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青年写作与流动的现代性
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论题，青年写作的所指与边界必然面对着自我的更新迭代。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与新世纪的青年写作相去甚远，而新世纪初期的青年写作与我们当下所谈的也大相径庭。这意味着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相应的时代状况与文化形态。那么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广而言之，可以用马克思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概括，即一个“去中心化”“去整体性”的时代。具体而言，可借用齐格蒙特·鲍曼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或“液态的现代性”来阐述。相对于“固态的现代性”，它意味着社会“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避免完成，保持未定状态”，在精神层面上表征为“无知感”“无力感”，以及“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①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时代。这种状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消费文化的兴起已悄然开始，加上网络的迅疾扩张，深度影响了九〇后、〇〇后的精神内核与叙事观念的塑造。从题材来看，他们的创作似与前代作家无多大区别，依然关乎情感、家庭、故乡、城市、生存，亦有戏剧性很强的悬疑叙事和富含寓意的科幻/幻想叙事，但细察之，青年一代所传达的意蕴和伦理已胀破了此前的范畴，在一些坚固的“栅栏”上敲出了斑驳裂痕。在此，不妨以“情感”“家庭”“故乡”三个叙事范畴为例来谈一谈。
在略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后，我感觉到一种“旁观”的叙事姿态正在凸出，加之这种姿态集中于情感/婚恋叙事，因此尤为醒目。“叙述者/旁观者”与“被叙述者/被旁观者”的情感状态形成同构、映衬或反差，文本意蕴和美学空间大幅度扩展。邓安庆《夜曲》通过“我”的视角将女主人公兼同事吴菲的复杂恋情铺展出来。她不仅有丧心病狂的追随者，还有比“我”隐藏得更深、更隐秘的暗恋者。当一切曝露后，当事人或消失或被调往其他城市，小说以“失联”作结，似也契合“不确定”的时代原理。在肖南的《自驾情人岛》中，“我”既是当事人，也是旁观者和叙述者。小说被包裹在具有“确定性”的一头一尾里，但镶嵌其间的几段情感故事却一直在游移滑动，最后统统无疾而终。在张玲玲的《马灵娜》中，“我”回到故乡见到了同学马灵娜，这个痴呆儿的婚姻悲剧似乎是一种必然。“我”与她的命运虽然不同，但都面临着情感的绝境。在谭滢的《九龙白记》《银牛角》中，旁观者叙事体现为“童年/少年”视角。女主人公或心灵手巧如仙女，或有着火把色的明亮气质，但她们的爱情都是悲剧。在作为叙述者的小女孩的蒙昧“误读”下，那些悲剧又平添几分阴差阳错的滑稽。相较而言，高临阳的《把空气冲破一下》将旁观者叙事运用得淋漓尽致。由张家和刘家的“子一代”转述“父/母一代”的婚恋故事，他们自己也经历着背叛或被背叛、抛弃或被抛弃。够复杂吧，够浓烈吧，但经由两代人的双重叙述甚至多重转述，再烈的怨憎会、爱别离都像蒙上了一层“毛玻璃”。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对旁观者叙事进行价值评判，而是说在这种叙事选择背后，有着时代精神状况和青年一代的理解路径。想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种把青春和生命都用来爱、用来忆念的刻骨铭心，不是青年作家不会写，而是它已丧失了存活的土壤。在无心无力感受他者悲喜的个体化时代，在虚拟情爱普及的赛博时代，谁还会不计代价地以肉身为成本去爱呢？不要说像钟雨那样仅凭回忆就可以安度余生的“柏拉图之恋”，就连卫慧、棉棉那样的“感官之爱”，今天也难以为继。那今天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不妨以章雨恬《米诺斯的迷宫》为例。两位主角是高校男教师，他们的情感生活所牵连的是“非升即走”的压力，或与承诺和伦理相关的道德困境。他们的女友更实际，更具现世事务的掌控能力。真正触动男主人公原始情愫的不是女友，是邻居的病女孩。在马睿真真的《考古》中，二十八岁的女主人公无论是相亲还是回忆过去的恋情，都没有太多欢欣，也没有什么遗憾。她对男友/相亲对象远远比不上对发小唐嘉的感情，可她与唐嘉也并非亲密无间，她的内心旋流始终朝向自己而非他人。正如梁鸿所评价的，“看似在讲爱情，其实在讲不够爱”②。用朱霄《鼠》中的已婚男尹晟对酒店服务员妥雪莲的感情状态来说，就是“心里不忘但也不念”，一种疏离、萎靡、冷淡、兴味索然的爱之面相。
如果说爱情是古往今来最具“持久性”的价值命题，那么在今天，它正在遭遇“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的切割与凌迟。“液态的现代性”同时“液化了持续性”③，这一点在“家族/家庭叙事”中也有所体现。在“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安土重迁”等伦理延续了千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现代性进程中，这些坚固的伦理遭遇了修改甚至失落。家族/族裔叙事曾经是文学主流，逐渐被原子式的家庭叙事所取代。而在今天，家庭叙事亦在“流动”中解体。我在这里借霍米·巴巴的“非家性”（unhomeliness）一词来指当下家庭结构的过渡性与衍变形态。高临阳《把空气冲破一下》就是一种典型的“非家性”叙事：父母和孩子的角色俱在，却分隔千里，即便相聚也无团圆之乐。如果说顾拜妮《水形物语》的“非家性”是女主人公主动选择的结果的话，那么顾骨《床底父子》则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家”之表象下的真相。在这个看似正常的家庭里，掩藏着出轨与谋杀、告别与复仇、童年创伤与成年心蚀的“秘密”。杨天天《水蛭》中的母亲对女儿的窒息性圈养，倪晨翡《白日月球》中的母亲毫不掩饰的重男轻女，都给女儿带来了巨大伤害。《水蛭》的珍珍最后流掉了腹中胎儿，成功地中断了从外婆到母亲再到自己的基因链条。在这些文本中，“父亲”通常软弱或沉默或缺席，这一点也迥异于传统家庭伦理。
虽然“非家性”叙事不是从九〇后、〇〇后开始的，但当青年作家将那些遭遇深度磨蚀和严重变形的亲情状态如此平淡地呈现出来并且毫无修复之意时，是否说明某些传统伦理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呢？毕竟，作为社会世相之“镜”的小说，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必须真实。提出这一点并非批判，而是想寻索背后的原因及其对青年写作的形塑力量。社会学家指出，现实中年轻人的“断亲”已为常态，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化与社会流动造成的居住地分离”④。这种流动性、分离性对于“家”的影响力正在加大。王占黑《空响炮》的“社区”叙事，杨知寒《一团坚冰》的“荒寒人间”，张天翼《如雪如山》的“lili故事”，都表明当下家庭结构正在变化，郑在欢的小说名“团圆总在离散前”可以说准确道出了这种流动和不确定的状态。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未来机器人的普及，“非家性”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元，也意味着这个叙事场域大有可为。青年作家与其悲叹传统伦理的改变和消逝，毋宁眼光向前，去探索“家”的多种可能性。
再来看看关于“乡村”和“故乡”的书写。从鲁迅到萧红到莫言，每代作家对于乡村/故乡的描述都各具特色，在青年作家笔下又是一番光景。通过“返乡者”的视野和回忆，故乡人事的今昔得以鲜明对比。当下的故乡在城镇化进程中“除旧布新”，但主人公的精神和情感并未因此焕然一新。在宥予的《证明》等中短篇小说中，乡村经验得到了密实细致的记录，但他写的不是田园牧歌，而是萧索荒凉的现实以及“农二代”身心疏离于乡村的状态。在黄昶的《小中医》中，返乡者看到的故乡早已变了模样，而传统行业也在凋敝。那些走出故乡的人又如何呢？宥予长篇小说《撞空》的背景虽是广州，但主人公何小河来自中原乡村，他之于城市是一种“悬浮”状态。何小河最后没有登上返乡奔丧的飞机，而是主动割断了与广州和故乡的联系。他不是“无根”或“失根”，而是主动选择将自己连根拔起，遁入流浪。“撞空”这个书名精确地勾画出了青年一代的精神状况。
众所周知，在“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谱系中，“故乡”具有多重叙事功能，或被怀想，或被启蒙，或被批判，总而言之，是一个“在地化”的丰富空间。而在青年作家笔下，一种“去故乡化”“去乡愁化”的书写正在弥漫。何小河的“撞空”来自宥予的叙事观，他说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落在哪里，就在哪里活一活，生一层浮根”。至于说到“故乡”，他想到的并非老家，而是想象中的“一处院子，几片树林，田野和漫无边际的黄昏”。⑤郑小驴《南方巴赫》和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故乡为原型，并非出自眷恋或追忆，而是通过乡村或小城镇青年展现时代进程中的生命尘埃。在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中，最瓷实的内容来自对村庄日常和村民精神内核的观察，因全景式现实主义而具有了“文字纪录片”的可信度，也表明写作者与“乡村/故乡”的情感路径及其内涵正在被重新界定。当然，“故乡”不一定都是乡村，也有大城市。“上海女儿”三三也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她和笔下的人物一样“处在不停的位移之中”，仿如“漂萍”。⑥如果说莫言、苏童、迟子建、徐则臣、梁鸿等人致力于建构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地理图的话，那么年轻作家不再执着于此。用王占黑的话来说：“上海对写作者意味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恰恰是这个地方不意味什么，或者说，它可能意味着对某种具体的地方性的解放。”⑦
在个体化的“位移”中，故乡与异乡、此处与彼地、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二元项，它们同时并存，共同为作家提供了作为“空间与地方”的叙事资源。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当青年作家写到海外题材时，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查建英等人，后者需要克服“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而今天的年轻人在世界上漫游如同行走在故乡的田垄上，语言和文化差异都不会构成叙事悬念和冲突。因为地球已经是一个“村庄”，他们在出国之前的所见所闻已填平了与异域之间的鸿沟。在沈山木的《丽娅要来》中，一对年轻夫妻曾在欧洲与土耳其裔德国女人丽娅萍水相逢，当她说要来上海开派对时，勾起了丈夫对过去留学生活和欧洲旅行的记忆。白杏珏《罗马假日》和马晓康《拉小提琴的砌砖工》以海外的学子和打工人为主人公，他们虽屡遭挫败，物质也不富足，但依然葆有精神追求。即便是李永兵《地球之鼠》这样讲述在下水道淘地沟油的海外劳工的小说也毫不悲凄，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有爱，有体贴，有快乐。三三的小说集《晚春》在每篇之前都加上了北京、开罗、巴黎、上海、河北、以弗所等地名，构成了一幅广阔的“世界图谱”。这种流动性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可以说青年作家游弋其中的是由文化的杂糅性和身份的动态变化共同织成的“‘居间性’空间”，经历着“持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和交流过程”。⑧在这个空间里，语言、文化和身份都处于流动的混杂状态，由此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各种可能性的无限集合体”⑨。如果说七〇后提出了“到世界上去”，那么九〇后、〇〇后则实现了“在世界中”。从这个维度来看青年作家，可以说他们对“故乡/世界”的祛魅正在改写文学史上的“乡村/故乡”谱系，从中可能会绽生新的叙事面向。
鉴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谈得更多，也由于青年写作的未完成性，目前的结论也非定论。需要说明的是，为论述便利，我从情感、家庭、故乡三个范畴来谈，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交织，互相嵌合。本文还有许多叙事类别没有展开，在此略做补述。
一是地方性书写，如颜歌“平乐镇系列”、周恺《苔》、龚万莹《岛屿的厝》、李静睿《未竟的河滩》等。他们运用方言俗语，加上对地方风土、物候风景的运用，为文本增添了鲜活的叙事因子。提出这一点与前述“去故乡化”的书写并不冲突，“地方路径”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关乎写作者对自我经验的转化程度和文风建构。
二是科幻/幻想类叙事。祁清玉《善良体操》中的助学机器人阿善体会到了程序设定之外的伤心，杜梨《孤山骑士》中的人类与“仿生人”的关系打破了“主/次”模式，这一设置在向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致敬时，也有着独特的危机感和未来性。在DeepSeek带来巨大震荡的当下，这些关于AI、机器人的故事尤为契合我们面向未来的忧虑，这种危机感也见于陈楸帆的《荒潮》《菌歌》《AI未来进行式》等科幻小说。超现实想象作为叙事技巧则为文本带来了丰赡的美学空间。在郑在欢的《我只是个鬼，什么也干不了》中，关于鬼的设想堪称黑色幽默，鬼不但不可怕，还乖顺呆萌，最后竟然被两个赌徒当作赌资抵了债。在林棹《潮汐图》和杜梨《鹃漪》中，丰富的想象力结合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历史学、博物志等知识，闪动着斑斓迷人的光晕。
三是“古意”书写。这个命名未必合适，我想说的是像陈春成那样富含传统美学风格的写作。在他的《裁云记》《竹峰寺》《雪山大士》等小说中，古意与禅心相得益彰，形而上的意蕴覆盖了琐屑日常。路魆的《哀悼者芦苇》也属此类。女主人公季莘在儿时的“祭祀天狗”仪式中被屠夫父亲选为“接血者”，从此成为坚定的素食主义者，这直接决定了她成年后的婚恋观与生死观。路魆用古典清俊的语言和禅理铺陈出丰富的叙事肌理，为“芦苇”这一微不足道的意象赋能。这类写作虽然不多，但可见出青年作家的美学追求。
四是赛博空间叙事。青年作家是赛博世界的“原住民”，这意味着传统叙事观与叙事伦理将在他们手上得以更新。孟小书的《猎物》《终极范特西》聚焦网暴、网红、网络诈骗，描摹出了网络人生与现实人生的冰火两重天。大头马的小说集《国王的游戏》兼具知识性和想象力，“游戏”这一虚拟世界的设置颇具八五后的成长特色，彰显出属于年轻人的题材独特性。
当然，一篇短文难以涵括青年写作的趋势、发展与风格。从零碎的阅读中，我能感觉到青年写作之“轻逸”，这固然是其优势，但类型和气质依然不够丰富，美学的冲击力和精神的厚重感亦感不足。在〇〇后作家邹江睿的小说《倒影》中，有这样一首诗，“生活是一场游戏/我们是一群倒影”。以“倒影”作为身份指认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作为“倒影”的主体建构应当是及物的、在场的，这一点或许有待时日。
注释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2012年版序 再论流动的现代性”，第4页、第12页。
②梁鸿：《如何完成一个故事？》，《青年文学》2024年第5期。
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2012年版序 再论流动的现代性”，第4页、第213页。
④ 胡小武、韩天泽：《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⑤宥予、单读：《我常常觉得，我在过一种奢侈的生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10385。
⑥ 刘欣玥：《信与疑与真——读三三短篇小说集〈 晚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⑦ 王占黑：《在流动的街头，我享受着完整的陌生》，《文学报》微信公众号。
⑧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⑨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