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潘逸飞，1988年生，北京大学创意写作硕士。曾获林语堂文学奖首奖，台湾新北文学奖成人组短篇小说首奖，非虚构作品《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入选谷雨计划优质原创深度内容名单。从事电影编剧和写作教育工作，编剧作品获得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

导 读

一场车祸终结了一对因写作结缘的年轻人迈向婚姻的步伐，未婚妻陷入对往事的追忆。面对前来领取骨灰的未婚夫父母，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渐渐模糊，她记起她与他曾共同虚构出的一段段情节，通过故事来修缮破败不堪的记忆。

他们游过泳，他们撒过谎

潘逸飞

李兵死了。抢救室外，不记得是谁把他的包扔过来，血渍弄脏了所有的随身物，警察从目击者那儿打听了一些详情，红灯还没退场，他的共享单车冲了出去。走廊尽头，凉意从脚底向上蹿，经年累月的气味漫进鼻腔，像无数只涂满消毒液的肚皮胀大的老鼠幽幽地浮过来。那漫长的一夜事后想想也只是须臾。叫喊、瘫坐、不受控制的眼泪仿佛都是另一具躯体的所作所为，还魂之后，脑海里那么干净，一切声音都像生平第一次听到，我思索了好一会儿，外头在响的那种东西应当是——鸟叫。临近清晨，李兵父母赶到医院。“我们大概不好在北京待太久。”见面第一句话。“他弟弟就要期中考试，高中第一场大考，很关键。”他母亲向我解释。我点点头，想给他们留一个对儿媳妇的好印象，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不久以后就将是一家人，我会在婚礼上跟着李兵喊他们，爸、妈。李兵的父亲像个机器人，人家指哪儿他在哪儿签字。我们走出医院，影影绰绰的枝叶在微微变白的晨曦中一点点晕出金光，一只灰喜鹊忽然腾起来，好多片枯叶瞬间跳下树枝。

就像一千个李兵。

我将相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烧水的时候，我打开手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讣告：

“我男友李兵于昨天突然离世。深思后，觉得还是应该让与他有过交流的人知晓。多一些念想，李兵一路也不那么孤单。”

房间太小，那对老夫妻就坐在旁边，我和李兵有时做爱的地方。他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研究，或许是在长城拍的那张，我们蹲在地上，李兵给我冲速溶蛋花汤，我给他剥茶叶蛋，那个女导游给我们抓拍。猎猎的风把我们的头发吹起，露出饱满的前额。那张照片发给过我的大学闺密，她说：“你俩都有蟠桃大仙的同款脑门，是天造地设的夫妻相。”蟠桃？好丑吧？我在电话这头生气：“李兵是但我不是，我这种学名叫‘旺夫相’。”闺密说：“旺夫？已经上升到‘夫’啦？”

实话实说，我对李兵的第一眼印象很一般。单薄的骨架，微驼的背，后退的发际线，高度近视而化开的眼神。我其实花了几天时间适应现实中的他并不是网恋岁月里我想象中的样子，而这些心理活动李兵并不知道，他一开始就很进入状态，经常为我写诗。

我看着那对老夫妻，忽然想，其实遗照的决定应该由我来做，李兵也一定这么觉得。

李兵时常和我讨论结婚。去年拿过年终奖，李兵陪我去买年货，小区外面的工地用翠绿的密目式安全网全部盖住，三台挖掘机停在一边。我问李兵：“这栋楼建起来，咱们房间就一点阳光也没有了吧？”李兵说：“反正明年要搬走的。”我说：“明年吗？还有三天就明年了。”李兵说：“明年还有很多天呢，你琢磨哪一天顺眼，我们把事情办了。”我们手牵手，李兵把我送到火车站安检口。他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说：“去吧老婆，猪年再见。”过了安检，我隔着玻璃门目送他，返乡的人潮过于汹涌，他时不时被堵得停下来。他要一个人回我们的租屋过节，双手插在裤兜里，仿佛一块石头伫立在河流之中。

三月，李兵因为求婚才第一次带我去他老家，扬州的雨下得很大，空气阴冷，往骨头里注射寒气。我们站在一个露天游乐场，导航带我们来这儿。售票处空无一人，雨滴在旋转飞椅的铁皮座位上飞溅出各种弧度，游乐场地下是沃尔玛，黄蓝色的店招布置得巨大，李兵看了好一会儿，说，这就是那片很大的水泥地。他父亲教他学会自行车的地方。

我们跟着导航拐进游乐场边的一条巷子，三四百米后，天地一下子旧了：四层的家属楼一幢幢列得很密，墙边种着小白菜，李兵说叫大头矮；报箱钉在进户过道，吐出牛皮色舌头；楼梯下方夹角的畸零空间挤着蒙灰的自行车；闭掉的伞不停地滴着水，洇在水泥走道上；墙壁上刷满小广告，楼梯很窄；纱门上的积尘味，门上的铁锈味，湿漉漉的霉味，中药味，卤着什么的荤腥味，动物的尿味，一家，又一家。李兵在一束枯萎的艾叶前停下来，是你要来的，他的眼睛说。怎么能不来呢，我看着他，人生大事，可以不来吗？

有些问题必须回答：“我是唐山人。父母都在电视台工作。母亲过世了。”

餐桌不宽，李兵父母坐在对面。他母亲很消瘦，蜷在一件枣红色棉袄里。他父亲和李兵在小说里写的一样，像蓝色工服箍在一个土豆上。李兵父亲做出决定，遗照用公司年会上的抓拍，没问我和他母亲的意见，直接把那张抽了出来。

李兵和我都不擅交友，葬礼自然是可以预见的冷清。照片里的李兵举着一个奖杯，被白色菊花簇拥着，像个成功人士，像个傻子。人坐得稀稀拉拉，他父亲的紧张一瞬间不见了，全部替换成低落，拿着话筒，木然地介绍儿子短短的一生。讲稿的内容，一些是他们夫妻俩的回忆，更多是我的补充，我拿不准哪些事需要说，哪些又不能，就放大了李兵职业中的各种高光。我没有去讲我和他彼此需要、彼此占有的原因，我们对婚姻生活的构想和却步，我们相互倾倒的人生里最想推翻重来的部分，我没有讲。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与李兵总在凌晨三四点散步。打烊的超市陷在灰暗空旷的停车坪中央，细瘦的白炽光灯管沿着外墙箍了一圈，泛青的光笼罩在一排蓝色塑料椅上，那时我母亲刚刚离世。是那么突然的一件事，母亲在深夜病发脑溢血时，父亲在突发新闻部值夜班，而我在北京。

父亲在电话里交代了许多我回避问起的事，刻意把班调开是他们协商的结果，另一个男人已经是过去式。我记得在母亲的葬礼上，父亲靠过来，平淡地说，我去外面，这里你看着。母亲就这么自己悄悄离开了，没有偏瘫，没有成为植物人，没有漫长的抢救，没有告别，不让我思考要不要回唐山，不让父亲决定婚姻要不要继续，不为难任何人。我印象里，有个男人站得很远，一定看不清母亲的殓妆，父亲为一生爱美的母亲选择的最高规格。

风把我和李兵吹得很冷，我感到脸皮紧紧地绷在骨头上，好像随时会裂开。我把自己放在李兵怀里，李兵对我说：“每年生日的时候我们还是给阿姨买蛋糕，唱生日歌，还是可以去想象，阿姨这一年又做了什么。”

这就是我需要李兵的原因。我在一个读书贴吧里认识他，我们都认同写作是一件能帮助消化掉人生种种的事，它让一切悲剧有了意义，变得可以忍受。我们开始交换习作，彼此了解，李兵了解我的写作，试图理解我想靠近的人，使用他们的视角，探寻出一个答案，消解他们对我的伤害，或者我对他们的遗憾，而他自己干脆扮演上帝，将记忆重构——

我是唐山人。父母都在电视台工作。

哦。唐山现在发展也挺好的吧？

挺好的，我说。

有几个瞬间，我们那样尴尬。桌子中间有条裂缝，一些橡皮灰卡在里面，两张餐垫是彩色毛线钩的，一圈圈很像年轮。我们跳跃性地坦白了我们的恋爱经过，李兵父母被动地听，没有提问。接近傍晚，他母亲把油汀打开，推到我身边，你俩住哪，她说，远不远，晚上在家里吃个饭。我看向李兵，我想要吃饭。吃过饭，帮他母亲洗碗，好让他们父子在外面单独聊天。李兵不同意，他觉得任务已经陪我完成了。我说：“你先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留下来，假如你父亲应该很关心我们，在北京累吧，工资够用吗，也许他说，儿子，再陪我喝点。我和阿姨隔着七彩玻璃丝帘子，看到你站了起来。我们要走了，你说，明天上班，要赶火车，你父亲难过地说，儿子，你现在跟个客人似的，而你却假装没有听见。”李兵说：“假如完了吗？”

那天，我和李兵在那束灰扑扑的艾叶前站立了许久才下了楼，雨已经停了，空气变得更凉，路面黝黑发亮，闪着光泽，大头矮投射在围墙上，变成了孤独的影子，一两个路人，也许是从前的邻居，认出了李兵，有一个男的喊他的名字。距离检票还有很长时间，我说：“现在来得及回去，改签也行，我们可以住一天。”“你饿吗？”李兵指指二楼一家叫共和春的连锁店。

李兵点了饺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我们的行李箱上，我们没有叫他下去。我说：“不知道鲁四今天怎么样，猫粮够不够。”李兵说：“我也在想它。”饺面来了，李兵喝了几口面汤，他的样子有些疲惫，嘴唇浮肿地搭在碗沿，唇上冒出青茬，他喝汤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喉结轻轻地动着。我说：“你家今天晚上会吃什么。”“不知道。”“这种天气你家里会吃什么？”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刚才的那场假设——

我和李兵在门口站着，猫眼另一边，一颗浑浊的眼珠正在凑近，惊讶，欣喜。

扬州的室内没暖气，四壁的天蓝色瓷砖擦得发亮，角落有一台“香雪海”牌冰箱，李兵在他的小说处女作《他们游过泳》里提过，那是一九八六年一对年轻的夫妻托厂里的销售员买的。那对夫妻刚刚结婚，对生育充满热情。在对彼此的羞涩与好奇中，每一个节拍都是对一个婴儿的渴望。

我们今年打算结婚，李兵告诉他们，我们谈了五年了，想结婚了。

我告诉李兵，在我的版本里，还可以有另一些细节。进屋前，李兵叮嘱我换鞋，他母亲说哎呀不用，但脱下脚上那双棉鞋给我，自己打开柜子拿出一双塑料的。我的脚便在棉鞋里逐渐恢复了知觉，开始了解另一个脚掌的形状，比我的稍大一圈，足弓平缓，拇指外侧顶出一个小包，与母亲的脚型相似。过了好久，他母亲试探地问，是因为有小孩了吗？我说，没有。

李兵说：“那个人不会这么问。”我说：“这就是女人容易联想的事。如果对面是我妈，大概会问更激进的话，谁帮你带小孩？要回唐山吗？一幼四幼我都先托人问着，什么叫还早呢，事情到跟前儿就来不及了。”我总是想，母亲在最后一刻多想活啊，她肯定没想过离开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只是想结婚了，我们谈了五年了，假如我这样告诉她。母亲一定说，我开心的，但要是你早一点当面告诉我，就更圆满了。

李兵父亲念完悼词，就坐到角落去了，他被李兵形容成一个胖子，这时候却看不出来，只觉得他像一截断掉的树枝，茫然地目睹瞬间而来的灾难，体味到一种永远的断裂。我站在一小撮前来告别的人群里，看见李兵从烟囱里缓慢地飘出来，火化前，我最后一次吻了他的脖子后面。李兵却板着一张脸，混入昏昏沉沉的雾霾天，似乎从没有什么恋恋不舍。

我们得带李兵回家。火车驶进黑夜，一个死神提着灯笼坐在我床铺对面，对我说，李兵也许不愿意。在某个平凡的夏夜，我用水箱仅剩的热水快速冲澡，留一大半给李兵。他那天去学开车，出很多汗，连鲁四都嫌弃，也许床太窄，李兵一躺下床就沉下去，“今天很累吗？”我问，李兵不回答。

他的呼吸与往常不一样，我给他扇扇子，像小时候母亲安抚我时那样。后来在睡梦中忽地听见有人说：“以前遇到一样的事。”“什么事？”“停电，”那个人说，“她帮弟弟洗完澡，和我说，李兵，我们把热水用完了。”“你又不是计较的人。”我说。那个人说：“但我是个养子啊。”我醒来，翻身去找李兵，只见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很久了，他的胸脯起伏着，像一列火车之外朦胧夜色中绵延的山丘。

第二天早饭，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晚饭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直到那晚从扬州回北京，火车开得不快，漫长的黑中偶尔投射进来昏黄颜色，“你是不是很失望，我不愿意进去。”李兵忽然问我。我转向他，说不出话，我轻微的摇头他自然也看不到，他的脸被车顶的铁皮压着，风从铁皮的缝隙好奇地钻进来，他对铁皮与风说：“他们结婚好几年不生，弟弟是后来的事，我已经上小学了。”我哭着说：“李兵，睡吧。”

李兵躺在床间的桌板上，一间小小的盒子里。他的大部分东西被带回来了，他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在长城脚下买的一顶带五角星的雷锋帽，他们决定送给冬天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弟弟。李兵还不知道他们搬家了，从东边的工厂生活区搬到市中心，房子不大，二手的，但离弟弟的学校近。在我们一起的编织里，他寄回的钱还分摊在那个旧家不起眼的角落，弟弟的简易书架，父亲的换鞋凳，或者是，他母亲某一天带回家的三只一样花色的碗。

李兵说：“她是去超市买的，所以单数也可以。她挑过碗，才去称蔬菜，什么都偷偷扒掉叶子，但莴苣叶特意保留了，她做的莴苣叶烧豆腐是很香的，那天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晚餐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菜，他们终于决定接受某个事实，用三只新碗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有发觉已经做出的决定。”李兵母亲叫醒我时，我们离扬州已经很近，望着窗外晨曦中平静的、偶尔交错的铁轨，我感到太阳穴因为整夜时断时续的失眠一跳一跳地痛着。

我在宾馆躺了一天，等李兵弟弟考完重要的期中考试。我哪里也不想去，只把李兵的处女作又读了一遍。故事说，周末，那对夫妻去同事家里做客，他们带了一兜红枣，妻子把红枣拿在手里逗那家的孩子，孩子很快抓到，丈夫羡慕地说：“这个孩子真灵巧。”同事说：“这事儿说快也快，小孩衣服我会给你们留。”没出半年，他们提上另一兜红枣，去另一个同事家，他们带走另一包衣服，那一位同事也把他们送到门口，感慨道：“你们真厉害，一下有俩，又不违反政策。”当两个孩子长到七岁，丈夫想把自己最大的爱好传授出去，就带他们去露天泳池。哥哥不知为什么很怕水，死死抱着入水的栏杆，就像一只螃蟹钳住什么似的，弟弟却很自如，总是沉在水底憋气玩。丈夫游了一个又一个来回，一次比一次不耐烦，到最后，一拳把哥哥打进水里，直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把哥哥救上来。

我仍旧并不喜欢这个小说。第一次看，在李兵的QQ空间里留言：“那具漂浮在游泳池里的尸体究竟是谁的？”隔了一会儿，李兵在对话框里给我打来一排叹气的黄色人脸，“开放性结局吧。”他说。我不接受这个解释，觉得他故弄玄虚。那次的争论令我们濒临拉黑，冷战了两个月，李兵问我：“毕业以后要不要来北京发展？”

我到北京的第一天，鲁四躲在窗帘后面，无论我们怎么呼唤都不肯照面。我从没有告诉过李兵，一整晚我都不能好好入睡，插座和路由器闪烁着流水线制造出的极为平常的光，仿佛外星，床脚忽然一塌，有什么东西跳上来，过了一会儿荞麦枕头被踏出沙沙声，不明生物踩着我的头发，从我脑后绕到脸边，用胡须微刺我脸颊，再倏地跃下去，潜入深不见底的暗里。书桌、衣架、鞋柜上传来一声声空心的“噗”，李兵翻身过来，面朝着我，我背过身，躲避他的面孔。我感到荒唐。为什么人们可以与一个陌生人成为家人？为什么我来到了这里？

那是我第一次与李兵同床而眠，我买好了第二天返回唐山的火车票。到了清晨，李兵在房间另一头煎鸡蛋，他戴着眼镜，驼着背，仔细地给鸡蛋翻面，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刻意注视彼此，但感受得到一种陪伴，我坐在床上，再想起刚刚过去的夜晚，觉得它像遥远之前的事。

我和李兵经常谈论经验与虚构的关系，我的观点是与那个现实中的人共情，体会他们的处境，让这种理解给模糊的、隔膜的、中断的经历赋予一些清晰的意义。李兵打断我：“这是你写稿的思路，虚构的时候完全可以抛弃这些。只要你收集足够的细节，让那些极其真实的皮毛覆盖在一具完全由你操纵的新的骨骼之上。”我说：“我没有那样的欲望，解释无法解释的情感才是我的兴趣。”李兵说：“别拒绝嘛，你试试看。”低头了一会儿，我说：“我记得你打扫了一天，我们的第一天，我能感到你已经很累了。你放了电影。我们坐在沙发上，插座和路由器一闪一闪地闪着绿光，中途鲁四跳上来，荞麦抱枕被它踏出沙沙声，像下雨。鲁四和我一样，是直觉动物，我们都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判断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它喜欢我，团在我的腿上，不一会儿就睡了，你和我便开始聊天。我说我感到荒唐，因为这个房间我仿佛一点也不陌生，你，我也一点都不陌生。”李兵望着我说：“你，我也一点都不陌生，这才是真的故事，比那一天发生的一切都更加真实。和我心里预演过的一样真实。我能预感到以后，以后的我们会很好，所以那一刻就算我们还不熟悉，也不要紧了。”

我下了床，走到窗前，深秋的天空呈现着一年中最落寞的肃静，有人在那里注视我。假如那天回李兵家，我与李兵敲门了，事情又会怎样呢？

过了很久，没有人应，李兵就猜到他们搬走了。

我们失落地离开，但不会觉得还可以想象，不会感到遗憾，感到抱歉。

我努力仰着头，许多眼泪还是流下来，在衣领和脖颈之间变成了凉的。一小团乌云压在外面，就像它有很多话打算说。我以前告诉过李兵，有很多时刻我都觉得万物有灵，是离开的人，是没有见上的最后一面，我说：“李兵，我感到自己是一把刻度尺，终于一天天活到了可以丈量与想象她的年纪，她二十一岁有了我，二十三岁为了我能去机关幼儿园去各种人家里送礼，二十五岁重新留长发，三十岁第一次提出要与我爸分居，四十七岁才真的执行起来。我二十一岁时什么也没有开始做，除了迷惘什么也没有，二十三岁也什么都没有开始做，甚至现在，我也除了自尊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想为别人做……”

李兵抱着我，回答：“我和你一起，我们永远时常想着她。”我记起母亲讲过，观察一个人就看他颈脖后侧衣领上方露出的那一寸皮肤，那是一块忘记伪装的领地，她会特意让摄影机记录那一片领地，我想起她有一次问了我怎么种睫毛。我从李兵怀里出来，把他推成背朝我，轻轻去摸那片微黄，日渐添上了褶纹的领土，我说：“李兵，以后这里属于我，不属于你了。”

我好像终于比同年纪时的母亲经历了更多事。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假如有一天我也死了，会不会与她团聚？能不能把这些无法消化的终于可以与她说一说？深秋的四周几乎全暗了，母亲早就走得很远很远，不知道李兵现在走到哪了？明年夏天，我就会活得比李兵还大，或许以后也会活得比母亲还大。天空即将熄灭，我轻声说：“李兵，你听见了就用风拍拍我吧。”乌沉沉的云团停在那里，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我的领土，只动也不动，等待天变成比它更黑的。

直到李兵母亲通知我去墓园集合的时间，我才承认自己与他们之间那些真实的皮毛，添加不完。第二天中午选完墓地，李兵母亲提出，去她家坐坐。“怎么刻字我们得商量。”她说，她不是看我，是看着她丈夫。我意识到，他们是分居的。

我已经不感到意外，人生充满意外，以前父亲也说，不听几个坏消息，怎么叫人生呢？我进了她的厨房，问要不要帮忙，她同意我择菜。她在厨房转了一圈，把一小捆刀豆放在我面前，要我慢慢择，不要急。一只砂锅窝在小火上咕嘟咕嘟地响，“是葵花斩肉，昨天夜里做的。”她说。她把鱼子从鱼肚里掏出来，把鱼在水下周身里外冲了冲，又把子放进去。“你们那里也提倡吃鱼聪明吧？”她问。我点头：“红烧吗？”她摇头：“鱼汤，高中生一顿荤汤都不好少的。”我盯着手里的刀豆，刀豆边上有一条细长的筋，离开那条筋，它们就显得软弱。鱼在热油里噼里啪啦地响。

“李兵小时候调皮吗？”我问。“男孩子都调皮，”她说，“有一次偷他爸的钥匙把自行车骑出去，被他爸狠狠打了一顿。”

那条死鱼瞪着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们，李兵母亲把鱼翻了个面，另一面的眼睛已经烧熟了。她往锅里加了开水，噼啪声止息，两个灶头上都唱着咕咕嘟嘟的歌。葵花斩肉的香味环绕在厨房，在李兵旧家的楼梯上闻到过，我那时还以为是那户人家在卤着什么。

我想象不出那是道怎样的菜，葵花是什么味道我也并没有力气关心。我们就那样呆呆地站着，站在厨房两端，过了一会儿，我说：“阿姨，你去坐坐吧，火我来看着。”李兵母亲说：“好呀，那你陪我看着。”她揭开盖子，喊我过去。“汤白吧？”她问，我点点头，她平静地说：“以前应该让李兵多喝一点的。我们家三个男人都爱喝鱼汤。他们三个以前很好，现在那两个人都恨我，但怪我什么呢？做老大都是要吃亏的，我偏什么心了。”

我们吃完饭，停在餐桌前讨论李兵墓碑书写的细节，葵花斩肉和刀豆烧土豆都还剩下一小半，李兵母亲用两只盘子扣住碗。李兵父亲从白纸上剪下四个小方块，在墓碑草图上排列大体位置。手机在响，父亲给我打来电话，我到阳台上去接。

只见李兵的一些衣服洗干净了，晾在阳台上，阳光很好。“我看到你前两天发的稿从你们公众号里撤了，出问题了吗？”父亲问。“当事人想撤。”我说。“你没好好采吗？”“好好采了。”“那怎么了呢？”

李兵的外套在我头顶静静地悬着，隔着门，我观察李兵父亲把小方块摆来摆去，他母亲把剩菜放进冰箱，冰箱里的灯亮了，又熄了。我说：“爸，我认真采了，但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以为自己都知道了，写稿发了，但当事人想想，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忘了说，忘了说的，就让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了。”

“那是他的事，采的时候想不起来。”

“是我的事，我没问到。”

“这不好撤稿，影响你职业前途。”

我说：“爸，是我愿意撤的。而且这一行也没有前途了，没落了。”

我挂了电话，走进屋子，李兵父亲扭过脸对我说：“孩子，就不刻你了，你以后也还要结婚。”

他的脸被阳光照耀得很慈祥，说完，继续排列那四张纸片。

一排还是两排，他问；两排反而冷清，他母亲说。她的手在其中一张纸片上来回抚摸，有一瞬间，我以为我看错了，或者听错了，一、二、三、四，是四张纸片啊，明明还是有着我的。

我记得李兵弟弟说了，姐姐，再见。

记得李兵父亲问我，孩子，你要去我们旧家看看吗？我还住那儿。

我们走过游乐园，走过会种大头矮的土地，走过气味不同的一扇扇门。锁第一次真的为我开了，迎面墙上有两排写着李兵名字的奖状，瓷砖剥落了表层，许多都裸裎着其中的土黄色。淡紫色的“香雪海”牌冰箱立在墙角。

在一个曾经属于李兵与他弟弟的房间，我把李兵的小说拿给他父亲。看了第一页，他对我说：“你知道吗？他的弟弟是双胞胎，我们也没想过还会再有自己的孩子，怀着怀着就没了一个，连名字都起好了，一个叫李锘，一个叫李岩，李兵起的。现在弟弟叫李岩，也是李兵选的。”

那天晚上，李锘把自己锁在房内，用一个脸盆练习憋气，强迫自己一次次把头埋进去。恶魔一样的水在他脸上扑来扑去，捉弄着他，汩汩的气泡钻进他的鼻孔，头马上疼起来，要炸掉了似的。

李锘愤怒极了，伸手去抓，水里什么怪物也没有。

第二天，不认识的人又游过来：“你敢下水了？”

李锘不理他，仍把自己埋在水里。

“你爸爸呢？”他又问。

“他们游走了，他们已经忘记我了。”李锘说。

“不会，我教你。等你学会了，他们就想起你了。”

那个人说完，把泳镜摘下来，戴在李锘脸上，“你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一下子游到了对岸，完全看不清他是怎样过去的。

他又游了回来，这一回看清了，他的腿像马达，胳膊像翅膀，他在水里吐气，气泡从他鼻子里一串串地涌出来，让他像一条真正的鱼。

“你游得真快。”李锘说。

“因为我每天都来。”那个人回答。

“那你不上学吗？”李锘问。

那个人摇头：“上。”

“那你妈妈不说你吗？”

“没有我，她才比较开心。”

李锘不明白。那个人继续说：“你们班有调皮的同学吗？那种让大家觉得，‘哦，太好了，他没有来’‘太好了，他睡着了，千万不要喊醒他’的那种同学？”

李锘说：“我们不应该那样。”

那个人说：“是不应该。但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觉得，有的人出现好，有的人消失好；有的人来上学好，有的人不来好；有的亲戚来做客好，有的不来好，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李锘摇摇头。

那个人说：“算了，我接着教你吧，我教你腿打水。”

我等待李兵父亲把小说看完。也想着他母亲在新家厨房对我说的话：“他们三个以前很好，现在那两个人都恨我，但怪我什么呢？我的确说漏嘴了，什么领养不领养的，做老大都是要吃亏的，少吃几口肉，少喝两碗汤，我偏什么心了？我就是家里老大，我从小就是吃亏的，我早早就出来上班了，早早就结婚了。我也就是不小心说的，我是个二百五，我的确说漏嘴了，但他从小车就骑得挺好啊，怎么长大了反而骑不好了呢？”

我不敢抬头，我听到她呜咽，我想她也是个能干的女人，如果母亲还能问我，谁帮你带小孩，我就可以揶揄地说，人家带得未必比你差。在她的哭泣中，灶上的火焰乖巧地跳动着，我记起李兵说小学时他们班上流行一种用大拇指和食指掐灭火柴苗的勇者游戏，而他一开始不敢，因为掐过了手指会变成黑色的，他担心手指记住这件事，即便洗干净了，手指也觉得自己本来就是黑色的。

李兵父亲送我走出工厂生活区，对我说：“这边也要拆迁了。”我说：“真的有那个游泳池吗？”

他说：“在公园里啊，不过公园十年前就拆掉了。”我终于知道，它很真实，就像一个女人身体里无法被看见的，只有她感到过的真实一样。故事是因它被记住的部分而不是它的全貌而发展，对于李兵和我，他们永远挥臂在阳光晒得波光粼粼的空荡稿纸上。

现在想，那天的阳光一直到傍晚都那样暖和，他父亲告诉我，他们父子三个经常一起游泳，弟弟游得最快，但李兵总在最后一刻超过他，“他们一起在那头等我。”

“李兵总是这样，他就想把自己变得更像我一点。我在内心也很想他这样。”他对我说。

李兵离开我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四，要回北京的时候，我站在我家的那幢楼下面，看到万家灯火之中，一扇磨砂窗户里透出一点光来，暗暗的，哑哑的，好像一个很想开口说话的人。我的鼻子忽然只剩下酸，接着就是眼泪。

我独居过了，所以也能想象父亲是怎么过日子的。摸着灯芯绒的沙发套，感觉皮肤被时光打磨得迟钝；夜里没有一点市声，只有冰箱嗡嗡地响。年三十，我和父亲聊起许多事，聊起许多年前一个三伏天的下午，李兵想不出广告文案，躁得脱掉衬衣往地上摔，消瘦的身上只留一件超市打折出售的白背心，一根调皮的线头踮脚站在他的左肩。衬衣一下子盖住鲁四的身体，它叫一声，从汗津津的气味里钻出来，满脸勃然大怒的表情。我问李兵鲁四是什么意思，李兵说loser。

父亲仍常常打电话给我，比如会告诉我不久前台里播出一对老夫妻在家里上吊的新闻，现场记者留下了心理阴影，去心理咨询了。“你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让男同事去。”父亲说。父亲也问过我好几次要不要回唐山，我说我不回去。但事实上我不是没考虑过。我后来还梦见过一回死神，和他吵了一架，他哭着走了。醒来，我觉得我骂得正确，他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太多东西，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余下的生活。

母亲的两周年忌日就快要到了。昨天晚上，父亲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平静：“你带一点稻香村的枣花酥，你妈喜欢的。”“那你要什么？”“山楂锅盔吧，别称多了。你呢？想吃什么？爸提前给你做。”

鲁四已经睡了，睡在李兵的枕头上。那里几乎只有它的气味，仿佛李兵不曾来过。它精神不好，跳不高了，偶尔需要我抱它上床。宠物医院说，正常的猫不应该老得这样快。

“字刻好了，很精细，这次回来你就能看见。”父亲告诉我。

母亲与他合葬的墓碑其实一直空着背面。

“刻的什么？”我问。

“天长地久。”父亲说。

鲁四的呼吸那样缓慢，它的胡须发白，从前是不是这样，我也并不记得。历史是被叙述的，记忆是被修缮的，哪怕仅是我们在消化一桩普通死亡的时候，也撒过多少谎呢？我想，鲁四说不定有过棕色的胡子，和它的皮毛一样。那是一种很像西瓜皮的花纹，李兵提过，他捡到鲁四的时候，它瑟缩在一丛树枝底下，甚至和泥土区分不出来。

“爸，我忘不了李兵，我其实挺想把名字刻在上边的。”

我仿佛看见李兵浮在水面的样子，奋力地划动手臂，扑腾着向前，但无论如何努力，都离他想要的世界那么遥远。我一次次为李兵的离开那样撕心裂肺地难过，我希望我真的去过他的旧家，真的去过他的房间。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下次祭扫时和他讲，李兵这个孩子啊，做我女婿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