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十多天来，我为这篇烂文设计了多个开头，因缺乏创意，被自己否决。如何将一个无趣的事情讲得有趣，以及如何将有趣的事情弄成无趣，都很考验写作者。我的书房已一片狼藉，书籍和纸片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处摊开。书桌上有上百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日日面对令人心烦。我管束自己去收拾它的冲动。一旦开始收拾，那就无边无际了，哪还有精神去对付文章。

责编大人频频催稿，我已没有奢侈消磨的时间了。我当自己是小祖宗要哄哄他写完作业。热水瓶，咖啡，白酒黄酒洋酒加上四种香烟，甚至还有水果和水果糖，有九制陈皮和小时候爱吃的炒米花和豆酥糖。冰箱里备着冰淇淋和棒冰，用来半夜让自己清醒清醒。只要肯写，我狠狠宠自己，随时可以点外卖当场奖励。就这样吧，是好是坏都这样开头了。我用玩乐高的办法，将所有食材扔进一个筐，一块块地拣出来拼成图形。我动用现代派小说例如《洪堡的礼物》的技巧，一再重启，引导看官进出纷乱的迷宫。我灵机一动选择艺术地开始，以自己的叙事诗来抽动这团乱麻。

正月过后闹精神

二〇〇五还没光临

一伙人跑到个什么地方

讨论一篇还没发表的文章，继续讨论

文章的作者张炜先生

文章的题目《精神的背景》

那伙人谈得比较投机

总体还是热烈肯定的

除了一小女子毛尖

觉得香港交关好白相

解铃还须系铃人，从《上海文学》开始的故事，现在回娘家了。用它发表过的一篇小说的标题，叫做《是你的故事就还给你》。这种神奇的叫做“飞去来”的飞镖，只能以特别的心态和笔调来叙述。二十年过去了，不必剑拔弩张。我要自己放松，就当玩一场暗室脱逃。

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小说家（张炜）做了个发言，文本刊登在《上海文学》二〇〇五年一月号上。上海的一些批评家聚会捧场，发表了两种文本。另一个批评家（吴亮）选择网上开始发难、频频发难。另一个小说家（李锐）给第三个小说家（匿名）写信，此信送交第四个小说家（陈村）公开后引发争论。这些信息汇聚到小众菜园论坛，并扩散到其他论坛和传媒，声音回响在海峡两岸。发言者多多。一个神秘人物“青田“在报纸发文。版主陈村蜜蜂似的搜集信息转到菜园，为朋友代贴文字，为各方转达问候，将帖子置顶招徕读者。最后，陈村手痒炫技，借助搜索引擎去查证匿名狙击手的来源。整个游戏在猜谜发奖后结束。

这场争论的看点是，除了匿名网友，发言者的身份是确定的，多是文坛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彼此认识或熟悉。呵呵他们打起来了。工具变了，网络加上传媒，信息的扩散速度远胜过以往学术刊物的缓缓商榷。我中性地将它称作“二〇〇五闹精神“，避开“底层”“全球化”“沙化”“豪宅”等关键词。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不想借此机会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只是学习鲁迅先生编写后记的好办法，剪刀加糨糊将资料贴一遍，看官自己去寻找正反吧。

一个教师站在讲台上，不管在座的学子们要不要听，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还像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踱来踱去。这个姿势很酷，但更酷的是有对方辩友的场合，没有麦霸，双方平权，川普和拜登那种脸对脸。直播扩大了受众，乱哄哄拍灯打分，随着辩论进程支持率在变化。网络提供了这样戏剧性的舞台，谁是学者，是不是学者，可能变得比高考考场还要惨烈。

需要说明一下，小众菜园的全站备份至今仍在，因电脑的问题，暂时无法打开论坛。本文中使用的材料来自相关作者的纸书和电子书，以及我历来的记录和备份。我添购资料，付费下载论文，今天的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和便捷。

有必要介绍一下出场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吴亮，一九五五年生于上海。他的著作多多，较为自恋，喜欢说说自己。可看《我的罗陀斯》一书，也可走捷径参看他写的《对你们的蹩脚文艺我毫不钟情》一文（载《上海文学》二〇一二年第四期），他从一九八〇年写起，讲述年初和女友分手，却打开了另一个天空。经卢坤（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张弦（作家），这个青年钳工在一九八一年认识了《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周介人、李子云，还有一生的好友程德培。他最早被人看到的系列文章是《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与他友人的对话》。我是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吴亮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头很大，声音醇厚，说话老卵。吴亮没什么背景，没有导师，没有学院，没有父系母系的传承，那真是好时代，一篇文章都没发表过的年轻人也不必自卑，他甚至有点嚣张。

现在的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个著名小说家叫张炜，他一九五六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多年后，他在家乡建立一个万松浦书院。

在他三十岁那年，我跟随《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和上海作协理论室的程德培、吴亮、胡玮莳坐上开往济南的火车，前去参与讨论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小说发表在《当代》杂志的一九八六年第五期，而我们在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已经上了火车。那时的评论效率就是那么高。到我写叙事诗的年头，效率就更高了，张炜的文章还没面世，讨论会已经开好了，紧接着在两份杂志上发表了两个版本。视线先回到火车上的硬卧车厢，几个人一边吃酒吃烧鸡吃香烟，一边赞叹张炜的小说写得好。

我在万松浦书院网站查到，程德培写了《带血的种子——评 <古船> 》（《文学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陈思和《致张炜谈 <古船> 》（陈思和《笔走龙蛇》，台湾业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山东友谊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我从张炜传我的发言记录稿改写成《我读 <古船> 》（《小说评论》一九八七年四期）。吴亮的文字热情洋溢，标题脍炙人口：《博大胸襟的杰出虚构》

它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记录：洼狸镇浓聚了中国城乡的四十年变故，政治搏杀的血腥与无情，家庭间的恩怨浮沉，人与人的较量争斗，出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多幕剧。赵家、隋家和李家，似乎象征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三股力量，也许什么都不象征，光是这三家的复杂纠葛已经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唏嘘。每一个人都那么痛苦，没有一个人的内心享有宁静，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如同盲目的宿命巨轮，把洼狸镇的老老小小统统裹挟而去，流下的血，那殷红的血慢慢化为陈旧的黑迹，所有的往事在这里凝结。历史永远不归了，只有人的回忆和想象才能将它们再度招回。张炜的胸襟是博大的，他不仅以无比的热忱关注着当前的现实改革，充满着一种执著不让的忧虑，而且他把视线和想象力投向四十年前，他试图倒溯历史，从中寻找民族心态的渊源；他试图以新的眼光来审度人与人无穷无尽的战争；他还试图通过他创造的人物来解决他思索中的困惑和减轻他深重的危机感。他在《古船》中融进了自己的精血、他的爱与憎、宽容与疑问、理解和不满、自由与宿命，仿佛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开阔地，于是在那开阔的战场上出演了一场又一场凶猛的灵魂角斗。张炜的世界是广阔的矛盾的深刻的，同时也是温柔的单纯的无力的。通过他的《古船》，人们可以看到那真是一个偌大的广阔天地，充盈着矛盾而深刻的悟察，在紧张绵密的叙述之中有时泄露出一种温柔的暖意，一颗单纯的心在跳动，最终他无可避免地显示了个人的无力。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无力。在深知世界和人性之后，理想的坚持不能不采取既认真又放达的双重态度。张炜是深知个人有限，同时又是愿意为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仍然尽力而为。因而，《古船》不止是外部历史的记录，而且是心灵史的记录。它给了我们极大的真实感并使我们联想到很多，同时也应将它看作一种博大胸襟的杰出虚构。（《文汇读书周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文坛掠影”专栏）

我查到周介人谈张炜的一则文字，他写于《上海文学》一九九七年七月号的编者的话：《文学：需要新的生长点》。

亲爱的读者，本期推出作家张炜的评论与创作小辑。作者本人并未为小辑命名。《守护青草地》——这是编者所感受到的张炜的精神形象,也是张炜近年来创作最为基本的生长点，因而我们用它来概括张炜近作的主旨。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型的作家,他常常用自己坚守的那一份精神价值来对抗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而滋生的种种心灵腐臭现象。他的精神价值观念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远离喧嚣都市，未遭污染的大地、大自然的启迪与人在本原生态条件下心灵的洁净；二是来自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所贡献的那一份人生品格与内心质地。张炜要守护“青草地”，基本上由以上两种文化因素构成，因而他的理想主义，似乎是保守型的、后顾型的；但是，其前瞻性内核恰恰蕴含在这种保守与后顾的外壳之中，为什么?因为一个迅猛发展的经济社会的确常常需要由“后顾之忧”“杞人忧天”来制衡，这是另一种层面上的“环境保护”。

然而,现实主义型的作家在文坛上树了另一种人生选择，他们认为纯文学之所以“纯”，主要不是由于敢于“拒绝”俗世生活,而是因为它敢于参与它，能够吸纳、消化它，从而有能力更客观地评判这个人人无法回避的俗世生活。

有意思的是，今日偏向理想主义型的作家主要是当年“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如张承志、张炜、梁晓声，而偏向现实主义,对当下的俗世生活、市民生活作出令人注目的揭示与表达的，主要是比“知青作家”更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就是说，个人的经历、经验、教养、人生态度的不同，使两大类作家各自找到了主体与时代不同的对应方式。以上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创作生长点，然而，这些不同的创作生长点又异中有同——他们同是对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由计划型向市场型、由意识形态型向世俗实利型“转型”的一种反应、一种思考、一种理智与感情的表达。

（周介人《踏月编梦》，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五月初版）

说来也巧，我同样写于一九九五年的《开导王朔》一文也提到了张承志和张炜。我的文字不如周介人的婉转。

王朔你之所以成功，领导你王朔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你的低吗？低者，贱也，你既然认了这个低，也要认下那个贱。你想想武训，那才是真正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拳两个钱，一脚三个钱，越多的人糟蹋自己就越快活。而你，居然说什么你的文章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俏皮果然俏皮，气味却不正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王朔这小子开始变修了，你认认真真地在乎了。你一贯地嘲笑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但你既然码了字，有了文名，你也就难逃知识分子的下场。这不是抢开职称了吗？抢不到不是耍态度了吗？你竟然要去和别人比高，你看不得别人的高，你要将别人拉下来，分享你的低，这真是非常没有逻辑的糊涂观念。不必惊动先贤老子，凭着直觉就能看出，低洼之地，岂容他人酣睡。风水宝地呵，你却鄙薄起它来，非朋非类地也呼引起来。真是忘本啊！一个人偶然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王朔哟王朔，我恨不得用“三家村”教授的办法，当头一棒，使之休克，然后狗血淋头。

我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晚节。你是王朔你就必须在野。你是王朔，就只能是灰姑娘，而不要仗着几只老鼠一盘南瓜出落成公主去勾搭什么王子。你不能变成天鹅。你不能穿西装扎领带涂男人的香水字正腔圆。这是你的宿命。

就事论事地说，我看不出别人在天上踱步，碍你王朔什么事了（当然，你在地上行走，也不碍天上的事）。别人教诲学子，即便真是收徒，图的也是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你风言风语，要去说别人孔老二，这起码不厚道不平民化。人家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必做出很纯情的样子，不要熬不得。是人就要吃饭，吃饭就要挣钱，你偏说人家也聪明得可以，真不知这挣饭吃的事又有什么说头。我也读了张承志的文章，看到他吃辛茹苦地挣钱，为了女儿的明天而挣钱，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这里的意思和你笔下的《我是你爸爸》分明异曲同工，你如何就硬是装作看不明白？别人要吃饭，只是说明别人也是人，不能证明别人就和你一样。别人即便没有为理想去殉难，至少怀有这样的一个心念，你王朔就该肃然起敬，自愧不如，侧身而退，如何还要说嘴？是不是亡国，理应由有关组织来鉴定，你王朔应该知礼识趣，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要写作就有高潮和低潮，人莫能免，何况那是你的前辈，多少人写着写着就不见了，他们写到今天还有潮也是一绝。你就永远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的状态么？凭什么不能说你王朔也低潮呢？和他们相比，你的高潮不就是初潮吗？能这样说话么？

那时，王朔成了热点，遭到围攻。王蒙写《躲避崇高》也惹了争议。观念的冲突早早就发生了。

李锐一九五〇年生于北京，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在那里定居，娶妻生子。我认识他的妻子蒋韵和女儿笛安，一家三个小说家。二〇〇七年我跟他有过一个对话，谈的是他写的农具系列。我很早读过他的《厚土》《旧址》等小说，很是喜欢。二〇〇五年八月，我跟他还在北京一起开会，李锐方方蒋子丹和我一起去看史铁生。

陈思和一九五四年生于上海，二〇〇五年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上海文学》主编。他早年与李辉从事巴金研究，后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主业，桃李满天下，其《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著作数十次再版，广受好评。顺便一说，这部教程中有个小节评述我的小说《死》，私心感谢他的谬奖。

周介人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长期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病逝前获批为主编。有评论集《文学：观念的变革》《周介人文存》等。百度百科介绍说：

作为一代名编，他独具慧眼，呕心沥血，团结和培养了大批风格鲜明的作家和实力不凡的批评家，以对文学事业的不倦热情和殚精竭虑赢得了文坛的敬重。作为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直面现实，敏于思索，以睿智和眼光捕捉和把握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境界和文学尺度。

周介人的性格中有懦弱的一面，因为阅历的不同，他言语谨慎。我很尊重他，但跟他说话很放松，他喜欢沪剧，我跟他说，以后写你，我的标题是沪剧的唱段《从前有个小姑娘》。他笑着说：陈村啊，侬要死了！

我们在山东还见了矫健等其他作家，去了曲阜。吴亮在孔子墓前的那张照片是我拍的。我给程德培也拍了一张。从济南回沪的火车上，气氛一变。吴亮说：周老师，我以后像陈村一样叫你老周，不叫你周老师了，好吗？周介人停了一下，说：好的呀。过了会儿，我看到老周流泪。大家不再说话。

吴亮、程德培跟周介人的关系非我可比，我怎么称呼他都不必在意。这一幕我后来跟吴亮说起，吴亮说忘记了。我不会忘记。

以上算是前戏，正文开始。

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一文分为几节：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从背景中显现的文学。文末注明“（本文为二〇〇三年八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修订稿）”。收入《精神的背景》一书（张炜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四月一版一印。腰封：天下思想文库。汇聚前沿思想，厘清社会脉象。王晓明、李陀、汪晖、萧功秦、韩少功、韩毓海联袂推荐。）

在争论开始前，我并未去读张炜《精神的背景》一文，更没关心它的被讨论。按吴亮对我的说法，“你不懂理论“，真是一针见血。我很不喜欢那种东西，敬而远之。这年头讨论人文精神清洁的精神，讨论崇高的灵魂，讨论那些大词，在我看来属于无事生非，讨论一万年还是这种鬼样子。我喜欢的是那些及物的东西，例如新科技新工具，例如生活方式，最低也得是各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唱唱《欢乐颂》。爱谈大词可以啊，我说的“及物”就是耶稣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砸她。”耶稣不曾说：“你们中间谁的灵魂是干净的，谁有人文精神，可以用石头砸她。”我说明白了吗？见到吴亮的信，我勉为其难地关注了一下。

陈村：

寄你一篇刚写的《顺手记》，顺手写的，故以此命名。

近来有点脾气，读了些好书，也读了些坏文章。《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上的《精神的背景》就是一篇坏文章——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本来随便翻翻，看过拉倒（顺便说一句，同一期上紧随其后的是一组莫言的短小说，倒是挺有趣味，使我想起近二十年前阿城的《遍地风流》），但前几天又看到《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只有一个毛尖有点不同看法，可惜她的意见没有全登出来），我就有点忍不住了。

如果你有兴趣把《精神的背景》拿出来和我的《顺手记》对照着读，可能会读出点意思来。当然，由于我根本看不出《精神的背景》究竟在主张什么，我实在没法和它正面辩论，只能从方法和逻辑上进入。比如说《精神的背景》一会儿对中国人学西方是“一鳞半爪”很不以为然，一会儿又对中国人“全盘西化”也很不以为然，我就不懂他究竟想说什么了。再比如文章中多处拿美国说事，也有点莫名其妙，“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这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趋向。美国走在前边，然后大家跟上”，你说，对这种放眼世界的空言大话我还能说什么？

这些人，周介人比我大十二岁，李锐比我大四岁，陈思和与我同岁，吴亮比我小一岁，张炜比我小两岁，严锋比我小十岁。除了周介人是前辈大哥，严锋算学弟（他是贾植芳教授的博士生，跟陈思和算是同门，陈亦师亦兄），其余的可看作同时代人。我跟以上的文友都保持友善的关系，我相信他们彼此也是，并不存在恶意攻击的动机。我在下文还会说到。

我十分喜欢严锋。我的喜欢包括喜欢向别人推荐他，赞扬他，也包括喜欢嘲讽他。看这么聪明的人做傻事令人忍俊不禁。例如二〇一一年的有一阵，微博上严锋被一群歹人围攻，而他仍孜孜不倦地开小窗跟某个ID说理。在去无锡图书馆做讲座的路上，我跟他说，频频跟你网上说话的哪里是什么女士，分明是男人扮的。他非常惊诧，不信。我告诉他证据。对那些不要脸的人只管拉黑，用不着费神。他说自己每一条粉丝都很宝贵，舍不得拉黑。于是，他感动了上帝，赐他在微博有几百万粉丝。

吴亮继续给我写信——

陈村：

昨天中午去作协收到《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回家读了那篇讨论《精神的背景》座谈，印象坏极了。其逻辑之混乱比张炜更甚。也许有人会说，不过是一次会议上的漫谈罢了，随口说的，记录下来肯定不会很严谨。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应当正式发表出来！而且那么郑重其事！我自己经常口述文章，讲话也曾被录音，但从未有过类似的逻辑混乱。

我估计我对王晓明、罗岗和严锋的“请教”不会得到答复，原因不得而知，我不想乱猜。本来我还想“请教”陈思和，但想想还是以后和他当面交换意见吧。说起来，思和、晓明、鸿生都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罗岗我也很熟，和新颖、王光东见过几次，只有一个严锋不认识，但知道他曾经是思和的学生），大家客气了二十年，我不该如此认真，可是，他们这些年给我的印象就是“认真”二字啊！我散漫了十余年，其实心中无时不想认真。所谓“讲真话”“真的恶声”——巴金（思和的研究对象）和鲁迅（晓明的研究对象）的话一旦实行起来会怎样？我要和我的朋友们试一试，看看他们对鲁迅和巴金是否真的有心得。

他们愿不愿意回答我，我真的不很在意，他们有权保持沉默，但是我希望关心这类话题的同行和读者能关心这样一个“认真的讨论”。此外，我仍然要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以前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我看到的却是“随便立论，无心求证”。我真不希望在今天的“精神背景”下会有这样的“学院派”！

《当代作家评论》的页面上是这样的：

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

——关于《精神的背景》的讨论会

主持：陈思和

参加者：王晓明王鸿生严锋罗岗王光东张新颖

2004年12月10日

不知为何，名单中被严锋称作“卧底”的毛尖不见了。

吴亮开始追问，请教了罗岗，请教了严锋。我将他的请教置顶，我忘记标题是否套红，观众不少，传为佳话。我偏爱严锋，贴一点跟他相关的吧。

严锋：我一向对张炜的东西比较认同，包括这篇文章，我很认同他对当下精神状态的分析。这也令我想起一九九三年陈老师和王老师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现在看来那个讨论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针对性。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些问题可以说是更加迫切了。对张炜来讲，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比如过去他就写过一篇《需要保守主义者》，非常强调历史连续性。他这里提到“沙”的概念，是一种非常真切的感觉。从以往的“板结”时期到现在“沙化”时期，张炜的文章像一根棍子一下子就把这两个时期捅通了。我刚在美国待了一年多。我以前对里根以后的新保守主义，从感情上、理性上都是非常厌恶。这次我去的波士顿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哈佛的教授普遍对布什深恶痛绝，在选举以后每个老师都要痛骂一顿，近乎声泪俱下。他们批判布什，不仅是从感情出发，更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为布什把世界上的人都得罪完了，而认为克里在国内有更好的经济政策，在世界上能广结良缘。但是后来我又忍不住想，难道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弱智，他们追随布什难道都是吃错了药？我在想这个问题和张炜提出的东西是不是有关系。这次布什的当选大家都认为是反恐议题占了上风，却忽略了选民们的道德考量，而后者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价值观，保守的、陈旧的、注重传统、宗教的价值观使他们选择了布什。这个选择是不是违背了美国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布什集团的铁血政策会广积仇缘，全球树敌，不断催生新的恐怖分子，这当然是损害美国利益的，但是美国人对布什集团道德、宗教、价值观上的认同，如果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是否又是美国利益的积极源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里我们又面对了文化的积累、宗教的认同和历史的连续性的问题。为什么不选克里呢？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对他没有信任感，认为他没有一个道德的完整性（其实我个人倒是认为他至少比布什更有道德的完整性，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没有道德的完整性，最终就会失去一种力量。虽然你的经济政策很好，你的税收政策可以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你的国际战略很明智，但是他们还是不选择你。这是我们中国应该考虑的。张炜在他文章里经常讲到我们有太多的投机主义者、太多的机会主义者、太多的实用主义者、太多的利益主义者，如果是听在美国人的耳朵里，很像是在讲约翰·克里。

陈思和：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严锋：全世界没有人不觉得美国人傻，但这种傻当中是有某种力量的。放眼全球，仍然拘泥于道德、宗教、传统的也就是美国了。再回到张炜所说的文化的沙化，也就是说形不成文化的有效积累。可以每个人都非常有智慧，但从整体上来看，从一个长的时期来看，大家都在相互扯皮，都在自我否定。过去我们以为西方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喜欢单干的，其实在美国学校里很讲究师承关系，他们特别强调某某的老师是谁，某某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们一个研究往往是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每一个人可以很傻，只能贡献一点点，但是能形成有效积累。张炜实际上也是在讲文化的有效积累问题。“沙化”不但不是有效积累，而且是毁灭性的东西。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但是我对张炜最后的结语持保留态度。在最后他呼吁知识者的荷戟独彷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我可能更加悲观。这种姿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是不是做得到，第二做到了也是不是有效？比如说我们需要批评，特别是激烈的批评，但现在的市场有一种顽强的消化和改造能力，能把一切异己之物都化为它自身的有效资源。你越骂它，它越高兴。所以如果我们要加强批评的话，批评的方式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张炜所提出的要求，我非常向往，但也觉得力不能及，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的呼吁看成是对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个最高要求。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不是还有既非与市场同流合污，也不是高蹈的、决绝的斗士，这样一种更加现实的但并非完全屈服的姿态？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代，即使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人格肯定是分裂的，现实性和精神性肯定是并存的。市场因素也决不可能从我们身上完全排除，我们已经在这个市场当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研究、反省我们和市场是怎样一种关系，真正认识我们自己身上的市场性？比如说，像王晓明老师以学校精英的立场研究大众媒体，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介入、关注和批判。这也涉及《上海文学》将来的走向，究竟是关起门来搞精英文学，对门外的商品市场、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就彻底拒绝呢，还是要考虑怎样去介入、干预和引导？我看到毛尖，就在那里瞎想她是否代表了另外一种精英参与市场的模式。我想象当中的毛尖，就是一个打入大众（或白领）文化市场的卧底，安插在敌人心脏中的特务。这也是一个“双重间谍”。听上去很滑稽，但或多或少，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还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你在走入市场的同时，能够尽量保持身上的知识分子性。

严锋等来的是《吴亮请教严锋》——

请严锋告诉我们，你所谓的“放眼全球，仍然拘泥于道德、宗教、传统的也就是美国了”，出此惊人之语依据何在？你真的不知道当今世界，“拘泥于道德、宗教、传统”的国家远不止一个美国，其中许多国家甚至在宗教狂热性方面要大大超过美国？此外，你既然已经宣布“我一向对张炜的比较认同”，那么在你正为之唱赞歌的《精神的背景》中，你的精神偶像和你所谓的“道德在美国”完全相反地指出“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的无底线。这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趋向。美国走在前面，然后大家跟上”，你对他的这一观点“认同”吗？或者，你开始要考虑你是否应该修正你的观点？而更坏的情况是，你后面声称“即使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人格也肯定是分裂的”，是否意味着“观点的分裂”恰好表明它的持有者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请严锋告诉我们，你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图景、一个谱系，在上面有张炜、张承志，比他们稍微低一点的应该还有一个更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真的吗？你是要修庙还是要造神？“更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意把自己排在“二张”下面吗？而你又打算把自己排在哪儿呢？如果你谦虚地把自己也排在“广大群体”中，那你又有什么号召力和公信度把“二张”排在顶端呢？一个地位低卑的人怎么可以安排领袖的座次，这可不符合“尊卑有序”的伦常！请你告诉我们，一个某某教徒，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凭什么要站在知识分子金字塔顶端（看来你希望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度），你和他们的信仰相同吗？

没有人来回答吴亮。我贴在这里存照，回望一下文坛的空虚。当吴亮像堂·吉诃德一样冲过来的时候，风车视他为无物。我贴在这里并不期待事隔二十年的回声。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高校系统吗，那些师门师兄师妹，被绑定了，虽有几百万粉丝也枉然。吴亮眼下已老年痴呆，各位大侠今天说得再头头是道也晚了，各位比他早二十年失声，何其“从前有个小姑娘”。

我赞赏吴亮作为批评家的直言不讳。他行文不鬼鬼祟祟。贴一节他的文字，看看他当年是如何评说莫言的。

《欢乐》的错误

我情愿在将来的什么时候再来承认自己曾犯下了一个判断错误，也不想躲躲闪闪不说出我此时真实的感受——它是才气过剩的，想象过剩的，它失去节制沉浸于回忆迷狂中，我甚至可以想象它在形成之际的那种不可遏制的热病状态。骚动和失控，喷泄而又无度，它已完全不受拘束，信马由缰，放纵恣意，仅仅听凭着自由奔突的意念，意到即笔到，不事考虑，不事布局，不事剪删，六万余言只用了九个自然段，它用五彩缤纷的词语塞满了全部空间与空隙，不留丝毫空余，不给人以透气;它一口气写几百行，没有停顿没有短暂的休息，不给别人以喘息。它是一种思维图像的紊流，能够捕捉这种瞬息即逝的思维紊流是需要过人的敏捷与天分的，我一点不怀疑莫言的敏捷与天分，只是他的天分此刻对我构成了一种折磨。小说也许是一气呵成的，但我无法连贯地经临和体度;小说也许完成了一次难得的精神探索历程，但我的阅读历程却充满了紧张与疲惫，人们无暇据此去揣摩或测度作者在其中隐埋的深层意识和往事片断，除非极有耐心的研究者，只有他们才会静下心来，推开别的紧迫事务，去梳理剔爬这一大篇类似脑电图的小说，然后写出学术论文。

透过这部重重叠叠一泻无余的小说，我自然也窥见了某些内在的隐秘和不断再演的冲动，早年的记忆，母亲和父亲，萌动的青春，性想象和羞耻感，内向者的原罪和驱之不去的闪念，追加的自我袒露和辩解，学校生活与乡村自然物象——不过我仍然要说，太累了太累了，即便是福克纳(附带一提，这篇小说受福克纳影响太明显了)，是卡夫卡，他们的冗长之处也只对专门的研究者有特殊价值。

文学上的一意孤行确是通向天才的崎岖之路，特别是当它周围充满了不解和敌意的时候。可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反了过来:我们容忍了一切的一意孤行，只敢吞吞吐吐地说好话，敷敷衍衍或者保持矜持的沉默。对此我的态度是，我宁愿触犯天才，也不想平庸地附和天才。因此我说，《欢乐》的错误在于它的冗赘无度。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文坛掠影”专栏

莫言中篇小说《欢乐》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