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仁山懂酒，写一篇小说《酒王》尽在情理之中。《酒王》的主人公叫王酒，因为能喝酒，人们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称他为酒王。仁山遇到的酒王一定很多了，他把酒王的故事汇拢到一起，便有了这篇以酒王命名的小说。酒王的特点就是爱喝酒，能喝酒，他的命运变化都离不开酒，酒既让他当上了科长，也让他娶回了美人；但酒还让他醉驾入狱，被开除公职；他发誓戒酒回乡种高粱，最终还是靠喝酒征服了大老板，把高粱卖了个好价钱。小说轻松谐趣，我是一口气便读了下来。

关仁山一直在发愤写作，他这些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现实题材上，他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他接连写了好几部直接反映现实变革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主题重大，具有明显的思想价值。但关仁山写这些小说时，因为着力于现实性和思想性，他轻松谐趣的特点就有所收敛了。不过又怎么能挡得住关仁山乐呵呵的性格呢？他终于在执行了一次重要使命的间隙，有了一次与酒王的邂逅。我觉得他写《酒王》这篇小说时的心态特别放松，就像是小说中的王酒一样，一番畅饮后让性情自由地发挥。这篇小说与其说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是一个民间故事，关仁山分明借鉴了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在结构和叙述上都带有民间故事的特征，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浓烈的民间性、口语化、夸张的情节处理以及娱乐性的旨归，而这些特点也正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特点。关仁山的这篇放松之作，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分明就是民间之子！

民间故事脱胎于口述文学，因此具有简洁明了、线索清晰的特点，《酒王》采取的就是简洁化的结构。这是一个单线条的结构，完全围绕王酒的喝酒经历一路写下来，一点儿也不节外生枝。关仁山使用的是明白晓畅的口语式的语言，叙述上基本是采用白描手法，在情节处理上则是采取夸张与直奔“主题”式的方式，始终围绕王酒的喝酒来写。在价值判断上则泾渭分明，毫不模棱两可。有人也许会认为事情是复杂多面的，不应简单地下判断。比如写王酒种的高粱丰收了，卖高粱却成了大难题，最后还是靠王酒在酒桌上与企业的高总拼酒拼赢了，才把全村的高粱推销了出去。高总这样收购粮食不应该批判吗？这个问题尽管提得对，但我要说的是，民间故事就要这样处理，它是凡事一码归一码，这里只是要写王酒的豪爽，为了全村的利益他都豁出去了，这样的行为还不该赞美吗？至于批判的事情，就交给另一篇故事吧。民间文学就是这样干脆利落。

关仁山热爱民间文化，他给自己的文学创作打下厚厚的民间文化底色。民俗风情成为他的小说中重要的素材，如龙船节、放荷灯、砸冰懵子、传统戏曲表演、民间手工艺制作，等等，关仁山常常是信手拈来，不仅增添了小说的民间色彩，而且也使得人物的性格有了落地性。关仁山还会借鉴一些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和情节元素，使小说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这些民间故事往往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通过关仁山的化用，在小说中得到了新的演绎和传承。

关仁山的创作让我想起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学前辈，他就是赵树理。对照关仁山与赵树理两位作家的小说，我甚至要说，关仁山就是踏着赵树理开创的文学道路继续朝前走的。赵树理走的就是一条向民间学习的道路。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始终坚持为农民写作、走大众化道路的作家。在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理想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得不到大众的欢迎。赵树理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大众欢迎的作品，他从民间艺术中吸收养分，以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写作。老百姓读赵树理的作品，就像是平时在庙会上听到的评书、快板、戏曲一样熟悉，因此就喜欢上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在解放区当时还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竟然短期内多次再版，还被改编成各种戏曲形式在各地演出，有时观众多达好几万人。赵树理的小说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他找到了一条如何让文学通往大众的路子，这条路子还没有其他作家蹚过，因此赵树理也称得上是革命文艺中的先锋作家。赵树理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就是要做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两结合”。当时赵树理给延安文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延安的评论家很兴奋地撰文认为革命文艺就是要走“赵树理方向”。但什么是“赵树理方向”？文学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正确认识赵树理。我认为，“赵树理方向”就是要做到他所说的两结合，但我们只是片面地要求赵树理“政治上起作用”，而忽略了他所追求的“老百姓喜欢看”，因此赵树理常常遭到批评和指责。赵树理所提出的“老百姓喜欢看”并不是简单地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它还包括如何从民间吸收审美元素，更包括如何站在民间的立场看问题。赵树理的创作并没有过时，特别是现在许多作家面对主题写作时，就更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赵树理，学习他“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两结合。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把关仁山与赵树理连接了起来。

关仁山这些年集中精力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主题上紧扣时代的主流，比如他的《白洋淀上》，便是第一部直接反映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小说，从这部小说中能看出，他在书写现实生活时具备了非常自觉的政治眼光。但在写法上，关仁山又努力追求民间化的风格，这本来就是关仁山的优势，他需要做的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优势能够更妥帖地放在重大主题的写作上。在关仁山的创作中，我仿佛看到了赵树理两结合思想的影子。不过，关仁山也许面对重大主题时会有一些思想的压力，因此他在发挥自己的优势时多少有些收敛，至少，他的轻松谐趣就不是那么放纵了。

《酒王》在向人们证明，关仁山仍然是轻松谐趣的，仍然是非常民间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