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范稳，一九八五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云南工作。做过地质队员、新闻文化干事、文学编辑。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云南文史馆馆员。一九八六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七百余万字，出版著作十七部。曾获“中国好书”、《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拉力赛年度总冠军”等诸多国内重要文学奖项。部分长篇代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出版发行。

青云梯（节选）

范  稳

脚著谢公屐，

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鸡。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楔子：发现

一百年前的老房子就是一个百岁老人，矗立在岁月的风尘中，满腹故事与秘密。二十世纪末的一个夏天，一支古建筑修缮队在有“文献名邦”之誉的建水县吴家花园施工时，无意中成为一笔历史遗产的发现者。吴家花园落成于清宣统二年（1910①）， 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有大小房间两百多间，连天井都有四十二个。吴门深重，繁华如幻。当其盛时，曾被誉为“滇南大观园”。二十世纪中叶，江山易主，人民翻身。吴门大宅的老爷小姐们被扫地出门，这里先后成为部队医院、干部培训学校、粮食仓库、文化机关等单位的办公地。那时人们无暇去探究一个家族的秘密，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是讳莫如深的、危险的。等到人们对古建筑愈发热爱关注，越来越多的游人到吴家花园游览拍照，当地政府遂决定将古老的吴家花园开发为一张旅游名片。他们请来专业的古建筑修缮队，严格按照修旧如旧、风格统一的原则施工。雕栏玉砌，旧貌新颜。县旅游局洪局长说，就是换一片瓦一块砖，你们也得分类编号，分别码放。

修缮队当然明白这些，他们是古建筑的医生，哪里该牮屋（指在不拆墙体的情况下矫正屋架），哪里该墩接，哪里该“偷梁换柱”，自是心中有数。在维修到主体建筑之一的吴家祠堂时，修缮队纳队长发现托起整座祠堂屋顶的四层横梁中，第一层和第四层腐坏严重，一些斗拱、卯榫、雀替已经腐烂。修缮队架上脚手架，小心地换下这两根横梁，技术员小李要对它们进行测量、编号。在这个古老的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搅动的下午，小李忽然高声叫道：“纳队长，你快来看！这是什么情况？”

卸下来的第四层横梁在最顶层，只有侏儒柱和叉手支撑，起不了多少承重作用。它是一根坚硬的柏木梁，有四米多长、六十厘米宽、四十厘米高。它的顶部已彻底朽坏，手抠如泥。刚才小李在测量时，赫然发现这根横梁竟是中空的，腐朽的部分露出一些绸物包裹着的东西。

富有经验的纳队长说：“刚才抬下来还贼重，原来这里面有名堂。你别动它，我通知洪局长来。”

自开始修缮吴家花园以来，各种传闻在古城不胫而走。有人说吴家花园里的银库被挖出来了——关于这个大家族的秘密银库，至少传说了近百年；还有说在吴家花园的古井里打捞出两大箱珠宝；更为神奇的是，说有个工人打开一间常年紧锁的黑屋时，有个状如骷髅的小脚老人还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目光空洞地望着扑面而来的阳光，把那工人吓得魂飞魄散；还有传闻说，某个晚上，修缮队的一个工人起来小解，恍惚中看见花园里有个穿古装的女子，长发飞舞、衣裙飘飘，凌波微步、身轻如燕，在月色中飘然而去。

不到半个小时洪局长就赶来了，他特意叫来县史志办的副主任杨仲群——他是本地文化历史方面的专家，还有县文化局的方局长，连公安局长都请来了。不是一直在传说这个从前的豪门大户藏有财宝嘛，谁知道会发现什么惊天大秘密。

在众人的见证下，杨仲群用一把小刀将横梁顶部一层层剥开。里面内容还真是丰富——丝绸包裹的珠宝玉器、金银首饰，价值难以评估；油纸包扎的账簿、田契、房契、租约、“吴盛泰”商号办事大纲、银票、诗稿、家书、家训、商务信函等。还有一张已经朽烂的清光绪皇帝敕命“圣旨”残篇，让杨仲群大为感叹，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圣旨原件。另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用麻布袋包裹的二十块银锭、十根金条。那银锭呈马蹄状，锭面有铭文戳记，横列地名“会泽县”，右为铸锭纪年“光绪九年”，左为计重“伍拾两”和铸锭工匠名字“仇宝”。这些银锭因为氧化已经发黑，金条则泛着暗淡的金光。杨仲群说，这大约就是吴家花园的“银库”了。不过这点金银，只能算是救急银，远不能代表吴氏家族的财富。

杨仲群八十年代初才从一所中学调入史志办，现已快到退休年龄了。很久之前他就在收集整理吴家花园的相关历史，但一直苦于缺少一手资料。那一天，他激动得满面红光，嘴唇直哆嗦，只会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啊！吴家花园的秘密，就要揭开了。”

第一章

一  文庙

暮色从旷野升起，向古老的建水城四合而来，似一个铺天盖地掩杀而来的兵团。白天喧嚣的城市已无心恋战，凋败的城墙也慵懒下来了，横亘在地老天荒的残阳里。城头的箭楼像个在时间的驿站歇息下来的赶马老倌儿，抱着烟筒蹲在晦暗老屋一角，深深吸上一口烟，再缓缓吐出一日的辛劳。呼儿唤狗之声在城门内此起彼伏，挑水夫担着古井里甘洌的清水，“卖水，卖水哦——”的叫卖声，在炊烟里穿梭回旋。牛车在青石板小巷嘎吱嘎吱地走过，慢得暮色都超过了它。家家户户，妇人忙碌，门牗洞开，似乎都在等待暮归的家人。临安府文庙“太和元气”牌坊的下马碑像个忠诚孤单的守门人，尽管碑顶的棱角已被岁月的风尘打磨圆润了，“官员兵民人等于此下马”的阴刻隶书大字也已不甚清晰。肇建于明代的云南临安府建水文庙，既是供奉孔圣人的殿堂，又内设府学和州学。黉宫重地，杏坛肃穆，古柏巍峨，斯文在兹。即便引车卖浆者流，行到这文庙外面，也不敢高声吆喝，连交易买卖时都多了些敬畏。

一乘三人私轿悠悠从文庙前的青石板街道荡来。根据清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永例》，三品以上的文官才可乘坐四人抬官轿，官民不可僭越。不过，任何严苛的律令，到了山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地，到了长满萋萋荒草的岁月缝隙，也会锈蚀腐烂，变通走样。现在连八九品官都坐着四人官轿大摇大摆招摇过市了。民间有点势力的人总是喜欢向官府看齐，虽不敢轻易冒犯官威，但也变着法子比高低。譬如这顶三人抬私轿，轿夫前二后一，俗称“三丁拐轿”，虽然不比官家四人轿威风，但它适合走山路。云南乃高原地方，平坝稀少，道路崎岖，出门就是山。论行走速度和乘坐舒适度，“三丁拐轿”却也一点不输官轿。当然了，乘轿者若再来点花样排场，那气势可盖过许多官轿。刚来到文庙前的这顶私轿，前面两个孔武有力的开路护勇，右侧伴行一戴瓜皮小帽、着青衫马褂的机灵随从，后面还有两个跟班小厮。再看这轿子也是很洋派的，轿顶以锡覆面，发出令人新奇而富贵逼人的光芒；四个角悬挂七彩流苏，随风招摇；轿四面都镶有西洋彩绘玻璃，外有半垂遮帘，内有素色洋纱帘。这等排场的私轿，在建水城里，非富可敌国的吴氏家族莫能有之。

私轿在下马碑前恭敬地停下。临安府前府学教授席茂臻早带了两个师范传习所的弟子恭候多时。轿主吴廉膺是个年轻士绅，他不待随从上前伺候主子下轿，兀自推开轿门，一边抬步下轿，一边拱手道：“给大先生请安！学生岂敢有劳大先生尊步！大先生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此何为哉？玮玠（吴廉膺字）快快请起。老夫有失远迎。”

吴廉膺复拱手道：“岂敢岂敢，圣域之地，学生岂敢！”话虽说得很谦逊，但他的神情却像考得一甲一等的学生，正在享受老师的褒奖——尽管他在府学读书时从未被席茂臻看好过，但已今非昔比矣。

吴廉膺还没有中举前，在临安府学做了四年苦读寒窗的生员②，彼时席茂臻就是他的先生。才十多岁的吴廉膺背不出来书时，可没少挨这位先生的板子。朝廷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倡办新学，地处边地的临安府也在同一年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第二年又设立了师范传习所。教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的临安府学教授，被聘为监学，但席茂臻仅干了半年就辞职不干了：“我乃朝廷七品命官，堂堂府学教授，岂可与西夷之学为伍哉？”恰好临安府要重修文庙，吴廉膺是捐献资费的大金主，便呈请知府大人，请席茂臻来主持其事。

席茂臻像个长者一般慈爱，执起吴廉膺的手，“老夫远门迎候，只是为请玮玠检视我巍巍文庙，丁祭③之日，革故鼎新乎？”

明天临安府将行祭孔大典，知府冀文治亲自任主祭官，席茂臻是祭祀总执事，吴廉膺将是大典的上宾和分献官。他扬颈微微一笑，仰望太和元气坊的斗拱、屋檐、雀替，梁柱上新描了朱色和绿色土漆。那“太和元气”四个大字也重新描金，在暮色中熠熠生辉，仿佛把太阳的光芒亦留住了。吴廉膺不轻不重地说：“盘龙山的土漆，据说风雨不蚀。”

席茂臻一直处在某种莫名的兴奋中，他拈着胡须道：“千年孔庙，百年大计。如今我巍峨文庙，殿堂门庑、圣贤肖像、坊阁亭台，历时两个月精雕细琢，无不刻雕藻绘、金碧辉煌。狮蹲象踞，堆琼砌瑶，文明气象，庶几比肩东鲁弦歌之盛耶？”

“至少不输云南府昆明文庙。”吴廉膺附和道，然后一拱手，“先生，请！”

建水的文庙乃是创建于元人之手。文庙起，庙学兴。施教三十年后，边徼蛮荒地有了第一榜举人。数百年苦心经营教化，临安府人文炽盛，不异中原。建水文庙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也经受了大小数十次的地震、兵燹、火灾、盗抢等劫难。文庙的礼器总是容易成为盗贼强人的目标，那些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在圣人慈爱温润的目光注视下，也敢公然抢掠，每每让读书人捶胸顿足。三纲不明，五伦不清，教化不足，斯文阙如至此！不过，数百年来，先贤们在兵荒马乱中为存续文脉，建了毁，毁了建，雕琢庙堂圣殿，擘画人文渊薮，前赴后继，凡五十次。二十多年前，滇南一带发生过一次震动朝廷的反叛，建水文庙险些被一把火烧掉，尊经阁和礼器库几乎被劫掠一空。那场浩劫之后，文庙就像大清的江山，日渐颓败。

现任临安知府冀文治多次呼吁重修文庙，还在一次乡饮④上宣称，要第五十一次重修文庙，并带头捐出了自己一年的养廉银⑤。

建水的文庙里有孔子的神位在，临安府的士风民风便有了依存之地，当初建文庙“以夏变夷”的教化功能，更有了传习文明之源。

按惯例，每年祭孔临安府能够支出的费用仅为白银四十两。吴廉膺在这次乡饮上慷慨承诺，重修文庙所需资费，府衙各官、乡党士人捐助后，尚不足之费，悉由他一人兜底。吴廉膺一诺千金，比他当年中举还令吴氏家族门庭生辉。他捐银三千余两，由席茂臻召集工匠、画匠、雕师以及石匠、铁匠，不仅将孔庙内所有的牌坊、亭阁、大殿、祠堂全部修缮油漆了一遍，还购置齐全了祭孔所需的礼器和乐器。往年的祭孔，礼器残破不堪，乐器缺音少弦，甚至某些乐器人们只在文庙里前朝的碑文中读到过，如打击乐器中的鼍鼓、编磬、楹鼓、镈钟，合律乐器中篪、柷、凤箫等。吴家是滇南士绅商家中第一个在广州、香港开有商号的大户人家，采购这些东西并不难。因此，凡祭孔所需乐器二十六种、礼器二百余件，均悉数备齐。圣域之地，八音六律，萧韶遗响，岂能草率不敬乎？

吴廉膺中举后利用族中人脉，外放广东做了个小小的从七品官。官没有做大，也没有心思认真做，却借机周游了大半个中国。尽管吴家的深宅大院进门第一块牌匾便是由滇中名士陈其昌题的“循规蹈矩”，但吴廉膺从小到大直至终老，行事为人都是对这方匾的无言嘲弄。有的人，被强行灌输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反叛。人不在别人眼皮子底下活，大体才能活得出自己的模样。

席茂臻引吴廉膺穿过太和元气坊，迎面就是水波荡漾的泮池，水面足有四十余亩宽阔，本地学子更愿意叫它“学海”。池中有一岛，岛上有亭名曰“思乐亭”，语出《诗经》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一汉白玉护栏之三孔石桥，将池分为上下两塘，上塘种红莲，下塘种白莲，东面还栽种有水芹。吴廉膺中举那年，他和他堂兄按惯例携手环泮池一周，口呼“连（莲）连（莲）高中，采芹而归”，然后去府学谢恩师，到文庙拜孔子。吴廉膺还记得发榜那天天很蓝，云很白。大团大团的云朵飘在泮池水面上，让他真想一头扎进水里，享受那畅游学海的快乐，然后再翻身上岸，体验跃登龙门的豪迈。

师生二人走上石桥，可远眺学海对面堤岸上的礼门坊和义路坊，还有与两石坊相呼应的“洙泗渊源”坊。虽为师徒，但先生老矣，学生正当年，器宇轩昂，步履矫健。席老先生须加紧步伐，才能与弟子并行。石拱桥地势相对较高，可眺望六重院落的文庙，在暮色中肃穆安详、庄重巍峨。从太和元气牌坊沿中轴线向北，洙泗渊源牌坊、棂星门牌坊、大成殿、文庙、崇圣祠，像列队的大儒先贤，已经在这里站立了五百多年。中轴线两侧西边为临安府学，东边为建水州学，分别建有明伦堂、尊经阁、文昌阁、魁星阁、名宦祠、乡贤祠、寄贤祠。一些灯笼已经在廊厩屋檐下点亮，勾勒出殿堂庙宇、牌坊亭阁的大致风韵，在夜色中恍若天上的琼楼玉宇。微风习习，从明伦堂方向传来乐生们的演奏和歌工们的吟唱，他们还在为明日的祭孔大典做最后的演练。吴廉膺隐约辨析出一些歌词：“凫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

吴廉膺在府学当增生时，也曾跟随文庙的歌工，就着工尺谱，吟唱过祭孔《大成乐》。恍惚间思绪又回到意气风发又枯燥乏味的少年时，几许温暖，几许忧伤，让他不能不驻足聆听。

“玮玠，今年丁祭，礼乐俱备。此乃吾徒情系庠序、肩担道义之功也。”

“大先生谬赞了！微薄之力，不足挂齿。知府大人安在？”

“冀大人本意在思乐亭与我等饮茶赏月，共守斋夜。不过，本府今晚有远道而来的贵客光临，冀大人已迎至杏坛。玮玠如有雅兴……”

雍正年间云南总督鄂尔泰颁发的《丁祭严饬碑文》规定，丁祭前一夕，参与祭祀的各官和执事均应齐集学宫斋宿，不得有一员私宿家府，且均不饮酒、不茹荤、不吊丧、不问疾，诉讼不理、行刑不判，一心专治祀事。吴廉膺作为临安府署聘请的分献官，也得遵循律令，到署府与百官一起斋戒。他有些不明白，这节骨眼上，临安知府冀文治竟然还有心待客？他察觉到席茂臻话未言尽，似乎有难言之隐，便问：“敢问先生是何方贵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何况在这丁祭之时。昔日我临安府学翘楚归来矣。”

吴廉膺看着夜色中先生的得意之色，就像慈父盼回了光耀门庭的儿子，他已经猜测到今晚文庙的“贵客”为何人了。大千世界，人海茫茫，吴廉膺没有料到会在这圣域之地遇见家族的世仇、自己一生的“对手”。他既是仇家，也是那个砥砺你不断挣扎前行的人。人若是命中有小人相伴，那还不算惨的，倘若命里始终有强者压你一头，幸耶？悲耶？在一个正在死去的时代，有些人会在社会腐烂的躯体上找到养分，逆水行舟，浴火重生。这样的人不是人中龙凤，就是你人生中的影子，要么在你身前，要么在你头顶上方。总是在命运收篇时，人们才能看明白偶然中的某些必然，看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东西，叫命运。

二  械斗

雷娃是条精壮结实的汉子，臂膀厚实，手长腿短。锡矿山上的砂丁（矿工）大多是这样的体型。他们常年像蜥蜴一样蛰进高不过三尺、宽仅容人身的矿洞，在胸前昏暗的油灯照明下自采自运，把自己变成一条蜕皮的蛇，在昏暗狭窄、空气稀薄的矿洞里爬进爬出。砂丁们自嘲是“苍蝇搓脚”，可是他们哪有苍蝇那般自由轻盈？如果是第一次到矿山上的人，猝然与一个刚爬出矿洞的砂丁相遇，大约会吓得跳起来。

雷娃现在站在剑拔弩张的两军阵前。荒凉的山岗连绵起伏，坚硬的石灰岩岩石像地底伸出的拳脚，把大地捅得千疮百孔、破败凋敝。没有一点绿色，裸露的石头之外就是被翻出来的红土和矿渣，东一堆西一团，像一个斗败的巨人流淌的血。这宛如史前时代的地貌，连鸟儿都不愿从它上空飞过。不是鸟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而是这里太血腥冷酷。从布满山崖、沟坎、深涧的那些幽暗深邃的洞窟里溢出的死亡气息，曾经让无数飞经此地的鸟儿无故折翅坠落。连翅力最强悍的老鹰，也得绕开这片死亡之地。

雷娃的身后，吴盛泰商号龙树炉房⑥的上前人（指替矿老板在矿山上主持开矿业务的工头）周大祥背插一柄鬼头大刀，手持火捻子守在一尊松木土炮前，土炮架在一道土坎上，冲着对面一百多米远的山岗。土坎下是龙树炉房的两百多砂丁，人人手上攥紧了鸭嘴锄、铁耙、炮杆、铁锤，还有十几支火铳。

在他们对面，黑压压地站满了德顺荣商号龙爪炉房的砂丁，至少有四五百人。他们是来复仇的。昨天两家炉房的矿洞打穿了，周大祥带两个“冷饭狗”（护矿家丁）去找龙爪炉房的上前人曹开丰说理，人家放出几条恶狗来，周大祥的左腿肚子被撕下一块肉。到了晚上，周大祥着人扛了一口袋干辣椒，在两个矿洞打穿处点燃，再用一台木风车往那边吹。矿洞本来就低矮狭窄，通风条件又差，将龙爪炉房的两个砂丁熏死在洞里了。

这一片荒山野岭位于个旧城之东侧。本地志书上说：“滇国宝山，个旧称最，产锡之富，名于全球。其矿山，形势环抱如带，发源极长，聚天地之精华，结为银、为铜、为锡。四方之人，多开采于斯，统名之为个旧厂矣。”个旧矿山从汉代就开始开采，前人先在这里采银和铜，自古有“五省八方走个旧厂”之说。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锡为何物，到清初以后，锡这种冶炼简单、不会锈蚀、易于打理、色泽闪亮的金属逐步被人们发现。露天锡矿采了一两百年后，开矿者就挖洞开采，也不懂什么勘探技术，全凭经验和运气。这是一种和地下宝藏“捉迷藏”的残酷游戏，打到富矿脉了，一夜暴富；打不到者，银子就像水洒向干涸的大地一样，影子都不见一个。

吴盛泰商号是建水县吴氏家族所开，而德顺荣商号则为石屏县陈氏家族拥有，两县相邻，一衣带水，都属于临安府。咸丰十年（1860），两个世家大族曾为争矿大打出手，近千砂丁的血染红了两座山岗，官府出动巡防营才将事件弹压下去，荒芜的山梁上人头滚滚，砂丁的血让石头开花。械斗双方都花了大量的银子才将事情摆平，吴、陈两家遂成为世仇。

锡是白的，矿山却是黑色的。这是个血腥、野蛮的大江湖，有着自己的行规习俗。个旧厂各矿商早在嘉庆三年（1798）和光绪十三年（1887）先后制定了厂规契约，划明了矿洞的开采、租赁、买卖，以及锡砂成色评定、计价等方面的权益和规矩。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大家还是能够做到和气生财。比如针对今天这样的情况，光绪十三年的厂规契约就规定：“其洞内窝路（指坑道），有两造挖通者，在后之家，各自退回，另行开尖，不得藉势争夺。如有恃势争夺者，定鸣官究治。”但地下的事情，最难扯清楚的是，都说自己是主窝路，论说不清先来后到、谁主谁次。因此，每片矿区都会由各大小矿主公推一个“总欀头”，遇有纠纷时，由矿山上各家商号公推的总欀头出面端公道。今天的总欀头是宝和祥商号的老板，人称“赵秀才”。

他是一个干瘦的老者，像是一条“麻线引”（指矿洞里的矿脉只有麻线粗），又似一根站在两群嗜血的狼中间的风干腊排骨。这样的人在弱肉强食的矿山办矿，也是一道怪异的风景。他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山洼处，两边山岗上是几百舞刀弄枪的砂丁，他的身边有一头上了驮架的毛驴，驮架上铺了一块木板，上面放了一张契约和一支毛笔。双方若能讲和，则立下字据，该赔偿的人命作价赔偿；如谈不拢，赵秀才会唱喏一声：“龙争虎斗，各听天命。老夫去也。”

曹开丰先发话：“吴家龙树炉房掌事的听好了，我家两条人命。要么拿命来偿，要么一条命抵二十桶锡砂。”

周大祥冷笑一声说：“你可把砂丁的命价抬得太高了。”

“那就别怪我踢了你的炉房，封了你的洞。弟兄们，抄家伙！”

周大祥也不示弱：“弟兄们，给老子把这些石屏老表打回去，晚上一人一碗红烧肉。”

赵秀才忙两边拱手：“息怒息怒，小不忍则乱大谋也。诸位上前人出门做事，风餐露宿，夙夜操劳，岂容易哉？争勇斗狠，两败俱伤，父母亲友，又情何以堪？意气之争，人命之价，均可商量，可商量。”

曹开丰喊道：“自古杀人偿命，我理不亏。”他回头，挥舞着手中的一支西洋来复枪，“兄弟伙，赶走这些建水憨包，晚上我杀头猪！”

矿山上，砂丁们的伙食一般是一饭一菜，每月初二和初十六才会打两次牙祭，碗里有几片肉，见着点油荤。寻常日子能喝碗黄豆汤，俗称“老妈妈汤”，算是好伙食。唯有在每年的四大节——端午、中秋、冬至和过年，盈利丰厚的炉房会杀猪宰羊，犒劳砂丁，那才是大吃解馋的日子。经常有砂丁在过四大节时放开肚皮猛吃，以至于有些年头撑死的砂丁跟发生矿难死的人一样多。

周大祥看看对面山岗上黑压压的人群，据说曹开丰约来了各商号所有石屏籍的砂丁，因此对方的人数多他一倍以上，冲杀起来他们肯定不会占上风。他咬了咬腮帮，回头问：“五桶锡砂，谁去？”

“我去。”雷娃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了周大祥的面前，没有一点犹豫，反倒有些急迫，仿佛还担心别人抢了这等好事。每天雷娃下洞背矿，他妹妹就在周边炉房翻捡垃圾，与野狗争吃的。晚上雷娃回来，从自己碗里拨一半饭食给妹妹。有人来跟雷娃说，让这小丫头去山下的烟馆帮人烧鸦片吧，好歹还是条生路。雷娃知道这条生路的尽头就是妹妹最终会被卖到妓院。他对那皮条客说，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卖我妹妹。但雷娃心里明白，他就是不死，也养不活自己的妹妹。炉房里一个通铺睡二十几个砂丁，总不能老让妹妹跟自己挤一个铺吧？昨天晚上，周大祥找到雷娃，说：“我们炉房可能得赔出两条命，你愿不愿意去抵命？”雷娃说：“周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话不多说。只是我妹妹才七岁，哪个来养？”周大祥说：“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给她找个好人家。”雷娃一擂床板：“这个买卖干得。”不是雷娃看淡了生死，而是在他出生的部落里，从来死了比活着更轻松。

雷娃的老家在离临安府约五十华里的大塃山里，那里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一个部落占几个山头，或者几片高山牧场。部落里无论男女，上身都不穿衣服，只在腰间系一张兽皮或自家编织的粗麻布。这些原始的部落还经常互相械斗，雷娃就是因为自己的部落战败，父母哥嫂都被杀了，才带着妹妹逃到矿山讨生活。

即将赴死的雷娃站在两军阵前，没有感到一丝害怕，只回头对上前人周大祥说：“周老大，我妹妹……”

周大祥一拱手，“兄弟，你尽管去。”他又回头问，“还有谁敢去？”

“我。”

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少年站了出来，他的嗓音细细的，说话像女孩子，“周老板，把钱给我爹做口棺材吧，剩下的带给我妈。”这个叫六顺子的小砂丁，他的父亲几天前刚死在另一家炉房。那炉房的上前人只是着人将六顺子的爹捆在一块门板上，扔在乱坟岗了事。那里的野狗膘肥体壮，争夺死尸就像人们抢矿一样疯狂。六顺子用乱石给他爹堆了个坟，但野狗们第二天就给刨开了。这些日子六顺子下了工都得去乱坟岗打野狗。可怜的六顺子对着旷野喊：“爹，野狗那么多，我打不过来啊！”他一边丢石头打野狗，一边睡觉做梦，以至于有个晚上他差点也被野狗拖走。

六顺子想法很简单，在阳间连爹的尸体都保不全，就去阴间守护爹吧。

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毫无惧色地走下山岗，来到两坡之间的中间地带。赵秀才指着六顺子喝道：“小屁娃儿，你来干啥？回去！”

六顺子忽然哭了，仿佛他做了错事被人斥责。

雷娃把六顺子揽在自己腰前，冲赵秀才说：“你别吓着孩子。叫他们来吧。”

那边走出两条精壮的汉子，一个拎把挖矿的鸭嘴锄，一个持根长矛。拎鸭嘴锄的抢先一步，直奔雷娃；持长矛的看了看瘦小的六顺子，骂了句：“倒霉。老子明天就要遭报应！”

雷娃去阎王那里报到时，阎王问他，年纪轻轻的，这么急着来干啥？雷娃回说，他不想活了，砂丁太苦，死了倒安逸。阎王深以为然，说你们干砂丁的，来我这里就是进了天堂。

这场多年前的矿山械斗，让建水县吴氏家族和石屏县陈氏家族的怨仇更加一层。两个家族的人若在矿山上狭路相逢，或怒目相视，或攥紧了双拳。在矿山上为了一桶锡砂也敢去搏命的汉子们的人生，是那些读书人在书本中永远读不到的故事。正如雷娃豪迈地跨出那一步时，想到了自己会死，却没有想到这世上有一种果，是在死亡里播下的种。

三  辩说

临安府文庙的杏坛里没有杏树，倒有一棵百年大榕树遮天蔽日，更有元代的古柏、明代的山茶和桂花树。杏坛位于文庙第四进院落，始建于元仁宗时期，有块《孔圣弦诵图》的石碑为明朝时所立，碑刻具体立于何时，已不可考。此碑为青石浮雕，上部镌刻宋高宗御题孔子赞：

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则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维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

碑下部孔圣人美髯垂胸，神态安详，慈眉善目，双手抚琴，怡然又专注；圣人之下侍立的四个弟子头缠葛巾，宽袍长袖，恭敬有加。明万历十六年（1588）本地遭遇过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文庙黄钟毁弃，庙宇牌坊、塑像礼器损毁殆尽。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这块《孔圣弦诵图》石碑，毫发无伤，连角都没有缺一块。此碑历朝历代均被传为圣人之神迹，后人特意建了个单檐四角亭，并筑有两层台基，环之以汉白玉石栏。任凭世间风云变幻，孔圣人在石碑上端坐数百年，弦歌雅乐，如韵在耳，仿佛已吟唱了千年。

在文庙里，属于圣人的时间是永恒的，圣人之下的岁月则是轮回的。孔子的信徒永远在敬拜、释读、传诵、吟唱。在这个凉爽的秋夜，有一操古琴者，素面青衣，端坐《孔圣弦诵图》前，提、勾、挑、抹、揉、掩、挠、吟，不急不缓，且还和弦而唱：“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征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柔和而低沉的歌声和着琴声，音律交合，浑然天成。唱者严格按照《大清会典》准定的工尺乐谱吟唱，唱词均用平声字，一字一韵，四字一名，八名一节，八节一曲。其音质出于喉而落于喉内，出于齿而落于舌，出于舌而落于腭，出于唇而落于鼻，在澄明的夜空中如衣冠飘拂、夜莺细语。音色自下而上者，渐渐清晰、缓缓高昂，直至针尖一般尖锐；而自上而下者，则逐步浑厚、慢慢粗狂，仿佛龙吟深潭、虎啸山林。

席茂臻和吴廉膺立于庭外，直至吟唱者唱诵完一阕，才长嘘一口气，绷紧的肌肉方稍有松弛。所谓雅乐者，闻之令人肃然也。倒是亭子里的另一个听客临安知府冀文治发现了来客，朝他们一扬头，吴廉膺忙拱手道：“给冀大人请安！”

冀文治向他们招手道：“玮玠贤侄，快快上来，见见你的同榜。”

操琴者缓慢起身，端庄施礼：“玮玠兄，久违了！”

吴廉膺十六岁那年考进临安府学成为秀才，像众多读书学子一样，站在了求取功名的起点，期待着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在入学第一天，吴廉膺踌躇满志的良好感觉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时任临安知府的黄竑彬按惯例设宴招待众新晋府学生员，秀才们戴上银雀顶，穿上蓝色长袍，接受知府大人亲授的簪花和赏赐的纹银。就在黄大人的簪花宴上，吴廉膺遇见了自己一生的对手陈云鹤。他的年龄比吴廉膺还小，才十二岁，就已因熟读经史、才华出众而享有“小神童”之誉了。这个来自临安府石屏县大户人家陈氏家族的孩子，长得像月光童子一般明眸皓齿、聪颖早慧。童子试的第一关县试，他考第一，成“县案首”；第二关府试，又考第一，成“府案首”；第三关院试，云南府来的提督学政亲自主持的考试，这小子再考第一。“陈案首”的雅名不胫而走。府学的生员们都在议论：陈案首进了考场，绝无他人可拿第一也。

在簪花礼上，十二岁的陈云鹤穿上秀才服略显滑稽，蓝色长袍一拖到底。知府黄竑彬大人想试一试这个传说中的“神童”腹中到底有多少墨水，就来了一句：“小学生走路长衫拖地。”陈云鹤脱口便答：“大宗师坐轿红顶冲天。”把个知府大人乐得笑逐颜开，直呼“孺子可教，前程可期”。知府身边的提督学政王晋爵眼睛一亮，也来一句上联，“陈小子腰间四点为鲁国学士”，小小的陈云鹤也不怯场，眼珠一转就答出“王大人头顶一笔是吏部命官”。

那时吴廉膺隐约感到，私塾先生给他描绘的那个青云梯的顶端，他只有看别人攀越的份了。尽管他也曾经很刻苦用功，暗中和陈云鹤较劲儿，但天分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赏赐的。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⑦，吴廉膺、陈云鹤与临安府众生员一同赴省参加乡试，吴廉膺虽然以第二甲第十三名金榜题名，但陈云鹤是那一年的“解元”，还被选入国子监进一步深造。又经几年苦读，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个来自边地的“学霸”在朝廷的科举考试中，高中进士，取得第一甲第九的好名次，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那一年，陈云鹤还被临安知府黄竑彬招为乘龙快婿。黄知府的三小姐，据传知书识礼、秀外慧中，美得不可方物。可是呀……

吴廉膺坚信自己比陈云鹤更先爱上知府大人的三小姐。考上生员的第二年迎春大祭，临安府学的生员们在立春前一日，要在先生带领下来到府衙署仪门外扎结彩亭、准备仪仗，并跟随身着朝服的黄竑彬知府及众官到城南门迎接主管农事的春神。这是个官民同乐的吉祥日子，素日拘谨呆板的人也恍若在这春回大地之时欣欣然活跃起来。春色四溢中，一群老少女眷从府署深处走来，她们头上的钗凤簪环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们的氅衣鲜艳靓丽，衣襟袖口镶金滚银，裙裾的飘带随风起舞，婀娜多姿。人们都在悄声说，知府大人的家眷来了，还不赶快回避。吴廉膺一眼就瞅见了一个纤细高挑的女孩儿，出水芙蓉般卓尔不群。这就该是人们传说中知府大人家的千金黄子衿了吧？府学教授席茂臻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看，似乎在呵斥他：非礼勿视。他们跟随黄竑彬大人去城外迎春神和春牛。知府大人仪仗威武，府吏鸣锣开道。在城南门，用竹笠编扎、彩纸裱糊的春神和春牛高大轻盈、吉庆安详，姿态可人，正等待人们来迎接。知府大人手持一青苗扎成的长旌，迎风一挥，府署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大小官吏们和城中耆老乡贤依次而上，抬起春神和春牛，高呼“春来了，春来了”。百姓沿街围观，欢呼雀跃。春神、春牛迎回府署，安置在彩亭里，知府率众官吏整理仪容，奠酒祭拜，诵迎春祭文一篇。迎春仪式的高潮，是黄竑彬大人率领众官，手持彩鞭驱赶春牛，将它赶至一个春雨喜降、农事繁忙的春天。民众此刻一拥而上，哄抢春牛。能抢到一张彩纸、一根竹枝，都被视为这个春天的大吉祥。吴廉膺随着哄抢春牛的人群向黄子衿小姐靠近。他的目光已被她黏住。他看见她掩嘴而笑，那眼波里荡漾的春光如头场春雨，滋润了少年焦渴的心。在吴廉膺的少年回忆中，这是春光最为明媚的一个春天。

老吴家曾托人去为吴廉膺说亲，却被知府大人婉拒。吴氏家族和吴廉膺当时的嫉恨与失落，多年来羞于言说。既生瑜何生亮也。眼见着对手既金榜题名又洞房花烛，还被朝廷外放日本考察政务，人生顺利得如出长江三峡的一叶轻舟。而吴廉膺中举之后则仕途不顺，于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黯然回乡。故乡的人们都在传言，一向心高气傲的吴廉膺对读书求功名早已心灰意冷，索性辞官回到故乡接手家族生意。曾经栖息在同一树枝上的两只雏鸟，当他们振翅而飞时，一只一飞冲天，越飞越高远；另一只却落在荆棘丛中，纵有鸿鹄之志，又何以高飞？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吴廉膺端正了音容，缓步迈上台阶，“陈大人，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陈云鹤哈哈一笑，“玮玠兄，你我同窗共读五载，又是同榜举子，此等情谊，就不讲那么多礼仪了吧？兄台快快请坐，我带来一套康熙版《大成乐》乐谱，正与知府大人探讨比较与嘉靖版《大成乐》之长短。”

在来杏坛的路上，席茂臻已提到，陈云鹤从东洋回来后，被吏部放到湖北天门县做县令，因治水缉盗和赈济灾民等，颇有政声。此番回乡，是为丁忧⑧。冀大人特意延请子君（陈云鹤字）前来参加祭孔，同时讨教日本国铁路之事。子君毕竟是见过火车这个奇怪莫名之物的人。

待席茂臻和吴廉膺落座，冀文治说：“今夜守斋，以茶代酒，或可宽慰陈大人丧父之痛；玮玠贤侄慷慨义举，造福庠序，本府唯薄茶相谢。今年我临安府丁祭，庙宇辉煌，声乐清雅，群贤毕至，盛举共襄矣！”

席茂臻道：“冀大人施政有方，雅望非常，八方俊杰，无不来归。子君玮玠，均为我临安府俊杰贤达。家乡福祉，社稷安康，足可依托。”

吴廉膺说：“大先生抬爱。子君兄才是国家栋梁，廉膺不过乡野匹夫耳。”他当然知道在个旧矿山上，以他老吴家为代表的建水矿商和以陈氏家族为代表的石屏商帮，百年来一直争来斗去、互不相容，但这些带有铜臭味的俗事，和他与陈云鹤在科第之路上的过往比，简直不堪一提。

“玮玠兄过谦了。闻说兄台回乡后，扶持义学，捐赠庠序，整饬家业，广开财路，堪比陶朱公。”如此良辰，陈云鹤也绝不会提两个家族在个旧矿山上的龃龉。在孔子的面前，“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现任的临安知府冀文治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先在姚安县任知县，再任临安府石屏州知州，去年升任从四品的知府，主一方之政。他甫一上任便修水利、蠲赋役、决狱讼、平盗夷、济饥民、施惠政，重振士气，教化民众，尊孔崇儒，举荐人才，应该算是一个清正廉洁、勤勉爱民的好官。眼下时局动荡，社稷飘摇，列强环伺，觊觎华夏。山高皇帝远的云南极不安宁，法国人征服了安南（越南）后，大清国和法国打了两次仗，大清一败一胜，败自不用说，胜了却还得跟战败者签订和约。其中一条就是准允法国人将铁路从安南修到昆明，这意味着古老中国的南大门将被一列火车撞开。可在二十世纪初，全云南几乎没有人知道火车为何物，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国人不知道船坚炮利意味着什么一样。

冀文治年初曾受云贵总督委派，会同法国驻昆领事及法国滇越铁路公司相关人员，到铁路沿线工地巡察，同时协调相应事宜。那时法国人的铁路已修到中国境内，在山高谷深的云南高原蜿蜒，像一条狰狞的巨蟒盘绕着绿色山川，让为官十余载、熟读经史子集的冀文治深受震撼。

“其道路宽约六尺，略大于我官方驿道。平且直，无陡坡少曲折。遇山钻洞，遇河流山涧则架熟铁之大桥矣。危乎高哉，势如过江蟒龙；直上云天，状若通天云梯。且筑路境况极为恶劣，山高谷深，瘴气弥漫。民工死伤无数，尸骸累叠，惨不忍睹。今日洋人之铁路，从安南至云南，明日从云南而四川，而贵州广西，进而如蛇之盘行，深入华夏腹地。陈大人，我大清江山社稷，岂非将为洋人铁路捆缚，山河破碎哉？”

“冀大人，铁路乃时代之产物。”作为客人，面对比自己官职更高的临安知府，又是家乡父母官，陈云鹤说话不能不尽量委婉中正。“道光五年（1825），铁路已发轫于英吉利国，虽称火车，实则用蒸汽机推之。燃烧强大之蒸汽者，煤也，火也，故谓之火车。西洋诸国，自有蒸汽之机器，数十年间，发展迅猛矣。轮船、战舰、织布、炼矿、火车，无不有赖蒸汽机者。可谓蒸汽机推动了世界。吾国要自强，以抗衡西洋东洋，必以铁路为富强之根基。早在咸丰九年（1859），有洪仁玕者，著《资政新篇》一书，其中曰：‘中国各省应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

冀文治说：“本府闻说光绪六年（1880），有英美洋行者，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铁路，见者惊骇，民心大乱。最终被本地官府拆除，路轨器物等扔进了大海。”

陈云鹤叹口气：“允洋人筑路，我们有契约在先。上海道为此赔偿了二十八万两白银。何其冤哉！”

吴廉膺冷言道：“倾我大清之物力，固我中华之传统，何以为冤？挟洋自重，引狼入室，实乃‘康梁乱党’之技。”

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惊悚。连冀文治举茶杯的手也悬在半空中，不知是一口饮下，还是该装作没有听见。“康梁乱党”，不过是上报给朝廷奏折里的“说辞”。士大夫阶层，有几个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倘若一个康梁信徒深夜造访临安府，冀文治恐怕要倒屣相迎。吴廉膺这顶帽子扣下来，倒让冀文治感到他有失雅量、见识偏狭。陈云鹤倒神色坦然，缓缓说：“玮玠兄，洋务运动已然四十余年，师夷长技以图强，乃我大清有志之士之共识也。兄台也是走出云南、开过眼界之人，岂能不知当今世界潮流乎？”

前府学教授席茂臻当然要阐明为师之教诲，“世界潮流如水，我乃磐石之固也，纵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其奈我何？火轮车（火车）之物，我华夏亘古未有，闻所未闻。不过是洋人造就之谬种，怪力乱神，粗陋不堪。铁路者，扰我祖先陵寝，断我大清龙脉，恣意横行，毁坏风水。凡我大清士人，理当拒洋修路，还我江山社稷之安宁。”

吴廉膺接话道：“若法兰西火轮车开到我临安府，声震如雷，地动山摇，横冲直撞，嘶鸣怪叫。文庙内圣人之灵位，岂能安详？我等怕是无颜祭孔了！”

陈云鹤已察觉到吴廉膺对他暗藏机锋，同榜不一定同道，更何况吴、陈两家还是世仇。但他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对时局的判断应该不同于莽夫草民，或抱残守缺如席茂臻者。当今朝廷的弊病，是不知道病在何处，或者知道也不说，更不会改；民众的问题，则是一论说到“拒洋”，便立即占据了“道义”高地。然而聪慧开明如吴廉膺者，难道不知道铁路于国于民之便利？陈云鹤有些看不懂自己的同榜。

陈云鹤不能与自己的先生席茂臻探讨火车这一新事物，但与师出同门者辩一辩是非曲直，亦属正常。

“玮玠兄，光绪七年（1881），为煤炭运输计，官办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开通，约二十里许，此为中国人筑铁路之始。有言官无端生事，以机车震动东陵为由，上书朝廷，不准火车开动。朝廷圣谕，弃蒸汽机不用，车辆只能用骡马拉动，为天下笑。越明年，经李中堂多方努力，方用上蒸汽机头。运量大增，世人共睹。唐胥铁路已修至山海关，皇陵未闻有所惊骇，祖先依然是祖先。现如今，从卢沟桥到汉口之卢汉铁路，长达两千余里，已全线通车。千里江山，火车飞驰，我大清已享铁路之福矣。”

冀文治沉吟半晌才说：“本府远离中原，隔绝海外，鲜知世界潮流。陈大人是出过洋的人，敢问一句，东洋人之铁路，是为西洋人强行所建，或为日人自修？”

“冀大人，日本也曾遭英美战舰欺凌，城下之盟、通商条约一签再签。但日人痛定思痛，幡然改过，在我同治年间维新变法，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军工、造船、铁路、航运、纺织、商贸急速发展，国力大长，军力激增，甲午战争迫我签订《马关条约》。这一切，都有赖西洋人之教训，东洋人之自省。下官在日本所见铁路、矿山、机器厂、轮船厂，乃至电报、邮政等，均为西人之技术，日人则独立掌控也。”

冀文治一抚案几：“这就是了。我临安府，物华天宝，矿藏丰富。洋人筑路，实为吸吮我血脉，盗窃我宝藏。卧榻之侧，焉能允洋人火炮开路、火轮车任意横行之？他日国家富强，傲视列强，主权在我，自建铁路，岂不是易如反掌之事？”

陈云鹤说：“冀大人所言甚是。然，洋人铁路已登堂入室。”

“那我们就把他们赶出去。”吴廉膺语气铿锵地道，就像正被轻柔抚弄的琴弦，猝然弹断。

四  祭孔

丁祭日寅时，荒鸡始鸣，夜日交替；繁星冷寒，秋露如珠。是夜，陈云鹤在文庙的斋房里仅小睡了一个多时辰，便翻身起来了。他推开木窗，天空幽蓝，夜风萧瑟。一阵劲风带着略微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似乎还能让人感受到夜露的阴湿稠浓。下午时还很溽热呢。陈云鹤脑海里不经意间就浮现出王半山（即王安石，半山为其号）的《秋露》：“日月凋何急，荒庭露送秋。初疑宿雨泫，稍怪晓霜稠。旷野将驰猎，华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鹤，抱此一端愁。”不知为什么，此番回到临安府学，旧地重游，尽管经吴廉膺捐赠巨资修葺一新的文庙令人赏心悦目，陈云鹤还是感受到某种肃杀和凄楚。是季节的缘故吗？

当然不是。在临安府的祭孔大典即将开始时，陈云鹤听到了霍霍磨刀声，甚至还看到了黑暗中刀锋的冰凉闪光。

大成殿通宵灯火明亮，庭香缭绕。祭孔大典的头通鼓在卯时敲响，文庙进入大典准备期。这通鼓由高一丈二尺、鼓面宽五尺的鼍鼓敲出，共击三百六十次。在寂静的夜空下，鼓声从黑暗的深处远雷般滚来，由弱渐强、由疏而密，仿若远古跫音，又似万军奔来。此时刻，三十六名舞生、三十名乐生、十六名歌工以及执事者在廊庑和庭院中迅疾穿行，鼓点间歇间还可听到衣裙摩擦的窸窣声、急促而谨慎的呼吸声，他们迈着小心的碎步列队于大殿内外，屏声静气、恭敬谦卑。大典的礼器、乐器、祭品等早已准备就绪。大成殿先师位祭台上排列有序地供奉有鼎、爵、樽、壶、瓶、铏、簋、笾、簠、俎、镫、罍等三百余件簇新锃亮的礼器，还有作为祭品的猪、羊、鹿、兔、鱼、黍、稻、梁、枣、栗、榛、菱、笋、芹、韭，以及帛、香烛等。临安知府冀文治应该不会忘记，即便是今年的春祭，祭台上的礼器也没超过百件。像盛稻粱和黍稷的簋和簠，建水文庙从前有过，但被强人盗抢去以后再没有补齐，吴廉膺都着人从广东订购来了。甚至祭官净手后盛废弃水的罍，吴廉膺都买来一整套十二件。

二通鼍鼓响起时，陈云鹤已沐浴更衣完毕。今天的正献官（主祭）为临安知府冀文治，陪献官（陪祭）由临安府同知赵留祥、建水县知县宫永麟担任，陈云鹤与吴廉膺及另外一位乡贤、一位耆老将充任分献官。陈云鹤忽然想到，吴廉膺辞了官，今日不能穿朝服祭孔了。惜乎哉！自昨晚在杏坛见到吴廉膺后，他一直想与学长作一次促膝长谈。分别近十年，这位仁兄已有许多他看不明白的地方，且似乎还在刻意回避他。

第三通鼓响起，临安府参与祭孔的众官、耆老、士绅、乡贤、儒生等在执事的引领下，分列于大成殿门外。冀文治身着四品官之云雁补子官服，头上的“凉帽”朝冠上镶了一圈小蓝宝石，上衔青金石顶，面色凝重，形态端庄。祭孔大典的通赞（总执事）为席茂臻，他一身青色长袍配黑色马褂，颌下胡须在晨曦里微微颤抖，一脸圣洁凝重的庄严之气。于这个释读、讲说并尊奉孔孟儒学一生的前临安府学教授而言，今日之祭，甚于祭祖。

“正献官就位！”

“陪献官就位！”

“分献官就位！”

随着席茂臻苍老而不失威严的嗓音回荡在大成殿内外，文庙内几乎所有人都仿佛感到血脉里有种东西，和两千多年前圣人的教诲融汇在一起了。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士大夫，如果说文庙是他们的精神皈依地，祭孔则让他们重温君臣之道、士子之礼、修身之为、行事之责。文庙因为有孔子而神圣，他们因有幸祭孔而尊贵。

也许有一个人例外。陈云鹤发现，和他并列站在分献官位置上的吴廉膺似有些心不在焉。当通赞席茂臻高呼“迎神”，孔子丈八尺圣像被四个儒生抬入，乐生奏响迎神乐《昭平之章》，歌工和之：“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

席茂臻大呼一声：“跪！”众祭祀官员人等都跪下了，唯吴廉膺鹤立鸡群，陈云鹤忙拉了一下他的长衫，吴廉膺方梦醒一般扑通跪下。三叩九拜礼行后，席茂臻喊：“兴！”大家起身，吴廉膺又慢了半拍。看那窘态，恍若梦游。

迎神之后行“初献礼”。按程序，正献官要被执事引到一耳房以净水洁手，然后奠帛、献爵敬酒、跪读祝文。祝词曰——

惟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日，主祭官冀文治，陪祭官赵留祥、陪祭官宫永麟，分献官陈云鹤、分献官吴廉膺等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曰：惟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值文教昌明之会，正礼节乐和之时，辟雍钟鼓，咸恪荐以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秋，只率彝章，肃展微枕，聿将祀典，配以复圣颜子、宋圣曾子、述圣思子、亚圣孟子，尚飨！

此刻乐生击柷作乐，舞生庄重起舞，歌工唱起初献奏《宣平之章》。庙堂里既庄严肃穆，又鼓乐齐鸣、琴瑟清越，声律交融、八音俱全，声声不绝、韵韵绕梁。

“玮玠兄一夜未眠？”在又一次三叩九拜之间，陈云鹤悄声问。

吴廉膺愣了一下，再微微一笑，“腿有小恙，稍有不便。”

在他们前面三尺远，冀文治正从一执爵者手中接过盛酒的青铜爵，高举三拜，然后敬献于祭台上。陈云鹤的目光落在祭台左侧一头献祭的全猪身上。猪毛已褪尽，发出白惨惨的光芒，令他感到不适。右侧还有一只祭牲羊，像一具变形的尸体。陈云鹤在湖北当县令时，平定过一次匪乱，刀兵过处，尸横遍野。印象深刻的是一处水塘里遍陈肿胀发白的浮尸，蝇虫飞舞，臭不可闻。苍生可怜，那些无名的刀下鬼也终是大地的祭品，只是不知为了什么而祭了。

大成殿外的广场上，舞生们正和着音律，随着两个执旌者指挥，一板一眼地跳着“六佾之舞”。在临安府学当生员时，每逢祭孔大典，陈云鹤和吴廉膺都要习舞学歌，以为儒学滋养。那年月似比现在更守礼制，那时他们跳祭孔舞时身穿红缎补袍，腰系绿绸带，头戴金顶帽，分东西两组。他在东边一组，用左手左足表演；吴廉膺在西边一组，用右手右足完成同样的舞蹈动作。陈云鹤还记得东边组几乎都是石屏籍的生员，西边组则以建水籍生员居多。两个地方的生员像他们的祖辈父辈一样，从来都互相不服气。不过陈云鹤得承认，跳祭孔舞，他们跳不过建水籍生员。难道他们生性灵活机巧？因为祭孔舞蹈本就极为复杂考究，头、身、手、脚皆有固定程序，歌工一字一韵，舞者一韵一舞，看上去有些像提线木偶。这祭孔舞蹈源于上古时代的《大夏》之舞，典雅高贵，雍容大方，犹如汉雕，故史书上誉之为有“汉雕之美”。其实，在陈云鹤看来，舞只是外形，礼才是核心。一个习过祭孔舞的士子，难道还不知道君臣之礼？他想问吴廉膺。

分献官在祭孔大典中的职责是在主祭官敬献完毕后，按同样程序祭祀大成殿内与孔子一同受供奉的“十二哲”⑨。在盥洗所净手时，陈云鹤突然问：“玮玠兄可有收到个旧厂那边的讯息？”

“何种讯息？关乎锡价？”吴廉膺让手上的水滴尽，才接过伺候他们净手的执事递来的手帕，轻轻地、慢慢地擦拭。似乎对问与反问，都不在乎其答案。他将一个冷冷的背影留给了陈云鹤。

十二哲神位在大成殿东西两侧，一边分列六位，神案小了许多，供奉的礼器和祭品也相应少了许多。四位分献官随执事引领，回到殿内，站成一排。担负司仪的执事已不是席茂臻，而是一个前州学学官。但分献礼的祭祀程序却和祭孔时一样，献爵献祭奠帛，三叩九拜，一样也不少。

在献完爵酒后，陈云鹤悄声道：“七府矿权之争，玮玠兄想必已知晓？”

“知晓。”吴廉膺起身，眼睛只望着头顶上方的子贡塑像，就像一个专心致志的听话学子，不想在此时此刻讲小话。

完成一次叩首后，陈云鹤又问：“英法隆兴公司已派人前去个旧厂勘测矿山，玮玠兄知否？”

“知。”

“个旧厂危矣！临安府险矣！兄台也知？”

吴廉膺扭头看了陈云鹤一眼，执事此刻已呼：“兴！”他便趁势站起来，随执事回到原拜位。

乐生已奏响终献乐《景平之曲》，舞生继续随音律舞蹈，众祭官都站在廊庑下观赏。陈云鹤还是和吴廉膺并排而立，两人看似在赏舞，但内心的波澜只有他们知道。

“昨日下午，个旧厂石屏商会着人送来一信，情形已如决堤之水！”

“陈大人，你我当舞生时，跳得比他们好。是吧？”

“矿山上到处在流传一篇《拒洋修路，阻洋占厂》的檄文。”

“我还记得跳祭孔舞的手势有五种，起手、垂手、出手、让手、拱手。陈大人，我没记错吧？”

“传言有孙文的革命党人混迹于各商号炉房间，煽动造反。”

“脚的舞蹈动作则有七种，跷足、点足、出足、曲足、移足、交足、蹈足。容易搞混，特别难。”

“玮玠，我在日本考察过东洋人的矿山和铁路。你可知何为矿山之测量、槽探、洞探、钻探，以及如何用蒸汽机器来选矿和冶矿？你又知何为地质学、工程学，何为物理、化学？”

“我知形体的动作有五种：平身、躬身、侧身、回身、蹲身。”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开矿山，洋人都有领先我之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促我技能，如何不为？”

“陈大人，我还知礼的动作有九种：授、受、辞、让、歉、揖、拜、跪、叩，几乎不用学都会。”

“传言一些砂丁已经领到了兵刃枪弹，还得到某些商号老板的暗中支持。玮玠，可不能轻启事端啊！”

“子君兄，你还记得当年教我们习舞的先生言，当舞时，散而为佾，聚而成列；动如兵家之阵法，意得文武之神功。”

“吁，玮玠，战事非舞乐也！”

一阵肃杀的秋风袭来，庭院里落叶飘拂，和舞生们舞动的袖袍裙裾相互追逐，而秋日的阳光还很明亮。吴廉膺眯了眯眼，“陈大人，秋风乍起，时令变矣。我想起王文公（王安石）的几句诗：‘旷野将驰猎，华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鹤，抱此一端愁。’子君兄若是有闲暇，改日我约你南山秋猎。”

陈云鹤略微惊讶，他们竟在同一日想到同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只是他感悟到的是“秋露”，而吴廉膺渴望的则是“驰猎”。

祭祀进入尾声，通赞席茂臻高喊：“撤馔！”乐生奏响彻馔乐《懿平之章》。这时，一个府衙兵科的小吏迈着碎步小心潜到知府冀文治身后，贴在冀文治耳边轻语了几句。按惯例，此等小吏是没有资格进孔庙的。陈云鹤和吴廉膺都看到，知府大人的脸立马像秋风里的枯叶一般黄了，而且他略显肥厚的脸颊还抖动了两下。两人就像知道了答案一般相互对视了一眼，一个眼睛里是刀起头落、腥风血雨，一个目光中早已是跃马扬鞭、杀声如雷。

歌工们正一板一眼地吟唱：

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

礼成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五  相遇

火车总是载来一些人的团聚，又造成一些人的别离。自火车被发明出来以后，它就是个追着时间跑的怪兽、改变命运的大家伙。它从一个世界驶向另一个世界，让陌生和熟悉互相转换，让过去和现在轻易穿越，让生命意义和死亡价值被现实的车轮无情碾压。被它一闪而过的万事万物，经它载来的故事和拉走的人生，不是相忘于江湖，就是成为渐行渐远的回忆。就像桑逸抱着他父亲的骨灰坐高铁回家，这个修了一辈子铁路的老爸，不会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魂归故里。

桑逸当然知道，父亲桑小青一生的夙愿，就是把高铁修到家乡。现在家乡通高铁了，父亲却成了一捧灰。他买了两张一等座车票，让父亲的骨灰盒“坐”A座，自己坐C座。骨灰盒用纯棉白布仔细包裹了，再套了一只小旅行袋，连去卫生间他也抱着。列车员过来说，先生，你可以把那个包放在行李架上。桑逸掏出两张车票给她看。列车员怔住了，问这是……桑逸阴沉着脸说，我老爹。修铁路的，送他回家。列车员有些疑惑，目光落在座位上的包上，然后坚持说，按我们铁路上的规定，旅客行李必须上行李架。这时坐在桑逸后面的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说，请跟我来。他把列车员带到车厢连接处，掏出证件给列车员看，神色严肃地跟她交谈。他是桑逸父亲属下的一个处长，是专程陪桑逸送父亲“回乡”的。女列车员用有些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桑逸，再不说什么，扭头走了。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地闪过，像被抛弃的往事。此刻的桑逸不能不盘算，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一年还是两年？这个天南地北修铁路的总工程师，被家乡人当作“大领导”的老爸，每年探亲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但从前桑逸最心烦的事，就是父亲回家，因为他老人家回家也当“领导”。

桑逸还回想起从前和父亲坐绿皮火车的时光。有一次父子俩只买到一张卧铺票，父亲说：“你坐火车少，我啥火车没有坐过？”老爸让儿子睡铺上，自己在边凳坐了一晚。大约在他七八岁时，父亲带他去上海，车停在一个小站，桑逸说肚子饿了。父亲说这是临时停车，发车没个准点的。站台上就有个卖烧鸡的，父亲看儿子的眼光长久落在烧鸡上，就说你等着吧。父亲还在付钱，火车却启动了。桑逸急得在车窗大喊。父亲拎着烧鸡追火车，脚下的皮鞋都跑飞了。火车越来越快，桑逸都急哭了。但父亲还是追到了窗口下，先把烧鸡扔进来，在火车马上就要驶出站台前，他一纵身吊在了车窗上。像农民工一样扒火车的老爸，让现在的桑逸有想哭的冲动。

他把目光转向车厢。斜对面坐了一个很养眼的姑娘。她看上去像个傣族姑娘，身材纤细，个子很高挑，五官精致，麦芽肤色；上穿一件蓝色紧身短袖小褂，下穿一条浅灰色镶金边筒裙，粉色中跟凉鞋，风姿绰约，自然洒脱。姑娘时而瞄桑逸一眼，脸上现出浅浅的善意。桑逸伤感的眼泪，被眼前的春光击退。

三天后，当这个在高铁上偶遇过的女子出现在建水古城西大街桑记土陶店的门口时，桑逸一直忧伤的心再次被这抹春光照亮。尽管她处在逆光里，但那剪影就像一个御光而降的天使。

“我可以进来看看吗，先生？”女孩站在光影里问。

“不必客气。你随意。”

她今天穿一件翠色乔其纱过膝长衫，下配青色宽腿裤，戴顶南洋风情的浅黄色帽子，衣裾飘飘，青春律动。

桑逸的心跳了一下，努力让自己专注于手中的陶罐。他正在给一只紫陶罐描绘一棵枇杷树，树上站一只小小的鸟儿，憨态可掬，似在留恋枇杷的美味而不肯高飞。这些年他痴迷于陶器而忽略身外的世界，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借钱开了一家陶器店，从备料、拉坯、描绘、书写到上色、烧制、打磨，再到售卖，桑逸独自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陶器店后面的一方小院就是他的工作场所，各式茶壶、茶杯、茶罐、茶盘，大小不一的陶坛、陶罐、陶盆、陶碗等摆满了院坝。它们泛着建水土陶特有的白垩纪时代的远古光泽，谦卑的暗红、质朴的浑厚，大多是未经入窑烧制的湿坯，像一个个待嫁的新娘，等待主人为她们装饰出花鸟鱼虫、春华秋实、山水风物，以及对生活美好的祝福。院子后面还有他亲自设计并和工人一起砌出来的燃气窑。窑并不大，每次仅可烧制三四十件陶器，但就像他的恋人一样宝贝。在这个有着数百年烧窑传统的古城，有一群像他这样的个体窑主，他们有的为生计，有的为爱好，有的为虚荣。你有一套房子、有一辆好车，并不显得有多了不起，而你拥有一座自己的窑，总会让人刮目相看。

女孩兀自在店里流连，这把壶拿起来看看，那只盘翻来覆去端详。“请问先生，你怎么会仿天启朝的青花？”她问道。

桑逸不能不眼睛再次发亮，禁不住从方凳上站了起来。当一个手艺人遇到一个识货的高人，那就是俞伯牙遇到钟子期。有明一朝，青花瓷器的辉煌在宣德和成化，略懂古瓷的人都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天启朝只不过短短七年，其青花瓷风格几近于无，且无论是制瓷水平还是描绘工艺都远不如前朝，尤其客人手上拿的那只缠枝莲瓷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即便是古陶瓷专家，也不一定说得出它仿制的源头来。

“这不是官窑仿品，是民窑。”桑逸站在女子面前，忽然发现自己左手大拇指上有一小团墨汁。这让他感到害羞，仿佛那团黑就在他脸上。他有些难堪地使劲搓自己的手。

“我知道，它是乡间风格。你为什么不仿官窑？隔壁的一家店，全是仿宣德朝的青花，Al’air magnifique（法语：看上去很精致）。”女子下意识地捂了一下嘴，略带歉意地笑了一下，正打算改回说汉语，没料到这个店小二模样的年轻人马上回了她一句：“La porcelaine ancienne ne devrait pas être arrogante（法语：古瓷不该傲慢），我不喜欢高高在上的东西。”

女子眉毛挑了一下，“好见解。你在法国留过学？”

桑逸抓了一下头，并没有把乱蓬蓬的头发捋清爽，反而使其更乱，就像他在法国留学那么久，不是让他更西化，而是让他彻底回归了传统。

“巴黎城市学院，四年。”他不经意地说，似乎那几年留学生涯不过是青春里的“盲肠”。

“噢，有意思。”她似乎忘记了高铁上的相遇，现在才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小伙子，有在偏远小城找到同道的些许惊喜。桑逸是个清瘦而略带忧郁的年轻人，眼睛清澈明亮，脸上挂一副落拓不羁又郁郁寡欢的艺术家范儿；一圈缺乏修饰的细绒细绒的络腮胡，仿佛向阳的山坡上刚刚长出来的嫩草，眉宇间有一股冷冷的傲气，或者落寞的孤僻。他的鼻子颇有雕塑感，是艺术家们（当然也包括女孩子们）感兴趣的鼻子；嘴唇很薄，唇线优雅，似乎时常准备嘲讽一切。他脸色苍白，衣着随意，神情淡定，见识过世界的优越感而深藏不露。但还是被她一眼洞穿，因为他的眼神里掩饰不住一个破落王子等待救赎的期盼——不是因为缺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孤傲。

“隔着一条塞纳河，我们差点就成了同学。我还在巴黎一大念书。”她主动伸出了手，“很高兴认识你。朱迪，从老挝万象来。”

“哦，老挝？”桑逸不能不惊讶，这可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个老挝人，还那么漂亮时尚，不输大街上任何一个美女。她不仅能说中文，还会法语。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桑逸搓搓手，“好吧，朱迪。你是华侨吧？我叫桑逸。喝茶吗？我这儿有十年的生普。”

“其实我更想来一杯咖啡。不过，茶也许更解渴。我正逛累了呢。”

坐下来后，朱迪才发现主人左臂上戴着白纱。她不无关切地问：“桑先生家中有孝？”

桑逸低了头，“家父，刚刚过世。”

“我很抱歉打扰。望节哀。”朱迪很中国化地双手合十。

桑逸抬眼望着朱迪，看见她眼里真诚的善意，那么干净，那么清纯。他的心再次怦然一动。

他们没有过多谈论共同生活过的巴黎，没有谈论留学生活的清苦、孤独和自由自在的环球旅行，他们更多的话题是脚下这片土地、身边的古城，还有谜一样的血缘。

朱迪说她是学艺术史的，过去偏重于西方艺术史，这两年重心转移到东方来了。她打算以此做自己的博士论文。陶瓷和丝绸，是她深感兴趣的两种东西。“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过去是，现在也是。你刚才说得对，青花瓷不应该被人们供起来，再哄抬价格。你画的这个枇杷绶带鸟陶罐，从元代以来就在民间很盛行吧？枇杷秋荫、冬花、春实、夏熟，药书上说是备四时之气的佳果。而绶带鸟，寄托了多少读书人的仕途之梦啊。”

看来是遇到行家了。桑逸两眼放光，“我们这里被称为‘文献名邦’嘛，读书做官的人多。”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眼睛里又蒙上一层云翳。

朱迪察觉到了桑逸脸上的细微变化。她想这家伙大约是个差等生。中国人富起来以后，欧洲的大街上太多桑逸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了。朱迪换了话题，“这个陶罐烧制好后，能卖多少钱一个呢？”

“三五十元吧。还得看出窑后的成色。”

“不贵嘛。”

“陶器本不过是老百姓用的东西，只是个器皿而已。我们可以赋予它艺术性和历史感，但又要让普通人买得起、用得上。民窑的东西，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谦卑。你这样看它时，它就有灵魂了。一个土陶制作者，其实是个历史老师。”

朱迪笑笑说：“尤其是你这样的土陶艺人，或许会成为我论文里的某个exégèse（法语：注释）。我正在写博士论文。东方的陶瓷，是其中一章。”

“厉害。”桑逸竟下意识地冲朱迪竖起了大拇指。两年前他一个朋友曾约他自驾去老挝琅勃拉邦、万象旅行，他没兴趣。早知道万象也有如此楚楚动人的姑娘……他想，至少此刻有得一聊了。

“我倒是挺佩服你的，喝了那么多洋墨水，却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桑逸很知足地说：“像一只陶罐那样普通，不是很好吗？”

“哎，你在法国读什么专业呀？”

“稀里糊涂地念了个MBA。”桑逸不无嘲讽地一笑，“你瞧，我开了这样一家店，也算是学有所用吧。”

朱迪莞尔一笑，“所有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你没有这家店，我们今天不会相遇。”

桑逸感到自己快要被这无邪又灿烂的笑脸融化了。这个来自老挝的小姐笑起来更好看，有一种内敛成熟的妩媚，透着女性的柔美和知性。他慌忙挪开了目光，“可惜，那时我没有能力在巴黎开一家陶器店。”

“法国人爱说一句话：Avec des ‘si‘，on mettrait Paris en bouteille（法语：有了如果，我们就能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了）。”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像老同学见面那般没有了距离。“打算在我们建水待多久？”桑逸问。

“不确定。”朱迪呷了一口茶，“我们不是来旅游的。”

“噢，你不是一个人来的？”桑逸莫名地紧张，她有男朋友或者老公了？唉，这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不是，我和我爷爷一起来的。不会有人猜得到我们此行的目的。你猜猜？”

“你爷爷带你来相亲的吧？”桑逸本想给出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但话一出口他又觉得自己有些轻浮了。“抱歉，我胡乱说的。”他补充道。

“为什么不呢？”朱迪落落大方地说，“本小姐目前还待字闺中。不过我们此行可比相亲难多了。老人家是来寻根问祖的。”

“哈哈！”桑逸往前探了探身子，“你家祖上是这边的人？好难得。我们得认老乡了。”

“我爷爷快九十了。上个月忽然像大梦初醒般，说他的祖先在中国云南，他要回去寻宗问祖。一个耄耋老人的愿望，家里人谁能阻挡？”

“落叶归根嘛。你爷爷小时候去的东南亚？”

“我爷爷是在泰国出生的，后来到新加坡念书，然后又回到老挝国立大学当教授。他想找这里的吴家打听打听。”

“天哪，够周折的。吴家在我们这里可是大姓，现在还有座吴家花园。”

“我听说过吴家花园，正想去看看，据说可跟大观园相媲美。”

“是呀，吴家花园现在可是我们这座古城的一张名片。”桑逸不无得意地说，好像他就是吴家的后人似的。然后他又嘀咕道，“在我们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小地方，真不明白一个家族盖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人在里面都会迷路的。连天井都有四十二个！我要是有个带天井的院落……唉，不能跟前人比咯！”

“至少留下了一段历史。不是吗？这样的大户人家，应该有相应的资料保存下来吧？”

“当然有。我们小时候，学校组织去吴家花园参观，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分辨吴氏家族里哪些是参加革命阵营的好人，哪些是参加反革命阵营的坏人。可我们那时搞不懂的是，坏人的儿子是好人，好人的兄弟又成了反革命。更要命的是，好人一会儿又变成了坏人。”

朱迪有些茫然地望着桑逸，桑逸瞬间就明白过来了，这一套话语是海外华人不明白的。“这样说吧，”他比画着左右手，“这个家族的人，可能折腾了。相当于把生活当一团五色陶泥，揉来捏去的，左右倒手，上下拉扯。看似活出了不同的人生来，可最终还是那一团泥。人权势一大，大概都有这毛病吧。”

朱迪似乎听明白些了，附和道：“家族大了，肯定啥样的人都有。他们应该有家谱保存下来吧？你们这里，一般百姓，三代以上就不知道祖先是谁了。”

桑逸有些不解，“他们家的家谱跟你要找的祖先有什么关系？”

“我的一个老师说过，中国的家谱，是历史的缩影。或许我们能从别人的家谱里，了解到我的祖先故乡的些许信息。”

桑逸释然，“那好办，我有个好朋友就在吴家花园上班。他是个搞地方史的学者，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吴家花园，介绍你们认识，或许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线索。”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叫上我爷爷，下午我们就去。不过我有个疑问，吴家花园不是一处私宅吗，怎么会有人在那里上班？”

“噢，现在那里归文管部门管，开发成旅游景点啦。”

第二章

六  家世

建水吴氏先祖吴根泉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随军征伐云南，天下平定后，作为军屯户落籍建水。虽然元代时在这里设置了建水路，但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土酋部落时代，多民族杂居，习俗奇异；部落间互不统摄，相互厮杀，未闻礼教。那个最早在边陲之地卸下铠甲、开山伐木、引水灌田、起屋娶妻的吴根泉，便被尊为建水吴氏一世祖。当他在贫瘠的红土地上开垦出第一块土地、盖起第一间房屋时，这位容貌模糊的祖先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村庄，我要在这里生儿育女、子孙万代。吴根泉请人写了一副对联，高挂堂屋两侧：亦兵亦民因屯边；锄犁刀剑度春秋。吴根泉脚下的那片土地背依青山、面朝丘陵，河水蜿蜒、海子（小湖泊）宁静，山林里出没的豺狼虎豹比人还多，天地呈现为将开未开的模样。吴家到第三代时才基本站稳脚跟，小有田产，吴氏三世祖始教子读书，勤勉耕读。在动荡不已、灾祸频繁的边地，吴氏吴家庄这一脉没有断了香火，能绵延至今，有一个女人厥功至伟，其赓续之功连男人也不及。

这个女人是吴家先祖世居地吴家庄旁边封家营一个百夫长的女儿封桂英，清道光九年（1829）生人，上过两年私塾，识得文字，擅长理家，尤善女红，七岁时作为童养媳到吴家，十七岁正式嫁给吴家第八代吴福民。封桂英二十二岁时，当地发生战乱，吴福民自带团练随官府军队平乱，不幸战死在一块麦地边。吴封氏自此守寡，带着吴家第九代独苗儿子吴攸宁艰难讨生活。

战乱过后，孤儿寡母的吴封氏省吃俭用、辛勤持家，在马帮驿道边开了一家小客栈，为马帮提供食宿和马料。还在房前植上树，山路边安放两口大石缸，一缸人喝，一缸饮马。吴封氏每天大清早去三里远的一处泉水背水，要背二十多趟才能将两口大石缸灌满。赶马人无论食宿与否，总得饮马喝水。一个小脚女人，数十年如一日无偿为马帮提供饮水，以至于这两口大石缸被人们称为“义缸”。母子俩苦熬了十几年，家境逐渐有了起色。在家族的传说中，九世祖吴攸宁从小帮他妈背水打柴、驾牛犁田，生生累成了个驼背，后人尊称为“驼背老爹”。驼背老爹十二岁时上山打柴，不慎从山崖上滚落。所幸被半崖上的一棵大树接住，否则吴氏这一脉就彻底断了香火了。后世有穷酸文人为从吴家讨赏银，把这一段写为“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从东海飘然而至，用他那无所不能的铁拐托住了吴家即将熄灭的香火。于是，有“文”为证，吴氏是有神灵护佑的家族。

不过这场事故倒是把吴封氏吓得大哭一天一夜。她对吴攸宁说，儿呀，吴家就你一根独苗，风吹水淹，地陷天塌，神龛前的香火不能断。我老吴家才传到第九代，就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我老吴家也要辈辈有人、代代有种。

一世祖吴根泉在这遥远的边地生下第一个儿子时，他就请军中的读书人为吴家制定了字辈：“根深叶自茂，本立福攸绵；廉孝辉先烈，诗书启俊贤；雅儒崇善庆，俊秀守纯全；尚志公诚秉，惟怀敬宜存。”遥想当年，一世祖的目光洞穿了岁月，发誓这字辈里的每一个字，都要有血脉养着它。到驼背老爹长大成人，有谁愿意将自家闺女嫁与一个驼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驼背的后代难道还能长出一对翅膀来？有一则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说，吴封氏托人给驼背老爹数次提亲被拒后，终于花重金请到一个能帮石头人说到媳妇的媒婆。这个媒婆带吴封氏的驼背儿子去相亲时，特意让他背上一顶斗笠，女方家老人见这小伙子长得相貌端正、精壮憨厚，当下便认可了。而被媒婆引来见吴封氏的女子手持一束野花，嫣然一笑，看上去也眉眼开阔、风情万种。喜得吴封氏连说，这等好看的女子，打着灯笼也难寻哩。吴封氏卖田卖地，以高出行情足足三四倍的价格许下彩礼，吹吹打打迎儿媳妇进门。等两个年轻人进得洞房，揭开红盖头来，吴攸宁才发现新娘是个缺嘴！他哭喊着逃出洞房，旋即被他妈几烧火棍打了回去。吴封氏说，人家不嫌你背驼，你还嫌人家嘴豁？身上又不缺哪样！后来坊间有诗戏云：“缺嘴姑娘驼背郎，斗笠山花戏东床。一缺一拱山海平，共度岁月亦倜傥。”

吴攸宁也很争气，人驼志坚，十年之内生下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七个子女没有一个背是驼的，也没有一个缺嘴，有力地粉碎了坊间的闲言碎语。驼背老爹遂成为吴氏这一脉人丁兴旺的大功臣。他的四个儿子吴绵沛、吴绵沦、吴绵清、吴绵泓，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带“水字旁”，吴家由是“水大鱼多”。四兄弟又生下十一个男丁，分别为吴廉庭、吴廉康、吴廉庚、吴廉庶、吴廉廓、吴廉廪、吴廉膺、吴廉庆、吴廉应、吴廉庸、吴廉庐，廉字辈的名都带“广字旁”，吴家更是“广开财路”，人丁兴旺。

吴家在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亦农亦商，走上发家之路。那时吴氏家族已有几百亩良田和山地，在乡间每年能收一百石左右的谷子，在县城则经营马帮和土产营生，粮食谷物、药材野物、陶器农具、布匹火油、针头线脑，什么有利就做什么。财运的亨通也吸引来文曲星的光芒，第十代绵字辈的老三吴绵清终于考进临安府学，成为吴家第一个秀才。到第十一代廉字辈，吴廉膺和一个堂兄吴廉康先后成为临安府学生员，然后又同年中举，一时名动古城。虽说自临安府开科取士四百余年来，明清两代临安学子为自己的家乡挣来“临半榜”（指每次全省乡试录取比例临安籍科考生占去一半）和“滇南邹鲁”的声誉，“一门三进士”“三代两翰林”“世科衍盛”“黄榜传芳”之类的牌匾，在临安城已不稀罕，但“兄弟连科”的牌匾高挂吴门之上时，祖先九泉之下亦足可欣慰。经过十一代人的努力，老吴家终于培养出了举人。

个旧厂的锡矿大开采以后，吴家办起了商号，名曰吴盛泰。他们先是往矿山上贩运生活物资，用自家的马帮驮去粮食、煤炭、衣物、布匹、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再驮出别人冶炼好的大锡。从临安府到个旧厂，走临安大道，要两天的马程，但吴家的马帮一天半就到了。总是比别人多付出一点辛劳，财富才能多一分积累。按吴封氏经常教育儿孙们的话说，穷人像条虫，睡到太阳红；富人是条狗，半夜起来走。不舍得下力气，哪会有高堂华屋、良田千顷？

吴廉膺的父亲吴绵泓本来负责建水城的几家铺子和吴家的马帮生意，不过他身体孱弱，一日中有大半时光躺在榻上吸鸦片，终因吸鸦片过甚，在还不到四十岁时，便驾鹤西去了。吴氏家族绵字辈最有出息的便是父亲的哥哥吴绵清，他是第十代最为聪明勤奋的一个，既果敢刚毅、杀伐决断，又心怀慈悲、有情有义。他先是负责打理个旧的商号，后来索性自己包下两个矿洞开采，都说老天开眼，吴家商号的洞子一挖，就挖到了富矿。个旧厂开矿的商号炉房成百上千，并非每个矿坑矿洞都是传说中的宝库。多少矿商因为挖不到矿而千金散尽、家破人亡。在个旧矿山上的传说中，吴盛泰商号的老板吴绵清，有一天在山上碰到一只被猎人下的扣子夹住了后腿的白狐，他为白狐解下扣子，还为它疗伤。白狐知恩图报，引吴绵清到一处岩壁前，前爪抓挠岩石，霎时山崩地裂，鸡窝一般的锡矿东一团西一处地呈现。更有传说这白狐后来被吴绵清领回家，成了他妖艳美丽的五姨太。

吴家发家之前，人人勤勉忠厚，恪守耕读传家的家规家训，每一辈人都将前辈制定的家训悬挂在祠堂一侧，同时又给下一代定下新的家训。这些家训体现出一个农耕世家从平民走向士绅阶层谦卑而艰辛的历程。从吴家一世祖制定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到家境小康时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再到逐步富裕以后，九世祖驼背老爹制定的“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第十世绵字辈为吴廉膺这一代制定的家训则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那时吴氏家族似乎已经看到腹有诗书、修齐治平的美好前程。

吴绵清认为廉字辈十一个兄弟，能挑起吴家大梁的非四房庶出的吴廉膺莫属。大哥的儿子吴廉庭生性柔弱，不堪重用；和吴廉膺同时中举的吴廉康，曾做过县学教授，科举废除后回家赋闲，交几个文友，办一家诗画社，诗书自娱，不愿过问窗外事。吴绵清也养有两个儿子，但一个沉溺于梨园追逐戏子，一个提笼架鸟游荡市井，都是不成气候的纨绔子弟。吴绵清对吴廉膺说：“矿山上的事，唯有贤侄方可胜任。我老了，还是回来盖我们的大房子吧。”

吴绵清是个有大气魄的人，除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不能做主外，他可以主宰世界。他在建水城东一气购下三十余亩地，誓言要建一座传之千秋的滇南大观园。“这座大花园我老吴家一代人建不成，就让下一代人再建。这世上的高堂华屋，三分为家族颜面，三分自己居住，三分传诸后代，还有一分奉献给祖先。唯如是，方不愧为族中伟男儿。”

在吴绵清的构想里，这座花园宅邸不仅能容纳绵字辈的四支家族成员，还要能庄严隆重地安放先祖灵位，让他们的在天之灵也足可宽慰自豪。吴绵清当然也读过《石头记》，大观园里的富贵繁华与风华书香，其实皆由权势和银子说了算。银子吴家不缺，权势嘛，他看好侄子吴廉膺。

吴氏家谱里记载了这样一桩往事。修四房的菊园时，要在正院的天井里打一口井。那井还没挖到一丈深，泉水就咕噜咕噜往外冒。工匠们赶紧砌井壁、安井沿。泉眼仿佛直通龙宫，不断涌出的泉水漫出了井沿，灌满了天井，工匠们不得不一再加高井沿。泉水仍一直涌个不停。后来有工匠从城外盘龙山上采来一块巨石，凿出一个三尺高的井箍罩在井口，泉水在高出地面两尺处才安静下来，且水位再不亏盈。那井水清澈甘甜，倒映蓝天，四季轮换，从不丰瘦。吴绵清拊掌哈哈大笑：“房房天井都在青龙位，唯四房龙水溢满天。天生地，地生水，水生万物。四房骑到龙背上了。我老吴家将出大人物也！”

吴绵清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吴廉膺接手个旧厂的商号后，不仅扩大了大锡的产量，增开了七家炉房，还打通了一条远销上海和香港的新通道。边地人走出大山重围，始终很难，总是绕山绕水耗尽人生大半光阴。过去所有商号的大锡从个旧矿山经马帮驮运，有北线和南线两条外销线路。北线走滇东北马帮驿道，经云南昭通下四川宜宾，再走长江水路达重庆、汉口、上海；南线经云南开化（今文山县）、广南府境，至水陆码头剥隘（今富宁县剥隘镇），由吴盛泰设在剥隘的分号收讫，于此装船沿右江走水路，经广西百色、南宁走珠江水道直达广州，再转运香港。这一漫长的行程一切顺利的话，也需将近两个月时间。中法战争（1883－1885）后，法国人的势力延伸到云南，临近个旧厂的蒙自县被开为商埠，法国佬的洋货沿红河用小火轮逆流而上，在红河岸边一个叫蛮耗的小镇建了码头，设置海关，一时客商云集，马帮往来穿梭。吴廉膺脑子毕竟比上一辈灵光，洋人的货可以进来，我的货也可以借道出去。到洋人的领地去经商，这在当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们要么傲慢地不屑一顾，要么胆怯到怕上当受骗。天知道那些黄头发绿眼睛的“洋老咪”肚子里打的是哪一把算盘？但吴廉膺天生具备不安分、不守规矩的冒险性格。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廉膺带了两个跟班，到蒙自开广道署请领了“人情纸”（出国护照），从蛮耗搭船顺红河水而下，两日就到了中越交界处的保胜（今越南老街），再顺风顺水，平均日行七八十里水路，七天时间就到东京（河内），又改乘法国人的小火轮，两天到海防，从海防换乘海轮，三天就到了香港。他探出的这条新路，不仅比经广西、广东至香港少了千余华里，还节省了将近月余的时间，运输成本自是大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吴廉膺看到了另一个商机：过去从剥隘走水路，多是自己造船，到了广州卸下货后，船就不要了；现在借助法国人的小火轮，可以将香港购得的洋纱、洋油等洋货贩运回来。吴廉膺还发现，跟“洋老咪”做生意，比跟中国人更简单便利。“他们的肚子里没有算盘”，他们只算大账不算细账。而且，在洋老咪的地盘上没有匪患之虞，和官府打交道也很简单，按契约完税就行。吴氏家族接连在安南的保胜、东京、海防开设吴盛泰商号的分号，在广州、香港更是几年之内增加了好几家分号。当建水古城的每一颗洋钉、每一片洋纱、每一桶水火油（洋油）、每一盒火柴都来自吴盛泰商号时，其他商家才反应过来，老吴家抄到近路了。

那时吴氏家族里资历最老的长辈还是七十多岁的吴封氏。老吴家自在临安创建基业以来，吴氏家族少有活过四十岁的男性，他们不是病死、累死，就是战死。除了外面的生意，吴封氏在家族里拥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她掌控着家族财产的分配，决定着儿女们的婚嫁丧娶——不管是给予他们幸福还是带给他们一生悲剧。她的话就是家族里的“圣旨”。她是个永远闲不住的女人，一双锐利阴鸷的眼睛紧盯着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下人和女眷，哪个厨子掌勺时偷了嘴，哪个儿媳背着丈夫往娘家送去了一匹布，她都洞若观火。这个老妇人挪动着三寸金莲在厨房堂屋、田间地头颠来颠去。男人一跃才能跨过去的土坎，她踩着碎步一飘而过；女眷们的刺绣，哪个针脚稍微马虎一点，她瞄一眼，呵斥声就跟着出来了。吴氏家族的任何一个人，当他想要说出自己的某个想法时，都要紧张地扭头看看老祖房屋那个方向，不是怕她不同意，而是担心自己说话声音太大了。家族里的人都说，没有哪个男人走的路有老祖多，也没有哪个男人比老祖命更硬。这个矮小而精瘦、勤勉又刻薄的女人，像悬崖上的一截老树藤，愈老弥坚。当一个家族里男人总是缺位时，女人就会成为实际掌门人。尤其是一个尝尽了人间几乎所有的兵燹匪患、天灾人祸、丧夫失子、亲人离乱的女人，一个把吴家香火延续下来的老祖母、吴家第八代唯一健在的长者，在朝廷，这样的老女人能乾纲独断，被奉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在家族里，她就是说一不二的老祖，可以掌控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命运。更不用说吴廉膺在广东初入仕途时，尚觉得自己前途远大，必将光宗耀祖，便纳钱为驼背老爹吴攸宁捐了个“文林郎”的虚职七品官，得翰林院撰拟的皇帝敕命一道。子荣母贵，吴封氏也由此获得光绪皇帝“敕封”，“赠尔为孺人”。这张用银子堆出来的敕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在由江宁织造府制成的锦帛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们在撰写敕命文诰时，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批量发售。敕封极尽溢美之词，说吴封氏“家有孝慈之范，美以相济而成，国崇褒锡之文，恩以并推而厚。德可相夫，教能启后……”云云。圣旨被高悬在吴氏宗祠祖宗神位的正上方，年年祭祖日、敕封日和正月十五，吴氏族人都要齐聚祠堂，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万万岁。以至于在临安府，无人不晓吴家是沐浴浩荡皇恩的家族。它让临安府的文武百官心生敬畏，让吴氏家族无论男女老幼、亲疏远近，统统跪下，并永远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偏远的临安设府治五百余年，都没有得到过朝廷的一道圣旨。尽管吴封氏的敕封不过是她的曾孙一时心血来潮花钱买的，但它给这边陲之地的大家族带来了多少荣耀、多少威风、多少骄傲，多少悲与喜的相互交织、多少爱与恨的层累叠加啊！吴家后人演绎的无数人间悲剧，都是因吴封氏假借这虚妄的敕封之名滥施淫威造成的。甚至连她的曾孙吴廉膺，这个一度官至中将、令吴氏门庭耀比日月的豪杰男儿，也会因为这张散发着没落王朝腐朽衰败之气的圣旨而跌落尘埃。

那个时候连吴廉膺也没有想到，铁路和火车将彻底打破这个古老家族的宗法伦理。吴廉膺从安南探路回来后的一个晚上，曾给吴封氏谈到法国人在安南的火轮车，说它是一条在大地上横冲直撞的恶龙。他亲眼看见这个高声怪叫着奔驰的怪物撞飞了一头牛，就像山崩席卷了一只蚂蚱。吴封氏问：“洋人的那个火轮车，是踩着哪吒的风火轮奔跑的吗？”

“不是，老祖。洋人用一种魔鬼的力量推着火轮车跑，火轮上架着车厢，车厢里有包厢、有座位，官吏士绅、引车卖浆者，在里面都可坐可卧、可吸烟吃饭，还可以躺下睡觉。火轮车在专门为它铺设的钢铁道路上跑，谓之铁路。那路又平又直，遇河架桥，逢山挖洞。村庄、良田、房舍，都得给它让路。”

“难道祖先的墓地也得给火轮车让路吗？”吴封氏声音大了起来。

“安南人已经亡国，没有祖先了，老祖。”

吴封氏捻着手里的佛珠，微闭了双眼，“驾着火轮飞跑的玩意儿，不过是小屁孩耍的把戏。哪有坐轿子讲身份、知礼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杂处一堆，还吃喝睡觉，成何体统？不懂规矩的洋老咪搞出来的东西，我现在都能闻到那火轮车的腥味。臭！比牲畜还臭。臭不可闻！”

“老祖，洋人的火轮车有股钢铁的味道，不是很臭，倒有股蛮劲。它就要闯到我们建水城来了。”

“格（可）会来夺占我吴家的田地？”

“老祖，莫气，莫气。”吴廉膺斟词酌句，但就像往炉膛里添柴，“我在临安府冀大人那里得知，洋人打算要修的铁路，不仅要占我吴家庄的良田，还要在老凤山打一个大洞，让火轮车钻进去再穿出来。我吴家祖先，从此不得安宁。”

“他敢！”吴封氏啪的一声，把佛珠拍在了案几上。

吴氏家族在吴家庄有三百来亩良田，那里是吴家的发祥地。而吴家庄后山的老凤山上有吴家的祖坟地，从吴氏一世祖到吴封氏的丈夫吴福民，还有她的儿子吴攸宁，她的大孙子吴绵沛，吴廉膺的父亲吴绵泓，都葬在那片方圆二十多亩的林地里。吴家的先祖和他们的后代往生后在老凤山团聚，用他们的阴德庇护着吴家后人。一座座坟茔昂首朝天，时而青烟直冒；一块块墓碑在夜晚熠熠发光，照耀着吴家人的富贵梦。祖坟地绿意葱茏、植被葳蕤，参天古柏都要三人合抱。吴家还专门雇了一户人家守坟，这守墓人都已经传到第四代了。

“老祖，洋人不但要来修铁路，还要来个旧占矿哩。”

“强盗！我老吴家就没有男儿了吗？”

吴廉膺要的就是这句话——当他要把家族命运押出去干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时，他必须要有老祖吴封氏的支持。

七  死绝会

夏季一个阳光火辣的下午，吴廉膺到云南府办理一批大锡业务，正赶上昆明的读书人去巡抚衙门请愿。他们中有旧学堂五华书院的学子，有新式学校云南法政学堂、昆明师范学堂、思源农技学堂的学生。还有陆军小学堂的“武秀才”，他们是朝廷编练新军的未来，个个穿粗布露臂短褂、宽裆裤，下面扎着绑腿，腰佩短刀，脑门发青，辫子盘在脑后，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少年，走起路来孔武有力，步子带风，与那些“文秀才”迥异。上千以家国为己任的学子聚在一起，再加上围观助威的百姓，让万马齐喑、凋敝沉闷已久的市面仿佛有春雷在人们头顶滚动。“拒洋修路，路我自修！”“矿我自开，保我权利！”“驱逐巡抚钱宜端！”混在人群中的吴廉膺血脉偾张，自己都能听到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反骨噼啪作响。

请愿的队伍行到五华山下云南巡抚府署前，被守卫的清军阻拦。清军在衙门的台阶上架起了枪炮，一队队清兵端平了手里的毛瑟步枪。一个清军绿营管带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挥刀指向总督衙门前的一排拴马桩，厉声喝道：“胆敢越过此桩者，杀无赦！”

吴廉膺那时希望学生们一步步逼过去，依他判断，这些疲软松垮、烟鬼一般的清兵，断不敢开枪。那个骑在马上的家伙，只需三四个人就可将他的坐骑掀翻。一百来个清兵，这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们。他也幻想着自己有神灵附体，一步跳到街心，发一声喊，让反抗的洪流奔涌起来，淹没清兵的枪阵，冲毁那阴暗森严的抚台衙门。吴廉膺此番来昆明，可不仅仅是为了一桩大锡生意。这月上旬，云南巡抚钱宜端和法国驻昆总领事弥勒尔签订了《承办云南矿务章程》密约，密约指定云南府、临安府、澄江府、开化府、楚雄府及元江直隶州、永北厅共七处的金、煤、铁、白金、白铜、锡、火油、宝石、钨砂均归英法在伦敦注册的隆兴公司承办。更强行规定这七个地方的矿藏若不能满足其需求，隆兴公司有权利到云南其他地方勘探开采。“这意味着云南全境的矿权都在英吉利和法兰西人的魔爪之下了？”他问昆明的一个有合作的商家。那朋友说：“不仅矿权、铁路权他们要来抢，他们还要来挖你的祖坟哩。”

吴家正是靠开采临安府个旧厂的锡矿发家的，如果洋人的魔爪伸到了个旧厂，那也与挖他老吴家的祖坟无异。灭祖欺族，岂能等闲视之？

请愿的学生再没有上前一步，围观的百姓多是麻木的。官民对峙，官有刀枪，民有热血。热血会冷的，刀枪永远等待着嗜血。有引车卖浆者在人群中穿梭，一块饵块粑粑，平常卖一个铜钱的，现在卖两文；凉米线、米凉虾、烤豆腐、糖葫芦……似乎这儿成了庙会。吴廉膺还看到个耍猴的，猴子高高蹲在耍猴人肩上，好奇地四处张望。那猴子大约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人，它是只有职业荣誉感的猴子，观众越多就越有表演欲。因此猴子显得有些兴奋，尾巴翘成一个骄傲的弧形，像大闹天宫的孙猴王。

终于，学生们去一间茶房搬来两张桌子，又在桌子上搭上几条凳子，再将四尺宽宣纸写的请愿书悬挂在凳子上，以便让大家看清。有人高声朗读请愿书，但广场上人声嘈杂，议论声、寻人声、叫卖声不绝于耳，吴廉膺才隔着几丈远都听得不甚清楚。这时，一个佩带短刀的陆军小学堂学生一步跃上方桌，用尚未变声的嗓音喊道：“同胞们，国势疲弱，江山破碎，洋人横行无忌，霸我矿权路权。‘七府矿约’不废，我等命脉为洋人所控，死期近矣！死期近矣！我堂堂中华，岂无铁血男儿也哉？今断指一根，与子同仇！”

明晃晃的阳光下只见白光一闪，那少年已抽刀在手。他将左手食指压在请愿书上，一刀剁去，指头跌落，热血飞溅。巡抚衙门前霎时鸦雀无声，仿佛所有人都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捏住了脖子。血性少年神色凛然，高举鲜血淋漓的左手，像擎着一支红色的火炬。鲜血沿着他的手肘往下淌，滴落到请愿书上，滴落到巡抚衙门前冷酷的石板上，滴落进刚才还在叫卖饵块粑粑烤豆腐的人的嗓子眼里，把他们数千年来的麻木刺痛了，就像一个酣睡的人被一只工蜂蜇醒。

方桌上又跳上去几个人，两人面向巡抚衙门，跪着高举请愿书，一个穿蓝衫黑褂先生模样的人搀扶着断指少年。人群像波浪一样涌动起来，向风雨飘摇的巡抚衙门逼近。人们呼喊着把桌子抬了起来，就像抬起新科状元。请愿的学生们似乎找到了领头人，他们欢呼、高喊、鼓掌。吴廉膺踮起脚尖往巡抚衙门方向望去，又扭头看向高踞人头之上的那几条好汉，眼眶一下就热了起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多次向身边的人叙说，跪着请愿是行不通的。男儿膝下有黄金，不如男儿心中有热血。

那一天，巡抚衙门前腥风血雨，吴廉膺的眼力从没有那么好过。他看见骑在马上的清军管带额头上青筋暴起，按在刀鞘外的手几乎要把刀鞘捏碎，平端着毛瑟枪的清兵枪口上下摆动，仿佛他们手里紧握着的不是枪，而是不听招呼的恶犬；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像被驱赶进屠宰场的羊，毫无秩序地向前涌动，人人情绪亢奋、大义凛然。连那只猴子也变得躁动不安，抓耳挠腮，眼冒红光，全然不知道人间的生死转换只在一瞬间。吴廉膺还看见那个搀扶着断指少年的先生，昂首挺胸，金刚怒目。而自己身边一个卖饵块粑粑的小贩，长得又高又瘦，胸前挂着一只竹篮，里面还有没卖完的半筐饵块，这厮脖子伸得老长老长，嘴里不断嘀咕道：“反了反了。要遭砍脑袋的，要遭砍脑袋的。”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不前，更没有往后溜，而是木偶一般随着人流往前走。难道他会认为，这些冒死请愿的人，还会有闲心买一块他的饵块粑粑？请愿人群已经越过清军管带画定的生死线，无所畏惧地向前涌。

吴廉膺终于看到，在请愿的人群就要走到清军管带的马头前时，他一勒缰绳，抽出了马刀。战马嘶鸣，扬起前蹄，高过了人们的头顶。耍猴者肩头上的猴子率先感受到了死亡的降临。它尖叫一声，纵身一跃，挣脱了主人的绳索，踩着密密麻麻的人头肩膀逃之夭夭。事发多年后，人们还在争论是马嘶传达了屠杀的命令，还是猴子招来了清兵的射杀。云南官府的告谕坚持说，清军管带根本没有杀人，他们只是射杀了一只扰乱社会秩序的猴子。云南巡抚钱宜端也没有下达过开枪的命令。巡抚向来爱民如子，爱民如妾——妾嘛，自然可以随他打理。他不把你凌辱够都对不起你的卑下身份。你们这些暴民草寇，皇恩浩荡你不念，官府通令你不听，非要来请哪门子的愿？这大清的江山社稷，是你们说了算还是刀枪说了算？奴才不听话都要掌嘴，读书人肚子里有了点墨水，就想着要指点江山了？

一阵排枪响起，最先中弹的是桌子上的那几个人。断指少年弯腰捂着腹部滚落下来；那两个跪着高举请愿书的学生，一个仰面倒下，一个往前扑倒。桌子就像人头海洋里倾覆的一只小船，眨眼间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吴廉膺还看见巡抚衙门两侧的偏门豁然洞开，巡抚卫队的马队全副铠甲，刀戟闪着刺痛人眼的冷光。马队洪水般冲了出来，后面还跟着大队持长矛和马刀的绿营清兵。他们耀武扬威，有着猛虎即将蹂躏羊群的病态快感。通常情况下，他们孱弱而骄横、虚荣又胆怯，穿着囚衣一样的军服，扛着锈迹斑斑的过时兵器，顶着军人的名号实则干着奴才的差事。跟洋人军队作战他们少有胜算，唯有对付百姓他们从来都是一把好手，更何况在一群学子中冲锋陷阵，是他们加官晋爵的大好机会。马蹄在人群中冲撞践踏，马刀在人头上挥舞劈砍。请愿的人群仿佛才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啊——”的一声尖叫，听上去就像是从一个闸口里放出来的怪兽的声音。不是人类的声音，而是被压抑了数千年的惊恐，妈妈呀！爹爹呀！我的儿呀！我的老天爷呀！打枪了呀！砍人了呀！快跑呀！哎呀，你把我的摊子挤倒了啊！军爷军爷求求你呀，我还有爹娘啊！爹娘啊爹娘……悲痛欲绝的声音充斥着巡抚衙门前的广场，但巡抚听不见，一如衙门前那对硕大威武的石狮子，对人间的苦难充耳不闻。那个卖饵块粑粑的小贩，也许是脖子太长了，一声“我的老娘……”话音未落，就被一刀削去了脑袋，挂在脖子上的竹篮随着头颅一起跌落在地，没有卖完的饵块粑粑瞬间被四处逃窜的人群踩得稀烂。

吴廉膺那天在混乱中只救出了一个人，就像在滔天洪水中捞出来一个溺水者。这人就是跳上桌子去搀扶断指少年的陆军小学堂历史教师李伯君。第一阵排枪中李伯君被掀翻在地，在人喊马嘶的混乱中，抱着自己浑身是血的学生抚尸长啸。一匹战马从他头上跃过，马上的清兵顺手劈下一刀。李伯君下意识地用右臂护住头，他听见刀啃噬骨头的声响，就像咬碎了一颗干胡豆。李伯君一屁股坐在地上，怒喝一声：“畜生！”便眼冒金星，如坠地狱。

吴廉膺的目光一直在追随李伯君的身影，他躲过了一匹直冲过来的战马，又避开了三个清兵的刀枪，在四散逃命的人流中逆行向前。他都不明白自己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在屠杀与死亡的缝隙里一改温文尔雅的儒商做派。他跨过了不少于五具尸体，被绊倒、推倒过三次，甚至还徒手夺过一个清兵砍来的马刀。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脸上粘着一团飞来的血肉，手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紧紧抓着一根砍断的发辫。他不是闯入万军阵中的赵子龙，但却是唯一一个在溃败的请愿队伍中“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猛士。他能如此勇敢，是因为他和李伯君一样，都是反清组织“死绝会”的会员。

如果吴廉膺仅是一个满足于日进斗金的商人，那他真就愧对所处的大时代了。即便朝廷不废除科考，吴廉膺也不认为自己是读书做官的料，读书他自认天分不高，为官他又没有那种忍性或者奴性，你得一路跪着向前。吴廉膺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低下自己高傲头颅的人，更何况他那时已经跟兴中会的人过从甚密了。

几年前，吴廉膺还在广东佛山做候补道从七品官员时，通过云南同乡会认识了来自临安府的老乡、石屏人李伯君。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李伯君把吴廉膺带到广州郊外一座破败的关帝庙里，让他和几个云南老乡一起，面对一尊关云长的泥塑像歃血盟誓，加入了由他发起的死绝会。“这个会名可不是随便叫的。我们不能让老朽的清廷死绝在我们前面，就和它拼个你死我活。”他对吴廉膺说，“你不便抛头露面，就出银子好啦。反正你家有金山银山。”

李伯君是一个家境不错的落魄秀才，置美宅良田、妻子儿女不顾，怀揣一颗狂野的反叛之心，秘密游走在反清阵营。早年他因为言论太出格，被朝廷剥夺了赴日官费留学的资格。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跟在日本的中国兴中会总部和云南籍兴中会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许多行动直接来自孙文先生的手谕。他应聘到云南陆军小学堂当历史老师，就是受孙先生指派，要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个崇尚铁血反清的侠义之士曾经有一个令清廷官员闻之胆寒的职业——兴中会广东支部暗杀部部长。他发起过九次针对清廷官员的暗杀活动，尽管一次也没有成功过。两次是不懂炸弹制造、安放的原理，四次是错过了机遇，三次是派出去的杀手包括李伯君自己，举起毛瑟枪射击时，总是不能像手握毛笔那般运用自如且有准头。

反清活动接二连三失败，让李伯君成为两广总督的通缉对象，吴廉膺也受到牵连。在有司刚刚开始注意到吴廉膺时，他赶忙辞官回到老家来了。外人只道他是回来接手吴家家业，且把个旧厂的锡矿业务打理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可有谁知道，这个看上去富贵逼人、广袖高髻的滇南富翁，却与和他先后回到云南的“革命同志”李伯君秘密结社了“死绝会”“滇学会”“兴汉会”等好几个反清组织，并且还担任兴中会云南支部联络部副部长，同时还是会刊《云南》杂志设在昆明的刊发部部长。《云南》是以滇籍留日学生（主要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中的兴中会会员为主编辑出版的反清期刊，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它书写刊名，并题词“振我民气”。这几年吴廉膺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李伯君将来自日本的革命书刊和文章，如兴中会机关报、图书《革命军》、革命刊物《汉帜》等，几经辗转、漂洋过海，经香港到越南，再从设在临安府蒙自道的海关偷运进来。吴廉膺利用自己在滇南的人脉和经商渠道，悄无声息地运作这一切。

吴家的吴盛泰商号在昆明也开有分号，由吴廉膺的二伯父吴绵沦打理。在昆明的建水会馆，吴家长期包有四间客房，这也是吴廉膺从事反清活动的一个联络点。会馆里常年都住有一些不似商人也非读书人的“闲客”，比如李伯君这种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死绝全家也要推翻清廷的职业革命者。他们抛家别子、四处逃亡，被清政府追杀通缉，忽而国外忽而国内，游走在中国各省启迪民智、宣扬共和、发动起义、制造暗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侠客，是东方睡狮的唤醒者和殉道者。

在建水会馆的一间客房里，吴廉膺找来一个接骨老郎中为李伯君疗伤。他的右手臂活像一根“三节棍”，被衣袖兜着，里面是浓黑的血块和碎骨。

“你拉我出来作甚？今天我已死矣！”

“你刚死了儿子，李家不能再死人了。”吴廉膺有些悲戚地说。半年前，李伯君在缅甸仰光联络华侨时接到家信，他十二岁的大儿子染上了疟疾，待他辗转回到家中，儿子已成一堆土了。

“再死一个又何妨？灭不了清廷，我全家死绝，以励后人！”李伯君端起一碗酒，大饮一口，对老郎中说，“关公还刮骨疗毒哩，我这不过一点皮外伤而已。先生，来吧！”

老郎中道：“这位义士，我得先探一下骨头有没有断尽，肉里有无碎骨，然后才可接骨敷药。你得忍着点。”

李伯君慨然道：“探吧，刀砍来都没有怕，还怕这点痛。”他又转头对吴廉膺说，“得把今天的惨案写下来，投到东京那边去，让他们赶快在《云南》上刊发。中山先生说导致云南革命有两大因素：官吏腐败残忍，外侮强权侵凌。今日民众学生喋血巡抚衙门，足以证明矣！‘七府矿权’之争，现在还只是开始。”

“伯君兄，你先疗伤吧。抗争之事，等兄痊愈，再从长计议。”

李伯君不知是愤怒还是疼痛，五官都有些变形了，“玮玠，不能再等了！等法国人把铁路修到你家门口吗？等他们的公司开到个旧厂吗？”他的右胳膊猛然从郎中手里挣脱，高举起来，再度撕裂的肌肉里渗出的新血汩汩淌下。

“壮飞（谭嗣同号）先生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看看这伤、这血，流淌尽它吧！至少它还能浇灌这片腐朽沉沦的土地。那洋人的铁路，就是伸进我华夏大地的吸血管！路权、矿权不保，徒留我七尺身躯，又有何用？倘我命不绝，清廷便死期近矣！”

李伯君泪流满面，几近昏厥。吴廉膺压下他的胳膊，给郎中示意。老郎中的手有些颤抖，但他努力让自己镇静。他用一把纯银小镊子在裸露的骨头周边剔刮，小心翼翼地把一些碎骨剔除，再将还粘连在一起的筋络、肌肉、皮肤复位。李伯君额头大滴大滴汗珠淌下，吴廉膺忙抓来一块毛巾给他擦汗。李伯君一把将毛巾夺过，塞进自己嘴里。

吴廉膺刚加入兴中会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反清的事业会有这么艰难。如果说那时年轻气盛，不谙世事，现在的吴廉膺也是见识过鲜血与死亡的人了。推翻一个朝廷和搬走一座大山比，哪一个更难？吴廉膺情愿搬走十座大山。但是，当对列强欺凌豪夺、朝廷腐败无能的恨，在你的心头重如一百座大山，你又该作何选择？“拒洋修路，阻洋占厂”，让他找到了反抗的机会。

八  暴动

矿工大暴动那天，太阳在天空爆炸，炸裂的阳光撕破厚重的乌云，摧云驱雾，四处飞溅。建水文庙内祭孔的雅乐传达不到荒凉的矿山，反倒是一些来自天上的神奇火星，跌落到苦难干涸的人间，矿山上那些早就熬干了身上最后一滴油、最后一丝力气的砂丁们，就像一片枯树林里的干柴，一下就被点燃了。一百多年以后，记录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经过扎实严谨的考证——他们甚至找到了当年参加暴动的矿工后代，认定此次“拒洋修路，阻洋占厂”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矿工大起义。一个叫周大祥的上前人，像陈胜吴广那样振臂一呼，个旧龙树脚锡矿山上的数千名砂丁立时从者如云，杀声雷动。一个寂寂无闻的乡野匹夫，一旦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成为第一个造反者，他便会在一群懦夫顺民中脱颖而出，走进历史。虽然他只是在尘埃里奋起一跃的一条汉子，却仍不失为历史的夜空中瞬间粲然燃烧的一颗流星。

周大祥并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他，就像他从不在意人家叫他周大麻子。“麻子嘛，太上老君有一天炼丹，炉灰往人间一撒，刚好就落到我脸上了。”周大祥这样说，不是为了给自己开脱，而是要显示自己与人不一样。他的那张脸远看还挺周正的，待你能看清他满脸的麻子时，就会发现太上老君的炉灰在那脸上砸出了众多深浅不一的坑，像挖过草皮的山岗。

周大祥自幼跟人习武，刀枪棍棒，无所不通；为人又行侠仗义，做事豪爽，虽是麻子，但长得孔武有力，天生就是要干一番大事的人。他曾经在清军绿营干过什长（相当于班长），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三年前的一个冬月，有一支出殡队伍穿过一个乡镇时，几个地痞见披麻戴孝的女眷队伍中，戴重孝的寡妇虽然哭得悲悲戚戚，但人尚年轻，且姿色可人，便出言戏谑。一个说，娘子，莫伤心了，看得我好心疼哦。另一个嬉笑道，只怪你男人命浅，消受不起这艳福。这几个小混混平常作恶乡里，无人敢惹。丧主无心计较，观者也只敢看着。地痞们得寸进尺，竟然嘻嘻哈哈地尾随围追，愈发肆无忌惮。恰逢周大祥回乡探父母，路遇此景，怎能不出手相助？他先是好言相劝，说谁家没有个兄弟姐妹，谁家不办个红白喜事？你等还算个人吗？混混们见周大祥只一个人，哪听他的，挥拳就打。周大祥接住来拳，一把将出拳者扔了出去。混混们哪受得了这个，三四个人围着周大祥又踢又打。周大祥实在扛不住了，便抽出佩刀来，一连砍翻三人。

这下就闹大了。地痞中也不乏来自有权有势家族的，其中一个家伙的老爹还在县衙做官。官府发出了通缉令，周大祥不得不亡命天涯。他的一个朋友找到吴绵清，说那天的丧家理起来还是你家不出五服的表亲，这些混混们欺负丧主，不也是打你老吴家的脸吗？吴绵清觉得有理，做生意本就需要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于是，他便左手花点银子疏通了官府，右手安排周大祥到矿山上当了自家矿洞的上前人。矿山这种弱肉强食的地方，不是个狠角色还真镇不住场子。吴绵清没有看错人。

因此，当吴廉膺会同革命党人把起事的时间定在丁祭日时，受过吴家恩惠的周大祥一点也没有犹豫。他说：“闹吧，大老板不愁吃不愁穿的，都要闹，我还怕个啥？”吴廉膺说：“不是吃穿的问题，朝廷这种搞法，国家都要亡了。人不能总是跪着。我有个大哥从昆明赶过来了，是个比你还血性的汉子。挖矿，你是我的上前人；阻洋占厂修路，他是我的上前人。”

死绝会会长李伯君是从昆明一家教会医院里溜出来的，吊着一只胳膊。那个接骨老郎中并没有让他被砍断的肘骨复原，反倒引发了感染，他不得不求助于西医，做了截肢手术。江湖上从此有了个誓死反清的“独臂大侠”。

个旧厅在矿山上只有一支二百来人的护矿队，主要负责征税，分驻在各个矿区，每支分队也不过几十号清兵。而矿区的砂丁上万，他们活在噩梦中，生在地狱深处，为了享一碗红烧肉的口福，可以置生死于度外。连周大祥也没料到，举事造反是如此容易。当他打出“拒洋修路，阻洋占厂”的旗号时，霎时各矿点声震如雷、从者如云，砂丁们纷纷抄起铁锹、十字镐、鸭嘴锄，汇聚在周大祥麾下。连那个跟周大祥有宿仇的曹开封，也摒弃前嫌，带领石屏籍的砂丁加盟到义军队伍里来了。他说：“周大哥，自家人争矿，是为利；跟洋人争矿，就是做人了。我们个旧厂从来不缺不怕死的汉子。”

矿工们上午在矿山上举事，下午就杀到个旧城来了。个旧厅同知组织巡防营的清兵稍作抵抗，就被义军的洪流淹没。个旧城各炉房、帮会、马帮、赌徒、刀客、无业游民甚至商家平民等纷纷加盟造反队伍。这是一支成分混杂的义军，加入者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只道是官府逼迫太甚，生活太苦，日子无希望，随众反了或许还有一条活路，至少也能给黯淡无光的生命增添一点刺激吧。

义军打下个旧城的第二天，周大祥就收到家里传来的口信，说他媳妇已经有喜六个月了。那是个阳光明亮的早晨，他站在个旧厅衙门前的台阶上，仰头望苍天道：“天老爷啊，给我生个儿子吧。”媳妇前三胎都是姑娘，让从来在人前威风八面的周大麻子在子嗣这个事儿上英雄气短。

一只白鹭在天空飞翔，吸引着周大祥的目光。“你飞过来呀，落在我的肩头上，我就生个龙种。”他真诚地祈祷，“来吧，白鹭，飞到我肩头上来，我们去当大将军。”

白鹭在天空盘旋，然后飞到衙门前的一棵大榕树上空，绕树三匝，降落于浓密的树枝上，绿荫中现出一点白。周大祥的肩头是空的，眼眶却是热的。

周大祥身边随时有七八个铁杆兄弟，他让他们在衙门前的广场上一字排开十二口大锅，煮上红烧肉和白米饭。浓香四溢的红烧肉在锅里翻滚，对饥饿的人们来说就像一场美梦。砂丁、市民、小商贩、农夫排起了长队，舀一碗肉发一把砍刀或长矛，然后领到一边编队。加入义军的人就像赶庙会，个个兴奋莫名。不要怕，不要跪，站起来，喊出来！李伯君说得对。

此时，吊着一只胳膊的李伯君兴冲冲地过来，说已经编好三千义军了，个旧城及周边各镇百姓都心向义军。这败絮其中的腐朽清廷，你一捅它，它就垮了。周大祥望望大榕树上的那只白鹭，它又飞起来了，掠过他的头顶，向一片祥云飞去。

随李伯君一同来个旧的还有三个死绝会的革命党人，他们对周大祥说：“打个旧城势如破竹，攻建水城还不是探囊取物？我们去打临安府吧。”周大祥瞪着眼睛问：“打下临安府后呢？”李伯君说：“我们就去打云南府，你做大将军。”周大祥顿时有拜将受封之豪情，双拳一抱说：“就仿（像）这种整！整得越大官越大。”

他们把官府的军械库打开、粮仓打开、银库打开，发枪发粮，点兵造反。多年后，个旧厂还在传唱一支《周大祥点兵歌》，其中唱到：

七月点兵热泱泱，个旧街心亮堂堂。

叔侄兄弟放把火，好似乌龙奔青江。

八月点兵七月七，松林坡上打对敌。

马家督带打败仗，北门楼上插红旗。

九月点兵月亮圆，麻子带兵进临城。

远望城楼三叠水，郭六内应开西门。

周大祥义军围攻临安府的当晚，知府冀文治在衙署召来临安总兵王星魁、建水知县宫永麟、丁忧回乡客居建水的陈云鹤、本地大乡贤吴廉膺及商会会长、民团把总等一干人，商议如何“守城破贼”。传闻围城的义军足有八千人，而总兵王星魁手下的兵马不过五百，加上商会民团招募的团练，也不会超过一千人。这城如何守得住？

好消息是云贵总督得报后急调五十营清兵前来弹压，坏消息是他们至少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

衙署的议事大厅里气氛凝重。陈云鹤发现神色最慌乱的是负有守城之责的总兵王星魁，这个矮胖的家伙一点也没有军人之气质和素养。他一会儿说建水城城墙巍峨坚厚，城内粮草充足，死守一个月毫无问题；一会儿又说兵少将寡，援军倘不能即刻赶到，恐难支撑几日。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的武进士，读几部兵书，再纸上谈兵，又举几下石锁，来一圈骑马射箭舞大刀，便中武进士加官晋爵了。这种银样镴枪头的军人，与陈云鹤在日本参观陆军士官学校所见师生，自有云泥之别。陈云鹤寻思，以王星魁这种治军能力，就是给他十万兵马，他也守不住这建水城。

倒是吴廉膺显得气定神闲，仿佛他才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冀文治问他：“吴盛泰商号在个旧厂的砂丁也有上千人，玮玠贤侄此前难道就没有听到一点风声？”吴廉膺没有面对知府大人询问的目光，却看向陈云鹤，镇静地说：“没有，我这期间专事祭孔大典之事。”

冀文治从案台上拿出一本黄色封皮的杂志，“这是衙署刑科的捕吏半月前在个旧厂搜到的乱党书籍，尔等可有见过？”他巡视众人。

那是一本春季出刊的《云南》杂志。陈云鹤下意识地望向吴廉膺，发现正与他的目光相撞。答案都在毫不躲闪的眼睛里。玮玠呀，你还是不知我。

陈云鹤和吴廉膺都回说，没有见过此书。

冀文治重重叹一口气，“本府疏忽矣！孙文乱党，妖言惑众，扑之不及，便成燎原烈火之势。他日城破，岂非滥觞于一书生狷狂之言耳？”冀文治重重将《云南》杂志摔在案台上。

吴廉膺从昆明回到建水后，看上去像一个标准的乡贤，急公好义，捐钱出力，热心参与知府冀文治的祭孔筹办，可谁能猜测得出他心中的“大事”。吴廉膺从来就是个声色不露的反叛者。他掩饰伪装得如此巧妙，有时连他自己都有些鄙夷自己的某些做派。按他对李伯君的说法是：我们一边在粉饰庙堂，一边在抱薪放火。在官府，临安知府冀文治视他为“贤侄”；在商界，他在商言商，长袖善舞；在家里，则温良恭顺，循规蹈矩。就像川剧里会魔术般变脸的大师，换一个人、一个场面或者一个话题，他马上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张脸、另外一张嘴。那天在陈云鹤面前暗指他是“康梁乱党”，可吴廉膺几年前却也曾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顶礼膜拜。参加李伯君的死绝会后，他一方面积极出钱出力，一方面对推翻清廷持观望态度，毕竟他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是赞成改良，还是支持革命，吴廉膺并不像李伯君这样的革命党人有决绝的选择。但他又不想当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作为大户人家的传人、滇南富有名望的乡贤，他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命中注定是要唱主角。他就像是看到了商机的商人，革命不过是人生的一次投资，以在时代的洪流中获取自己的名分、实现心中的抱负。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气数已尽，已成天下共识，只不过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被风吹来，还是由哪个伟人发一声号令而至，吴廉膺不知道。他只隐约感到，他的机会就要来临。

从衙署出来，吴廉膺和陈云鹤的轿子都候在大门外。吴廉膺上轿前，蓦然回首，看见陈云鹤端立轿前，在微弱的月光下注视着他。

“陈大人，倘不嫌晚，可否到寒舍茶叙？”

陈云鹤似乎早就在等待主人的邀请，拱手道：“鸡鸣尚早，老友重逢，何嫌夜长？谢过兄台！”

这是一场期盼已久的聚会。主人一直引而不发，唯在紧要处，才曙光初露般将深藏的同窗情缓缓展现。吴廉膺将陈云鹤请到自己的书房，着人温酒、煨茶，摆上点心卤菜，还特意上了一盘建水烤豆腐。陈云鹤眼睛发亮地说：“当年在府学做生员时，一文钱一串烤豆腐，酥软香脆，沁人心脾。普天之下，再无美食矣。”

两人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相会当然不是论说故乡名小吃的，甚至也不为叙旧。时局才是令人难以下咽的一道菜。刚进书房时，趁主人张罗酒具茶点，陈云鹤浏览了一眼书案，几本线装书散乱摆放，有“字遵洪武正韵”的大字版《四书》、咸丰二年版的《诗经·国风》、朱熹《楚辞集注》三册，及《涵芬楼古今文抄》《书经旁训》《盐铁论》《齐民要术》《升庵集》等。在一个阳雕二龙戏珠端砚边，主人用一方金丝楠木镇纸压着一本比线装古书开本更大一些的现代杂志。按捺不住好奇，陈云鹤轻轻挪开镇纸，翻回封面，“云南”二字赫然夺目，孙文的封面题词“振我民气”让陈云鹤有如“非礼勿视”般急速挪走自己的目光。

吴廉膺专注地温酒置杯，似乎并不在意客人翻阅书案上的书籍。他从不担心身为朝廷命官的陈云鹤会去举报他，就像他也不认为自己和他是一路人。他们一个在江湖，一个在庙堂，过去是竞争对手，现在是在野和在朝的关系。但他相信陈云鹤和他一样，是个夙夜为江山社稷忧心如焚的君子。

“城破在即，玮玠兄这万贯家产，就不怕被殃及池鱼？”

吴廉膺给两只酒盏斟满酒，敬客，再一饮而尽。

“子君兄笃定我建水古城守不住？”

“向来无固若金汤之城池，正如无一成不变之道法。我等安身立命之世，已不同于往昔矣。”

“恕我直言，子君兄终究还是‘变法图强’之保皇党。”

陈云鹤坦然道：“玮玠不是言不才为‘康梁乱党’之徒吗？”

“康梁之说，已时过境迁。”

“兄欲何为？开门揖盗，在庙堂杀人放火？你吴氏家族，莫非不在这庙堂庇荫之下？”

吴廉膺笑而不语，再往酒杯里斟酒，又给陈云鹤碟里夹去一块烤豆腐，“你我多年未见，叙叙旧也罢。”对朝廷不满的官吏他见得多了，一个头戴花翎顶戴、身着朝服、口称吾皇万岁万万岁的人，往往也是皇帝的江山最卖力的掘墓者。凭陈云鹤的正直良善，吴廉膺相信他的家国情怀，但吴廉膺还有些看不透自己的同窗，毕竟人家还是朝廷命官。言路不开，君子缄口，那就等着一场大洪水荡涤一切吧。

“玮玠兄，就不再打哑谜了吧。个旧厂之事，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愚弟只是担心，动辄揭竿而起，既于事无补，又生灵涂炭，徒伤元气。洋人那厢，更可乘虚而入，攫取更多权益。庚子事变以降，每况愈下。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即是一例也。乡野匹夫、鸡鸣狗盗之徒，不足以论国是。”

“那我们就坐等洋人修路占厂，断我财路，掘我祖坟？陈大人常年在外读书做官，安知乡梓民生疾苦？又安知我个旧厂实情？”

“此言偏矣。”陈云鹤起身，从书案上拿过那本《云南》杂志，“请恕愚弟冒昧，《滇地交通矿山考》，兄台可有一读？”

“读过，好文章。只是不知笔者为谁？”

陈云鹤放下杂志，背手踱步，朗朗道来：“个旧矿山，形势环抱如带，发源极长。聚天地之精华，汇八方之英杰。始采于汉，渐盛于清。昔采银、铜，今为大锡。矿山之矿床，可分为二。一为地表裸露之砂矿，一为地下蕴藏之岩矿。全厂矿商，计以数百家。商人逐利，资本竞透。山体开肠破肚，矿坑纵横交错。采掘原始粗野，冶炼落后简陋。商家实获大锡者，不及宝藏应有十之一二。各矿商均不知先进探矿之法，亦不知机器冶炼之技，水洗火煮，耗费巨大而所获甚少……”

“子君兄莫非著此文之人？”吴廉膺双眼放光，仿佛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同窗。

陈云鹤含笑入座，端起酒壶自斟，“玮玠，你我都为开矿世家，矿山之弊，亦是国家之殇。不才丁忧期间，行遍云南山水，痛感民生疲惫，国运衰败，为家乡发展计，亦不揣冒昧，略表一点看法而已。弟在日本考察矿山路政，无论矿务采掘还是道路谋划，无不借鉴西洋。日日精进，月月更新，兴盛之势，自不待说。东洋本乃蕞尔小邦，自明治维新后，君主立宪，国门开放，东西融合，政通人和。日人能行之有效，我华夏岂不能耶？今日我大清，譬如重病之老妪，需请名医良策，对症下药，缓缓调理，方可救命。倘猛药急攻，国体乱矣。”

终究还是个改良派。吴廉膺冷笑道：“谁的大清？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安可指望朝廷那个老妇人行立宪之举？戊戌六君子之血，是为教训。且大清国外有强敌环伺，虎视眈眈，内则朝纲不举，民心尽失，洋人还要来瓜剖豆分。我个旧厂临安府，一旦为洋人修通铁路，以洋人之贪婪，行事之狡诈，机器技艺之先进，无异于狼入羊群。更似吸血管伸入我宝藏，吸空我宝血，欺压我商民，纵有金山银山，不数年则掠夺殆尽！”

“日本国土狭窄，资源有限，尚不惧西洋，还力挫沙俄。实维新变法，更改政体，师夷长技之功也。莫说开矿，譬如你吴家，不是也将大锡运往香港，售与洋人吗？不是也购回洋货，大赚其利吗？今日之世界，经商做买卖，你来我往，逐利而行。兄台既不惧与洋人做买卖，又何惧洋人来修路开矿？弟在日本国得闻说，其和欧罗巴、美利坚的贸易额，已远超大清国。弟深为担忧者：既拒西洋，又不学东洋。我大清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长此以往，江山社稷，危乎险哉！”

忽然传来两声炮响，惊醒了满城酣睡之人，也打断了两个曾经的读书人坐而论道。吴家看家护院的家仆在各院匆匆穿行，急呼关门闭户、熄灭火烛。吴家的师爷在外敲门，吴廉膺笃定地对陈云鹤说：“城破了。”

陈云鹤轻轻一声叹息，面有恓惶之色，喃喃道：“今夜我命绝矣！”

吴廉膺淡然一笑，“子君只管放宽心，我吴家大门，不是哪个都可随意进出的。”

陈云鹤则直截了当地问：“此番倘若玮玠兄与贼同心，我又岂能庇荫于贵府门下？既失我气节，又损你声名。兄台还是着人绑了我去罢。”

吴廉膺笑笑说：“子君多虑也。要说绑人，适才在冀文治府，你何不举报我通匪？廉膺不才，还识得仁义二字。还是请陈大人先委屈几日，暂厝寒舍，咱们从长计议。”

他想起了陈云鹤的家眷，一个女人端庄清丽的身影在脑海里浮动，心中便不免涌动出一股柔情，遂又说：“兵荒马乱的日子，陈大人家眷我会着人保护，并顺带报个平安。”

陈云鹤无奈地叹一口气道：“我曾经剿办过‘匪乱’，举事的暴民杀起官吏来，跟官府杀他们一样，都不会心慈手软。官民相杀，环环相报，国运由此衰也。”

① 本文括号内年份均为对应的公元纪年，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②各地提督学政在三年内主持“岁试”和“科试”，每试考三场，榜上有名者即可成为府、州、县生员，俗称秀才。

③每年文武官员都要在各地文庙祭祀孔子，时间分别为春季农历二月上旬的丁日和秋季农历八月上旬的丁日。

④ 乡饮是周代流行的宴饮风俗，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推荐贤者，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后演变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并有本地乡贤士人陪同，此宴为“乡饮酒”。

⑤ 知府的俸禄每年一百零五两，养廉银一千四百两，为正俸的十三倍多。

⑥ 矿商在矿山上开办的开采和冶炼锡矿的场所，一个炉房一般集采矿、冶炼和生活于一体，小的炉房几十号人，大的上百人。

⑦科举制规定每三年举办一次科考，但遇皇帝大寿、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或有特别需求，可临时增加科考，是为恩科。

⑧古代官员的父母去逝，官员必须停职守孝。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

⑨孔庙大成殿内所奉祀的十二哲分别是：子骞、仲弓、子贡、子路、子夏、子若、伯牛、子我、子有、子游、子张和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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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青云梯》上部，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3期，下部请见本刊202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