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制人的学院派小说——读格非《望春风》
一
格非原名刘勇，是当代小说家中的“学院派”。一则因为他的经历，二十一岁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读博士。2001年调到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心的主任。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文学创作确实有学术研究，出版过《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还评论过博尔赫斯等等。格非的博士导师钱谷融先生，也是我的硕士导师，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是同门师兄弟（虽然实际上时间错开，他读博时我离开华东师大到香港教书）。格非客气，说他做学生时上过我的课。1982年到1987年，我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讲师和副教授，格非1981年到1985年就读中文系本科，所以上过课也是可能的。不过本科大课人多，我也没有慧眼当年就认出学生当中有个天才。除了学院经历、学术研究，格非被称为学院派作家，还因为他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后期屡获大奖的长篇小说，有很自觉的技巧和学术探索实践，还有对复杂社会意识的精准把握。
格非起步很早，二十三岁就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迷舟》，后来又有《褐色鸟群》，当时被认为是先锋派小说探索。讲究技巧，扑朔迷离，评论家一头雾水，一片叫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格非就逐渐从先锋派回归讲故事，从中篇、短篇发展到以长篇为主，从模仿现代主义到回归现实主义。除了余华，格非是另一个转型的范例，相比之下，马原的转变就比较艰难。
格非的短篇小说《大年》，很早就显示了解构历史故事的高超技巧。小说中玫是乡绅丁老太爷的姨太太，穷人豹子抢粮被吊打时，玫就注意到他健美的裸体。豹子腊月三十率众攻入丁家大院，枪毙了早前释放他的丁伯高，可是还是找不到二姨太。《大年》有两层解构，一是解构“农民反抗地主”的模式。第二个解构，就是解构“读书人引导农民反抗”的模式。
《望春风》也是写一个村庄里边的人事地图和人际关系。村里有名有姓的几十个人，有地主、富农，其中还有“匪特”的嫌疑；有各种乡镇的干部，他们人事更迭，关系混乱；还有一些不同的乡下的读书人；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他们互相之间既是邻居又是亲戚，鸡狗混杂，恩怨来往。但《望春风》所描摹的这个农村图景，已不像《大年》斗争得你死我活，也不像贾平凹的《古炉》那样乡民械斗。《望春风》一共四章，单单看前两章，人物都出场了，故事都发生了，可是还不知道小说到底要写什么。
小说第一句：“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1]半塘是一个地方，走差就是父亲出去工作，他帮人算命，带上了九岁的“我”。“我”走得慢，“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这个动态画面后来在小说里多次出现，可能是作家得意之笔。写儿子看父亲先矮下去，又一寸一寸变高、变大，也有象征意义。和《古炉》中的狗尿苔、《河岸》里的少年、《兄弟》里的男主角一样，男孩都有一个有“问题的”家长，在现实中连累了少年主人公，但后来，主人公又很尊重、崇拜他的长辈（很多时候是父亲），并且为其鸣冤叫屈。当代文学中这种“为父不平”的共通情结，与五四小说主人公的“弑父情结”形成极有历史意味的对照。
仅从文字看，乡村小孩说前面的父亲身影“乃至完全消失”，多少有点书卷气。父亲要儿子在他脸上亲一口，也是一种比较突兀的写法。对比《活着》，福贵送女不舍，用手摸摸女儿的脸，女儿也用手摸摸父亲的脸，这个瞬间，父亲非常意外，被感动，最后把女儿抱回家了。《望春风》里是父亲要儿子在他脸上亲一口，不大像乡村人际关系的习惯。小说写乡村父子之间有这样的肢体的接触，大家觉得很别扭。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这些句型非常文艺。格非和贾平凹或者金宇澄不同。网络有评论说，“格非始终坚持用规范、纯正的语言写作……他的文字确切而细腻，丰满而华美，这使他的作品宜于翻译”，不知这是称赞还是苛求。
在几乎所有描写农村生活的当代中国小说里，有四种人是必不可少的[2]。一是地主、富农；二是村镇干部；三是乡村土秀才，读书人；四是其他大部分的贫农和人民群众。
很多当代小说家都有一种讨论前几十年农村生活的兴趣、责任和使命。《古炉》里有地主儿子守灯，有被国民党士兵遗弃的狗尿苔的婆婆；《古船》里有抱朴、见素的开明乡绅父亲；《生死疲劳》里有变驴、变牛、变猪、变狗的地主西门闹；《活着》里边是福贵的父亲或者福贵自己；柳青《创业史》里边也有富农姚士杰等等。总之地主、富农不可缺少。
格非的《望春风》里第一页第一句出场的“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富农，而且后来我们知道他不仅是富农，还牵涉上海某敌特组织，是典型的“阶级敌人”。可是他在小说里很受村民欢迎，基本上是一个正面角色。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小说里的地主、富农大部分都是比较正面的角色，说明当代文学观念的变化。
《望春风》里的阶级敌人除了算命人，还有抽鸦片的赵锡光，他因为1949年春天观天象，把自己的碾坊、油坊、百十亩土地全部卖给别人，成了中农。赵孟舒擅长古琴，其实很像一个文人，还在领导人面前演奏过古琴，但被划成地主。赵锡光的长孙叫同彬，后来和“我”是好朋友，实际上都是财主的后代。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文学现象，当代小说的叙述主角大都是这一类人物，狗尿苔、福贵、抱朴、见素，包括《望春风》的男主角。这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偶然的现象。他们都是男孩，都是长篇小说的叙述主角。
试析原因。第一，身为“敌人”的小孩，对于历史，有更深刻、更真切的亲身体会。第二，凡小康人家堕入困境，就更能看见世人（这个“世人”也包括农民）的真面目，这是鲁迅的观点。第三，财主家庭背景，即便已受冲击，他们可能仍然有（或曾经有）比较完整的家教，比同龄同村的其他少年更多一些残存的“礼教”，比方说《古炉》。当然这只是后来小说家的想象，不一定是社会真实的情况。第四，从小孩的角度展开一个社会的大的画面，可以有选择地忽略一部分他不理解的，或者是他想避开的历史真相。
回到《望春风》，这个财主的儿子的视角更加重要。因为到了小说后半部，“我”就不再只是一个叙述视角，更是小说的真正主角。
二
农村故事的另一个主角一定是干部。
张炜《古船》里边刻画了两个穷苦出身的邪恶干部——赵多多和四爷爷。贾平凹《古炉》里的支书，又真诚关心群众，又悄悄贪腐弄权，这个形象使得整个乡村的背景耐人琢磨。余华《活着》写县长老婆大出血，有庆因献血身亡，可这个县长是福贵的战友，所以是一个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干部。塑造好心办坏事的干部形象是高晓声、茹志鹃以来很多作家的书写策略。
相比之下《望春风》的主角赵德正，却是《创业史》以来一个比较少见的正面干部形象。德正父母早亡，“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成天在村子里晃荡”。老地主赵孟舒建议让他看守祠堂，吃百家饭长大。1950年初，村里却选不出农会主任，显然是打不开局面。经历过淮海战役的县里的严政委指定要全村最穷的人当农会主任，村民们说：“若要论我们村里最穷的人，那就是赵德正了。根本不用选，这个人，穷得叮当响，打小没爹没娘，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结果赵德正就缺席当选了。当时有个妇女反对，说赵德正不识字，结果赵德正还是当主任，女的当了农会副主任，这是格非精心布置的草蛇灰线。
格非没有像马原、残雪那样一直坚持现代主义先锋探索，但是他把马原的这种叙事圈套，转移到他的“学院派”长篇结构里了。所以《望春风》里常常有“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还要提及另一个‘插曲’”，或者是“五十多年后，我……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时，内心……”这种后设的叙事技巧，貌似读书人偶然跟虚拟读者对话。小说写赵德正当农会主任以后，不仅有威严而且办实事。他打光棍时还住在祠堂，木材先用来盖学校，娶妻以后才给自己盖房，木材不够就挖无主的坟，用旧棺木。赵德正对富农“我”的父亲十分照顾，小说里的阶级关系并不紧张。赵德正声称他一生要做三件事，一是盖学校，后来盖成了；二是挖山，后来真的挖掉了一座小山，改造成大片的良田；第三件事就是“死”，这个却很艰难。
赵德正虽是个好官，但曾和村里的一个女人王曼卿有染。“一女多男”也是当代男作家常用的一个模式，通常这位女性性感、风情，和不同势力的男人有关系。有一天王曼卿的老公请赵德正去喝酒，赵德正的老婆春琴劝他不要去，赵德正不听老婆劝，结果去了以后被人打晕，捆绑游街。格非写到紧张处，笔调非常平淡。村民们看不下去了，就把来抓人的公社武装部部长等人打伤。但赵德正还是丢了官。
这事其实是上面乡长的阴谋，下面的其他干部也是获益者。后来高定邦就被任命为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村子里的男人与王曼卿的复杂关系中，高定邦开始得有点晚，但却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位……高定邦不仅继承了赵德正的官职，也把王曼卿顺便继承下来了。”所以赵德正丢官跟男女关系无关，只是乡村官场斗争的借口，因为他得罪了公社书记。
除了赵德正，《望春风》还写了上下不少官员干部。提拔赵德正的严政委后来调去专区，似乎是个好领导，不过主角母亲章珠后来发现，她是被严政委有意介绍或者说送给上级首长的。武装部部长曹庆虎的儿子曹小虎，后来在高定邦安排下，压制群体事件当中的乡村民众，保护资本家新贵的利益。所以，小说中的各级干部几十年来一直在管理群众，只有赵德正是一个例外。
除了地主和干部，农村故事里也总有读书人——被斗自杀的赵孟舒很懂古琴，中农赵锡光教过几个农家子弟，外乡人唐文宽很会讲故事。但小说中最重要的读书人角色，其实还是“我”的父亲，算命先生。也因为父子感情，在“我”的叙述当中，父亲的形象颇为高大，不仅在于他算命好像也有观察推理的科学根据，更在于父亲自杀之前曾经对儿子有一番人生嘱托，包括对村里人们的一些预言。比方教儿子到了新地方，两年不要交朋友先观察。比方跟儿子说，好人不会没缺点，坏人也不会一无是处。看到儿子恨梅芳，说这是感情用事，没道理。小伙伴当中，父亲说同彬心地干净，“你看他的眼睛，又亮又清对不对？……你可以把他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结交”。而对堂哥礼平，父亲说：“这是一个狠角色……这个人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离他远点，但也不要轻易得罪他。”
这些预言当然精准、神奇，因为都是主人公几十年以后才写的。若在《古炉》的村子里，礼平就是霸槽。可是格非没有把他的视线停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要往后继续观察乡村的命运。所以礼平这个人物后来发迹，成了“朱方集团”老板，他的买地拆迁计划——“兴风作浪，惊天动地”，使得整个村庄都被毁灭消失了。
这才是格非《望春风》与其他农村小说的真正不同。别的长篇只写民国的乡村，比方《白鹿原》，或者是“十年”的乡村，比方《古炉》。学院派的好处就是后设、后发制人，就像当年《大年》比《红高粱》等小说更清醒地解构历史故事。《望春风》在检讨生活灾难方面轻轻下笔，同时在批判当代资本方面先领风骚。
《望春风》的第三章叫《余闻》，好像只是交代一些人物后来的结局。其实小说的主题在第三章、第四章才真正展开和升华。
三
主角“我”生长的乡村，地主富农和乡村干部、乡村学生以及更多的村民群众之间，在格非笔下有矛盾却无死斗，有恩怨却不打派仗。总体来说有坏事无坏人，或者像郝乡长这样弄权整人的坏人一般人也看不见。也许是儒家传统在人伦关系当中的持久影响。
就在父亲对儿子一番人生哲学嘱咐以后，不久，父亲就在当地一个小庙便通庵，悬梁自尽。虽说是特殊时期，富农死后却还是得到了村里有尊严的安葬，并没有说他自绝于人民，要再受侮辱。对于“我”（赵伯渝）这个在乡村养猪、放牛长大的青年来说，除了父亲，还有一个一直未出场的，据说是嫁给城里高干的母亲。有消息说母亲要把“我”接进南京，这时“我”在家乡的地位显著上升。还有个颇漂亮的村女雪兰，急急忙忙要嫁给“我”。但是小说并没有出现苦尽甜来的套路。放在象征性背景里看，改革开放和农民工进城也没有造成普通人命运的戏剧性转化。
“我”进城以后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留给“我”的是几十封几十年间写的日记书信。母亲虽然嫁了高干，却也没有能力把遗留乡间的儿子带进城里一起生活。当然母亲寄了很多生活用品，包括手表，但都被“我”的叔叔婶婶，也就是堂哥礼平的父母代收拦截了。后来母亲嫁的高干也受到冲击被打倒，母亲跟随一起受苦，照顾儿子就更不可能了。
“我”到了城里以后，母亲已经去世了，但还是托了其他干部代为关照“我”，“我”可以在一个小镇的工厂看管图书馆，或者是在保安室看门，或者一度也自食其力开出租车，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农民工进城以后的日常处境。新婚不久的妻子雪兰跟“我”进城以后自然失望，不久便离异。
看了母亲的日记书信，“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自杀。因为母亲在高干丈夫那里，偶然得知了上海那个敌特组织被破获，母亲出于革命觉悟就写材料给组织，举报了“我”父亲当年的历史问题，又出于道德良知，后悔自己写材料告发举报。格非编排这类情节远不如麦家那么逻辑严密，好在这不是《望春风》的重点。所以母亲在告发举报以后，又以暗语通知父亲，旧案已经东窗事发。小说写父亲为了保护他的其他同门师兄弟，决心自尽，以中断此案侦查链。
总之男主角“我”虽然有富农父亲和革命母亲，他的生活道路也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的进城之路。他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到了2007年他准备写作自传小说（《望春风》）时，他说，“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书，这大概就是我全部的文学积累”。
如果读者果然把小说当真的话——“当真”当然是一个很多人期望的境界，因为也有人真的在网上提问，《望春风》是写作家自己吗？——早年的“我”太文艺腔，晚年“我”的文字叙述则缺乏年龄增长的心理沧桑感。但放在时代背景中看，《望春风》的前两章，写革命时代的乡村，却没有特别大的浩劫。由赵德正代表的干部组织民众盖学校，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后来，由赵礼平代表的资本力量，将乡村农民全部迁入某个城镇小区，乡村消失。
格非在大学里研究叙事艺术。《望春风》前两章像是文雅的自传体，记录风雨时代，风雨不大。第三章突然转了写作方法，小说结构也出现巨大变化，变成了一个个交代人物多年后的结局，有点像韩少功《日夜书》的后半部分。这是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每个人物一节，前后三十年历史处境对比。
《章珠》一节，自然是交代母亲的离婚、再婚、举报、思念儿子等等。《雪兰》一节写“我”的妻子进城以后的失望，为了分房子推迟离婚，后来嫁去了上海，公公是益民糖果厂副厂长。《朱虎平》倒叙儿时几个小伙伴，风雨夜躲在赵孟舒老先生吃砒霜的蕉雨山房里躲猫猫，无意中发现朱虎平和梅芳在凉亭中讲黄色故事。《望春风》里少阶级斗争，但是男女之间的纠葛到处存在，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男女关系上有问题。朱虎平拒绝了村女雪兰的痴情，和一个美女蒋维贞“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是后来的婚姻生活，在我们那个民风放逸的山村里，一时间都堪称纯洁的堡垒”。但这个纯洁的堡垒在1992年蒋维贞被赵礼平带到深圳珠海去“开拓业务”以后就破了。朱虎平变成了酒鬼。“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为朱方集团旗下的一个成衣公司看守厂门。”这个集团的老总就是赵礼平。但小说没写蒋维贞后来怎么样。这显然又是一个例证，前三十年形成的一个纯洁的爱情堡垒，到了后三十年被摧毁。
《孙耀庭》一节，交代的是“我”在邗桥某工会图书馆的生活，厂长孙耀庭受母亲之托照顾男主角，替他安排了工作、住处，当然也就是一般的工作、住处。孙厂长权力有限，晚年再见的时候“我”开出租，孙厂长装作不认识，说明后来的人情关系更加淡薄了。读者可以发现作者看似随意地交代人物结局，一方面在补回前两章叙事里的空白和悬念，另一方面在反复证明后面的生活也没什么好。《婶子》一节，进一步说明1978年以后农村的变化。婶子到城里找“我”，叫“我”签字卖家乡老房给堂哥赵礼平。乡亲已经来信，告诉说村里的官员、干部都在帮做生意，“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四
当代小说里的前后三十年转换，侧重干部生态转变的是《平凡的世界》，从“抓革命”转向“促生产”。乡村女人嫁老板很正常，“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于是乡亲们纷纷办模具厂、五金电配厂、酱菜厂等等，就连讲故事的唐文宽，也拿了台录音机教人学英语。再下一步儒里赵村就完成拆迁了，一半村民安置在朱方镇的“平昌花园”小区，城镇化了。这个城镇化在别的语境当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但是在“我”所代言的《望春风》的乡亲看来，这就是故乡的消失。
第三章里，《高定邦》交代一路不倒的乡村干部，看着大集体名存实亡，也很忧郁。大队的地一半荒了，高定邦想挖一条渠让长江水灌新田（赵德正当年挖山开辟的田），可是没人干活。绝望之际，反而是“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老泪纵横，他的感慨十分文艺腔：“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之后他便辞去了大队书记一职。
可是这条水渠后来没有用来种庄稼，有个“来自福建的一位蒋姓老板……由赵礼平陪着，在村里村外转悠了一整天……对我们村一带的风水赞不绝口”，就想“要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都吃下来’”。他跟赵礼平每人投资一半，蒋负责建妥安置房，赵负责项目报批和全部的拆迁。村民不肯迁怎么办？接替高定邦的新书记绰号斜眼，他和刑警大队长高定国计划把附近化工厂污染的水通过渠道倒灌进赵家村，于是村民们只好搬进“平昌花园”。
《同彬》一节，戏剧性地回顾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同彬如何在两个女人（都叫莉莉）之间犹豫不决。《梅芳》主要记述一个群体事件，村里有个青年叫国义，被朱方集团下面的恒生造纸厂的卡车撞死。“交管部门不顾国义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且肇事司机逃逸这一简单事实，认定事故是由于国义在急转弯处强行横穿马路……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死者父亲到造纸厂闹，被关起来四五天，少了两颗门牙。到国义下葬那天，全村人去吊香，梅芳和春琴忍不住拿了菜刀喊着脏话，要去造纸厂讨公道，“一见梅芳和春琴挑了头，村里的男人也都红了眼，抄起扁担、钉耙，就跟着她们上了路”。这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集体两个字被打引号，令人反思，这两个字以前有没有为大家共赴急难，现在呢？这也是当代小说里比较少见的一个群体事件。
农民们到场了，刑警大队已经赶到了，列阵以待。原刑警大队长高定国看见这个形势，叫新提拔的刑警队长曹小虎维持秩序。因为这些民众前面有他的前妻梅芳，还有赵德正的遗孀春琴。刑警队长犹豫了——
赵礼平赶到现场，先了解死者家属要赔多少，家属们说“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吧”。“礼平……伸出右手，张开手指……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次日葬礼后，赵董事长果然送来赔款，令死者家人惊讶，“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小说写“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冲击力”是要民众感恩，但“视觉”显然是知识分子的视角。之前的“士”是父亲，后来便是“我”了。
《沈祖英》一节写“我”在图书馆的平凡经历，沈祖英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知识分子，在父亲自杀以后，沈也是“我”的文化老师。
《赵礼平》一节当然十分重要，因为作家把赵德正和赵礼平作为前后三十年的两个村里人代表来描写。赵德正在革命年代忠诚苦干，最后官场失足。赵礼平在改革年代大胆冒险，最后不断发迹，极有手腕。为了表达作家的爱憎倾向，小说就夸张罗列赵礼平在婚姻当中如何化身极品渣男，平时花心、好色、见美即追、过眼即忘，最后还要编辑自己的格言出书。
还有几节，作家既然写，我们也要读。《唐文宽》写唐文宽，在当初和后来如何在赵村受歧视。《斜眼》写斜眼接替高定邦做了书记，后来来了一个新的乡长，号称“邵青天”，决定整治贪腐。斜眼因为有贪腐，害怕了，就想先发制人，去告发邵乡长收了礼金不出力，朱方集团向长江排放污水，没想到一举报别人，自己被抓起来关了四年。
《高定国》写大队会计一生算盘打得好，躲过各种危险，老了每天看新闻联播，之后花园散步。第三章还写了《老福》《永胜》等等。总而言之，赵姓两村几十人，除了一个赵礼平，其他人在后三十年的境遇好像都不怎么样。这是互不否定吗？或者也有另外的倾向。
小说第四章第一节是整个长篇中最抒情，也最接近于点题的一段。“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春末，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
在小说前两章中，这是一个风景好，景色美，有人弹古琴，有人算命，有各种男女关系，有各种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的村庄，应对数十年的社会变化，虽有损伤也有努力，比如说办了学校、愚公移山等等。
小说第三章断断续续交代了这个村庄进入了经济改革，其结果却是村庄变成废墟。“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于是，“我”站在我们家的旧址上，废墟之中长着野草、留着杂物，“我”走过乡亲们的家园旧址，感慨“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知道有多少村民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发出格非的感慨？）我在“被夷为平地的祠堂前……数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窝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
小说的这段话可能引起很多现代读者的共鸣：
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
这段抒情可以和《一句顶一万句》的重返故乡的结局相呼应，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到了新世纪的心理延续。[3]
小说如果到此结束，其实也无不可。但作家觉得还应该让人们在绝望中保留希望，而这希望在《望春风》里只能是比较浪漫的。
《平凡的世界》最后男主角孙少平放弃省领导帮助，不肯回城，留在自己受过严重工伤的煤矿，也是一个与现实主义情节不太和谐的浪漫主义结局。《望春风》不仅感慨乡下人进城之难，更悲悯农民工已无退路，故乡村庄已经永远消失。所以小说的浪漫结局，就是五十多岁的“我”和比“我”大几岁的婶婶辈的赵德正的遗孀春琴，一同回到家乡当年父亲自杀的便通庵，简单装修以后同居，先称姐弟后为夫妻。“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当然，也没有邻居。”
“我”和春琴的这种伯夷叔齐般与世隔绝，当然不大现实。第一，即使是简陋的便通庵，也是做生意的同彬夫妇出钱替他们装修安排的。乡土中国的要义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没有邻居相亲，何为乡土？第二，这片废墟只因赵礼平公司资金周转出问题而暂时没动工，一旦动工，“我”和春琴又没有了去处。第三，几十年来春琴一直是长辈，小说也没写“我”如何一直痴情暗恋，现在的爱情是否只是鉴于重归理想的共同信念？或者更多的是同情？
如果说浪漫的定义之一就是不现实，那么人们仍然可以说《望春风》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无论如何，虚幻的乌托邦也比忘却或怀念过去的灾难更少一些危险。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4年第6期
注释
[1]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不另注。
[2]参见许子东：《对苦难的嬉笑与炫耀：读韩少功〈日夜书〉》，《小说评论》2024年第5期。
[3]参见许子东：《说话的重要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