义，它们的“起”与“落”正是“批评”ד媒介”的具象显现，容纳着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受众的即时反馈。
根据麦克卢汉定义的“热媒介”，当下的社交平台、网站、APP等新媒体都在一步步形塑受众的思维方式与观念意识，甚至影响了公众的社会参与，以及人的能动性发展。“媒介”从来不是单纯的形式本身。换句话说，这些“新媒介批评”并非“批评”的降格，而恰恰是替“批评”走出逼仄的研究领域，去考察正在发生剧变的广大的思维与实践空间，而这些剧变，或早或晚，终将反噬其起源与内核。那么，在媒介全面变化的当下时代，“批评”该如何在起源与内核的意义上面对新的定义与使命？又该如何寻找到存在、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
逃离“议程设置”：无问西东
关于媒介变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本雅明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中，本雅明借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作家列斯克夫作品的讨论指出“讲故事”的“工艺”的日渐消亡。在本雅明看来，列斯克夫是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因为他的作品里浸润着“口口相传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这种经验也会随着故事的一遍遍被讲述和讲述中，与听众形成的松弛、自然的互动氛围而不断增强、繁殖，构成“讲故事”这一技艺的内在积累。故事与讲故事的人在这种状态下所呈现的，正是本雅明多次论述过的“灵晕”（aura）。本雅明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印刷、传播等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这种传统技艺的灵晕正在走向暗淡。长篇小说、新闻消息等体裁的出现让本雅明深感焦虑，他遗憾于小说家的“离群索居”“对人亦无以教诲”，遗憾于新闻消息的“被解释得通体清澈”“欠缺丰满与充实”。本雅明并非保守主义者，他理解这种状况的出现来源于新媒介环境之下作者无法再做到讲述故事过程中手、眼、心的协调，听众也无法再沉溺于轻松自由的精神状态，但他依然认可小说“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也承认“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不是来自远方的报道，而是使人了解近邻情况的消息”（12）。作为深谙“资产阶级世纪”的哲学家、批评家，本雅明以怀念“柏林童年”的情感眷恋着“讲故事”的技艺，但他同时明白机械复制时代的不可阻挡，更明白在这样的时代进行文学书写的内在价值。本雅明对“进步”的批判本身包含着对时代的拥抱，或者说，本雅明对“灵晕”消逝的慨叹包含着对新的技艺，以及新的对技艺的批评方式的召唤。
本雅明由是阐释了独具特色的“历史的天使”，阐释了何为“救赎”，以及容纳了历史与救赎的“寓言”。那个“背对着未来”看着历史废墟的天使也始终在前进，以非线性、碎片化的方式造就的“寓言”也依然是以书写为中介，这是本雅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媒介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最为积极的应对。张旭东曾指出：“本雅明的文化史研究和认识论批判，无论其具体课题和方法如何变化，总是同重建技术时代的‘史诗性智慧’，为批判的历史意识找到观念和风格的形式这个目标息息相关。本雅明的‘自然史’概念，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是一种批判意识的时空框架，它在自然的进程中看到人的因素，也在技术、社会、文化的进程中看到自然的因素。它是人与其环境之间的辩证法，是过去在现在之中富于教益的存在，也是现在对过去的充满记忆的承诺。在此，主体和客体互相包容、互相占有，而非彼此排斥。历史作为‘人化的自然’，而自然作为‘自在的历史’，都在对方的存在中看到了自己的‘合目的性’（purposesiveness）。”（13）张旭东对多义的本雅明的阐释切中肯綮，本雅明提供了技术时代“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存在的功能与意义，更提供了这些形式生长的时空逻辑。通俗地说，本雅明在对传统与经典进行维护的前提下，更以批评家的身份烛照了对观念与风格呈现方式的天人合一、与时俱进。在本雅明的观念中，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进步观并不值得赞赏，真正重要的，是人与环境的互动和谐、彼此成就。
由是观之，当我们惊恐于环境变化带给文学的挑战并在纠结是否要进行概念的区分定义时，也不过是在回溯古老的话题。《二舅》和“木鱼水心”的处境也正契合本雅明的远见：在“自然史”的框架中呈现人与环境的辩证法。“灵晕”或许不再，但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的作者也正如那“背对着未来”的天使，即便满眼废墟，却也是在“倒退着前进”。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这种前进也并非对进化论的信仰，而恰恰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包容，乃至矛盾、统一。这也就使得我们在对待新的媒介环境中生发的“文学/文艺/文化批评”时，也无法以褒贬单一论之。青年学者李静在讨论技术时代的文学创作与传播等相关话题时，就曾表达过这种忧虑：“我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资本—技术—平台的塑造下，更能适配当代生活方式、直击情绪痛点的文化产品不断被制造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文化传统的活力。比如以《西游记》为例，近期的‘打工西游’（将取经视为‘项目管理’，‘打工人’自我代入）、暗黑西游/权谋西游等各种类型的‘重述’与改编，无不激活了当代人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但另一方面，我们与经典文学之间并非亲密无间，而是被‘中介’了诸多权力，我们所感受到的‘娱乐性’‘自由感’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许多议程（‘风向’‘痛点’）是被设定好的。”（14）李静显然是极其敏锐的，感受到了新媒体时代文化产品与公众情绪的对标，也察觉了背后的“替公众发声”的权力与中介。
这种感受其实并非偶然或杞人忧天，其背后是在传播学中被广泛提及的“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大选，学者们通过调查发现，选民在犹豫投票给谁的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或者说，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大多来自新闻媒体的塑造，从报道的对象、角度、频率、深度、偏好，公众逐渐生活于新闻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中，不自觉地跟随媒体的议程走。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热搜榜”，我们总是关注“大众”关注的内容，在“新”“热”“爆”的标签中游走，并相信自己正在“主动”选择自己关注的内容。然而，这些标签背后，登上榜单的内容也始终受控于一种技术数据模型，受控于一套有意识形态思想指导的操作流程。学者伯纳德·科恩便认为：“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15）用李静举的例子来说，媒体——更确切地说新媒体时代的批评产品——对《西游记》的“再创作”“设置”了公众的关注内容与关注焦点，如国产动画片《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舞台喜剧《喜人奇妙夜·八十一难》，以及近日风靡全网的游戏《黑神话：悟空》等，都在以一种新型的“媒介批评”向大众传达“议程”，或关注打工人心态，或关注人性暗黑，或体察卑微者处境……公众以为寻找到了互联网“嘴替”，殊不知心声被替代的“需求”与“内容”都是由以不同方式、路径对之进行报道的媒体一步步完成的设置。
当我们试图继承本雅明的遗产，试图在自然史的框架中批判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互动，也必须直面技术环境变化带来的更多议题，“议程设置”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这或许也可以回答我们在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议程设置”的存在，过了“设置期”的那些问题、情绪就会被实时更新的、更为“当代”的热点问题所淹没。《二舅》和“木鱼水心”如是，那些没有进入文学史、社会史，以及人类史的作品、问题、进程亦如是。如果新媒体时代的“批评”有使命，那最基础的使命应该是对“议程设置”的逃离，是解构“设置”背后的力量，是关心“议程”背后深层次、结构性的话题，是实现“人化的自然”于“自在的历史”中的前进。
当然，当我们继续辨析被写就的历史，被降格的与被设置的，何尝不是新媒体时代的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又一种“自然”？即便无法再以传统意义上的“灵晕”定义作品和批评，谁又能否认“灵晕”的内涵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或者说，即便是短暂的纾解压力、提供心灵困境的脱离路径，新媒体环境下的“批评”何尝不是在创造一种具有“当代性”的“灵晕”？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恰恰在于，新媒体时代对“（传统）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这短暂的当代灵晕之中被设置或束缚的“人”的意志与能动性，能否在“变格”的——如果不是降格——“批评”之中寻找到时代与自然交互中的缝隙，实现真正的价值突围？本雅明所见的“倒退着前进”的天使，以悲悯之心施以救赎，又何曾在意过新旧、冷热与西东？
结 语
不论在什么时代讨论“批评”，其实都很难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批评理论中有许多涉及事实的论述因为只是部分地与理论的总体视角有关，因而受到这种理论视角的制约。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这些论述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并非持任何观点的人都会认为它们正确。因此，我们不能像在各门精密科学中那样，指望在批评中也求得某种根本上的一致。任何这种企望最后都注定要使人失望。”（16）这种无法定义，以及不确定性或许才是“批评”，乃至“文学”最为动人之处。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陷入历史和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我们依然在追求给予“批评”以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客观性的学科地位，同时不忽视“批评”诞生之初的“中间物”属性，时刻提醒所有相信“批评”具有活力的研究者关注其所跟随的媒介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构成挑战，但更多应是丰富与新变。这当然也并不是过程与结果谁更有价值的陈旧讨论，而是关乎个体与媒介在历史中的“势能”变化，关注这些变化留给时代、语言、文字、人心的痕迹。如果“文学是人学”是永恒的真理，那么“批评”应该是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学科，更是关于“人与人”的交往、观看、不解、容忍、共处的学科。
身处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新媒体时代，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和最坏的时代都有光影和斑驳，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都需要背对着未来的天使，需要天使疏阔的目光。废墟中的人们挣扎求存，却得见天使正“倒退着前进”，那么，“批评”——关于既往文本的温故、关于当代问题的提出、关于历史与现实活力的激发——便有了活力与意义。
注释：
（1）〔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第135页，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4）〔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第4、10、6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3）（16）〔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3、3页，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纽约书评》对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的评价，见〔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封底页，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7）（8）（9）〔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第11、15、6、5页，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10）刘大先：《当代性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史写作》，《江淮论坛》2020年第3期。
（11）陈晓明：《小说的内与外》，第1-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12）见〔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96-101页，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3）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9页，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4）李静：《跨媒介转化：技术时代的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微信公众号“文学新批评”2024年8月21日。
（15）Bernard Cohen，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1963，p.13。转引自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