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家人把一小团蓬松干软的新棉，放在他的鼻尖下。只要呼吸尚存，哪怕是最微弱的一丝鼻息，也会被这纤毫析出的一小块棉花捕捉到。

在长江下游地区，人们用这个办法来精确丈量死神临近的步伐。一些村镇还有个习俗，家人离世七天之内，夜间，在他卧室门口放置一盆草木灰，清晨，要仔细看一看，有没有亡魂返家时踩下的脚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五，因病滞留常州一个多月的苏轼，已至生命衰竭之时。从杭州匆匆赶来探病的径山寺方丈维琳进屋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从床上坐起。弥留之际，神思仍有一丝清朗，他以晚年常有的轻嘲口吻，谈到东晋高僧鸠摩罗什，并轻声口诵了一首短诗送给维琳方丈：“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显然，病体正成为他不能背负的精神辎重，渴求“无身”的摆脱之愿渐渐滋生了出来。入夏之后，他的状况时好时坏。有时，熬点黄芪汤喝下，也能硬撑着出来走几步。一天，他甚至和常来探望的晚辈米芾一起游了园。靠在一块巨石上歇歇脚，临江看水，怔怔地半日无语。回来后，他在一封信中向米芾抱怨道：“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渐至的溽热暑气，越来越败坏他的胃口。他开始拒绝吃饭，每天只喝一点人参、麦门冬、茯苓煎出的清汤。

七月二十八，他在病榻上侧身朝里卧着，一动不动，像在面壁。儿子苏迈、至交钱世雄和维琳方丈连日守在床边。维琳方丈以他曾做过的端明殿学士名号，轻声嘱咐：“端明勿忘西方”，提醒这个研佛半生的病人，消逝之前，牢记还有个彼岸世界，莫在大雾中走上了别的交叉小道。他声息微弱地应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急了，怕他泄了这临终一口气，赶紧又追加了一句：“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他似是攒了攒力，说了在这人世的最后一句：“着力即差”，便撒手归去。

如今读来，这句话分明指向存在的自由之境。在对大自然的凝视中，我的迟钝之心常被唤醒，得到过诸多与此神似的启示。长风拂过……风并没有自己的形体，它吹过古桥洞之时，就是桥洞的形状；它穿过我小院中假山的缝隙时，就是裂隙的形状。风，从不着意于凝成自身，它在与万物的相遇中塑形，也因而对万物有了“说出”，有了无限微妙的消磨。此刻写此文，窗外正月泄如水。月之澄明，并不刻意映照什么，均等的清辉沐浴万物，我们得以更清澈地目睹，并在自己最想见到的某物上，有了更深的注目。在语言中，人的良知、欲念、愿望、忧虑等等，难道不正是如此显现的吗？一阵风吹来，但不是狂风。一片光线倾下，但不是暴晒。一着力，阴影就深了，本来面目就变形了。

十多年前，朋友送我一幅篆体字“用心即错”，在书房挂了多年。这四字显然脱胎于苏轼的原话。某日，忽觉它与彼时原义其实隔如沟壑，就撤下了它。

苏轼青壮之时，在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中，都十分用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不到千般恨不消”。在朝堂上，他的“蜀党”与大儒程颐的“洛党”，斗得风急雨骤，不可开交。他担任过翰林学士，在当时的政治架构中，这是个全然不可从字面揣摩其属性的岗位。苏轼自称：“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他的敌人们也十分用力，即便是在贬往黄州、惠州、儋州的穷途之中，他的言行与琐事也尽被掌握。钱世雄仅仅给他送了些急需的药品、食品，就被罢了官。雷州太守在自己地界上设宴款待了困顿中路过的苏家兄弟，也遭弹劾贬职。昌化军军使张中仰苏之才，惜苏之遇，派兵修葺驿舍安置了苏轼，也因此受到严厉惩戒。经历了一系列磨难，抵达孤悬海外的儋州之时，他下定了必死之心。可命运偏在此时，给了他一份珍稀的馈赠。在“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则做墓”的一番心理建设之后，仿似云破天开，一种鸿爪踏雪泥般不执着、不着力的新境，才真正展开了。

说是馈赠，其实仍是自己动手，解开身上绳索。人若没有深彻的自我解缚，往往不知曾有那么顽固的自我束缚。解缚与自缚，仿佛只是奇妙地发生在同一瞬间。难以逃脱的困境，一种尽头感，给人带来的勇气，有时令自己也倍觉惊异。

写出《记承天寺夜游》这般小品神作，是在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那时的闲，是困厄接踵的乱石缝隙中透过来的一缕光。人为肉身，甭管如何通脱，也未必件件烦恼皆是菩提，十中得一，已是幸运的偶遇。那时之闲，就是这份偶遇。而儋州不同，地僻风清，样样都缺，却人人皆闲。儋州之闲，是绝望之后的豁然开朗，是浸入式的一种神闲，无处着力，也不必着力，是一个权力局外人的日用之闲。一旦定下神来，哪怕已六十二岁了，腕上依然能生出些蛮力来。他自己搅泥砌墙，串叶铺顶，在城南的椰子林中，筑起了小屋“槟榔庵”。他亲手制墨，常烟熏满面，还差一点把小屋子烧成一把灰。他牵着同食同居的土狗“乌嘴”，满村子闲逛。当地的黎族村民识字的很少，多数人过着病不饮药、杀牛以祷的原始生活，哪里能听进去一个异乡文人的闲话？那好吧，他就做一个微笑少语的倾听者，盘腿坐在树荫下，听村民们讲稀奇古怪的鬼故事。域外云淡，当他心中一无所系地闭目养神，“庐山烟雨浙江潮”在整个身心之中弥漫。回首如隔世，旧日因分歧而强行画下的诸多白线，刹那就消失了。不再去遥想赤壁的“樯橹灰飞烟灭”，也不必再去警觉地审视那些敌人，今日天下之人，已“无一不是好人”。

……郊外密林中潮气淋漓，没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好在林间空地上，晌午直射的阳光强烈，稍坐一下，浑身又干爽了。他常到山中采药，以多年熬药救人的悟性，竟首创出了一个用荨麻治疗风湿病的妙方，为此他十分自得。今天听上去相当魔幻的是，他观察到蛇在洞穴中，脑袋往往随光线偏转，因此他创出“人服阳光止饿”的一套秘修法门。岛外友人对他的深重担忧正逐渐减轻。在往来信件中，他说：“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鸠摩罗什七岁时，就跟着母亲耆婆四下游历、修行。他头顶乞钵，钵中放置母子乞来的食物和其他供品。虽然乞钵很重，但童子行走如常。当他长到十八岁，身材发达魁伟，却再顶不起同等重量的乞钵了。摔倒在地时，母问其故，他答道：“我心动了。”心动即生不安，心动即是着力。当苏轼在儋州，不再为早年追逐之物而怦然心动，他的内心渐渐长成明澈、坚硬的镜面。

美国诗人赫斯菲尔德曾写道：世界是熟透之后的葫芦，在变硬的同时，也在变轻……确实，镜像的世界正在变轻。从镜中，他恍惚听到一种温暖的声音，如此亲近，仿佛只来自他对面的空椅子。隔了六百多年时光，这声调清新如在耳畔——从另一个全不着力的古人那里，他觅得了神秘而幽远的呼应。

去年在浙江黄岩，有个年轻诗人曾问我对陶渊明的看法。我说，青少年时，住在桐城乡间，旷野的高压电线之上，蹲着成排的麻雀，暴雨也淋不走。暮色之中，叫不上名字的飞鸟翔集，村头地尾篱笆上花开花谢。物象尽是陶诗中的物象，读陶诗却全然没有触动。可能是胸中莽撞冲突着的少年气，与此物象不能契合，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切体味。中年之后读陶，像扒开了一层蔽眼的世象浮沫，直见水落石出的洗净之美。没有造作虚张之声，没有一捅即破的语言泡沫。诗中那丘山平芜、荒草秋溪绵延铺展，隐而不丧，一派生机。是纷争远去之后，收敛清扫的宁静，也是机锋磨灭后，忘机自得的喜悦。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概括，陶诗是一种在生活烽烟中，百战归来时应该读一读的诗。

“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苏轼对陶诗的“相引以为进”，成年后一直就未断绝。他与陶隔空唱和，从《饮酒》到《止酒》，乐此不疲。放眼诗史，还从未见哪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发生如此绵长又通透的干系，其力量也远远溢到了审美与诗学的界线之外。其中最紧要的关隘，我觉得，是陶诗中安放着苏轼的生命远景。苏在政敌的重围与逼压之下，不断疏离权力核心。陶则全然不同，他相当主动地完成了一种撤离与隔离，在平和之境中，于飞鸟枯枝这类平凡之物、村口篱边这些寻常之处，重建了个人的内在生命，构筑起他虚实交加的“理想国”。在那里，每一片叶子都湿漉漉的，都焕发出新生命的深沉光泽——这样的境界，苏不可能不沉浸其中，尤其在挫败感不断袭来之后。他曾赞陶“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追随着陶的语言流变，苏的“和陶诗”，仅流传至今的，就多达124首。嗅一嗅两人诗中浑如天成的冲淡之味，我对比着读来，恍然常有非陶非苏、亦苏亦陶的幻觉。隔着漫长多变的时间云团，苏轼为《潮州韩文公庙碑》所写的句子，“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与其说是赞颂韩愈，倒不如说更是一阕献给陶渊明的敬辞。

在个体的语言劳作中，不着力，其实是一种破执。有过一段写作历练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即常常不自知、不自控地沦入一种执念之中：执着于词语在特异结构中的诗性，忽略了平白结构、自然结构中的诗性；执着于捕获、雕琢和苦吟的诗性，忽略了脱口而出、触目皆是的诗性；执着于凝结在是非两端之上、泾渭分明的诗性，忽略了混沌或者说游离状态、难以确切定义的诗性；执着于流泻而下、直奔终点的诗性，忽视了迂回多向、泥沙俱下的诗性。因为执念，我们的视野窄化了，心情急迫了，往往被情绪操弄，充塞着痛苦与不安。这里面又有种两难之境：执，是根本性的心灵力量。无此执，人生难以自进。但它分明又是一柄锐利的双刃剑，执而后不能破，则新境难出。环顾我们四周，止于执、死于执的人，有多少呢？

不破“诸执着”，怎么会有“到得还来别无事”，又如何抵达自身的自由？

许多想法、愿望、情绪，一执着，就变成绳索了。2009年秋天，我父亲去世。他十来岁时就父母双亡，自己刚懂点事，就要抚养两个整日里哭哭啼啼、在葬礼上却笑出了声的幼小妹妹，其难其苦，可想而知。父亲寡言，只在晚年不经意的闲谈中，才讲起年轻时受过的种种白眼、侮辱、胁迫，甚至勒索。几十年过去，许多细枝末节，连绊倒他的一块土疙瘩，都记得一清二楚，可见心中的划痕之深。送他上山后，我几天几夜合不了眼，只想写出一首诗来，给我们之间的血脉流传一个确切的交代。夜里，我瞪着充血又失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床底下细碎的虫鸣，辗转反侧……许多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一种惊慌充塞着我——我想不透的是，父亲一生之遭遇，如此艰深、丰厚，为什么竟催生不了几行诗句呢？

渐渐地，我明白了。内心的痛苦是一根绳索，绷得又紧又直，我越是挣扎，勒痕也就越深。我尝试着去忘掉，既忘掉要写之诗，也忘掉自身之忘。慢慢地，回到日常生计的鸡毛蒜皮中，回到常态的琐屑中。一年半之后，当我再次坐在乡间老屋，看着挂在衣架上、依然撑开如人形的旧衣，清点着他的遗物，眼里不再有泪水涌出，心结一下子就解开了。四百多行的长诗《写碑之心》流泻而出，仅仅半天就完工了。

2022年夏末，写作的焦虑忽然再一次侵占了我。在亳州的曹操家族墓砖展览厅内，霎亮的聚光灯下，我第一次目睹一百多块灰硬、黯淡的汉末文字砖。墓砖上即兴写着的简单文字，朴拙随兴的笔法，字中强烈的情感，展厅特异的历史氛围，一下子牢牢抓住了我，给了我莫名的震撼。我想象着那些烧砖的窑工，不知何人、何种遭遇，仿佛只是随手捡起一根枯枝，在未干的砖坯上，写下“了忽焉”“亟持枝”“作苦心丸”“顷不相见”“苍天乃死”这些激烈文字。当年初读《诗经》之“国风”，内心经受的钝钝撞击再次出现。回到家中，许多天，我看着堆积至膝的资料出神，心中一片茫然，始终落不了笔。

枯竭之时，当向大自然祈求忠告。这是歌德的经验之谈。为了摆脱困境，我跑到大别山区的一处山谷中住了三天，想好好清洗一下纷乱的自己。

这是一处废弃小学校舍改建而成的民宿。从窗口看出去，斜坡上，是高大的泡桐、野杮树、皂荚、悬铃木、樟树、五针松、青檀……每一株，有每一株的美。看样子，有些树已是百年之躯，身上深一块、浅一块地生着苔藓。沟中，从高处滚落的巨石上，夏季洪水冲刷的锈斑渍迹清晰可见。凹处常见小潭积水，平碧如镜，长脚蚊一群群贴着水面舞动。三五麻鸭或扑翅，或闲游。这些鸭子体型肥硕，头插入水中时，翘起屁股的姿态过于笨拙，不像是野生的。我顺着沟底溜达半天，却也没找到养鸭的棚户、牧鸭的儿童。夜间，山道上手电筒的光斑，或隐或现地晃动，据说是从上海、南京一带来的背包“驴友”夜游。次日的下半夜，忽听户外有人群大呼小叫地跑动，夹杂着女孩子尖厉的哭喊。我披上衣，几步冲到门外，房客们也都聚拢了过来，原来是有人被野猪撞伤，送去急救了。这三天，我神清气爽地玩得快活，只是独对平铺的白纸时，写作的灵感依然杳无踪迹，心里一下子便闲出慌来。

回到喧嚣街市的气息中，在既定生活的轨道上，没几天，我就把原有的写作计划抛诸脑后了。一天，车堵在下班路上，想着些乱七八糟的杂事……暮色中，打开车窗，嗅着街心花坛野菊腐叶混合着汽车尾气的怪味。忽然，一个句式从心中涌出。并非应我的呼唤而来，莫名其妙的，一种氛围和语调就出现了。像旱地中突然湿了一小块，我扒扒土，一股细细的泉水涌了出来。顺着第一句往下走，长诗《了忽焉》就这么写成了。回头去想，山中那几天的寂静，仍是着意被“制造”出来的。它依然是一根隐蔽得很深、全然不被察觉的绳索。当你忽的一下感觉自己被松绑，你明白了，此前的自由呼吸只是一个假象。

这并非在揭示诗的某种发生模式。重负之下，诗无法产生。在漫无边际的轻快之中呢？诗来不来，依然只是一个未知。我并不知道障碍如何形成，也不清楚何以就有了破障的力量。神游，随时随地出现，似乎不用你刻意去做任何准备或铺垫。那一瞬的神秘，正在于“着力”的无效。这或是心灵的一种真相：深深的盲目与生存细屑的刺痛，没有一刻不是在相互搅拌着，我们身陷其间，成为自身的囚徒。脱身而出的契机，往往需要沉静地等待。甚至对这个过程，我们都难以描述。

一首诗，本质上是力的容器。词与词、词与物、现象与情感，各种力在其中碰撞交汇，激起各种反应，在写与读之间，呈现连续而微妙的心灵互动。一个词该放置在什么位置上，与别的词之间，产生何种撞击、连接、呼应，才能让语言之力的显现达到最佳状态？对语言之力的掌控，事实上是一个写作者主要的能力。一个词在一首诗中，像一块砖被砌在一堵墙中，它要承担重力，发生摩擦力、粘接力，承受压力，提供合力。力，自己也意识到它活在一个整体之中。我所期盼的一种状态是，在一首诗的结构中，语言之力既呈现了精确性，又能持续释放审美的变量，对不同的阅读，激发出形式各异但同样强烈的心理回响。如果用力过猛，诗的整体性会受到损害，甚至成为一地碎片。但碎片，时而又是更具况味的表达——某些瞬间的用力过度，反而成为一种险中出奇之方。比如李白，是否曾以着意犯险为一种独门之技？

较之苏轼“着力即差”的终前之叹，李白的一生，可谓时时处处着力，力不散尽，则全身肌骨不爽。裘是千金裘，愁是万古愁，到了临终一笔，还在自叹力有不济。唐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在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边，病入膏肓，自知不久于世，勉力写了一首绝命诗：“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鹏举九天，长风浩荡，李白犹嫌不足。苏轼要通过对自我的消解来完成一种超越，而李白总觉得所欲之事远未完成，需要继续挥动想象力的奇崛之棒。他的哀音与苏轼大不同，甚至恰好相反。比较一下就有趣了，多数时候，苏轼身在案牍劳形的庙堂，不得自由，最终死于对田园江湖散淡的向往中；李白身在湖山大泽的漫游中，拥得自由却又难承其重，最后仍死在济世之无望中。细究之下，李白“为生民立命”之愿一直很重，在皖南，他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为儿子取名伯禽，曾经的伯禽是周文王姬昌之子，这里面是否也寄寓了某种愿望？

如果苏轼的“不着力”与李白的“力不济”是诗之天平的两端砝码，那我们多数时候其实陷于自我质疑之中：要向哪一端倾斜？也有处在两端之间，获得了奇妙均衡的人，比如，在遗言中写下“悲欣交集”的李叔同。

2019年夏末，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弘一法师纪念馆前，我偶遇一幅半枯半荣、枯荣交织的景象。纪念馆前栽种的两棵树，一株枝繁叶茂，蓊郁旺盛，另一株叶凋枝枯，已然濒死。一群绿化工人在枯树旁忙碌，拆除为救活“这个病人”而布置的浇灌、施药、搭棚等设施。暮色降临，偶有几缕绛红夕光从寺后漫射过来，风过幡动，眼前这些饱含暗示的影像震动了我。我站立良久，写下《为弘一法师纪念馆前的枯树而作》这首诗——

弘一堂前，此身枯去

为拯救而搭建的脚手架正在拆除

这枯萎，和我同一步赶到这里

这枯萎朗然在目

仿佛在告诫：生者纵是葳蕤绵延也需要

来自死者的一次提醒

枯萎发生在谁的

体内更抚慰人心？

弘一和李叔同，依然需要争辩

用手摸上去，秃枝的静谧比新叶的

温软更令人心动

仿佛活着永是小心翼翼地试探而

濒死才是一种宣言

来者簇拥去者荒疏

你远行时，还是个

骨节粗大的少年

和身边须垂如柱的榕树群相比

顶多只算个死婴

这枯萎是来，还是去？

时间逼迫弘一在密室写下悲欣交集四个错字

我想，多数见过弘一法师临终墨迹的人，或许都曾像我在心中自问，究竟为何而悲，又为何而喜呢？人的一生，总是被太多的外力纠缠、牵制、冲击。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干预、期许、遏制，出于自我的习性、妄心、愿力，无一不是一种力。像一张密织的罗网，也像附在你脊背如影随形、偶一回头就难免惊出一身冷汗的镜子，许多时刻，我们连呼吸都感到局促。此刻要挣断此网而去，解开、脱去，身轻，岂能不欣喜？然而我们熟悉和依恋的那些人犹在网中，如弱雀被缚，时有哀鸣。我们的往昔，喜怒哀乐喂养的张张面孔，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都像是从这颗心旋下的薄薄切片，今后再不复得，如何不悲？但这四字的精髓，却在于交集。砝码的两端之重，有一个微妙的汇合点，这个点只在弘一那一瞬的心间黯然涌动，别人又从何体味？无法说出，所以，这交集更是深切。

“交集”是一次形成。没有这次形成，弘一法师在我们脑中的面貌不是这般模样。每次瞻他的法像，总觉得那淡然微笑中，有一种真苦味。

小时在乡下，站在高高的苦楝树下，看着泛黄干瘪的果子，无端地，舌底和腮帮子上会泛出一股奇异的清苦味。放在嘴中轻轻咬一下，果然！就是那个味儿。一个词语，进入某首诗，所追逐者，就是这特有之味，在别的任何语言结构中、任何氛围中都不可重得的味道，也是别的任何词不能替换之味。词的力量在流动。在词的旋涡中，还会出现一股仿佛越拧越紧的向心力。正如一个人在世间的行走，一具生命的流动，他的形象、声音、使命、遭遇，每一个最轻微的细节都不是孤立的，都不是一根单线条的演变，而是深植于命运感之中。它是交集，然后味出。

休谟曾对世上的因果关系，提出了一个“无限后退问题”。当人们观察到两个事件频繁一起出现，由此产生因果联想：当“A导致B”，实际上，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因果的必然性，只是过度认同了“历来如此”。如果要解释A为何引发B，需要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C。同样，C的出现需要挖掘一个新的D来认证。海浪一般渺茫叠加的无限后退。在此我引用休谟，只是想说明，无限后退也正如“力”在语言行进中，诗最为传神的一种运动方式……

好多人问我，如何说悲欣交集是“四个错字”？弘一如果不着一字，像维特根斯坦所讲的“对不可言说之事，当保持缄默”，那么，这血肉之躯的具象生命又该如何显现呢？落入字中，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无数人使用过的痕迹，都在语义的复杂流变中，进入即迷失，又如何不是错呢？苏轼所谓之“差”，并非单纯地指向一种“错”，解读为“迷失”似更妥当。

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奇妙叠加。那些尚未深陷语言生活的人，免除了某些焦虑，他们更容易获取浑不着力的心境。前两日，读到诗人马拉的一首短诗《钥匙》，写到美国诗人金斯堡（Ginsberg，1926—1997）的母亲写给他的遗言。

黄昏平静的光线中，

我流下泪水。

一位美国母亲临终前，

给儿子的信中写到：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艾伦，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童年时母亲把一把钥匙挂在我脖子上，

“儿子，要是你回来，

找不到我，那我就是在田地里，

灶台上有剩饭，你先吃吧，

我还要干活。”

脖子上的钥匙我早已摘下，

母亲在小区里捡纸皮，

我放在抽屉里的那把钥匙，

和她手里的一模一样。

金斯堡曾被称为美国“垮掉的一代”之父，他集诗人、无政府主义者、漫游者、预言家、宗教徒等复杂身份于一体。他是吸毒者，也是同性恋者，曾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在越南战争期间，还是一名激进的反战分子。他的生活中，布满了激越欲望的阴影。他叫嚷：“别把疯狂藏起来”。以长诗《嚎叫》为代表的作品中，情绪宣泄的强度令人瞠目：“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身子在黎明时分，晃过黑人街区寻求痛快地注射一针！”他在大麻的烟雾中粗鲁地诅咒着，却又像佛陀一般安静地冥想与打坐。一种矛盾与撕裂的张力，在他的写作中，绷到了顶点。如果要找一个苏轼所谓“着力”的标本，恐再难找到比他更为极端的人选了。

“钥匙放在窗前的阳光里”——这是我读到的最温暖又最神妙的遗言。一个伟大的母亲可能从不畏惧死亡，她的临终叮嘱，听上去，与平日里的絮絮叨叨，全然一个调子，没有丁点的惊惧和不安。这大白话的遗言，像阳光本身一般灿烂。诗人马拉由此还掺入了自身的一小段回忆，在小区捡废纸的另一个母亲登场。在舒缓的语调与暖色之中，两个母亲形象的交替与回旋催人泪下。

1941年8月26日，大诗人茨维塔耶娃给苏联作家基金会写了一封短信：“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敬请接纳为荷。”没人料到，这是诗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段话。流亡十七年之后，安静生活的强烈企图蚕食着她。被拒五天后，她悬梁自尽。我完全可以想象发生在她体内的一场对话：肉体的茨维塔耶娃低泣着，瘦弱的肩膀可怜地耸动，她哀求平静地生活；精神的茨维塔耶娃则双颊烧出了红晕，她激奋地在地板上来回走动，为了响应诗的尊严，她请求立刻自尽。她可能会说：写作首要的，是摈弃自我怜悯，而后才能建设真正的语言生活。这就是人与诗双重的境遇。好吧，这场谈话之后，前者服从了后者。深渊般的寂静来临。

戏谑是金圣叹一向的做派。据传，大行之前，他还弄了个直率的小恶作剧。1661年，他因“哭庙案”被斩。临刑之时，刽子手手起刀落，从他的双耳中滚出两个小纸团，一书“好”字，一写“疼”字。离家前，他另写了一字条：“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也。”趣则趣矣，但怎么看都像一曲着意编排的剧情，有痕迹过深的“制造感”。同样是写给儿子的遗言，另一个父亲的话却宛然自肺腑中来。据《史记李斯列传》，公元前208年，秦丞相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临刑时，看着最心爱的幼子也在待斩行列，他悲从中来，怆然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而薇依临终之前，指着窗外的一轮皓月，喃喃地说：“瞧，真理那不可腐蚀之核心，仍在这里。”雨果去世前说：“我看见了黑色的光。”狄金森则以“我必须进去了，雾已经升起”这一句，作别人世。

即便是最为精纯的艺术创造，也难以消除制造感的痕迹。本质上，艺术就是一种制造，一种说出。好的创作者，最大程度地抑制着制造感，摆脱了力的划痕，以求得自然生成的气质。于此见高下之分。但状态上的不着力，并非是要清除内在的张力或戏剧性，相反，在表里的冲突上，甚至还要去强化一种氛围。金圣叹谈到这个话题时，曾以水浒传中李逵的形象举例说，“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认为“写极骇人之事”，在叙述语调上却要“脱卸”，以“极近人之笔”求得“动心”“现身”。这当然是高明的说法。所以散淡的陶潜，在临终绝笔《自祭文》中，依然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欲望的倾泻，在语言中是一种危险之物，如果压抑得住，若隐若现，不妨让这成为诗中形如鬼魅的一个神秘主角。但往往意外的是，词语对个人积习和情绪扩张有一定程度的盲从，这是诗人个体有限性的一种外溢，好的写作者在此处，保持着老猎人般的嗅觉和警惕。

有时，当我们行在山间，忽见一凉亭。这亭子是一种制造，一种说出，只是它在与山水的融合中，制造感像涟漪淡至消失，仿佛它本该从那里生长出来一般。

诗连通着它所欲呈现之物，不能靠推理或在逻辑层面中的完成。只有生命内在的活泼，散射出灵性之光。诗之不着力，诗之神游，最美妙之处是它在各种感知系统间，进行着其他文体难以浸入的自由转换。一声鸟鸣，可以在视觉和听觉上，同时留下双重的划痕；一个盲人可以看见正在减弱的色彩；一只小兽，能嗅出在它面前打着旋涡的哨声……感官之力，甚至是一种错觉效应，在奇妙地推动这一切。

当你神游之时，曾为某个词驻足，请你忘记这个词。当你被一种景象卷入、停顿，请你借道这景象背后的缄默，从那儿遁去。即便与真理相遇，也是偶然和非必要的，诗在人的精神远行之中，把人本身的自我质疑也推向极端，它几乎是在表明：任何被归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理意味着一种语言之力的终结。在诗的内在装置中，最不可言传的微妙之物，是我们在无尽的远游中，不断遭遇诗在心中刚刚酝酿时，那种心灵初萌的状态。因为不可说，也因为“不着力”并非要体现为一种明晰的结论，所以庄子鼓盆而歌，王羲之坦腹东床，而元好问写道：“读罢离骚浑无味，好个诗家阮步兵。”阮籍真正放下了，你在每一条神游的小道上，都会遇到他。

我在写作中的快乐，是神思在峡谷中、洞穴里、山脊上、惊涛旁、涟漪中，不断转换着语言步调的快乐。也是在鸟扑向暮晚林梢的弧线上，在刺入我书房玻璃的光束浮尘上，在大梦退去时仍于耳中“嗡嗡”响着的回声中，不断找到一个更为隐蔽的自我时的快乐……

当我写下、说出，倘在哪个字上停滞了一下，那个字，就是错字。

【作者简介：陈先发，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