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书写与民族历史书写的文学互动 ——评韩伟林长篇小说《阿尔善河》
新时代以来，内蒙古文化繁荣发展，在积极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内蒙古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和谐共振。文学创作数量、质量显著提升，文学创新题材、风格多元拓展。这一时期，无论是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还是直面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亦或是细腻描绘自然生态的壮丽与微妙，内蒙古文学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艺术魅力。在“各美其美”基础上，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美美与共”的创作新态势——历史、现实、生态书写互为表里，个人命运与历史场景勾连，生态变迁与人类精神共轭。作家自觉地把自然生态纳入创作视野，从民族历史资源中发掘艺术表现的丰富素材，探索生态书写与民族历史书写积极互动的有效方式。
韩伟林的长篇小说《阿尔善河》以阿尔善草原为缩影，通过讲述三个平凡牧户家族横跨祖孙三代的爱恨情仇和命运遭际，书写了自1940年代至新时代间七十余年的历史性变革，逐步揭示了草原生态保育与资源开发之间日益凸显的现实冲突与对立面，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既壮丽又复杂的草原社会变迁图景。草原儿女从社会主义革命跨入建设改革，从反封建斗争迈上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和现代交接，爱情与亲情掩映，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与时间的洪流中更替。值得注意的是，与专注宏伟叙事的民族史，书写沧桑厚重的家族史以及关注英雄人物沉浮俯仰的命运变迁史等历史小说不同，《阿尔善河》在书写历史的同时，大量的环境描写穿插其中，阿尔善河、罕乌拉山、草原、动物等自然生态的变迁随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展开被真实记录。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共同作为叙述背景和人物成长的空间，自然意象序列构造客观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展露了人物的生存状态。更具“真”与“美”的自然描述将小说意图凸显的人性本真和历史走向真实还原，有时甚至成为影响历史走向和故事发展的重大因素。如，最具代表性的阿尔善河作为牧区的母亲河，神秘地关联着这三个平凡牧户祖孙三代的生死与悲欢。它在小说末尾的“起死回生”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和反思了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政策以及生态文明观念的历时性调整。从这一意义上说，韩伟林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生态书写将人类与世间万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历史叙述更加立体、生动、多元化，与此同时，生态书写这一课题也依托历史书写实现了“从观察自然的写作，到揭示生态危机的写作，再到整体性思考危机根源与对策、探寻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而写作”的跨越。简言之，在《阿尔善河》这部小说中，生态书写与民族历史书写的文学互动在二者的双向增益中得到了实现。
唤醒历史书写的自然脉息
有学者认为，新时代内蒙古多民族作家的历史书写作为内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围绕“民族、部族的历史再现、英雄人物及家族的历史传奇两大方面展开。”文本书写大多热衷于“开阔的场景、繁多的人物、宏大的叙事的横向铺陈，力图构建恢宏的艺术格局，并打破传统的一元论历史观，对历史进行多视角、多维度评价。”《阿尔善河》书写了自1940年代至新时代间七十余年的历史性变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否认这部作品作为历史小说在历史书写上的成就与贡献。但正如上述所言，大量生态书写的介入，冲淡了《阿尔善河》在人物、叙事上的宏大与厚重，而带有某种清新自然的意味。小说情节中的历史书写被压缩抽取为草原这一特定空间内生存、人性的内容，历史发展的背景、流程被“空间化”“具体化”的历史面貌、生存状态以及情感构成所替代。
这种生态书写对历史书写的增益效果在这部作品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以象征达到寓言化效果
张清华认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就是当代人解释自己的寓言。”这意味着，作家们书写历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铺陈历史史实，再现历史场面，还试图在陈说历史的过程中传递出动人的历史情绪、深刻的历史意识，最终形成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式的寓言式的终极探索。为达到这一目的，在新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许多碎片化的历史故事被重新排列。在这些故事被放大、转换角度、象征化的过程中，历史书写在现代语境中实现了发挥某种“寓言”作用的效果。这与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意象会造成文本主题寓言化的效果不谋而合，自然书写与历史书写在《阿尔善河》中“强强联合”，使小说拥有多层次的意蕴与丰富的解读空间，促成了从内至外、自文本肌理至整体架构的和谐美学共鸣，为读者带来了统一而深刻的审美愉悦体验。
《阿尔善河》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暗合了黑格尔在《美学》（1979）中关于“象征”的论断，即“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作品中大量出现的自然意象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呈现着地方性经验，而且还在时代更迭中进一步引发了生态反思。简言之，就是用具体的事物来代表抽象的概念。如，罕乌拉山下的青白色大石头，既是南斯日玛遭遇大雪被永青扎布找到搓雪疗伤、战胜狼群的神秘之地，又巧合般地成为了她与吴喜德共同抵抗狼群的短暂庇护所，在二人苦苦支撑终不敌攻击，在梦境中即将命丧头狼爪下之时，永青扎布又如神兵般天降在此……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这块青白色的大石头仍见证并参与着往后两代儿女的生存情态。“历时性”的命运遭际因场所的统一产生出“共时态”的文本效果，一块贯穿小说始终的“大石头”在作者从未开口的情况下传递出对历史变迁，物是人非的感叹，就像文中说到的“大石头一定也看过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多少故事就藏在周围。”再如，明根因误会努尔金于是在暴雨之夜独自离开，“河岸的路上水汪汪泥泞湿滑”，明根连人带车不小心扎进阿尔善河中，所幸得到巴特尔的救助才侥幸没死。由此，游离于努尔金和巴特尔这两个男人间的感情在巴特尔寸步不离的照顾下以二者的结合收尾。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阿尔善河在小说中第一次下场参与影响人物的命运，明根的母亲铜力嘎，姥姥南斯日玛，在这条清澈的河流的介入下，一个早早地失去了生命，一个深受打击，悄然出走寻求内心的安定。除此之外，努尔金原本以为通过参与煤化工产业的规划与实施，能够为家乡牧民开辟一条增收致富的道路。然而，现实情况却与预期大相径庭。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并未如预期般带动牧民收入的增加，反而因截流问题引发了阿尔善河下游生态的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断流的严峻状况。努尔金本人同样历经了命运的波折与戏弄，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这种事与愿违似乎触及了马克思所深刻阐述的“历史的狡计”——即历史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一种复杂且难以预料的方式展开，也仿佛印证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断，“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但不难看出，阿尔善河象征的是草原几代儿女的命运遭际。无独有偶，金香手中的制香“秘方”，几经辗转争夺，终于在几十年后等来了它命运中的“豁日黑之人”，由此真相大白，原来这份制香秘方不仅只是金香这一草原少女用生命守护的精神结晶，更是“可怜、可爱、更有深沉怜爱的责任。”因此，吴楚克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短芒鹅观草，发现它的是阿古拉，也是金香，也将会是她……”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象征的表示就从来不是个体所习得的，而可视为种族发展的遗物。”可以说，这些自然意象的内涵早已超出传统的”咏物“或”风景“类的表述，而在草原的历史变迁，人物命运纠葛中具有复杂含混的象征意味。
自然与历史同构
在传统历史小说中，自然生态书写往往服务于人物的塑造，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将关注中心投注到自然景物中人的状态、情感，从而下意识地忽略对具体自然生态景观地细致描摹，进而接受作者试图传达出的某种情绪。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传统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往往是“写意的”或者是“白描式”的。然而在《阿尔善河》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韩伟林通过象征使自然糅合了复杂的意蕴，自然以与人类平等的身份下场影响历史的走向和故事的发展。自然被融入到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因此，当历史的飓风掠过阿尔善草原的上空，草原上的草、木、人、畜无一不颤抖呼号，随着时代变迁或家族命运的演化，草原儿女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命运遭际，都与这里的自然规律共振。就这样，人、社会历史、民族文明的演进在作家打造的独特自然空间中相互碰撞交错，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同构社会历史。
作者在《阿尔善河》中大量运用闪回和插叙，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中忽然闪现的自然承担了连接和推动叙事的重要任务。多条时间线的交织中，并置出现的不同自然事物串联起来，勾勒出作品中描述的时间与空间，进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故事世界。如，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讲述阿尔善草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而是通过阿勇嘎带来好消息，永青扎布借口出去放牧，顺势将视线转移至草原，沿着阿尔善河一路向前，记忆不断闪回，“如果不看路边的电线杆子，还像几十年前的样子，仿佛所有的人和事，只是藏在那个叫作时间的东西后面。”由此开启对永青扎布送马、遭匪、与自治学院文艺宣传队结缘进而参与革命这段往事和历史的回忆。再如，植物学研究者阿古拉在罕乌拉山北坡发现一种优良牧草，当他带回去给永青扎布看过后，永青扎布大吃一惊，“脸红脖子粗，慌张站起来，有些喘不过气来，踱步出去透气，转身又折返回来，好像不可告人的秘密被人当场揭穿。幸好陶脑上的毡子只揭开一小半，蒙古包里的暗，收藏了他于暗处的慌张。”因为“这是金香告诉他的一剂香方的关键配方！”于是通过一株牧草，因病去世的金香仿佛死而复生般重新回归到读者视线，那段少女用生命制香的岁月随之扑面而来。金香身死多年以后，一株牧草尚且能如此牵动永青扎布的心，他对金香深沉真挚的感情跃然纸上。不仅如此，罕乌拉山北坡还无可救药地燃烧着阿古拉的心，那里不仅是他采集到宝贵植物种属标本的地方，更藏着一段深刻的人生记忆。于是对历史的回忆，便又通过自然的闪现缓缓展开，“他怎么会忘记，那起伏的山体，山脚下曲径往复，细水潺潺，多少幽深，静静地收藏在阔大的山间，阳光不失时机地倾斜照射，显出斑驳陆离。一切都从一年多前说起……”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甚至未来的历史通过自然的参与被和谐的缝合在一起，“历时性”事件在似乎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因自然的参与而产生出某种羁绊，正如在尾声中写道，“阿尔善草原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梦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两千多年前的张骞以胡杨枝为节杖，被紫花苜蓿所吸引，带着亲自采集的种子踏上回乡的道路。但“历史的号角依是远去了。紫花苜蓿一路放飞，管它什么上古中古，还是今世，只管延绵流芳。”在现代，“它和全国各地特有的野生种质资源，共同培育出了更多的优良品种，生于田边、路旁、旷野以及河岸沟谷。”历史话语中不断闪现的自然描摹使作者获得了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借助这种方式作者在描述过去历史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想法描述当下的时代。在自然和历史的同构中，《阿尔善河》植根于即时之境，挣脱时空的桎梏，于历史长河中萃取其本质的精髓。
激活生态书写的诗意魅力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速推进，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积极响应，自发地运用文字作为媒介，深刻剖析生态危机的现状并深入探寻其根源所在。他们的创作蕴含着浓厚的危机感与生态忧虑，旨在唤醒公众对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反思自我内心世界。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激情生态书写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对自然与生态的深切关怀，其背后却难以掩盖某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如思想深度不足、情感表达单一、创作模式雷同等。训诫式的直接阐述以及问题累积式的表达往往与文学中自然流露的生机与美感相隔膜，缺乏一种内在的共鸣与亲近感。很多作品因未能有效将日常生活经验升华为艺术化的诗意表达，而陷入了“题材决定论”的误区，使得生态意识的传达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学的审美魅力。作者韩伟林在《民族文学》2019年第3期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阿尔善河水长又清》的小说，小说以苏和与图雅这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序幕，巧妙地将笔触深入至阿尔善河这一自然纽带，深刻描绘了它与牧民朝克家族数代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交织。2023年12月，长篇小说《阿尔善河》出版，小说共十一章，《阿尔善河水长又清》作为第八章被囊括其中。除了篇幅增加，主人公被重新安排，有了更加完整和具体的生活轨迹和命运发展叙述之外，细腻生动的历史书写令人格外侧目。两部作品在立足草原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矛盾对立这一主题上不谋而合，但不同于将目光投射于追踪关注当代社会草原生态后续发展问题，作者韩伟林为这一故事增添了更为广阔厚重的历史背景，这意味着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书写与生态书写也存在着良性互动：
写作逻辑“文学化”
“感时而发”这一中国文学的强势基因被内蒙古作家继承，他们笔下的生态书写实际上“出于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另一种危机’的忧患情怀。”[8]在这股深邃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作家们矢志不渝地追求事件与素材的真实性再现。他们摒弃了小说独特的虚构与幻想色彩，转而追求一种直击灵魂的现实之真，让读者在文字间体验到生态困境的切肤之痛，进而达到唤醒公众生态意识、有效传播生态保护核心理念的目的。但沉重的问题意识或过于泥实的叙述使“说理性”取代“文学性”进而使生态书写陷入尴尬的境遇。《阿尔善河》中历史书写的参与恰恰冲淡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话语的政治性，将生态写作重新引回文学化的逻辑。
在生态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领域，一个显著的局限性体现在对角色的刻画上趋向于模式化与类型化。许多人物单薄扁平，缺乏鲜明立体的个性特征，悬浮在表面而未见丰富厚重的精神内涵。生态破坏者和生态保护者作为两类对立性人物形象在多数文学作品中分庭抗礼：带着贪婪、残暴、邪恶的面具的生态破坏者常常扮演着与人性相悖的角色，生态保护者则以正义、勇敢、善良的形象高调登场，自觉承担着生态保护的责任。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明显是对丰富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书写，是人性更为复杂的真相的遮蔽。”而在《阿尔善河》中，大量历史话语的参与首先就在人物塑造上提出了与生态书写不同的要求，即主人公应该拥有更具体更厚重的人物背景，使读者通常能够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发现隐藏在人物背后复杂而又清晰的成长轨迹，人物的精神内涵在历史变迁、命运浮沉中能够通过灵肉冲突的立体感得以展现。努尔金作为草原儿女的后代，在父辈谆谆教诲中自觉地承担起草原的生死荣辱。生态治理中，更是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变，从一开始信心满满地认为通过发展工业能使家乡增收致富，到经历入狱、亲人朋友误解、阿尔善河断流等后的大彻大悟，最终摸索出一条朴素的生态学原理：生态与生产的关系“一定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适应与和谐才是目标。”草原、阿尔善河、罕乌拉山等自然景物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改革时期生存状态的变迁，在历史的层面一定程度也推动着人物的自我反思，使努尔金不断接受现实与信念的拷问。于是文中写到，“浑小子，吊儿郎当，做什么事都守口如瓶，原来骗了所有朋友和熟人。说起来还真有来自蒙古族先祖交予的一股柔中带刚的基因。”与之相恋的吴楚克，曾经憎恨父亲把她放置在无趣的草原深处，但在阿尔善草原腹地，她“看到了山之茂密，看到了草木的宝藏，看到了牧人波澜不惊的生活。”于是最终成为金香口中的那个“豁日黑之人”，肩负起了传承制香的责任。这种“宿命”般的思想转变又与她的父亲吴喜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十年前吴喜德曾在这片草原上奋斗，命运的纠葛使他难以斩断与阿尔善草原的羁绊，这种命运的指示依然在他的女儿吴楚克身上发挥着作用。由此可见，使人物性格发生转变的不仅是单单某个事件的影响，其背后是草原深沉历史的沁润。
小说情节上，《阿尔善河》也摆脱了许多生态书写“换汤不换药”的书写模式，艺术的逻辑走进了社会政治学的逻辑。小说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班先生与夫人捡到漂流瓶的故事，并在故事结尾刻意安排班夫妇与永青扎布的会面。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北方阿尔善草原家族几代人命运更替的同时，远在东南亚某国的陌生人夫妇正不遗余力地探寻着这一家族背后的故事与踪迹，并由此揭开一段隐秘的历史。这一情节的叙述相较于小说关于展现草原历史、书写几代人命运纠葛的部分似乎极为省略，然而，去繁从简，引人深思，耐人寻味。班先生“决定留下来走一走，看一看，准备回去把中国北方阿尔善草原上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读者可以想见，在生态改革背景下，这一家族的故事是否会被传播地更远更远。除此之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还涉及若干重大体制改革，如环保督查回头看，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政绩观拷问、环境信息公布、人民获得感等考核目标，这些议题在文学作品中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映射，如轰轰烈烈的草原移民又以牧民大批量回迁收尾；努尔金通过合理利用草种种类顺利完成了城市的绿化任务等。在讲述这些情节时，《阿尔善河》并没有单纯的堆砌与排列数据，而是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来呈现现实中的矛盾张力与碰撞，进而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熏陶与社会影响力的双重深化。
理性思考“深入化”
目前多数关注生态书写的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放置在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紧张等方面的披露上。而与生态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哲学思想等则未得到深度挖掘，自然、文化、精神、哲学等多层面意义上的同构并未在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实现。实际上，“环境问题是人的生存状态深层次的整体性反映，缺乏对人性的整体性关注，缺乏大地意识、宇宙意识，没有对哲学、文艺学、生态学、心理学等领域都能有所把握、融会的关注和思考，是很难写得深刻的。”《阿尔善河》相较于其他作品，显然在理性思考自然生命背后的内在精神，深度挖掘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方面棋高一着。这要求作家选择更自由、更独到的视角与言说方式切入，恰到好处的历史书写很好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在小说接近结尾之处，嘎查组织青壮牧民前往劳模杭盖家取经，根深蒂固的传统养殖观念在实实在在的收益面前被缓缓撼动。巴特尔和小革命讨论着杭盖家生产与生态模式的可借鉴性，小说恰得其时地插入一大段感慨与思考，将生产经营模式的问题上升到草原历史更替以及人生命运变迁的体悟，“人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有时不期而遇，有时无从选择，有时如影相随，天灾人祸带来的是物质生活的艰辛，爱情波折带来的是彷徨失意，前进中的磨难和挑战带来的是激扬……有过许多辉煌，也有过不少曲折的阿尔善牧民，也在摸索自己的一条朴素的生态学原理：牲畜太多，会造成天然草场退化，没有牲畜采食、践踏、排泄，天然草场也会退化。”相比于过分强调对现实自然生态的干预和呼告，以及对错误生产与生态经营模式的发泄式说教，从历史和人生的角度考察牧民的观念转变为作品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情感上也能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说到阿尔善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时，阿勇嘎在孙子孙媳妇的鼓动下再次回到这片他魂牵梦萦的草原。关于奋斗岁月的回忆引出了生产与生态模式选择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调查研究”。作者这样感慨道，“想一想，保护或者开发草原的任何流派和随之而来的西方什么主义都不适合他。这个世界可以难有一套可以称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思潮的能力。他不属于任何‘群’：阿尔善草原没有什么群，除了羊群、马群、牛群。”这是阿勇嘎在这片草原上从参加工作队到贝勒旗建立人民政权，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岁月产生的人生感悟。没有脱离历史的高谈阔论，没有冲动的快意点题，有的只是一位草原老人用生命的经验提炼出的生态哲理。在经历了盲目工业化带来的草场退化、阿尔善河断流等生态悲剧事件后，努尔金作为这一故事情节中的“始作俑者”并未遭到作者的诘问与不满。在面对持续而来的生态危机时，关于生态悲剧的思考在努尔金的心里拥有了历史、生命以及深层生态哲学的意义，文中这样写道，“在努尔金随之而来的思索里，历史与现实交织，神话和哲学思想融合，草原特有的静与动、方与圆、多与少、人与自然、意志与智慧、传统与现代，一一对接。那些过去的历史在浩瀚的无穷世界如同瞬间，新一茬青草郁郁葱葱，草原又开始了新一轮环圆形周期活动，于现实的天幕，以一种思想的方式不断隐现。无论怎样，提供人们一个立场。草原到底有什么用？也许原子弹最有用。可他相信，一万年后，人类还会需要草原。”对草原生态问题见微知著地体察以及曲径通幽地探析，比直白地宣告生态观念、明确地表达焦虑更能展现文本的魅力，生态书写也能在现实生态危机的多重矛盾张力中以更灵巧的姿态实现困境的突围。
开拓生态历史书写新空间
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与话语模式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历史书写和生态书写这两类主题的创作成就以及所遭遇的困境都是当代文学的缩影。生态书写不是对生态危机的简单暴露，不是金刚怒目的批判和宣泄。如何提升生态书写的审美价值、丰富生态书写的写作手法是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这一问题层面上，正如上述所言，《阿尔善河》将生态书写与历史书写融合，创造性地开辟生态历史书写主题，使自然生态书写更具深邃性。
实际上，“自然＋历史”的话语模式在文学创作中并不罕见。在探讨二者间的关系时，有学者关注到，新历史小说中大量关于自然的书写内容就与其特有的历史观表达和整体的叙述特征相辅相成。如苏童在《舒家兄弟》的开头这样提到：“那条河横贯椿香街……我的叙述中会重复出现这条河。也许并无意义，我说过这只是印象而己。”在小说中，“那条河”显然并非如作者苏童所言仅是偶然提及，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它连接起了椿香街的过去与现在。往昔之时，金家老太太与河对岸顺水而来的和尚私下交往，因此街上有了“和尚桥”。而后，逃难至此的红菱姑娘亦在这条河中丧生。椿香街上每个人的命运与情感都宿命般的与这条河交织辉映，弥漫着这条河流所带来的湿润气息。河的气息“侵蚀着人们的生活，街的岁月也就是河的岁月。人们对这条河毫无办法。作者明显着意强调这条河流在椿香街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小说通过介入自然景观，为叙述这个南方小镇的历史发展以及人物的命运变迁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感。在他的《罂粟之家》中，一片片罂粟花与人物命运交织缠绕，串联起了刘家的历史。罂粟使原本朴实善良的枫杨树人变得面目全非，杀死弟弟的沉草、出卖妹妹的祖父、侵犯女眷的长工陈茂，他们的命运选择都在艳丽的罂粟花中腐朽、破败。“一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多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气息。”它们流动在叙述中，潮湿而浑浊，就像枫杨树家族阴暗腐朽的历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代表祥瑞的白鹿所到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苗壮，五谷丰，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白、鹿两家几十年由“夺地”引发的争斗也由此拉开帷幕。“白鹿”这一意象在小说中作为贯穿始终的灵魂，不仅使故事开端与结尾紧密相连，还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演变相互交织，揭开了一段绚烂多彩、充满深意的民族秘史。除此之外，自然书写在新历史小说中除了被意象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外，还丰富着作者多元立体的历史观，使文学对历史的思考拓展至整个自然体系中。如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莫言在序言写到：“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梁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自然意象的融入使作者巧妙地绕开了直接陈述的窠臼，转而以更为丰富多元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内心那份对自然法则与家族纽带的崇高敬意。对自然与家族历史的深刻崇敬之情，在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曲波在《林海雪原》的序言中写到：“我爱林海雪原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它们是祖国的锦绣河山。”自然被裹挟进了浓重的政治话语，帮助作者在历史叙述中介入主观意识。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小说在自然书写方面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单薄的、写意的、白描式的自然书写在新历史小说中被丰富而蕴藉宽阔的自然书写所替代，作家在审视历史进程中试图突破人类社会的局限，而放眼到整个自然生态。
然而，尽管自然与历史在作家笔下早已建立起了联系，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文学创作的井喷，新时代作家似乎忘记了从这一视角来处理生态书写所遭遇的困境和呈现的病症。简单暴露和批判生态问题，对生态危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进行直抒胸臆的愤慨和宣泄使当代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陷入了难以突围的困境。如郭雪波在《哭泣的草原》中这样写到，“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的火红岁月，呼喇喇地开进了一批劳动大军，大旗上写着‘向沙漠要粮’！他们深挖沙坨，挖地三尺，这对植被退化的沙坨是毁灭性的。”这一生态危机历史的真实描绘，成功地营造出强烈的紧迫氛围，但在探究社会历史脉络的广度和深度上略显不足，也未能穿透至人性复杂与幽暗等更为深远的内在维度。他的《银狐》在写到胡大伦带人集体屠戮狐狸时，对狐狸们的死状描写的极为愤慨：“乳白的胸脯，全浸染成血红色，未闭的眼睛死死瞪着天瞪着杀戮它们的人，似乎在不解的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如此杀我们？’”笔尖带火，激愤之情借狐狸的诘问溢于言表，但小说的悲剧魅力和思考深度不可避免地被冲淡了。无独有偶，乌热尔图的《瞧啊，那片绿叶》在塑造山外人的形象时，借主人公之口这样感叹道“这帮闯进大兴安岭的山外人，真是一群饿狼，又象一群专在猎人头上飞的乌鸦。呸！为什么盯住我们鄂温克人不放？我们还没有死绝！”对“山外人”的厌恶被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在这些生态文学作品中，情绪宣泄的背后显露的是理性思考的不足以及社会历史场域的缺失。相同书写主题下，《阿尔善河》显然较此有着较为明显的发展。作品以牧户家族史变迁为背景，展示了阿尔善草原的自然开发路径。在面对开发与保护间似乎不可调节的矛盾时，小说并没有因此面陷入田园牧歌式感伤，或是转入“海市蜃楼”般的浪漫幻想中，而是将环境保护与草原儿女代代相承的精神信仰共融，在历史变迁的厚重中探寻自然生态的发展之道。《阿尔善河》在继承了新历史小说中“自然＋历史”写作模式的基础上与时代话语共振，在国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大背景下，开拓了生态历史书写这一崭新的文学书写空间。
黑格尔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在加速推进，对生态文明做出时代拷问，并从文化、历史、哲学的多维角度进行深入反思，这不仅是现实主义作家敏锐时代感知力的体现，更是他们作为社会观察者与文化记录者的书写自觉。与一般性揭露某种生态危机的文学书写不同，韩伟林的《阿尔善河》摆脱了生态书写普遍陷入的审美迷津，通过历史书写的介入实现了理想与现实、行为与认知的和谐统一，在艺术表现上更具吸引力，在精神反思层面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与此同时，万物同生并融的生态观念重新诠释了多民族历史生活的鲜活面貌，历史书写也因生态话语的表达突破了开阔、繁多、宏大等统一的艺术写作格局，而更具清新、具体、生动的美学体验，为新时代历史书写贡献了独特的审美价值。除此之外，在生态书写与历史书写间双向增益的文学互动中，《阿尔善河》进一步拓宽了“自然＋历史”这一书写模式的创作空间，开创了生态历史书写新路径，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为文学书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互动带来新气象。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原刊。）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