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近日，游鉴明《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运动场内外》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研究专家游鉴明扛鼎之作，从性别视角研究近代江南女子身体和体育问题，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等关系，呈现近代中国体育女性的鲜活历史和复杂图景。“三八节”来临之际，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该书中部分篇章发布，以飨读者。

运动会是公开展示的活动，不管在校内或校外举办，总是吸引大批群众观赏，记者就是其中之一。每当有运动比赛时，他们就蜂拥而至，把竞赛过程、比赛结果，乃至观看的心得刊载在报刊上。对无法到现场观看运动比赛的民众来说，报纸是提供体育消息的重要管道，特别是在区域、全国性或远东运动会举办的日子，人们只要打开早报或晚报，运动会的活动情景便尽收眼底。媒体对运动会新闻的报道，大致有两种形态。有时媒体以政府代言人的姿态宣传运动会举办的目的，并介绍体育常识，以及运动会的章程、规则、比赛技巧等，形成一种价值或规范，让社会大众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严肃生硬的报道方式很难吸引大众，也令报刊的销路受到影响。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有时记者必须以活泼的笔调，激发大众对运动的兴趣，而运动竞赛的娱乐性，正给记者提供了这类素材，所以记者在报道各项竞赛时，不是仅着眼于运动技术、比赛的胜负，运动选手在场内、场外的八卦新闻，也都成为报道的重点。由于运动员和演员一样，都是公众人物，观众对她们充满好奇，也喜欢对她们评头论足，于是媒体掌握了社会大众的这种心态，让运动员无所遁形。本章分成四节，第一、二节观察记者如何描写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演出和竞赛，以及记者用何种笔调报道与竞技无关的新闻，怎样刻画运动员在运动场外的各种活动。第三节探究媒体对明星女运动员的各种报道。另外，运动员固然是运动会中的焦点，但许多媒体也注意到运动场边的观众，因此本章最末一节，将分析记者眼中、笔下的观众呈现了何种景象。

运动场上的形形色色

报道体育新闻的记者，通常以全方位的方式，去观察运动会或运动选手，除了把女子体育表演和运动竞赛的过程当成报道的重头戏，他们对女运动员的姿势或技术，也十分注意，不但细腻描述，还会发表个人评论。在文字形容之余，摄影记者还通过照相机这一现代化设备，向观众展现她们各种真实的样貌，其中有运动场上的竞赛动作，也有无关竞技的各种风姿，这种文字与照片的刻画，让观众对运动员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是带领大众走入体育世界的好办法。

一、描写运动竞赛

（一）从团体表演到球类比赛

前面章节提到，在倡导尚武精神的清末民初，兵事体操固然被列入体育教学中，但女学生并没有被要求必须接受军事化的体能训练，仅部分女校仍进行这类运动，甚至把成果呈现在运动会或游艺会中。1905—1910年，在《申报》《教育杂志》对沪苏地区学校运动会或校际联合运动会的报道中，不时可以看到女校学生的运动项目，不限于一般体操、游戏、舞蹈或球戏，还有许多超乎我们想象的尚武表演。由此看来，这时期学校对女学生身体的训练，做了很大的调整，处处向男性运动看齐。

当女学生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在运动场上时，记者或大众以何种眼光观看她们的表演？有资料显示，最常见的描述不外是“精神活泼”“步伐整齐，异常娴熟”。也有不少媒体从阳刚、男子气概的角度，写下他们的感想。例如，有记者看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第三次运动会，立即认为“中国女子多柔弱，今可一革此风矣”。除此之外，民国初年有关女学生运动会的报道，更不乏这类字眼。上海女青年会举办的各私立女校联合运动会中，记者用“活泼强健，不让男子”这几句话，形容参加拍球和障碍竞走的女运动员。爱国女学校在江苏省立学校第三次联合运动会上的篮球游戏表演，则被媒体当成破天荒的事，并指出：“服式装束，悉仿上海女青年会体育专修科之定制，大有欧风。弄球而驰，视男子略无逊色，洵可嘉也。”至于浙江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的女校运动会，更被定调为“以作尚武之精神，救文弱之积习，使浙水东西之士女，咸知欲强其国，先强其种，欲强其种，先强其身之理”。

由于这时期的女子体育正处在萌芽阶段，又着眼于团体演出，媒体关注的不只是全体表现，还包括运动的指导人。1915年，中国女青年会在晏摩氏女学堂召开女子运动会时，女青年会的外籍体操教习（教师）殷（译音）女士，以灵活的动作指挥全体运动员，抢尽全场风头，在场的《大陆报》记者对殷女士的指挥和女性观众的反应，做了丝丝入扣的描述：

殷女士始终蹀躞场中，以全副精神发号施令，如军队中之教练官然。有时参列之学生过多，指挥形势，虑不明晰，则立桌上居高指画。其登桌也，但须退后数步，略作奔驰之势，一跃而上，殊不费力。女宾中之旧习未化者，始而瞠目直视，俄而作不以为然之笑，未几似赞成矣，未几拍手矣；又未几则欢笑赞叹，若心理全变者。

从这段记载很明显地看出，在记者眼中，这位女教师不是普通女性，而像是战场上的指挥官。

随着女子运动从表演走向竞赛，再加上体育新闻成为媒体的重要版面，大众争相目睹的女运动员成为体育版的焦点，各大报刊的记者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生花妙笔描述运动场上女运动员的百态，而且着重个人风采。在各种报道中，记者对女球员的诠释多半超越性别，“勇敢善战”“神出鬼没”“百发百中”“勇于攻守”“矫若游龙”“万夫莫敌”等字词，经常出现在女子球赛的报道中，其中身材壮硕的女球员多半被喻为男性。例如，崇德女中的陈新元“气力砍大，有如男子”。此外，在记者笔下，每位女球员仿如战场上的骁将，她们的身手超越常人。例如，复旦大学女子篮球队队长陈淑贤的球艺被形容为：

攻守兼能，任前锋与“钢钻”无异，针针见血，记记成功；任后卫与“铁柿”〔“铁柿”又称“象牙树”（diospyros ferrea）〕相若，弄得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全校同学呼之为“雌将军”。

动作矫捷、精于抢球的东南女子体专王志新，更是神奇：

每见其玉臂初展，球即如吸铁石席卷而去，诚有如常山赵子龙在千万马中如囊中探物也。

这种把球场当战场的书写方式，似成为一种流行风尚，不只是记者，即连球员本身在描述队友的球艺时，也采用类似的笔法。一位浙江省立中学女篮队队员曾这么写道：

每次作战，我队员都具有坚决的应战心，故愈战愈起劲，有合作美妙的传球，常以短传推进，使敌方难以摸捉：在三传五递之后，即至敌人腹地，冲锋陷阵，人到球随，予观者以难忘之回意〔忆〕。马不离鞍，随来疾射，美妙的动作，时常活现在观众眼帘之前。

而振华女学校的球员，则以作战和马戏表演来看待该校女篮队与苏州慧灵女中的一场表演赛。就因为这群来自校园的明星女球员被众人视为女战士，所以她们在校园中的封号也非常阳刚，例如复旦大学有“三将军”，东吴大学有“四大金刚”，爱国女中有“飞将军”，其中东吴的“四大金刚”，还是男同学送给她们的雅号。

除了文字描述，当时球赛的激战实况，经过相机的拍摄，一幕幕地呈现在时人和当今我们的眼中，女运动员的确给人雌雄莫辨、勇敢善战的印象，从以下各种球赛的写真照，即见一斑。

（二）男女共赛

早期的运动会多半男女分开举行，1916年11月，浙江中等学校举办第一次联合运动会时，前两天是男校运动会，后一日则安排女校运动会。在第三章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女学生不愿意男学生干预或观看她们运动，但随着女学生参与运动竞赛的普遍化，不只是运动会的竞技项目不再有性别区隔，啦啦队的成员也混合着男女学生。当球类运动成为流行风尚时，男女学生经常相邀赛球，在非正式的运动场合更出现了男女共赛，由于这类比赛不被列入正式比赛，又难得一见，因此，相当引人注目。而记者对女运动员在男女共赛中的精彩表现，往往赞不绝口，上海《时报》曾对一幕男女排球赛情形做了如下报道：

对垒者为晨钟及东燕，前者属娥眉倒竖之娘子军，后者系威风凛凛之少爷兵，交绥之下，娘子军非同凡响，以三比一击退伟男子东燕队，为妇女体育界生色不少。

参与男女共赛的女球队多半实力雄厚，她们之所以应战，一部分原因是受男球队邀请。1929年5月，在上海男子排球界素负盛名的大夏大学男子队，向当时勇敢善战的民立女中排球队下战书。由于大夏队没有事先说明邀战的是女生还是男生，因此，当民立队发现她们的对手是男生队时，十分不悦，当场要求对方必须改派女生队出马，她们才愿意应战；但因为女生队不容易召集，大夏队只好临时组成男女混合队出战。两队比赛三局后，民立队才答应与男生队交战二局，这五局比赛历时三个小时，民立队虽然战果不佳，却毫无倦态，深受观众钦佩，记者把这场比赛称为“女界罕有、空前未见的剧战”。

男女共赛的另一种原因，是为了增进球技，出战的也多是首屈一指的球队。例如，女子篮球竞赛原本没有男女共赛，当两江女篮队成为上海所向无敌的女子篮球队之后，该队曾采男子规则练球，在1930年，先后与童子篮球队、上海体育新闻记者团、交大篮球队比赛，开了篮坛男女共赛的先例。

不过，男女共赛不完全是严肃的演出，有时也以轻松的方式进行。1933年，杭州“浙江建设运动会”闭幕后，上海各报特派记者应厅长之约，与厅长组成球队，对抗东南女专和两江女专的球队。由于这场比赛是余兴表演，因此比赛时笑料百出，与一般球赛大异其趣。面对逗趣式的比赛，记者当然不会把女球员英雄化，但类似这样的比赛逐渐流行后，引来不少非议，这部分留待第六章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连串关于运动技艺的描绘，与倡导“尚武”“强种”的国族论述相互吻合，呈现的是“愿巾帼、凌须眉”“励志愿、作女英雄”的女国民形象。不可否认，这群记者或球员在虚拟情境，把读者带入战场，并将女运动员英雄化；即使是在讲求“健康美”的1930年代，也不乏这类叙述。对照前章女学生和男学生互争运动空间的例子，此处更进一步说明，女性介入过去被视为具有男性气质的运动时，不但不输给男性，还挑战“女性身心不及男性”的这类论调。然而，这种报道方式，只是体育版面的一部分，有的记者还喜欢观看运动场上女性的其他活动，更有兴趣描绘女运动员的穿着打扮，或是刻意凸显女运动员的真性情。

二、无关竞技的报道

（一）女人的运动会？！

当女性有机会在运动场参加竞赛时，记者观察到她们受到的待遇，以及她们的表现，连男性都得退避三舍，这种情形在第四到第六届全运会中，最为明显。

第四届全运会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全国性运动会上正式登场，因此，深受媒体关切。《申报》的编辑在该报“全国运动大会特刊”的引言中，把女运动员参加第四届全运会这件事，视为这次大会的特色之一：

我国女子素以娇小文秀为美观，不出远道为习尚，而今一般肌肉丰满、短衣露腿、矫健美丽之女子，雄纠纠〔赳赳〕驰骋于运动场上，虽东北西南两隅，亦不嫌路途之跋涉，均来比赛：可见我国体育已普及于女子。

而大会也对与会的女性相当礼遇，开幕的游行队伍，以女性在前，男性殿后，代表演说或领取奖品等，同样是女先男后。其实比第四届全运会早半年召开的江苏省运动会，邀请当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颁奖时，也是先颁女性，再颁男性，一时传为美德，而杨杏佛这样的做法，主要在提倡“女子体育”。

事实上，这之后女性选手不但有机会在全国运动会亮相，她们出席的比例也不断增加，而竞赛的成绩更是杰出。例如，1933年的第五届全运会是在东北沦陷之后举行的，会场设在新盖好的南京中央大运动场，规模相当宏大，可容纳6万名观众，开幕期间，运动会场人山人海。出席这次运动会的选手共有2259名，其中男选手1632名、女选手627 名，是历年来女性参加运动会人数之最，其中上海、北平、河北、天津、广东、南京的女选手占绝大多数，大约90%。再加上女子竞赛项目的增加，女性参赛的人数远超过第四届，女子篮球就有17队，选手人数计100多人，女子排球也有14队。

到第六届全运会时，女选手更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据《时报》记者南方张的调查，不管是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看运动或看报的人都承认这个事实。这次运动会上，11项田径赛中，女性打破全国纪录的占了7项，领先男性，因此，女子的体育受到很大的肯定。同时，这次参赛的女运动员较多，大会对女运动员住处的安排比男运动员优厚。女运动员的宿舍在体育馆内，只是环境较嘈杂；男运动员的住处则地方狭窄、光线不佳、空气不流通。对于这个有天壤之别的待遇，有男运动员忍不住感叹：“但愿生为儿女〔女儿〕身。”

除此之外，在大型的运动会里，有不少女性穿梭其中，参与各种活动，这也引起记者注意。南方张就指出，第六届全运会中处处都看得到女性的身影：女童子军、女招待、女护士之外，还有负责颁奖的要人妻子、女性播音员、女记者、女速写漫画家；而在女选手宿舍服务的，从管事到侍役，都是女性；至于场外商店的职员或接待，也无不是女性。因此，南方张夸张地说：“全运会是属于女人的！”

（二）争奇斗艳

事实上，面对运动场上的众多女性，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女运动员的一举一动。而对女运动员来说，运动会是一种公开活动，为赢得观众的好感，她们不仅向观众展示运动技术，也讲究自身的外观，甚至以摩登、新派的装束引领时尚，让记者得以借题发挥。女运动员参加竞赛时，究竟应该梳何种发型，穿何种服装？关于这些，早期并没有硬性规定，随着运动竞赛规则的日趋严格，运动选手的服装开始受到重视，在大型的运动会中，为了与不同队伍做区隔，每一团队都有自己的装束，许多团队更以特殊造型包装自己，以吸引观众。

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运会，共有36个团体参加，女选手计200多人，每个地区都展现不同的姿容或服装。据记者报道：

辽宁女选手，则姿势挺拔，且身度较高，广东则英武活泼，长江一带，则流丽矫健，服色在北方多深沉，中部多鲜艳，南方多奇异，颇足以代表各地之风俗习性。

其中发型的款式更成为焦点。以1927年的远东运动会为例，当时代表中华队参赛的华东女排队员，全体梳着短发出场比赛，与束着发辫的对手——日本女选手，形成强烈对比，在短发才刚流行的时代，华东队的发式确实“艳惊四座”。《申报》记者林泽苍在报道这一幕之外，还引了胡适的话指出，日本各界反对剪发，并取“摩登”（modern）的谐音，讽刺短发为“毛断”，但在林泽苍眼中，中华球员的短发是新女性的标志。事实上，蓄短发，穿着白衣黑裤、软底鞋和短筒袜的女运动员扮相，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运动赛中的标准打扮，但对中国的观众而言，这是最摩登的式样。也因此，以这种造型上场的女运动员便顶着摩登和新女性的标志，吸引着记者和观众的目光，一旦女运动选手都以短装短发出场，其他的妆扮就都变成另类。在1930年的全运会中，上海女选手殷林贞没有剪发，便有记者认为，这给人“美中不足”的感觉。

（三）场内拾遗

记者最常叙述的是女运动员出糗的一幕。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有38个团体参加，人数达2670人，记者记下许多花絮。例如，五十米短跑预赛时，王文琴和友人不断交谈，没有听到裁判的指令，她的教练急得跳脚，大喊：“文琴，时候到啦，赶紧脱掉裤子，快一点脱啊！”观众听了，群起拍手，弄得教练十分尴尬。其他如聂其炜指责随军医士没有在她腿上抹油，让她“弄不快”；孟健丽在摔角比赛时，被对手拉破汗衫，观众大喊“春光泄漏”；等等。这些口误或黄色笑话成为当时最令观众开心的事。

至于运动员错失锦标而痛哭流涕的一幕，在全国性或国际运动会的花絮报道中，更是到处可见。在第六届全运会上，《玲珑》杂志的记者以“女选手的眼泪”为题记下失意队伍的伤心：“福建队因一分之差输给上海队，队员多‘泣不成声’，而田径落选的也多‘痛哭一场’。”至于女运动员比赛时的表情或动作，记者也都不错过，包括“比赛时不戴眼镜”“打球时手系红帕”这些小细节。两江的女运动员席均喜欢穿长裤、戴翻边白帽上场打球，观者认为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无异于男性。记者对女球员的关心，不止于前述；他们还从环肥燕瘦等不同角度，刻画女球员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容貌姿仪。

相对于把女运动员英雄化、神化，上述的报道方式更能展现女运动员真实的一面，带着读者走入女运动员的多元世界。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有的记者其实是带着偷窥的心态，去满足读者的好奇的。在紧接着要讨论的女运动员场外活动的这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记者如何费尽心思挖掘、渲染女运动员的生活，使之呈现出与运动场上不一样的面貌。

运动场外的花花絮絮

大众对这个社会新群体的关注，不止于她们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的那一刻，还包括她们在场边或场外的各种动向。为了满足大众，女运动员离场之后，记者仍如影随形地跟踪她们，试图通过文字和摄影镜头，将她们再现于大众眼前，因此，女运动员在场外活动时，几乎无所遁形。针对这类花边新闻，各报刊记者采用“花絮”“写生”“巡礼”“快镜”等专题，尽情报道，完全不顾报道方式或内容是否侵犯了运动员的隐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性运动会上，记者不仅留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地方属性，因此，随着记者观察角度的不同，女运动员给读者的印象是相当多面的，甚至是超乎运动场上所看到的。

一、从公共场所到私密空间的女运动员

运动会期间，运动场是女性运动选手的主要活动舞台，观众席、宿舍或街头，都有她们的身影，她们的角色也是多变的，可以从演出者转为观赏者，或是消费大众，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然而，和一般大众不同的是，女选手无法自由自在地闲逛，她们的身旁始终围绕着各种关注的眼神，媒体记者更是寸步不离。特别是大型运动会开幕后，各报纸无不以特刊连载运动会的实况，直到运动会闭幕。

（一）观众席的一隅

由于女运动员离场后的活动不是记者能全盘掌握的，为了炒热运动会新闻，多半的报道是即兴式的，所以其中一大特色是，媒体笔下的女运动员形象，和竞赛时的有很大的落差。以观赛为例，在第六届全运会的一场球赛中，《玲珑》的记者发现，坐在观众席的许多女选手都带着绒线编织，看得兴奋时，还以脚代手不断地击着地面，记者以“有如鸟儿在笼中挣扎”来形容这滑稽的一幕。从这则报道中，读者不只看到一群女运动员如何地手脚并用，也认识到来自学校的女运动员其实和多数女学生没有两样，运动仅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闲暇时，她们和其他女学生一样，都喜欢织毛衣，因此，当时织毛衣的流行文化，被她们带入运动场边。而这则报道还凸显了运动员的性别特质，因为如果是男运动员观赛，不可能有织毛衣这样的动作。

（二）街头店家巡礼

到了运动场外的街头，女运动员又呈现何种样貌？例如全运会主要在大城市举行，对来自各地的运动员来讲，除了参加运动竞赛，他们很难不被城市散发出的诱惑吸引，像是在杭州、南京和上海召开的全运会，更让内地的运动员流连忘返，甚至大方消费。前章提到的陈湄泉，她的父亲因为对她能代表学校参加全运会非常兴奋，特别给了她两百银元的旅费。参会期间，她游览太湖、梅园和西湖，还到上海的永安、先施两大百货公司大采购，把父亲给她的两百银元，花到只剩五六十元。报道第五届全运会的《大晚报》记者也发现，当各项运动比赛结束后，女选手纷纷“脱却征衣，换上红妆”，终日旗袍革履，徘徊在各地。

一位《玲珑》的记者以“采风”为名，观看第五届全运会不同地区女运动员在街上的穿着和行谊。记者指出，山西、湖南等省因风气闭塞，女选手“谨谨克克，规规矩矩，把大腿紧紧缚在长长的运动袄里”，而香港选手就大为不同，把“雪白或黝黑的大腿，赤裸裸的露了出来”，站在街上争买水果点心，结果引来南京“道地土老儿”争相来看“香港大腿”，把南国女儿包围得水泄不通，而这群沙场老将，却面不改色。另一位《玲珑》的记者，则把游泳冠军杨秀琼在良友书店买大会纪念册，巧遇电影《体育皇后》女主角黎莉莉的一幕，记载了下来。当时，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在手帕上签名，杨秀琼还当场答应教黎莉莉游泳。这些由记者挖掘出来的小道消息，充分反映了女运动员生活化的一面。

（三）休息室和宿舍的轶事趣闻

女运动员在公众场所的活动，是多数人能够看到的，但她们在休息室、宿舍这些私密空间的活动，却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记者掌握了读者偷窥的心态，对这方面的报道着力甚深。

运动大会提供给运动员的休息室通常是男女分开的，但《全国运动会图画专刊》的记者发现，不同地区的运动员对休息室的使用，有不一样的因应态度。例如，虽然第四届全运会的男女选手休息室是各自分开的，但辽宁与广东两队的男女运动员却不分彼此、共处一室。不过，这位记者倒是相当开明，对于这个很容易引人非议的情况，他指出：这是男女平等的时代，运动会又在光天化日下举行，休息室实在没有必要分开男女；他甚至夸赞这两个地区“已得风气之先矣”。有的媒体则不只描写休息室的风光，还拍下现场景况供读者观赏。1931年9月出刊的《玲珑》杂志，就出现这张运动员在休息室穿鞋子的照片。

除了硬件设施，记者更有兴趣挖掘女运动员在私密空间的轶事。例如，身材魁梧的陈金钗在出席全运会时，曾装扮成美少年，因为雌雄莫辨，闹出被排拒于女球员宿舍外的趣闻。这则新闻显然不是出自记者的亲见亲闻，而是其他人的传述；但有些新闻的确是来自记者的直击。《吴县日报》记者王淑贞曾大剌剌地进入女运动员宿舍，揭露宿舍秘辛。例如，在电影业发达的1930年代，看电影是许多学生的消遣活动，能够在运动会上看到自己仰慕的电影明星，更让这群运动选手兴奋不已。一位河北选手因为有机会看到当时颇有名气的电影明星黎明晖、黎莉莉，竟然在睡梦中大喊“黎莉莉真好！”，而这个趣闻就在王淑贞撰写的《女选手宿舍写生》中披露出来。

当时女选手宿舍采共浴方式，女选手如何解决沐浴问题，当然是一则劲爆的新闻。王淑贞也在《女选手宿舍写生》一文中，把她在宿舍掌握到的消息向读者爆料：“南方姑娘能坦率宽衣入浴，北方女选手却着衣沐浴。”另一份《娱乐周报》也提到令女选手感到难堪的淋浴问题，指出：一般怕羞的女选手，因为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敢使用浴室，造成寝室原本欠佳的空气更为恶浊。

不过，记者们在宿舍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宿舍里摆放着不少化妆品。1933年，《时报》的记者参观江苏省第三届省运会的女运动员宿舍之后，特别把宿舍墙隅地角堆满运动员化妆品的情景报道出来。《吴县日报》的另一位记者更自诩为“侦探”，以“女宿舍巡礼”为标题，写下他在第六届全运会女选手宿舍的观察。记者除了介绍宿舍床位的摆放和沐浴设备等，还品评女运动员的装扮，他指出：广东、上海和香港女运动员“服装轻俏、行动坦率”；北平的选手个个“浓妆艳抹”；山东的女选手中，虽有少数人“趋向摩登”，但大体朴素、敦实；至于四川选手，比沿海各省“挚诚”。针对这样的发现，记者觉得自己“有些迷糊”，因为他不知道女运动员究竟是现身“竞技场”还是“赛美会”。

而女选手为何如此重视涂脂抹粉？《时报》对1935年全运会的山东女选手进行观察后指出：山东女选手因为发现港粤沪等地的女选手满脸涂红抹白，到处受人注目，所以为了不让他人专美于前，特别在大会的临时商场购买大批胭脂和霜粉，准备和她们一较“艳色”。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它都清楚地指出，女运动员注重“面子”的情形，广泛受到记者的注意，同时也招致各种批评，这部分将在第六章详细分析。

二、纵身社交圈的女运动员

竞赛结束后，成名球队或女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此趋于平淡，反而更加多样而复杂。除了参加与运动有关的表演赛、友谊赛，还要应对各种人际关系，参与各种社交活动。而比较常见的是参加公益活动或倡导运动的表演赛，其中受邀赞助赈灾的活动，更不胜枚举。例如，1929年，为筹募陕甘豫赈款，上海女篮赛的冠、亚军得主——强东队和崇德队，一起受邀参加女子篮球慈善赛，券资所得悉数赈济灾荒。此外，运动选手也协助体育影片的拍摄，例如1934年轰动上海的电影《健美运动》中，便有东南和两江学生表演运动的镜头。

除了集体受邀，以个人身份出席的运动员，也不在少数。1934年，江西省为了响应新生活运动，举行首届女子运动会，特别邀请全运会的出名女运动员杨秀琼和钱行素前往表演，并要求全市女校学生全体出席。这场运动会很显然是借她们的表演，倡导女子体育。

正式运动竞赛或表演赛之后，邀请单位或各界人士，通常备有餐会或各式交际应酬，以款待运动员。前述的陈湄泉曾表示：“走到那〔哪〕儿都有同乡会招待，所吃、所用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显然这些社交应酬让陈湄泉大开眼界。不过，当女运动员参加社交图33女球员梁丽芳活动时，记者也穷追不舍地报道女运动员应酬的整个过程，包括参加哪些应酬、在应酬中的穿着或应对情形。

在第六届全运会中，马来西亚华侨选手邓银娇，因跳远创新纪录，大出风头。当她与马来西亚选手一起参观暨南大学时，该校侨生热烈欢迎。为了请邓银娇签名，学生们把邓银娇包围了近半小时，结果记者发现，邓银娇签名时“含笑蹙额，大有啼笑皆非之概〔慨〕”。女运动员有被群众包围的经历，但同样地，她们也会包围自己的偶像。

1935年10月，上海国货工厂联合发起招待全运女选手的茶会，在场记者一方面描绘女选手浓妆艳抹、穿着华丽，一方面注意到茶会结束后，许多女选手包围着杨秀琼，请杨秀琼在她们的题名册上签字。这则报道，让读者看到脱下运动服后的女运动员，其实和一般人没有不同，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杨秀琼和黎莉莉的相遇，还有河北女选手的梦中语，她们自己虽然是观众包围的偶像，但遇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时，也是如痴如醉。

社交活动固然让女运动员大开眼界，却也有人因此而沦落不振。有报纸曾报道，知名球员梁丽芳因为周旋交际场中，不再参加球赛；而《勤奋体育月报》的“体育人事”专栏，也曾刊登一位两江女子体专毕业生朱珍如被人诱骗，堕入青楼的新闻。

三、离校后的女运动员

运动竞赛带给这群来自学校的女选手不同的求学记忆和生活经验，但这种生活毕竟是要随着学业结束而告终的，许多女运动选手离开学校之后，就不再与运动结缘。一位笔名为“眉君”的女性提到，她在中学、大学时代是一位活跃的运动员，但自从结婚生子之后，每次读到报纸的运动消息，或看到选手们精神饱满的照片时，不免感慨万千，因为当今的家庭生活，让她不再像过去一般欢喜、活跃。

不过，在媒体的追踪下，有些女运动员离校后的活动，并没有像眉君一样画下句点，反而还经常成为新闻。从报道中看到，有运动员毕业后，再度进入校园，从事体育教学的工作，把自己的体育技术或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其中，体专出身的运动员占绝大多数。以1929年从东南女子体专毕业的学生为例，当年8月，仅有一名学生没有找到教职，其他人都分配到各校任教。而记者对女运动员的教学成果也相当留意，只要得知运动会锦标得主的指导人是某位明星女运动员，就绝不错过报道的机会。

还有运动员毕业后继续展现球技，她们集结志同道合的校友组织球队，参加非正式比赛，这些球队有民立校友队与黑鹰队等。其中，民立女中校友排球队的一举一动，深受媒体瞩目。因为该校排球队曾风光一时，所以记者对毕业后的队员是否还能展现实力做了详细报道，例如苦练球技，以及再度在球坛造成轰动等。同时，记者也报道她们被迫离开这个舞台的经过。1929年，上海市第一体育场举办女排赛时，大会为不影响其他新兴排球队的球兴，劝止该队参加，该队因此失去问鼎锦标的机会。而不到半年，也因为球员先后结婚适人，这支球队终于解散。

侧写明星女运动员

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运动员”“球员”或“运动选手”这类称谓，也不曾有“女运动员”“女球员”或“女运动选手”等名称，有了近代运动会之后，各类传媒无不以这类词语称呼运动会表演者或参赛者。具有前述称谓的女性，成为社会的新群体，就如第三章提到的，吴梅仙被复旦大学的同学誉为“运动家”；松江女中把“篮球员”当作学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职业；至于能在地区或全国运动会中打破纪录或总成绩荣获第一的女运动员，更是这个新群体中的精英，深受众人景仰，而她们也像女演员般受到媒体宠爱，有高度的曝光率。例如《申报》的“体育”和“妇女生活”专栏，经常挖掘女校体坛健将的生活。比较完整的是第六届全运会前后出版的《女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名将录》这两本册子，它们对历年来明星女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以及离场后女运动员的活动，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同时，通过图文并茂的解说，让读者得以看到女运动员缤纷多彩的样貌，有穿运动服的，也有着洋装、旗袍或礼服的。

这两本册子偏重对明星女运动员正面形象的报道，但有许多媒体关注的是她们的小道新闻，其中，明星女运动员的感情世界，更是记者炒作的焦点，即使是空穴来风或恶意中伤，媒体也照单全收。这种捕风捉影或扩大渲染的报道方式，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中十分普遍，社会大众也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大肆批评运动员。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在媒体的不断炒作下，女运动员固然受到一些伤害，但她们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船高。至于被媒体当成活广告，作为报刊代言人的女运动员，更因此打响了自己的名气。针对这些现象，本节将讨论媒体如何报道明星女运动员，以及明星女运动员怎样回应，或如何替媒体宣传。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明星运动员都有被炒作的新闻，因此，此处仅针对部分人做分析。

一、明星女运动员的众生相

（一）明星女球员：陈荣明、陈聚才、邵锦英

陈荣明毕业自两江女子体专，擅长田径、篮球和标枪，在第五届全运会中，曾有杰出的表现。除了个人的标枪成绩创了全国最高纪录，她所参加的上海女子篮球队，也获得锦标。之后，陈荣明率领两江篮球队到菲律宾，参加远运会，声名远播。陈聚才也来自两江女子体专，和陈荣明一样，都是第五届全运会中上海女子篮球队队员，被称为“技术精进，为人镇静不乱，上球场一如其人”。不过，记者感兴趣的，不只是她们的球技，还有其男性化的一面。陈荣明被形容为“全无女子气”，陈聚才则是“奋勇而精战”，有趣的是，她们私下也曾女扮男装，其刊登在《女运动员》的男装扮相，不仅梳男性发型，还穿西装、打领带。这样的造型，反映了当时拟男风气如何在部分女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中发酵。

同样是两江女篮名将的邵锦英，记者对她的关心，除了她“所向无敌”的球技、毕业后的教学状况，还包括她退出比赛后的婚恋状况，邵锦英婚变的新闻，曾被大肆炒作。1934年4月，《体育评论》以《女篮球健将婚变记》的醒目标题刊载邵锦英的情史：邵锦英原与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兆烈订婚，两人形影不离，是众人眼中的天成佳偶；讵料情海生变，邵锦英另与之江大学体育主任刘雪松订婚，因此震惊各界。《体育评论》即转引刊于《北洋画报》的注语慨叹：

……情场变幻，竟有如是莫测，亦可谓骇人听闻矣。刘邵之爱情，成熟之速，亦非有特列快车所能及之叹。古人云，朝秦暮楚，令人不寒而栗。噫！

（二）明星田径运动员

女田径运动员虽然比女球员发迹晚，却在区域运动会和第四到第六届全运会中屡创佳绩，甚至破全国纪录。第四届全运会的孙桂云，第五届全运会的钱行素、马骥、李媛芬、张洁琼、陈荣明，以及第六届全运会的李森、钱行素、邓银娇、陈荣棠、原恒瑞、潘瀛初，都曾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其中有不少运动员却因为盛名之累，饱受困扰，那些负责体育新闻的记者，有如影剧新闻的记者一样，不断挖掘她们的秘辛，甚至加油添醋，导致遭受无妄之灾的女运动员必须四处辟谣。

1.孙桂云

当女性首次有机会以竞赛而不是表演赛的方式，在第四届全运会露面时，她们的表现深受众人瞩目。特别是来自东北的孙桂云，以赛跑成绩在这届全运会中夺魁之后，立刻成为当时运动界名人，也是最早在田径界出头的女性。各媒体无不以头版新闻报道孙桂云的成绩，也拍下她在运动场上或场外的各种样貌，甚至为她制造不少花边新闻。在饱受困扰之下，1931年，她特别通过《玲珑》，向读者报告她的近况，也希望媒体不要再无中生有：

最近的我，对田径格外的努力，这虽是于关〔关于〕我个人的荣誉，可是一半我却为着我朋友们的冀望。从前有人说我近来颇浓烈的研究情爱问题，这事不确，并且根本上没有这回事。大约是人们爱戴过甚，而有意造出来的惊人新闻吧！我并非草木，也许会走到情爱的路上去。可是现在还未到这种生活的时期，希望以后不再有人来追随着问我，免得使我听了恼恨，而妨碍我所要努力的工作。

之后，孙桂云在远东运动会因偷跑而被判出局的事件，引起各界议论，她的声望跟着下跌。“九一八”事变之后，孙桂云转到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就学，放弃田径，改练篮球，并在第五届全运会中，担任北平队中锋，但她代表的北平队，没有特殊表现，复赛时就遭淘汰。事实上，从远运会之后，这位体坛的风云人物，逐渐被人们遗忘，连第五届全运会的童子军，都因为不认识孙桂云，而做出阻挡孙桂云参观篮球赛的举动，而这尴尬的一幕，被《玲珑》杂志的记者捕捉了下来。

2.钱行素

钱行素进入上海东亚体专后，才开始接受运动训练。1931年，她在上海的万国运动会中，以二百米赛跑及跳远冠军，让众人刮目相看。第五届全运会时，她更是大展身手，不管赛跑还是跳栏都破全国纪录，成绩远超过孙桂云，国民政府考试院特别颁给她“全国新纪录”奖旗。1934年，她还应华侨陈嘉庚邀请，前往南洋巡回表演，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1935年的第六届全运会，钱行素虽然没有得到满贯纪录，但在低栏上，以十四秒五的成绩，刷新了个人的全国纪录。她和孙桂云一样，成名之后，遭到无的放矢的攻击。例如1933年，《东南日报》刊登一则“钱行素杨逸农协议离居”的启事，一些被新闻误导的朋友，纷纷问钱行素何时结婚，带给未婚的钱行素极大的困扰。为了制止这则张冠李戴的消息继续“延烧”，钱行素只好去函该报，请该报刊登她的说明函，函中的大意是：

顷由友人寄来十一月十六日贵报一张载“钱行素杨逸农协议离婚启事”一则，同时亲友亦纷函询问。按我国同姓同名者，固属常有之事，惟外界不明底蕴，易滋误会。行素寓居沪上，专心研究体育，至希贵报将此发表，借明真相为荷〔何〕。嘉定钱行素寄。

3.李森

李森从湖南省立中学毕业后，到上海的东南女子体专就读体育，记者形容她是“现代少女中一位难得的模范女学生，她不但是新时代文武双全的一位前进女斗士，而且还是一位守好家法的孝女”。李森很早就出道，但直到1935年的上海万国运动会，她才大出风头，并击败保持全国纪录的钱行素，当时上海报纸称她为“女跑王”“四木小姐”（因为她的姓名由四个“木”字组成）。到了第六届全运会，她在跳远和赛跑上更加进步，五十米和二百米赛跑都改写全国纪录，获得冠军。因此，第十一届奥运时，她是中国第一位出现在世界田径赛上的女选手，只可惜没有捷报。

原本李森没有绯闻事件，但出席奥运之后，受盛名所累，上海报纸刊登她与惠格先生订婚的消息，李森只好登报澄清，并以人格担保，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三）游泳明星：杨秀琼

杨秀琼的父亲是南华体育会的游泳指导，自小杨秀琼就跟着父亲学习游泳，14岁曾获得香港游泳比赛女子组冠军，名闻香港游泳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时，杨秀琼包揽游泳各项冠军；第十届东运动会上，她也独揽了各项泳赛表演的冠军；到第六届全运会时，因为在一百米自由式中输给刘桂珍，她失去了个人游泳总冠军的宝座。之后，杨秀琼和李森一道出席第十一届奥运会，但她的游泳成绩仍没有起色。

不过，外表靓丽又具有“美人鱼”美名的杨秀琼，始终是媒体的最爱，也是摄影师的宠儿，特别是在第五届全运会大放异彩后，她经常受邀表演游泳、演讲、剪彩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当她出席奥运会时，即连国外的媒体也紧盯不放，将她的写真照刊登在德国《慕尼黑画报》（Münchner Illustrierte Presse）和法国《世界映镜》（Le Miroir du Monde）画报上，《世界映镜》的封面还特别题着：“奥运美人——中国女游泳家杨秀琼。”而她所到达的地方，总是万头攒动，人们争看她的风采，她当然也引来了大众的评头论足。例如，这时期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游泳选手，都穿连身的深色游泳衣，杨秀琼在第六届全运会中，却穿了一套比基尼泳装，于是引发众人瞩目。

至于杨秀琼的感情世界，更让记者大做文章。第五届全运会后，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特备马车充当杨秀琼车夫与之逛街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不过，以香港《南强报》报道，杨秀琼将嫁给广西银行总顾问陈向元当第八妾的传闻，最为耸动，经两人郑重否认，谣传才没有延烧。针对记者缺乏自制的不实报道，曼娜女士以香港的记者为例指出，这些记者专向“有名誉和有财资的女性敲竹杠”，杨秀琼被记者诬称“和陈某订婚”，便出自他们的手笔。由此可见，体坛的明星女运动员不但得面对记者的空穴来风，还会遇到他们的需索敲诈。

二、女运动员与广告文化

专门给女性阅读的《玲珑》，因为读者绝大多数是女学生，其中与女学生有关的体育新闻相当丰富。除了刊载体育论文，它还介绍国内外的体育消息，刊登女运动员的运动姿势或休闲照片，借此鼓励读者效法女运动员的运动精神。1934年1月，《玲珑》曾刊登第五届全运会的明星运动员陈荣明、颜秀容和马骥等人的签名照，女子标枪冠军陈荣明只提供签名照，但垒球掷远破全国纪录的颜秀容签名照下，还有一段颜秀容写的小文：

“玲珑”这个名字，确是娇小玲珑，但虽是娇小，而内容却极丰富。她是我们全国妇女唯一的喉舌，解决我们痛苦与烦闷，指导生活与方针，内容分体育、卫生、常识、法律、美容顾问、儿童健康、电影及信箱解决疑难问题，内容是这样的丰富，正是指导妇女唯一的生路，可称为“妇女必携”了。

曾获女子铁饼、铅球冠军的马骥，也给该刊题词：“《玲珑》杂志是全国妇女的喉舌，也是全国妇女生活的指导。”

至于荣获第六届全运会铁饼和铅球冠军的陈荣棠，则为《时报》题词：“我很高兴看时报，因为消息很正确，而且每天有画报。”由此看来，这群明星女运动员已成为报刊的活广告。

直击观众百态

一场没有观众观赏或掌声的球类比赛或运动会赛，将会黯然失色，因为观众在这些场合有一定的角色和分量。如果运动选手是竞赛场合的“红花”，那观众就是“绿叶”，只有红花绿叶的相互衬托，才能让一场运动竞赛有活力，因此，细心的记者在报道运动员的活动之余，也把焦点转到观众席中。这类报道多半出自记者的现场观察，真实地反映观众对运动竞赛的态度，也让读者了解到：在政府对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下，群众究竟应该用何种眼光去看待运动员和他们的演出；特别是由女性担纲的运动竞赛，群众要怎么回应，关注的是什么。而观众观赏女性运动的态度，是否因时代而不同？

一、从有条不紊的观众席到失序的会场

早期运动会中的观众，多半是家长、学生或社会名流。在风气还不是很开放的清末民初，主办运动会的单位刻意以性别、阶级区隔观众，让运动会场秩序井然，从侯鸿鉴记载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第二次运动会，即见一斑：

此次会场布置，运动场甚为宽敞，东设男宾席，南设女宾席，西设女校学生席，北之中设官厅席，北之左设男宾特别席、饮茶处、职员休息所、新闻记者席，北之右设女宾特别席……。会场整肃无哗，但见旗帜飘扬，乐歌徐走，运动员行列整齐。

而在空间有限的会场，最常见的是“男东女西”或“男左女右”的席位安排，男女有别，成为当时不少运动会场的特色，彼此互不越雷池一步。

清末民初的学校运动会，具有鼓励学生运动的目的，主办学校除了邀请外校学生联合运动，也开放给各校学生观摩，因此，观众席中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或许是受席位性别设计的限制，再加上这时期男女同校是被严格禁止的，观看运动会的男女学生都谨守分寸，甚至不露声色。以“幻龙”为笔名的作者，在江苏省立学校联合运动会里就看到：

观夫学生团体之整列，足见秩序之有条不紊；观夫女学生体操游技之时，男学生团体不轻易拍掌，足见其临时之谨饬，纵有时以演竞技运动之故，往往后先不能分明，致启争竞之风。

然而，到女子运动竞赛风气日渐盛行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秩序井然的观赏情景，在媒体的报道中不复出现。这时期，运动会多数在公共体育场举办，并开放给社会各界观赏，观众的来源变得复杂。尽管许多运动竞赛需要凭票入场，但没有一定经济能力或社会地位的人，不可能前往观赏。因此，观众不是学校指派参观的学生，便是中上阶层的民众，但这群看似有教养的观众，却不是个个守法，场外脱序的状况层出不穷。观众的基本角色是观赏演出者，有的观众则反客为主，从观看者变成表演者。通过这时期记者的现场描绘，我们不仅看到观众观看运动的反应，也看到观众的各种状况。

有的状况与场地太小、观众过多有关。1929年11月，两江女子体专举办秋季运动大会，借用中华田径赛场举办田径赛，结果涌入三万名左右的观众，一时间看台上下、田径赛场四周，甚至跑道两旁全挤满观众，虽然童子军、捕房警探都出面维持秩序，大会也向观众说明状况，但观众依旧向前拥挤，大会主席迫不得已宣布散会。一场可以展现女性运动的盛事，就这样化为乌有。尽管这次的紊乱现象是源于运动场地过于狭窄，不过，也有许多状况是人为造成的，而且不乏无理取闹的场景。南京全运会举行女子垒球赛时，就出现女童军与硬闯田径场的三名男选手追逐的尴尬场面。事实上，许多运动会的主办单位并不是没有三申五令，只要看到观众失控，多半会通过广播提醒观众，但观众显然不买账，依然故我。例如：

播音机里不时警告场里的观众，请到看台上坐，几处跳坑，自始包围着运动员的同学。漂亮的女子由她的意中人伴着，仍不妨跑进场去。

从这则报道，还可以看到一个和清末民初很不一样的现象：不但运动会场不再硬性规定男女分席而坐，男女学生还可以相携观赛、相互助阵。

观众失序的状况在女子运动竞赛时，显然更加严重。据报载，第五届全运会进行女子篮球比赛时，一群官兵因观球位置不佳，竟跨越栏杆，易地参观；童子军出面制止，官兵却以手枪相对，并抢夺童军棍，打伤前往劝阻的学生，直到观众呼救，警卫队赶到，他们才仓皇出场。

二、醉翁之意不在酒？!

球队或女运动员一旦成名，或坐上冠军宝座后，在公共场所比赛的机会更多，不少机构或地方以倡导女子体育为名，邀请她们前往表演赛。以两江女篮队和东亚女篮队为例，由于盛名远播，她们除了在体育馆和运动场演出，还受邀到其他省市或至国外比赛，每到之处，总是引起骚动。

1930年10月，两江队首度展开到外地的系列友谊赛，这也是全国第一支与外省市球队联谊的女子篮球队。从媒体报道中，处处看得到两江队受观众欢迎的场景，譬如，该队抵达天津后，天气相当寒冷，但连续三天的密集式友谊赛，仍吸引不少观众前往观赛。而当两江队赴北平赛球时，有天津市民因未及观赏该队球技，特别到北平观赛。为了让天津观众一饱眼福，球赛结束，该队再度折回天津赛球。1933—1936年间，两江队又出师华南、华中等地，与厦门、香港、集美、汉口、安庆、芜湖和青浦的球队进行友谊赛。据《申报》报道，两江队在青浦的两场比赛，更是轰动全城。因为当地还没有女子篮球队，两江的对手是两支男子球队，为一睹球员风姿，观者人山人海，各娱乐场所也因此停止营业，盛况空前。

《申报》的这则报道透露了青浦的观众之所以倾巢看球赛，是冲着女性运动员而来。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出现在有女性运动员表演的场域，女学生只要参加运动竞赛，总是吸引大家围观。一位笔名“由之”的学生便描写，北平的女学生占全部学生的四分之一，在一支夏季混合球队中，她们的人数又只是十比一，但“看的顾客也分外起劲”。

球赛之外，游泳场所也经常挤满观看的民众。自从游泳运动在1930年代成为风尚，以及各地游泳池陆续兴建之后，有兴趣游泳的人开始增多。对许多大众来说，游泳是一种新玩意儿，不会游泳的人也乐于观摩，因此，到游泳池看人游泳的人潮，远胜过球赛，而女性游泳所招来的观众数量，更不在话下。例如1933年8月，济南游泳池正式启用，逢女性游泳当天，全市为之轰动，大有万人空巷的态势，但直到下午，才先后有四人入内，这种千余观众，相对四人练习游泳的场面，成为趣闻。而在游泳活动较其他地区盛行的广州，这种情况特别夸张：有记者发现，一到夏季，广州的游泳池便出现男男女女，妙龄女郎的曲线因为格外动人，成为男性眼光的焦点，于是岸上观看的男人排列成墙。从第六届全运会游泳场边人山人海的写真照，正可以感受到这种盛况空前的情景。

但“女运动员”这个新群体，以及女性的运动，究竟有何种吸引力？观众想从女性的运动中看到什么？以下观众的举动和对话，或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些端倪。

祥鼎的《运动会》一文，把学校运动会中观众的行动、对话如实记载下来。作者写道：这场运动会的观众原本寥寥无几，看的人不是“打不起精神”，就是“活现着一副无聊面孔”，等到“绝无仅有的六位女英雄表演时，又当作为别论……但见争先恐后，前挤后拥，好一派杂沓光景”。就在这时，人丛中冒出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娘儿们干事，总叫人兴奋？其间究竟含着什么哲理？

可是谁也没有本领回答这个疑惑。

更有意思的是，每当六位女英雄表演完一个项目，就有十多只摄影机对准她们。有人说：“他们才是道地的艺术赏鉴者。”学校里的汽车夫阿三却说：

乖乖！姑娘们真好福气！有这许多人化〔花〕了本钱来替她们拍照！

把听的人都逗笑了。

听了这两人的话，我们或许还看不出所以然，但从观众对观看女子游泳的态度中，应能看出瑞倪。第六届全运会的游泳比赛开赛前，男女选手竞相在泳池练习，当某单位的女选手下水时，有两位男选手开始说三道四，《吴县日报》的记者记下了他们的这段对话：

看呵！大姑娘光屁股，太好看了。

喝！这家伙，这还了得，大姑娘、大小子，她们不害羞。呵！

这位记者也随笔发表他的观感，指称他们“语言猥亵、态度轻蔑”，并深为选手痛心。《玲珑》杂志的记者在第五届全运会中则发现，南京人居然把“游泳比赛”当成“洗澡比赛”。柏霖更以《奏着狂骚曲的游泳池》为标题，讽刺泳池畔的群众：

有久立在岸上的男子，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不是游泳，而在鉴赏女性美。也有专坐在草铺上的女子，她们的目的也不是游泳，而是在欣赏男性美。

有意思的是，这番话不但道出部分男性观看女性游泳的企图，也让我们看到部分女性观众抱着同样的心态，只是她们看的对象是男性。

不能否认的是，观众群中有不少人不是从运动技术这个角度观赛，而是抱着偷窥、色情狂的心态而来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许钦文的说法中获得部分解答：

在禁欲主义的旧礼教的环境中生长的男子，多少总有点色情狂，看了这样的“女学生”，难免骨头发松，魂不附体了。

许钦文所谓“女学生”便是“有着两条粗壮的腿，会拍网球、打排球，还会在水中游来游去，会高耸着小嘴巴唱歌，又会飘动着旗袍跳舞”者。

观众的围观，多半是为了一睹运动者的风采和身体，有人还把女运动员当成择偶的对象，观众席因此变成“选秀”的场域。1930年代初，在大小军阀盘踞的四川，就出现过这种现象。由于四川的不少学校是由军人创办的，他们常借提倡体育的美名举办运动会，如此既可饱览女生姿容，又可乘机选择对象。据说：

有些高级军官，认定秀丽的运动员的号数，随意召见，施展其权势，不难由腻友而进为配偶。不然就毫无廉耻地在校前胡调，且呼女生运动号数，竟也有不少如愿以偿！

虽然这种传闻不是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利用运动会寻找“猎物”或借机吸引异性的例子，从有女学生参加运动会演出开始，就已经出现。清末的小说曾以运动会为引子，叙述两性邂逅的故事；到两性交往开放的1930年代，这类故事更是屡见不鲜。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为女性运动中所潜藏的危机忧心时，在风气开放的上海，有的女学生反而利用观赏运动会，招蜂引蝶。1936年的上海第四届运动会中，记者便指出不少女教师“穿着艳装”，尽管女校禁止女学生浓妆涂脂，但运动场上的不少女学生仍是“烫发作飞机形”。除了女老师和女学生，不少时尚女性也借运动会展现自我，这种穿着时髦、刻意引起众人注意的“作秀”观众，往往成为运动场边的焦点，她们受瞩目的程度不亚于运动场上的女运动员。

坦白说，观赏运动会的群众来自各界，每一个人观赏女运动员比赛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差别，从一些评论女子运动竞赛的文章，便可得知（这部分将于第六章分析）；不过，把现场观众的举动和对白记载出来的花边新闻，虽然不免掺杂了记者的个人批判，却也相当难得，因为记者把现场观众对女子运动的反应，做了最直接的呈现。

小结

运动会是展示体育教学成果的场所，通过女运动员的表演或竞赛，社会大众才能看到女子体育的发展，因此，每当运动会公开演出时，总引来大批人潮。其中报刊媒体更是争先恐后地以一手新闻，向大众报道运动竞赛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媒体和社会大众怎样看待女子运动竞赛和女运动员。

在记者的眼中、笔下或照相机里呈现出的运动场面，有如万花筒般缤纷多彩。报刊媒体不仅借着运动竞赛向大众宣传女子体育的重要性，为了争取销路，迎合一般普罗大众的口味，也着眼于运动场上和场外的各种花边新闻。虽然比起运动赛程和比赛胜负，这些报道所占的版面不十分起眼，但它们却带给观众全方位的观察视角。在运动场上，记者关注到女运动员的各种表现，他们对女运动员英雄化的描绘，令人雌雄莫辨；但在非竞技的一面，他们又刻意展现女运动员的争奇斗艳或情绪起伏。此外，记者特别注意到女性在运动会上的参与率和角色地位，从全国运动会中，记者发现运动会让女性也拥有一片天。

对于离场后的运动员，记者一样穷追不舍，不仅留意性别差异，也比较地方属性，并试图从公、私领域挖掘女运动员的各种活动，即连离开学校而不再参赛的女运动员，也在记者的掌控中。这类新闻除了采用哗众取宠的方式报道，也刻意揭露运动员的秘辛，以满足观众偷窥的意图。其中，最让记者感兴趣的是明星运动员的新闻。有记者强调女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或美好形象，试图建构教化典范；有记者却喜欢炒作她们的八卦新闻，或是失意的生活，带给运动员极大的困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来，女运动员知名度也跟着提高，特别是被记者要求刊登签名照或题词的明星女运动员，虽然成为报刊的活广告，却也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

除了女运动员，另一群令记者关注的是运动场边的观众。这群观众有不少是没有声音的，他们不会用笔墨表达自己的观感，他们的反应基本上靠记者的描绘；尽管记者也是观众之一，但他们关注女运动员之余，连带地把一般人很少注意的观众行为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诠释当时人如何看待女子运动。透过记者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的观众席是男女分坐的，观众则是井然有序地观看运动会；1920年代之后的观众席，没有刻意区分男女，经常出现失序的状况。由于观众素质的不一，他们观赏运动会的重心不完全放在女运动员的运动技术上，而是别有居心。这种非自我陈述，是记者和摄影师听闻或观察到后反馈的观众心态，其实更贴近实际。

（节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