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在我读本科的四年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普遍最受中文系学生欢迎，收藏当代文学读本的文艺阅览室，也堪称大学图书馆最火爆的存在。十年过去，我的同龄人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教学的主力军，而坐在台下的听众，也变成了出生于新世纪后的Z世代。我时常想象那些同辈是如何由学生转变为老师，又如何讲述他们眼中的当代文学的。

更进一步看，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为何会选择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他们如何进行别样化的探索，以适应AI时代的要求？在他们的设想中，当代文学课程还能进行哪些开拓化尝试？推而广之，他们对于高等学校中的文学教育，又有怎样的理解和看法？落实到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一面，在现今的课堂中，中文系学生以至选修的其他专业学子，对当代文学课程是否感兴趣，这样的兴趣集中在哪些方面？目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写作，是否影响到学生们的认识和思考？

本期邀请樊迎春、战玉冰和周琪三位青年教师，他们来自中国文学专业的顶尖学府，希望他们的实践与探索能给予同代人以启发，让更多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同时也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能看到他们憧憬的学校的一角，燃起向梦想之地进发的勇气。

作为“时代文学”的“当代文学”

樊迎春

虽然不是高等院校中top级别热门的院系，中文系仍然常常被认为带有非现实的梦幻色彩，中文系学生也很容易被赋予“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期待，时常被亲戚朋友邀请认读生僻字、给孩子起名乃至即兴作诗一首。然而，读过中文系的学生总是要直面“这里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梦碎时刻。或许是因为这种梦的残留，在大二分流专业方向时，“文学”方向往往人满为患，到了大三、大四开始准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后，“当代文学”便开始显现其强大的吸引力。在上完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各专业方向原理、概论等基础课之后，“当代文学”对学生们来说至少是听得懂、看得懂以及多少可以说上几句的。于是，除了对个别专业情有独钟或者对将来学术道路有明确规划的，其他很大部分同学都乐于投入当代文学的怀抱。当然，这和当代文学研究范围的“包罗万象”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网络文学研究、游戏研究等新鲜潮流的话题也基本都划归当代文学的课堂，这也使得很多学生觉得至少可以在这里读感兴趣的书，写感兴趣的论文。我们当然乐见当代文学展现出其包容性、先锋型、趣味性，作为“持续进行中”的学科，当代文学理应是文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即便这种“泥沙俱下”使得当代文学多年来一直被置于传说中的学科鄙视链的底端，我们可能依然要说一句“值得”。

“当代文学”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吸引力可能还得益于另一媒介——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的课堂上，尤其是涉及作品的评价鉴赏，学生普遍会问的问题是，我到底该如何判断一篇作品是好是坏？个人的喜好趣味在评价一篇作品的过程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类问题在当代文学的课堂上不仅困扰学生，也困扰教师，学生想要得到“确切”的答案，教师需要寻找有效的途径解构“确切”。某种意义上说，学生正是因为对这类问题有困惑才选择了当代文学课程，他们期待自己能够在课程中获得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他们对大部分文学作品“评头论足”，也可以帮助他们去验证自己“趣味”的“正确”。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和探索对学生来说是当代文学课程知识性和功能性的显现，对教师来说则是对当代文学课程宗旨的努力贯彻，即希望学生能够获得体系性的文学史和批评理论知识，能够明白社会历史的影响与重要性，明白不同批评方法的优势与局限，进而明白单一与客观标准的难以达成。在这样的基础上，学生能够逐渐形成基于知识与认知的审美趣味，并明白这趣味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换句话说，当代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寄生于其宽广的胸怀，也寄生于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一特征。这当然是利弊兼有的症候，学生会因为这种症候投身当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试图理解历史上的作品，品评现实中的作品；学生也会因为这种症候远离当代文学，不屑于其泥沙俱下的研究对象，不屑于其带有诡辩色彩的阐发。

事实上，学生对当代文学的态度本身也是这一学科筛选机制的呈现，当代文学所象征的生机与活力并不必然是文学的本质要素，但呈现了文学面向当下与未来的具体样态，在史料、理论、批评等多重维度表现“正在成为”历史的“当代文学”的即时意义，这种持续更新的“当代性”给予高校文学教育巨大的挑战。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当下文学教育的探索性尝试，即“当代”的“文学”理应是当下参与文学创作、研究、教育与发展的所有人的关系的总和，当高校将其作为一种普适性的课程进行推广和教育时，其实类似于近年被推崇的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课程，即面对现象与问题而进行的对于过程、原因以及解决方案的探索。面对新鲜的作家、作品、现象，当代文学的教育正可以成为对学生观察、分析、表达、研究等能力的综合培养。当然，这种综合能力的形塑与提升一定基于最基本的文学感受力，这是既往文学教育在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等知识普及与语文素养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当代文学的教育或可看成是传统文学教育的延展，同时是文学批判性思维、批评思维的培养，更直接地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化”思维的培养。学生能够通过这种教育意识到自身正在参与的历史与正在发生的问题，意识到自己正在以文学之名行跨学科之实，在体察文学所容纳的这个时代的情感与情绪、常态与非常态。

与这样的文学教育相辅相成的，是必须提及的近年“创意写作”学科的兴起。2024年1月，“中文创意写作”正式成为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二级学科，在此之前，“创意写作”作为学科方向并非不存在，而是拥有相当悠久的高校人才培养历史，因为没有独立成科，一直归属“当代文学”教研室，这一学科其实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现实反拨，也是众多学生选择中文系的初心。即便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创作与研究的比翼双飞依然是当代文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形态，我们不仅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型学者和学者型作家，也看到两个方向日益密切的有机融合。创意写作单独成立教研室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当然是大势所趋，但从文学的内在特质出发，文学创作离不开中文系基本的素养训练（不一定要在中文系这一空间中进行）与当代文学的研究阐释，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文学创作的持续激发与日益丰富的场域构建。两个学科方向同根同源，也是当代文学课程中的主要教学对象，二者将持续以不分你我的方式并肩同行，给彼此输送更多人才，也增强双方的学科包容性与多元性。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当代文学”可能依然是中文系课程中最具活力也最被“鄙视”的课程，脱离古老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等话题。随着学科研究时段的日益延长和研究对象的指数级增长，当代文学也必然要继续经历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争议，但作为名副其实的“时代文学”，高校课堂中的“当代文学”任重道远，却也始终有无限生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讲习所教师）

文学“青椒”的修炼手册

周琪

2022年博士毕业后，我便正式成为了一枚“青椒”，开启了自身的教学科研生涯。最开始接手本科生“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时，眼前的一切于我而言都是崭新的。作为一枚“95后”青年教师，我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00后”乃至“05后”，他们有着最好奇的眼睛和最新鲜的面庞，当迎向他们信任的目光时，是我目前职业生涯中最纯粹最幸福的时刻。当然，在这些成就感和获得感之外，教学本身仍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台上的小“青椒”与台下的大学生们各自都还要经历漫长的修炼之路。

由于和学生的年龄差距较小，我注定无法通过资历、职称等因素为自身的“权威性”背书，因此在第一堂课上，我便放弃了对权威“导师”角色的塑造，并竭力与学生们形成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我曾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导游”，而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教材便是地图，相应地，学习当代文学的过程便是一次冒险和寻宝之旅。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方法，但在我看来，教学和科研工作虽然有相通之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则仍有很大的差异。我偏爱有棱角、有态度的学术论文，可是在教学时，尤其是面对初次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科生时，我想尽量不带先入之见地引领学生进入杂芜的文学现场，将文学史复原成一座立体的、鲜活的文学空间，而唯有这样活色生香的文学空间，才能吸引旅客的流连忘返。

之所以将自己定位为“导游”而非“导师”，是因为我不希望学生在未知文学史全貌的情况下过早地、不自觉地形成偏见，更力图避免自己的喜好干预学生独立的判断。导游的职责是在地图的指引下带领旅客游历四方，让他们怀抱着考古学的兴趣勘测文学史的每个角落，进而使他们意识到，文学史的现场并非一片寂静的废墟，其间每片瓦砾都可能搅动过风云、每粒砂石也自成其恢弘的世界。导游还应当具备一种功能，那便是通过自身的讲述，让旅客始终对未知的远方以及人类的精神能力抱有期待。当结束这场冒险之旅后，学生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并培养出自己对文本的感知能力。

在日常教学中，我也曾尝试过多种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课堂的参与度，并且一直在摸索着改善课程作业的设置与架构。我做过的一次比较“出格”的尝试，是规定学生可以在某一次平时作业中自由选择提交常规的文学评论或者自己的原创作品。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我对“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抱有怀疑，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南大本科生的创作能力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之前也算半个热爱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我很清楚有的学生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其实是始于对创作的朦胧热爱而非对学术的执着。可是，一部分因热爱创作而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不久后可能会陷入失望，因为他们发现中文系课程的设置偏向于学术而非创作，而更糟糕的情况是，有的学生或许会因为期待的落空而丧失对文学的本真之爱。所以，这样设计平时作业可以让一部分热爱创作的学生找到更好的表达途径，继而保护学生对文学的兴趣。

这种作业的设置方式当然有改进空间，例如教师应当怎样把握创作和评论的评分标准，并最大限度地确保其公正性。不过，这次作业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我发现有的学生虽然不擅长写文学评论，但颇有创作才华，此外，他们提交的作品也间接增进了我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在他们的188体育官方ios或小说中，我看到了逸出既定评分标准之外的鲜活生命，也更加坚信自己的尝试自有其价值。近两年网络上有一句口号流传甚广，那便是“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是的，最理想的大学文学课堂，应当能够帮助每个学生发掘自身的特质、引导他们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然而，旷野虽然令人心驰神往，可若想找到通往旷野之路，又何其难也！虽然我一直强调，对于本科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大量阅读文本、建立起自己对文本的感知能力，而不是凭借着对学术套话的一知半解去“硬写”论文，但是本科生教育的研究生化确实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因此，尽力保护学生对文学的纯粹热爱，同时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论文的功能和写法，是我目前平衡课程需求与学生实际情况的方式。

虽然我的工作年限不长，但关于课堂的回忆似乎总是十分美好。无论整体的行业生存环境如何变幻，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小“青椒”一定是相对自由的。对我来说，科研工作的快乐，像是经历狭窄的甬道后最终豁然开朗、寻觅到光之所在，这种快乐无异于一次艰辛而甜蜜的诞育；科研工作更多时候是“独唱”，可是教学的灵魂在于碰撞交流、视景融合，甚至在于让渡部分自我、成全他人。因此，想要改善教学效果就必须努力以“合奏”代替“独唱”，所以优秀的文学课堂应当是众声喧哗的。此处的“众声喧哗”，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很多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更在于跨学科思维的建构。古代中国有悠长的文史不分传统，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更是深受历史、哲学话语的影响。因此，对于本科生而言，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视野是学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必备前提。我们的课程每次都会向其他院系开放若干选课名额，所以我的课堂上也出现了不少其他院系学生的身影，在课堂讨论中，跨学科的思维碰撞也总能令我感到欣喜。

诚然，当今大学的文学课堂面临着多重考验，例如“全球文科倒闭潮”以及来势汹汹的ChatGPT、Deepseek等等，都持续叩问着传统模式下人文社科教育的合法性。老实说，一个普通教师的知识储备量远远小于互联网数据库的知识容量，但人与人之间在场的实时交流与思维共振仍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性。除此之外，当人们越是在功绩主义社会感到倦怠时，我们就越需要人文艺术的滋养。同时，基础性的文学教育或许无法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肉眼可见的经济价值，但文学教育终将通过作用于特定个体的心灵而渐进式地作用于整个社会——而这既可能是高校文学教育的有所作为之处，也是小“青椒”的大愿景。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历史化与现场化

战玉冰

在以往的文学观念中，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厚古薄今和雅俗之别的倾向，而这二者相互叠加的结果，就是当代的——特别是当下的——通俗文学与类型小说往往处于“鄙视链”最底端，针对其所展开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也经常遭遇到其自身合法性方面的焦虑。这一点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等相关课程时就已经暴露出来，其前后所引发的论争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借用严老师著名的发言题目，这可谓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话说回来，这种关于古今与雅俗的刻板印象，其实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作为学者个人的文学研究工作，当然有着更广泛的选择自由；但作为进入大学课堂的文学教育，这些当代的通俗与类型小说何以形成有效的、可以传承的知识的讲授？如果延续传统的文学教育以审美教育为目的，以文本细读作为核心的阅读方法，那么很多当下并没有被经典化，甚至尚未充分历史化的类型文学显然会遭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里或许有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径，一是将当下的类型文学作品放置在某个文学传统之中，以新作品为契机，重启一条隐秘的文学史脉络；二是将具体的类型文学作品与当代大众文化、时代心理相结合，更加凸显出“当下”与“通俗”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不妨以我自己曾经尝试过的两次课堂教学为案例。一次是试图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讲授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1次课，2课时），这本2023年才刚刚出版的小说显然同时兼具解读的空间与风险。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将这部小说放在文学史上《西游记》“故事新编”的传统中进行解读，从明代的《西游补》到晚清时期“孙悟空到上海”的谴责小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到80年代的“敢问路在何方”，从世纪之初的《悟空传》到当下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后来又出现了更新的游戏文本《黑神话：悟空》），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西游记》“故事新编”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及其背后的文化症候意义，从而为理解马伯庸的这部小说寻找到历史的锚点。这一思路也是受到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另一方面，我选择在课堂上将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和同一时期颇为流行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A Theory）与《规则的悖论》（The Utopia of Rules）两本书进行对读，同时结合动画短片《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讨论马伯庸小说中对于当代职场“打工人”日常生活与工作困境的想象，并借此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时代焦虑等问题。

另一次是在中文系本科生课堂上讲授中国当代侦探小说（1次课，2课时），其中课程的设计思路和此前讲授马伯庸小说时大体一致。一方面，我试图将当代各种类型、流派、风格的侦探小说创作放置在更为悠久的世界侦探小说史上进行解读。不管是“本格派”还是“社会派”，不论是追求犯罪心理的深入挖掘，还是沉醉于建筑诡计的宏大想象，每一位中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及其作品背后，都可以寻觅到从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到江户川乱步、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东野圭吾等一连串前辈的名字。由此，当代文学作品与现象的解读就可以顺利回归到文学史知识谱系的构建当中。另一方面，我也试图从小说文本进入影视改编、综艺节目、剧本杀等不同媒介形式，将文学研究的边界向外拓展，同时提醒同学们注意不同媒介形式在表达“悬疑”和“推理”时自身的优长和局限所在。后来这节课的讲稿被进一步修订为论文《福尔摩斯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五副面孔”》，参加首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并获得入围奖励。

总结下这两次并不一定算是成功的当代类型小说课堂教学经验，我想要在教学中尝试的两种思路，如果说前者是在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努力将当下的类型小说“历史化”，那么后者则是借助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策略，通过文学文本进入时代文本，将其进一步“现场化”。“历史化”是为了说明，一部当代的、甚至新近的文学作品也并非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其背后总有着某种可以追溯的文学传统；“现场化”或许更加重要，一部当代作品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大多情况下并不在于其是否具备了成为经典的价值，而在于其准确捕捉到了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心理，同样身处这个时代与文学现场的我们，也就拥有着某种借助文学作品把握当下的可能性。

研究与教学自身的合法性或许还可以通过研究者与教师的人为努力而不断争取，目前更大的挑战在于教师需要和工作实习、社团活动、私人休闲、游戏、短视频等方方面面来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不论是在课堂上讲授经典文学还是当代通俗文学，都需要学生花一定时间在课前完成必要的作品阅读。而类型小说又特别需要在大量阅读之后，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其类型发展规律与特征，但这一点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显得尤为困难。比如我曾经计划开设一门针对本科生的“网络文学研究”课程，但如何保证选课同学在以“周”为教学单元的时间节奏上顺利完成每周读完一本网络小说——比如从《鬼吹灯》到《道诡异仙》——从而避免教师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复述小说故事情节，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我目前采取的妥协办法是，将这部分内容挪到课堂之外，以“小组讨论”或者“读书会”的形式，吸引对此有兴趣且有余力的同学。在没有任何学分反馈和教学工作量计算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都只有出于“真爱”才会加入这一学习和讨论的过程，其最后的效果反馈甚至可能比正规的课堂教学还要好。但在绩效化考核的时代里，这样的形式如何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似乎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