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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地》，[格鲁吉亚]娜娜·艾特米什维利著，[格鲁吉亚]安娜·郭古阿泽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58.00元

格鲁吉亚作家兼导演娜娜·艾特米什维利的首部小说《梨地》，以冷峻如刀的笔触，剖开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社会的一隅疮痍，讲述了一个关于压迫、反抗与救赎的女性寓言。这部入围2021年国际布克奖的作品，不仅因其对边缘群体的深刻洞察而成为现实主义的典范，更以主人公莱拉的坚韧与觉醒，照射出黑暗中的人性微光。

故事发生在第比利斯郊区一所被称作“白痴学校”的智障儿童寄宿学校。这里是被社会遗弃的“腐臭圈地”，充斥着性侵、暴力与制度性冷漠。教师瓦诺的恶行被轻描淡写地掩盖，甚至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孩子们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下，逐渐麻木或扭曲。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学校比作“永远浸水的梨地”——看似绿意盎然，实则泥泞不堪，暗喻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伪善关怀与实质抛弃。

18岁的莱拉是小说中最耀眼的灵魂。她并非智障，却被困于这所“白痴学校”，成为“被遗忘者中的守护者”。她的脊柱如“扭曲的绳索”，身体瘦弱却精神强悍，以复仇为信念，以庇护幼童为使命。她为九岁的伊拉克利谋划被收养的出路，甚至自费教他英语，却在最后关头目睹男孩用英语咒骂而逃离——这一荒诞的讽刺，既是对美国式拯救幻想的解构，也是对儿童主体性遭剥夺的无声控诉。莱拉的复仇计划并非单纯的暴力宣泄，而是对权力结构的绝望反抗。她的成长轨迹，从“躲在老师裙后的女孩”到“不再惧怕任何人”，展现了女性在绝境中自我觉醒的悲壮历程。

小说拒绝二元对立的简单叙事。在暴力横行的环境中，莱拉与孩子们仍保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加害者瓦诺被模糊处理为“老大哥”的象征，暗示暴力的根源在于系统性压迫而非个体之恶。更微妙的是，莱拉对伊拉克利的保护掺杂着控制欲，而孩子们的互助关系中也暗含等级欺压。这种复杂性使小说超越了“受害者—施害者”的框架，直指人性的混沌本质：善与恶如同梨树的根系，在泥泞中纠缠共生。

书名中的“梨地”是学校后方一片沼泽般的果园，未成熟的梨子苦涩坚硬，湿地随时可能吞噬闯入者。这一意象承载着小说的核心矛盾：对逃离的渴望与现实的粘滞。莱拉计划杀死历史老师瓦诺并帮助男孩伊拉克利被美国家庭收养，两者都是她试图穿越“梨地”的挣扎。梨地的沼泽性映射格鲁吉亚的社会现实——经济凋敝与道德真空让整个国家如同这片泥泞之地，既孕育着重建的希望，又时刻拖拽着试图逃离的个体。正如小说中那座通往墙壁的螺旋楼梯，象征系统性的希望幻灭。这种存在主义困境，使《梨地》超越格鲁吉亚的语境，成为对边缘化生存状态的普遍书写。正如布克奖评委会所言，这部小说“为被抛下的人发声，反抗了冷漠与暴力”。

作为导演转型作家的首作，《梨地》的叙事充满影像化特质：洗衣房蒸汽中莱拉脊柱的剪影、葬礼上“不许回头”的传统、梨树林的窒息感……这些场景以蒙太奇般的节奏拼接，赋予文字以画面张力。作者擅用隐喻（如“被木板钉死的云杉”象征命运黏连），又以克制到近乎残忍的笔调，将暴力场景处理得举重若轻。这种风格与主题形成共振，让读者在压抑中触摸到一丝残酷的诗意。

小说九章分为三幕剧：第一幕铺陈压抑的日常，让我们目睹了莱拉令人心酸的成长经历，也看到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更感受到她顽强的生存意志。第二幕聚焦莱拉对伊拉克利的拯救，她就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为了保护伊拉克利，与周围的冷漠和不公进行着殊死搏斗。第三幕则在复仇与救赎的张力中爆发。莱拉发誓要杀死她的历史老师，而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一复仇的念头与她善良的本性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感和冲突性。

莱拉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受害少女”的刻板印象——她既是被性侵的受害者，也是精于算计的生存者；既是暴力的承受者，也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者。当她决意为伊拉克利争取收养机会时，展现的不是母性本能，而是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这种复杂性呼应了后苏联时代女性的生存策略：在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她们以沉默的坚韧重构主体性。小说中，女性角色（如莱拉、撒谎的伊拉克利母亲、美国家庭的收养代理人）构成一张权力关系网，既彼此伤害又相互依存，折射出社会转型中性别政治的复杂性。

《梨地》最后并未提供廉价的救赎。莱拉的复仇计划戛然而止，伊拉克利的逃离充满不确定性，梨树依旧结出苦涩的果实。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的抗争，让小说更具现实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希望不在于逃离成功，而在于反抗本身。正如书中所言，“当莱拉还是一个躲在老师裙子后面的小女孩时，她永远无法想象，有一天，她会不再害怕任何人”。

《梨地》的英译出版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行动。作为首部进入国际主流视野的格鲁吉亚小说，它不仅让读者窥见高加索地区的文学活力，更通过莱拉的故事，将“边缘叙事”推向中心。出版商将本书收益用于支持难民妇女，使文本的社会关怀延伸至现实世界。这种“文学-行动主义”的联动，让《梨地》超越文学范畴，成为一场跨国界的人道主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