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之人”与“人大于学”——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必要、难度与可能
2024年是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王瑶诞辰110周年。题为“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学术纪念展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与山西大学举办。[1]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召开了“学人、学科与时代——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王瑶画传》与新版《王瑶全集》也在同年问世。此时距离王瑶去世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无论是以“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概括其人其学，还是透过王瑶的个案思考“学人、学科与时代”的辩证关系，都让这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追怀与表彰之上，更添了一重“研究”意味。
此前一年，文学史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主要代表严家炎九十寿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这一展览基于严家炎捐赠的上万件文献，而依托这批文献展开的“严家炎研究”也随即上马。[2]与2021年《严家炎全集》出版之后以回忆与感发为基调的讨论相比，如今的“严家炎研究”具有更为自觉的学术意识。
最近几年，学界的类似举动还有不少。从2018年开始，《名作欣赏》杂志每期推出别册“学人画传”，2021年起并入正刊，迄今已经为80余位当代学者建立了图文并茂的学术小传，可读又可传。其中大多数传主正是现代文学学人。[3]《晋阳学刊》在2017年至2020年设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型态”专栏（黎保荣主持），以学人为单位，以专案的方式讨论了“新时期”以来若干个性化的现代文学研究路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从2022年开始，推出了“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辑（宋声泉主持），对于唐弢、王瑶、严家炎、李何林、王景山、钱谷融、贾植芳、孙玉石、陆耀东等“第一代”与“第二代”现代文学学人先后进行了专题研究。《传记文学》杂志则在2024年开辟了“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访谈录”专栏（李浴洋主持），致力系统回顾“第三代”学人的学术生涯。
此外，学人在近年也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致意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自2021年起向资深学者颁授“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至今已经为严家炎、钱理群、黄修己、刘中树、凌宇、赵园六位学人颁发。而由致意驱动的更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也以会议、期刊专题甚至著作等形式展开，向更深与更广处延伸。《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杂志尤其着意参与其间，及时汇集成果。部分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资料编纂也在探索中上路。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学人研究本身的立场、方法、问题意识与价值追求的叩问被提上日程。
2024年，“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谱系与方法”学术工作坊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这是学界首个鲜明地以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既是晚近这一关注现代文学学人潮流的产物以及阶段性的小结，更是一次新的发动，旨在正式将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作为一项内在于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论题和论域提出。
学人研究的蓄势待发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当此之际，也就需要尝试厘定“何为学人研究”与“学人研究何为”，认识其作为一种独立而严肃的学术工作的必要、难度与可能。
一 走向“学人研究”
月旦人物本就是风雅传统，以人物为单位的学案更是近世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体式。所以，在任何一门学问中谈论学人都其来有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并不例外。
无论是以1920年代“新文学”进入著述与教学为远源，还是以19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作为新的国家建制的一部分被确立下来作近因，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学人筚路蓝缕的身影与足迹都历历在目。“文革”结束之后，伴随整个国家的路线调整，现代文学学科也经历了从“重建”到“重构”的过程。由学人组成的共同体完成了这一转型并且开启了影响至今的现代文学研究路径。
学人的具体研究与教学构成了学科的基础，学人的学术与社会活动形成了学科的网络。学人与制度之间成就与博弈皆有，学人与时代之间互动与受动并存。不管作为主体还是中介学人，都是学科的本体。在变中前行的学术进程中，学人关键时刻的担当与突破，学人之间的肝胆相照与声气相求，以及基于“人”的不同个性而达成的“学”的多元生态，往往都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相对理想的状况下，一个学术共同体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生命共同体。
因此，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学人的思想与命运很早就受到关注。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第六届年会，时值研究会成立15周年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出版15周年，会议选择以“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作为主题。时任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做了题为《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会报告。他指出，彼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也已颇具规模地展开”，对于“几位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像李何林、唐弢、王瑶的学术思想，现在也正在进行专题的研究”。[4]李、唐、王是“第一代”现代文学学人中的三巨头。当时的现代文学学科正在他们身后继往开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谓恰逢其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会议期间，还穿插举行了一场“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因为1994年是王瑶诞辰80周年，逝世5周年。在1990年出版追忆与怀念性质的《王瑶先生纪念集》之后，王门弟子与学科同人便有“对王瑶先生的研究论著作学术史的研讨”[5]的想法，1994年的年会为此提供了契机。不过，当年发表的年会综述中并未提及此事，直到1996年《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出版，这场会议才广为人知。但无论如何，此举无疑是对于前引严家炎论断的最佳见证。而鉴往知来正是其时现代文学学人的普遍心情。[6]
从纪念王瑶到研究其学术思想，由追怀前辈而走向学人研究的努力已经十分显著。[7]又过了20年，2014年王瑶诞辰100周年纪念时，北京大学召开“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2017年，包括会议论文在内的最新一批王瑶研究成果结集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出版。不管是在会议开场时倡议，还是会后成书时感慨，陈平原都强调这次100周年纪念“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将王瑶“置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教育史上思考及反省的意味则越来越浓”。[8]这基本延续了20年前“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基调，但经历了更多时间的沉淀，此次走得更远。
所谓“更远”自然意味着某些新变。如果前后对照，其实不难发现2014年与1994年两场会议的区别。首先是伴随代际更替，更多青年一代学者加入王瑶研究，他们不仅与王瑶未曾谋面，而且还成长于新的时代与学术背景。同时，尽管都是以王瑶作为研究对象，1994年的会议聚焦其学术思想，“深入了解他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他的治学经验，学习、继承他的业绩和精神”，为的是“促使学科更快地走向成熟”；[9]但在2014年的会议上，学术思想的讨论虽然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可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王瑶及其在百年中国的命运浮沉的关注明显上升——借用一篇会议报道的题目“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已然是王瑶研究的亮点与热点。[10]概言之，20年前主要是从学科内部看王瑶，希望从这位奠基人的学术思想中为学科寻路；20年后则更多是超越学科看王瑶，把他作为历史人物进行对话与反思。[11]
在所有现代文学学人中，王瑶研究最为充分，也最为成熟。在其身后二十余年间，不仅从未间断，而且稳扎稳打，步步莲花。此中当然少不了王门弟子的不懈坚持[12]，但学界的广泛参与早已使得王瑶研究不为师门、学校与学科所限，而成为现代文学学科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公共课题。在陈平原看来，“对于文人或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13]，王瑶属于后者。
所以，从二十余年王瑶研究的演进来看现代文学学人研究走过的道路，自是一条天然的线索。从“学者纪念”到“学人研究”，在王瑶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但必须说明的是，王瑶研究又是一个特例。因为无论规模、程度，还是影响力与关注度，其他任何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暂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部分现代文学学人的讨论其实还停留在纪念、表彰与评论的层面上，而没有真正成为“研究”。甚至严格来说，就算是王瑶研究，也仍然“兼及怀念与研究”，只是一种“过渡”。[14]
这便是为何明知近年学人研究日渐升温，但我依然用“走向‘学人研究’”来描述这一趋势的原因。“走向”说明尚未“到达”。其间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三：一是对于学人的关注之所以日益增多，学术本身的驱动力固然存在，但更为普遍的现实条件是围绕寿庆、荣休、去世、诞辰纪念与著作出版进行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因此相应的发言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但此等场合通常具有很强的规定性，不管是现场表态，还是另外成文，势必以肯定与褒扬为主，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就是以学人本人为拟想听众与读者，语境的规定性会转化成为心境的规定性，不能不左右讨论的性质与方向。二是即便在此之上或者在此之外讨论学人，同样需要面对“人情”与“学理”的两难。因为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史的时长有限，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人或是前贤或是同行（以及或是“对手”或是“冤家”），身份联结很容易影响判断，而更为关键的是，代入感的过分强烈与距离感的缺乏可能将论述的目标与兴趣从考辨导向评骘，更加纠结于学人的主次、高低与显隐等问题，限制了研究的客观与深度。三是尽管学人研究的成果日丰，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可其价值，但从更为根本的层面上说，大多数学者还是仅将之作为一种附属性的工作而非专门研究的学术课题来定位，因此就算产生佳作，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与任意性，不可重复与推广，而目前学人研究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在范围上过于关注文化中心的核心高校与研究机构，在对象上高度集中于少数具有引领性与话语权的重要学者，在方法上基本以“书”代“人”，也就是以最为显豁的参照指标——学术著作为研究学人的唯一参考，等等——便都与此有关。倒也不是大家格外“势利”，而是如果不把学人研究作为一项独立与严肃的课题加以统筹考虑与认真设计，只是附带性地讨论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会被更有存在感与现象性的对象吸引。
以上三点——更多由现实活动而非学术本身驱动，无法避免（或正或反的）“人情”对于“学理”的干扰，作为附属性的工作而非专门研究——都是对于学人研究的很大考验。虽然近年学人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学界确实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对其加以研究时这些内在的难度还是必须面对的。这是在讨论“何为学人研究”与“学人研究何为”之前，需要首先明确的。走向“学人研究”，即便不说任重道远，至少目前也还得厉兵秣马，并且具有自知之明。
二 “学中之人”：代际与空间
“学人”顾名思义就是“学中之人”。如果其主要身份与面向和学术无关，也就不是“学人”。但在现代社会，“学人”不仅意味着是“学问中人”，同时还是“学界中人”与“学科中人”。所以“学中之人”之“学”，除去学问的具体形式与内容及其贡献与经验，还天然地内含“学界”与“学科”的因素。
当“新文学”在1920年代成为著述与教学对象时，适逢“学术社会”在现代中国形成，一个由职业学者、学术机构、专业期刊以及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与评价标准构成的“学界”逐渐清晰，“新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置身其中，并且与之偕行，既参与构建，也受到约束。待到1950年代，当“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成为被“当代文学”反身发明出来的学科概念时，由国家主导的一体化的学术制度与教育制度重组了“学界”。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个学科此时都是整个国家规划的组成部分，而新的规划自然带来新的规则。
“文革”结束以降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与“重构”，也与“学界”的调整互为表里。这一时期学科的规定性开始破除，主体性得以发抒。“人”的解放也落实为“学人”在社会身份与思想观念层面上的解放。学人集合而成的学科此时具有了更为独立的形象，在介入时代方面也彰显了更加自主的姿态。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作为一门“学问”的现代文学在“新时期”的气质与路数。所以，在“学问”“学科”与“学界”的表里关系之外，还有一重因果联系。“学问”是最终的载体，但在“学问”之中包含的则是一个时代与一个学科的信息，是个体或者群体意义上的“学人”的感受、探索与回应。是故，“学人”不是“学问”背后的人，而是“学中之人”，是“学问”“学科”与“学界”中始终在场的那个或者那群人。“人”与“学”无法完全剥离与分开。
学界的演进与学科的发展是学人的主要舞台。当然，两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学人的边界——学问也许可以突破，但学人很难，除非逃避与抵抗。黄修己强调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条主线是“势大于人”，便是有感于此。[15]不过，“人”对于“势”的态度从来都有“顺势”与“逆势”两种，虽然前者的比例更高，对于“与时俱进”与“因势利导”的追求也是现代文学学科的主潮，但如果学术生涯够长，则会见证甚至参与不同的“势”对于“人”的影响。某些时候，特别是转折关头，“人”还可能反作用于“势”，即“势在人为”。
不过总体而言，“势大于人”乃是常态。所以伴随“势”的转移，时代的维度也就内置于学人的学术与生命。通常从代际的角度区别学人，即基于这一事实。以王瑶、唐弢与李何林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文学学人，在1930年代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与革命进程共生，左翼不仅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学问底色，也是其人生主调。研究“新文学”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在1950—1960年代，他们直接参与了“新学科”与“新国家”的建设，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一方面，时势流转时他们身先士卒或者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在他们身上又保持了发自“新文学”本身的相对完整的连续性。他们成为学科象征，既由于起点地位，也因为连续性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的稳定和确定。而他们在1950—1960年代培养的学生，便是“第二代”现代文学学人。与“第一代”具有1949年以前的“前史”不同，“第二代”与新的政权同步登上历史舞台，昂扬与健朗的气息“与生俱来”，学术与社会的联结天然存在。他们在建设的氛围中做了大量工作，是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绝对主力，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他们手中真正充实起来的。他们是群体形象最为齐整的一代。当然，他们也是与时代羁绊最深的一代，曲折的历程都概莫能外。这些反映在他们的学术观念与风格上。“文革”结束之后，伴随高考恢复、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以及整个社会松动，脱颖而出的是“第三代”现代文学学人。他们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历程命运与共。在1980—1990年代由三代学人共同推动的学科“重建”与“重构”的过程中，“第三代”是最为突出的一代。他们甚至成为学科的新的起点，如今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被他们重新定义过的。也正是因为“第三代”作为“同时代人”的出现，“第一代”与“第二代”才被指认出来。[16]现代文学三代学人的论述由是生成。从代际角度结构的学科史叙述，自洽而直观。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时代维度基础上的时间线索确实能够从大处把握时势变迁中的学人，同时也符合历史实际，故而成为目前学人研究最为通行的模式。钱理群的《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作为学人研究中标志性的著作，便是按此组织。
从代际的角度研究学人，并非现代文学学科的发明。鲁迅与李泽厚早已提出这样的思路，并且为社会学理论与思想史研究验证。[17]作为一种学术模式，代际的有效性与洞见力无须赘言。不过当循此展开学人研究时，需要明白这只是模式之一，必须与其他角度结合，才能更具效力。
首先，前文指出“学中之人”的“学”包括学问、学科与学界等不同层面，但与学科和学界相比，学问属于更具个体性与自由度的存在。所以，就算同属一代，不同学人的具体学术面目也会具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提醒我们：第一，当从代际出发时，更加凸显的必将是一代学人的共性，但共性只是认识价值的证明，不是学术价值的说明；第二，同代学人之间与学科和学界的关系也有不同，“位置”与学术风格和学人气质的关联不能简单对应，但位置感确实会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在不同代际之间，共性与个性的比例也不相同，有的代际共性为主，有的代际个性更多，甚至同一代人在不同时期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第三代”现代文学学人在1980年代曾经具有“态度的同一性”，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则开始分化，“用众不如用独”成为一部分学人的自觉选择。[18]如果忽略如上三点，只是在代际框架中进行分析，可能导致的结果便是“遮蔽”：共性遮蔽个性、一元遮蔽多元、静态遮蔽动态。而这样的叙述也就难免简化。
其次，代际视野近乎天然地默认了学科的代有传人，仿佛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如前所述，不同代际联通不同的时代经验，三代学人的登台也各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表面上的“三代接力”其实是历史转型再转型的产物。三代之间当然有传承，但也有断裂。陈平原曾经从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第三代”对于“第一代”的“隔代遗传”。[19]这一说法主要不涉及对于“第二代”的学科史地位的评价，而是道出了更大视野中的历史连续性。[20]这揭示了代与代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可能本乎自然，可能出于人为，关键还取决于时机。那么，“隔代遗传”究竟是1980年代的特例，还是某种常态？恐怕也有待观察。至少在青年一代学者近年对于“第二代”学人评价的持续走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历史情形，这是一种学问与情感上的新的“共情”与“移情”。[21]换句话说，每一代人都是从自身的时代感受出发构造“代际”以及“代”和“代”之间的关系的。[22]黄修己主张“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分开”，这对于“代际”论述同样具有启示意义。[23]在学人研究中，代际是事实，也是认识；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24]
最后，代际作为一种时间线索，屏蔽了空间对于学人的影响。我曾经以“文革”之后“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过渡，说明彼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构成状况。[25]研究会在迭代伊始有意联合不同空间中的现代文学学人——除去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博物馆、出版社、文艺界与理论界等，并且将全国划为京津、上海、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与台港澳九个区域推选理事。后者基本落实，并且一直贯彻下来，但前者进展得并不顺利，很快便又回到高校主导的局面中去。空间因素在学人研究中不可或缺，其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机构（包括不同高校与不同类型的学术机构之间）中的学人因为机构性质与工作内容的差异，存在形式与研究方式也会形成区别，这些都会落实为不同的学术特色，更不用说不同机构中各自的学术传统与人事脉络本就不同，对于学人的影响更是全面而直接；二是空间视野可以将中心、中层与基层的不同层次呈现出来，对于一门学问与一个学科来说，不同层次的学人各有分工，中心学人的作用当然引人瞩目，但中层与基层学人也不能忽略，因为研究和教学是一个立体工程与协作过程，正是由于不同层次的学人在客观上的和衷共济，才有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才有学问与学科的成熟；三是除去机构与层次两重空间因素，地域在学人研究中也至关重要，这点值得专论。
在1950年代国家力量的加持之下，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显学，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与文艺学、民间文学等学科一道异军突起，成为新的时代语境中的“载道”之“学”，甚至一度与古典文学的地位并驾齐驱。这一时期，现代文学更多是一门“一体化”的自上而下的学问，虽然各地也隐然出现不同特点，但地域的因素总体并不显著。而且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特点很多不是“因地制宜”，而是在全国格局中的分工使然。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一惯势仍然延续。
1979年，“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代表酝酿成立。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中，研究会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教材编纂与教学活动的有序恢复。而这一切都需要通盘协调，内在的思路仍然是自上而下。但情况也悄然开始变化，各地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被逐渐释放出来，各地之间的合作以及自下而上的支援，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活力。结合各地的学术传统、区位资源与现实需要形成的地域特色，为学科带来了更为多元的空间。在此后的至少30年间，大部分的学人几乎都会天然地和所在地域互相标识，除了“去地方化”最为彻底的北京。
“地域”不仅是与中心相对的“地方”，尽管这样的参照关系在“新时期”以来同样存在。“地域”更多提示的是不同的学术风格、资源与话题。这些既有“因地制宜”的凝结，也有腾挪转移的思量，还有自发选择的考虑。而“地域”特色一定是通过具体的学人发起、表现与完成的。
引入“地域”，对于以代际叙述主导的学科史而言，是一种丰富与修正。譬如经典的“三代学人”的叙事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地域”视野就可以提供另外的维度。许子东指出，这样代际分明的叙述可能过多依靠了北京学界，特别是北大学人谱系的经验，在上海就不是这样，“只有第一代和第三代被看到”，因为上海的“第二代”学人“或者在学问上不够强，要么就是和第一代、第三代的关系比较紧张”。在他看来，“北京的学术是连续的，上海则是断裂的”。[26]以此作为参照，可以发现“第三代”之于“第一代”的“隔代遗传”也许是普遍的，但北京的学人的代际之所以完整，其实也有赖严家炎与樊骏等“第二代”学人的学术突出与人情练达。当然，北京学界特殊的地位与舞台也不能忽略。许子东的提示可以给予两点启发：一是并非生理年龄上不同代际的学人处于同一时空，就会自然形成传承关系，彼此关联只是维持机构与专业运转的需求使然还是确实“有关”，传承是表象还是内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代际之间的关系既是“学”与“学”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具有十分复杂的面向，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容易凸显“温情脉脉”的一面，但事实可能并不尽然，我们需要警惕各种可能的“一厢情愿”，断裂与连续各有价值，后者并非天然优于前者，重点是要尊重事实的一切方面。
当然，强调地域之于学人研究的重要意义有三重前提：一是各地学界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管理模式、组织方式与评价标准过分单一的时代势必压抑地域的活力，造成趋同的局面；二是学科队伍的稳定性，学术特色需要时间的涵养与创造，也需要时间的经营与维系，晚近学人流动性的大幅提升自然会对此造成冲击；三是地域特点之于学科史与学术史的价值必须在学问中落实，这也是学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其对象是“学人”而不仅是“人”。
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学人”作为“学中之人”，是一种“学问”“学科”与“学界”中人，所以学人研究需要“学”／“人”并举、“时”／“空”交错。这是由学人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决定的。而唯有从对象的特性出发，学人研究才能摆脱附属性，成为一项独立而严肃的专门的学术工作，在此基础上对于“何为学人研究”与“学人研究何为”的讨论才可以真正有的放矢。
三 “人大于学”：著作与行动
在我看来，关于学人研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对象选择。必须承认，并非所有学者都适合成为学人研究的对象。在学科史上，具体文章与著作的“作者”有很多，学术潮流与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有不少，但能够以完整的“学人”形象作为讨论对象的却不多。学人研究是一种在研究史之上提升到思想史与精神史高度的研究，而不只是传记材料的补充。学人研究之“学人”，一定是具有相当成就，同时“人”大于“学”的学人。二是问题意识。学人研究需要具备提问能力，即从作为对象的学人的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中发现问题，并且在更为综合的视野中展开问题，人物是对象，问题才是根本。而问题的核心一定与学人和学术有关，以“人”见“学”，也由“学”见“人”。三是研究立场。争取做到不仰视，也不俯视，亦即陈平原所言，“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可以致力将学人的经验进行当代转化，或者借此敲响警钟，但首先需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能“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学人研究要有体贴与理解的能力，太远太粗不行，但也应当力避太近太亲。[27]
如果略作发挥，三点都还可以再做补正。关于第一点，学人研究的对象是学人，而“学人”之为“学人”，凭借的是其“学”，这是学人研究的出发点。但学人研究的落脚点则应当是“人”，否则便不是“学人”研究。倘若停留在“学”的讨论，当然也自有意义，不过那就更多属于研究史与学术史的范畴，而非“学人研究”了。
学人研究必须“人中有学”，但又“人大于学”。“人大于学”有三重意涵：其一，正如现代文学是一种“人大于文”的文学，现代文学史是一部精神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社会史与政治史，现代文学学科也是一个“人大于学”的学科，学人是“学中之人”，也是时代中人与历史中人，学人之“学”与时代和历史互相激荡，而这一切都在学人之“人”——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层面上展开。学人以“学”名世，但以“人”行世，所以学人研究不能脱离“人”而孤立地讨论“学”。[28]其二，“人大于学”涵盖了“学”的不同方面。著作当然是学人之“学”的主要载体，也是学人研究的基本抓手。学人的贡献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著作是重要的判断标准。著作作为进入学人研究的重要门槛，对此无须解释。但这不是唯一通道。因为学科或者学术传统意义上的“学”除去创造，还包括传承、普及、组织与监督。所以，教学、出版、学术活动与学科工作也都是“学”的不同类型。这些方面的“学”只能统摄于“人”而无法体现在著作中。这是“人大于学”的另外一重意涵。其三，强调“人大于学”还涉及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性质、功能与使命的理解。自创生之日起，究竟应当“学科化”还是“去学科化”的论争就贯穿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进程。这见证了从“行动”而不仅是“知识”的角度定义现代文学学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学人尽管各有选择，但在整体上都身处这样的学科氛围中，也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焦虑。对于现代文学学科而言，“知识”还是“行动”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对双生子。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文学学人也就在“知识人”的基础上兼有“行动者”的角色，这也是“人大于学”的含义所在。[29]
关于第二点，学人研究需要有自己的论题与论域，这是学人研究的学术性所在。学人研究的关键在于从“人大于学”出发，以“人”为“学”。[30]
至于第三点，既是学人研究的立场，也是学人研究的方法。当然，还是学人研究的难点。钱理群认为，樊骏是现代文学学人研究自觉的“开创者和最辛勤的耕耘者”。[31]而樊骏恰好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例证。在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撰写的长篇书评中，樊骏注意到黄著的内在分歧——纵览整个新文学史编纂史之后，黄修己同意“整体水平还不高”[32]的判断，可一旦评价具体著作，他对于“绝大多数都持肯定、赞赏的态度”。在樊骏看来，“这一苛刻的总体估计与实际描述分析中评价偏宽偏高的倾向，形成了明显的反差”[33]。为此，他举了黄著中关于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部分为例，赞美的文字多达23000余字，而提及“凡从政治视角去评论新文学，《小说史》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一根本缺陷时则仅以300多字一笔带过。推而广之，黄修己严厉批评新文学史编纂史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在举证时通常以“一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含糊其辞，或者只是批判自己的文学史著作，而不旁及他人。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黄修己在治学严谨与为人厚道两种优秀品格之间努力平衡，另一方面樊骏也从中看到了一种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的两难，并且将之提升到“写作心态”和“编写原则”的高度加以认识。评论具体的学术著作尚且如此，进行学人研究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樊骏自陈：“我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也往往未能免俗，因此事前为难，事后愧疚”。但他的思考比“人情”与“学理”的纠葛更深一层，从而做出了对于学人研究更具指导意义的反思——
如果作者真正把这一切都视为历史，是历史留下的一份遗产；如今所做的，不过是回顾往事陈迹，自己探索的重点也已经不是追究哪个个人一时的是非得失，而是重在求索所以如此的历史因素，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的经验教训，那么，就不会再纠缠于什么人情、人事方面的顾虑顾忌了。如果说史书的描述评判最为全面深入、客观公正，首先不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如果说历史无情，史家和史书同样应该是无情的！而作者那些欲说还休的事例，却表明他多有顾虑，在有意无意地笔下留情。可见归根结底，是由于他没有站在应有的历史高度上，把所写到的一切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自觉地拉开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造成的。[34]
樊骏主张的“史家”观念与“距离”意识是学人研究的学术性最为根本的保证。但要落实，却并不容易。事实上，樊骏不是谦虚，他自己的学人研究也无法完全回避顾虑顾忌，毕竟情感与理智很难完全剥离开来。樊骏谈王瑶、论唐弢，不可能不带有个人感情。钱理群的学人研究同样也以正面阐发学人经验为主，只有在研究王瑶时相对严格地恪守了“史家”观念与“距离”意识。这固然可以用其研究学人“偏重于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概括提升，注重论述学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35]的自我追求来解说，但也反映了学人研究的普遍难题。
钱理群曾经提出历史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他主张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应当“既要‘设身处地’，又要能够‘正视后果’”，两者缺一不可。[36]学人研究同样如此。樊骏指出的“心态”与“原则”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对于“时间差”是否敏感，能否有意识地维护“时间差”的存在，以及可否在研究中创造“时间差”的问题，即他说的是否“真正把这一切都视为历史”并且“自觉地拉开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距离”不等于“以今视昔”和“以己度人”，而是首先需要做到“设身处地”，也就是“了解之同情”。正如樊骏所言，“重新认识评价过去，并不是否定从客观的历史实际出发的历史主义原则，硬以今天的水平去苛求前人”。[37]反之，也不是把前人塑造成为偶像，认为他们已经不可逾越。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人是一种认识对象，认识他们的学术思想、道路选择、现实事功与人生命运需要“设身处地”。这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门槛。但与此同时，还应当“正视后果”：他们的学术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学术发展？理念与实绩之间有没有落差，如果有的话到底是何者在发挥作用？他们与学科、学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现实人生中的遭遇与表现如何？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如果有弯路与败笔，又应当怎样认识？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学人研究的题中之义。
史学研究应当超越评价冲动，不必太过纠结于主次、高低与显隐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评价。关键在于“评价”的性质：我们应当把学人作为纯粹的历史对象加以认识，而非现实（同一专业、同一时空）中的利害相关方进行评价。他们的经验与教训都是认识对象，对于他们的评价也需要接受学术与历史的双重检验。所以，学人研究是一种对话，而不是对标；是一种参照，而不是观照；是一种在前人与同时代人的基础上的寻路，而不是“置身事外”。
“设身处地”是一种学术伦理与研究技艺，而“正视后果”则是一种承担精神与当代意识。学人研究需要致力于两者的统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并不只是立场与价值的宣示，而应当是研究的结果。樊骏看重黄修己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让成功的、失败的都来说说”[38]。但“都来说说”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认定谁成功、谁失败，而是作为经验与教训，共同为“学”与“人”走向真正的成功提供启示。
以上关于学人研究的对象选择、问题意识与研究立场的三点思考都立足于现代文学学人“人大于学”这一特点，也希望通过学人研究回应现代文学研究置身何处与路在何方。
理想的学人研究应当与学科史研究形成合力。[39]“人”与“制度”的互动才是学人与学科的常态。“势大于人”固然是主要方面，但如果有意为之，学术工作的特殊性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精神与生活的自主空间。“人”的主体性不容小觑。而在更大的范围中，“人”还时刻都在与时代对话。一代又一代现代文学学人如何因应时变，以学术探索或者人生选择见证时代并且在时代中完成自我，这也是学人研究值得关注的面向。
当然，对于时长有限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不少学人都是“当代人”，从事学人研究的学者亦然。当代人研究当代人与当代史，自然有诸多难度。但同时也提供了若干契机，就看如何转化成为学术资源。
在资料采集、语境还原与感受记录方面，“当代人”都有天然优势。资料采集工作在很多时候是在“与时间赛跑”，这是在场者的责任所系。近年，多种形式的学人文献整理工作初见成效，包括文集编纂、手稿影印、展览策划、传记书写、年谱制作以及研究资料出版，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资料工作不仅包括对于既有的现成资料的发现、考辨与使用，对于“当代人”而言，还可以直接参与资料的生成，比如通过访谈、口述与回忆等方式主动开掘。前面从学术性的角度区别了“学者纪念”与“学人研究”，但“纪念”也自有价值，尤其可以从资料层面构建“研究”的基础。当然，对于任何资料都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除去资料采集，语境还原也是“当代人”所长。无论“言”还是“行”，一般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做出，并且有其上下脉络与对话对象的。“当代人”与研究对象处于同一时空，对此自然“近水楼台”，甚至可以感同身受。而这些对于隔代的学者来说，想弄清楚则可能事倍功半。语境是学人安身立命的具体环境，不仅对于理解其“学”十分重要，更是理解其“人”的关键。
而与此相关的另外一项工作便是感受记录。对于学术著作的即时评论，对于学术活动的直观印象，乃至对于学人的观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感受”。正如我们不能将现场的当代文学评论等同于文学史论述一样，学术评论更多记录的也是当代信息。感受的多寡、强弱与优劣是时风、学风以及学人风格、人格的佐证。感受并不意味着比其他类型的资料与分析工作更加接近真实，但却提供了通向现实的界面。从事学人研究的学者，需要自觉自身感受的存在，同时自知感受不同于判断，而是需要将之相对化与问题化。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旨在一方面厘定学人研究的意涵，寻找其可能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另一方面又希望打开学人研究的界限，邀请更多学者参与其间。目前严格意义上的以“学人”为对象的研究还不多，并且程度不一。[40]但这一领域大有可为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其完全堪当一项独立而严肃的学术工作，更因为学人研究可以指示未来与照亮自我。
打开学人研究的界限即丰富学术观念本身。学人的多样性提示了学术道路的多重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当以“人大于学”为前提看待学人时，也就可以从单一的评价标准中超越出来。我曾经辨析“研究史”“学术史”与“学科史”三者的异同。[41]前两者都以著作为主要对象，学科史则内含了教学、编辑、组织与监督等更多维度。凡此，对应了学人的不同选择。以著作为中心当然无可厚非，但这一逻辑也可能忽略甚至遮蔽了维系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与整个学界运转与发展的其他力量。优秀的教师、杰出的编辑、具有公心的组织者与秉持大义的监督者，都是学科史上的重要角色，也都应当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对于现代文学学人而言，现代文学学科本就强调实践，是一种介入时代的行动。这一学科的不少学人都具有实践者与行动者的品格，而这也是学科特征的重要保证。这对于如今越来越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啻为一种提醒，对于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固化的学术观念更是必要的校正。
“人大于学”，更加重要的永远是“人”，是丰富的、多种多样的、在不同层次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对于“何为学人研究”与“学人研究何为”的回答，必须包括对于“人”的价值的确认，否则便有可能走向教条与空洞。
黄修己注意到，“新文学”诞生伊始，“还在潮声喧闹中，迅即有了对它的历史叙述，为其建构历史，而其叙述者、建构者又往往就是当事人或当时人”。在黄修己看来，“这可能是现代文化领域的独特现象”。与此相关，在尔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著作蜂拥而出，争奇斗艳，成果琳琅满目”，“身处这一行当中的人，也许不以为怪：实则在文学史的编纂史上，也在史学史上，这是很奇特的现象”。[42]
循此放眼望去，可以发现对于现代文学学人的评论之多大概同样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平行比较的话，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只有公认的大师可以成为以“人”为单位的言说对象。而在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文学史家与批评家的关注则覆盖了各个时段与各个代际。即便认为目前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水平尚待提高，可其体量已经十分庞大。这一“很奇特的现象”应当如何认识？本质是膨胀还是焦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也许都有，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可能更多还是焦虑使然。
就像“新文学”从创生之日起就得通过不断的自我辩护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一样，现代文学学科虽然已经走过不短的历程，但是究竟如何在现代知识体系与现代社会架构中安顿自我却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这一张力也是现代文学学科的价值所在，但在客观上又确实导致了学人对于自我意义感的反复确认。于是便有了大量关于现代文学学人的讨论。
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需要面对这样“很奇特的现象”，不过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却并不建立于此。学人研究应当也必须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中寻找定位。学人可以与时代同行，但学人研究则主要需要经受时间的打量与检验。
我们当下仍然只是在“走向‘学人研究’”。学人研究何时可以成熟？我想，既有赖其作为一项独立而严肃的专门的学术工作的成立，也有待现代文学学人与现代文学学科更加自信与自立。
注释：
[1]2024年5月7日，“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专题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6月11日，“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开幕；9月11日，“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作为山西学者的王瑶先生”学术文献专题展在山西大学美术馆开幕。
[2]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3期《文学青年严家炎的自我调适——〈论所谓“艺术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考释》（付丹宁）、《关于钱钟书——严家炎的未刊手稿》（陈艳）与《1949年前后的文学指引——谈严家炎〈我所知道的吴淞中学的一些情况〉》（徐清扬、张蕾）三文。此外还有陈艳的《严家炎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以严家炎和夏志清的对话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与《严家炎与施蛰存“新感觉派”争议考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等。
[3]参见李浴洋《为当代学术史“立此存照”——读〈名作欣赏〉“学人画传”系列》，《北京青年报》2023年7月24日。
[4]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后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6]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1995年出版，即是一例。黄修己在199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报告《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就是基于该书写作。他在文末呼吁：“学术上的动荡多发生于思想冲突剧烈的社会背景下，而各种思想冲突今天甚至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会处于潜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的突破不一定会出现，如果能够利用这时机，好好总结，吸收大发展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就有可能出现集大成性质的成果。这是我们的新机遇，让我们好好地把握住它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这是当时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某种共识。
[7]早在编辑《王瑶先生纪念集》时，编者就有意在纪念诗文之外，收录了讨论“先生的理论建树及其在教育、学术岗位上的业绩”的研究文章8篇，作为“初步的鸟瞰式的概述”。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编后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但更加自觉地将王瑶作为学人研究的对象，还是从1994年“王瑶学术思想研讨会”开始。
[8]陈平原：《风雨读师四十载》，《风雨读师》，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25页。
[9]严家炎：《王瑶学术思想讨论会开幕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第2页。
[10]参见彭苏《“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陈平原主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493页。该文原刊《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1期（6月23日）。
[11]在2024年举行的“学人、学科与时代——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闭幕时，陈平原提出学界未来对于王瑶的讨论将更多围绕“学人与时代”，“学科”这一关键词可以去掉。
[12]参见陈平原《风雨读书四十载》，《风雨读师》，第123～179页。文中“大树倒下后的回响”、“著作重刊与全集编纂”、“薪火如何相传”与“永远的鞭策与未完的阐释”四节，均涉及王瑶研究的展开过程。此外还可以参见魏建《名师与高徒相互成就的典范——观测王瑶的另一种视角》，《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8期。
[13]陈平原：《“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陈平原主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第370页。
[14]陈平原主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小引》，第5页。譬如，陈平原提及王瑶曾经提醒以学生或者私淑弟子身份研究前辈学人时“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陈平原由此引申，“话是这么说，可在严于师生之分的中国，要弟子毫不留情地举起犀利的解剖刀，很难操作”，“我的立场是：着重发扬光大，但不说过头话，尤其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至于有些过分难堪的地方，因无关论述的大局，尽可不必亲自去发掘”。陈平原：《风雨读师四十载》，《风雨读师》，第155～156页。
[15]参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107页。
[16]参见李浴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访谈录”小引》，《传记文学》2024年第1期。
[17]鲁迅最早提出从代际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兴替。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在1936年曾经计划写作以“四代知识分子”（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冯雪峰一代）为线索的长篇小说。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断回忆》，《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页。1978年，李泽厚循此更进一步，主张具体分析“六代知识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的成败得失，因为“每一代都各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和精神、优点和缺陷”，“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80～481页。
[18]赵园的思考与追求就颇具代表性。参见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学术转型》，《文艺争鸣》2023年第1期。
[19]参见陈平原《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大学何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364页。
[20]关于“第二代”现代文学学人对于“第三代”的帮助，陈平原说：“我们这一代‘文革’后培养的研究生，目睹这个学科的迅速崛起与逐渐成熟，且大都得到严（家炎）、樊（骏）等先生的引领与庇护，没有他们的传帮带，我们这一代的成长会碰到更多障碍。”陈平原：《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78页。
[21]可以旁证的是，黄修己也提出过“第二代”现代文学学人中的部分学者对于“第一代”的导师一辈朱自清等人的“隔代遗传”问题。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导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此说尽管并未产生影响，但也值得注意。
[22]当然，“三代人的合力”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受。比如，严家炎认为，“文革”结束以后“应该说还是三代人的合力，才勉强弥补和消除了‘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断层”。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这与“隔代遗传”论述构成对话，但两者的重点其实不同。
[23]黄修己：《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并行》，《黄修己自选集》，第114页。
[24]代际的相对性主要由参照标准决定。现代文学的“三代”学人也好，鲁迅与李泽厚所谓“四代”“六代”知识分子也罢，基本都是以转折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断代”依据的。这一标准遵循的原则是在兼顾生理年龄的前提下“逢转必断”。但如果放大历史视野，也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只有“晚清”与“五四”两代；而1949年以来，则只有“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两代。这时，三代现代文学学人就又是同一代人了，因为他们在历史经验和情感结构方面都与“毛泽东时代”纠缠在一起，真正与他们形成区别的是199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人，即“70后”与“80后”。
[25]参见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26]许子东、李浴洋：《为我的“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许子东教授访谈录》，《传记文学》2024年第3期。
[27]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28]这与在研究中倡导“人归人，文归文”的原则并不矛盾，两者的重心不同。事实上，“人”与“文”/“学”无法决然分别。强调“人归人，文归文”实际也是对于“人”的某种态度。
[29]参见李浴洋《知识与行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化”与“去学科化”之辨》，《文艺争鸣》2025年第2期。
[30]当然，这里的“学”应当取其比较全面的理解。人品、学风与师德等因素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一方面，需要杜绝把学术道德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学人在现实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表现并非可有可无的参照。
[3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3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旧版后记》（第二版），第342页。
[33]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
[34]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185～187、190～191、191页。
[35]钱理群：《“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读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3期。
[36]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50页。
[37][38]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192～193、194页。
[39]参见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40]钱理群的《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是一部投注心力的研究著作。钱理群自述，其制定计划，“有意识地尽可能地涵盖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人”。但即便如此，结集成书时，他表示只有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的研究大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关于“第三代”则留下遗憾：“这些文字更多是一种评论，而非严格的研究，写作对象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主要限于我所熟悉的北京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构思和计划。”钱理群：《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36、437页。
[41]参见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4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导言》（第二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