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例的跨文化阐释
《跨文化艺术美学》中关于“美学译名”的考辨，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美学界最具学术价值的话题之一。“美学译名考”一文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文章甫一刊出便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李庆本教授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梳理与辨析，推翻了长期以来将“美学”译名归功于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的说法，终结了这一讹传近二十余年的学术公案，并再次确认了王国维在确立中国近代美学学科地位中的开创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李庆本教授关于美学译名问题的考释固然精彩，但是他的学术旨趣显然并未止步于史料的考证。不论是“美学译名考”还是“美学译名释”，《跨文化艺术美学》的深层关切都在于通过对学科史的重新勘误与诠释，回应当代中国美学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汉语汉字能表述西方的‘美学’吗？ 西方术语可以表述中国话语吗？‘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中国美学是可能的吗？”简单来讲，就是中国美学何以可能？ 刘康在《什么是“中国美学”（Chinese Meixue）？》一文中更是将其概括为“李庆本之问”。
Aesthetica源起于德国，其本义指“感觉学”或“感性学”。以汉语“美学”二字对译西方的“Aes⁃thetica”，在语义的精确性上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这也使得美学的译名问题成为学界争论不断的话题。而当前中国美学界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方面我们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美学话语都是西方话语，一方面我们又祈求建立中国自己的美学话语”。《跨文化艺术美学》深刻地指出，这一困境主要源于术语与话语、本源与本体关系的混淆。因此，要突破这一困境，需要从根本上厘清术语与话语、本源与本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美学问题。
在跨文化阐释理论体系中，术语与话语的辨析具有基础性意义。正是基于对“术语”与“话语”关系的辨析，《跨文化艺术美学》认为“外来术语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中国话语”，“本源与本体之辨”则论证了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中国美学是可能的。通过追溯“本源”和“本体”的词源学内涵，李庆本教授指出，“本源论不同于本体论，我们不能仅从一个事物的本源去界定该事物的本质”，“判定是否是中国美学话语的标准不能以来源而必须以本体而定，必须看它能否反映中国审美实践”。因此，症结并不在于对西方术语的借鉴，而是由于方法论的简单移植。当研究者忽视术语与话语、本源与本体的差异，将西方理论作为普适性框架强加于中国审美实践时，才会陷入“失语”的困境。相反，通过跨文化阐释的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文艺立场，批判地吸收西方文论的内容，使其能够言说中国审美经验和情感方式，这不仅能够不断革新本土美学话语，而且保持了学术对话的国际视野。这种双向互动的阐释路径，恰是构建“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因此，不论是在“跨文化美学的确立”“走向跨文化阐释”，还是“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等章节中，《跨文化艺术美学》对王国维学术地位的反复重申，不仅限于从近代中国美学学科史这一维度确认王国维的开创之功，更是意在凸显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文艺批评方式，证明了源于外国的术语能够成为中国的话语。经过“语境化”“脱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德国叔本华的“悲剧”术语，同样能够成为阐释中国文艺作品的批评“话语”。这么看来，“美学，就其术语意义而言，并无中西之别，美学术语可以进行跨文化旅行，实现中西互译互释，因而中国美学是‘美学’的。就话语意义而言，中国美学是借用西方术语对中国审美经验和情感方式的话语表述，是中华民族对美的价值追求的理性体现，而不是西方美学的本土化，因而中国美学是‘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