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5年第3期｜丁颜：鸽子的环（节选）
丁颜，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生于甘肃临潭，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烟雾镇》《雪山之恋》。
鸽子的环（节选）
丁 颜
妻子串风铃时，丢了一个小零件，找来找去，找走了我放在抽屉深处的一只鸽子的环。后来风铃串好了，银白色的风铃里面，配进去一枚黄铜色的环，挂在阳台上，就如落日余晖中的眼眸，凝视着人的脸。窗外的雪细细密密。母亲收拾完屋子，点了几支香，插在香炉里，满室香味缭绕。我在沙发的一端坐着，抱着自己的膝，又向那风铃望去，却望见祖父的脸。寂静的一张脸，眼眸也是寂静的，就像决绝的火在黑暗中烈烈地烧，一声辩白都没有。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想要不要把那风铃拿下来，正犹豫着，就见母亲拿剪刀过来，剪下风铃的一支，把鸽子的环解了下来，说：“什么都往眼前挂，心里的旧伤给人引发出来了。”又问我要不要，不要她就扔了。我伸手一把夺了过来，微微泛着古铜色光泽的环，上面的编码早被磨没了。我摩挲着它细腻的纹路，感觉跟祖父的手在虚空的碰触中相握，感受到的是苍凉的静默与怅惘。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转过头去，见母亲正独自坐在沙发的另一端，满脸都是无声的眼泪。我很清楚无论流多少泪，都冲不走她心里的自责和悔恨。我也不知道怎么劝她，就起身递了纸巾给她，然后把鸽子的环拿回屋，放进抽屉深处，又在抽屉上加了一把锁。
父亲是二○○一年去世的。父亲去世一年后，我们全家就都搬迁到了小西湖。我们坐着班车到兰州时，太阳还没出来。母亲雇来一辆三轮车，把行李都搬上去后，我们自己也坐了上去。三轮车吱吱嘎嘎地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颠簸前行，车把上挂着的一盏旧灯，在晨雾中发出的光昏黄如豆。铁路周围的一大片老旧的居民区，被统称为小西湖。这里住的多是从甘肃南边搬迁过来的异乡人，常在破败的砖楼之间，用石棉瓦搭出零碎而紧密的简易棚，卖拉面卖小吃，卖牛羊肉。眼神里多半都有一种敏感，一种在挣脱困境的路上，重又陷入困境后，护着尊严的敏感。
我们租住的房子在一个院落里面，是修铁路拆迁时没有拆完的大院，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才能抵达。巷子一侧是成行的浓密柏树，另一侧是垒上去的高台，上面是铁路，用厚实的砖墙围护在里面。火车轰隆轰隆的，不分昼夜，人也跟着轰隆轰隆的，全身震颤。院落的一边墙被拆掉后，没有再修，立了一道生锈的简易防护栏。里面住了好几家，都是来此谋生的异乡人，口音不同，挤挤拥拥的，像多艘失了控的船，撞在了一块儿。母亲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牛肉面馆里做服务员，有时候下班很迟，差不多到半夜一点。那一片狭窄的巷子崎岖交错，常有小偷和野狗幽灵般游荡。起初是祖父去接母亲下班，妹妹比我小三岁，一日半夜醒来，见家里没有大人，窗外又沉沉黑黑的，就放声哭起来。我越哄她越哭，哭到浑身打战，气结到说不出话。此后祖父就留在家里看顾妹妹，把熟睡的我叫起来，让我去接母亲。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光亮，有一些同样在走路的身影模糊不清，我就常跟随着这样的身影，走出巷子。
午夜沸腾的灯光和人群中，小摊小贩无数，叫卖声与烟火气不绝。我没走两步，就已经被吵得头昏脑涨，吸一口大气，再一直往前走。黄河漆黑地流过，河边都是垃圾。那家牛肉面馆前面也有垃圾，白日里积攒下来的，湿暗的两大桶。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质朴的老牛肉面馆前面，要放那样两大桶垃圾。但我一看见它们，就知道已经到了。店门是老木板拼的，招牌上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斑驳沧桑。店内什么时候去都有食客，面条一根根吃下去，汤也一口口喝下去，留一桌凌乱的碗筷和汤渍。母亲头上包着头巾，一张大围裙裹在身前，来来去去地，收拾碗筷、抹擦桌子、打扫地面，动作极利落。那时我只有十岁，看橱窗里的师傅拉面就像看一场精彩的表演。师傅双手抬起来，将面团拉伸、对折、摔打，扔进热气升腾的锅里。另一边锅中的牛肉汤翻滚着，散发出浓郁的香味。炖煮多时的牛肉切成片，香菜、蒜苗切成细碎的末，左抓一撮，右抓一撮，撒在面上，再浇一勺红彤彤的辣椒油，从橱窗伸出来，叫食客来端。我正看得入神时，母亲突然叫我。我陡然转身，直勾勾地盯着母亲的眼睛。母亲问我是不是想吃牛肉面，我摇头说不想。那段时间的过分艰难，让我好像已经明白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是一种应有尽有、应当享受的美好，而是一个由各类负担、考验和必须接受的无奈构成的封闭场，必须忍耐。
我们是那年春天搬来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一转眼就是夏天。兰州的天气像一块被烈日炙烤多时的青石板，在干燥的沙尘中热辣辣地灼人。母亲忙忙碌碌的，学会了做牛肉面，便在街边支起摊子，做自己的生意。说这样至少是自由的，可以兼顾到家庭。祖父是一个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的人，但他支持母亲的决定，找来些木板，叮叮当当好几天，做了支摊子的架子，又每天做完晨礼后，推车送母亲出摊。一辆手推车、两张供人吃饭的木桌子、几条木凳子、一个可以轻易搬动的面板，一个小火炉，在上面煮牛肉汤，煮杏皮茶。我和妹妹放学写完作业或者周末，也会过去给母亲帮忙。母亲动作娴熟地拉面、下面、捞面、收钱。我跟妹妹常忙着收拾桌子，洗刷碗筷。有一次，一个两鬓斑白的男人来吃面，肚腹鼓得像是藏了一个书包在里面，一会儿要盐一会儿要汤，一会儿又把我妹妹叫过去，用手指蘸上醋壶里的醋，在桌面上画河流给她看。妹妹目瞪口呆，一时不会应对，大声喊妈妈。后来那人走了，母亲就把他用手指蘸过的醋以及醋壶都扔进了垃圾桶。这让我涌起一种奇怪的心情，从此便开始留意来摊子上吃面的人，疲惫的、沧桑的、匆忙的、平淡的、安宁的、奇怪的……百千姿态，驱散了我小小年纪就不得不为生活劳碌的某种难堪和羞耻。也有空闲的时候，炽热又刺眼的阳光倾斜在摊子前，一个食客都没有。猫从街边慵懒地走过，柏树在风中悠然地摇着叶子。我跟妹妹在一旁喝汽水、吃西瓜。母亲坐在面板前，倚着身子，向我们静静地凝望着，不讲什么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又年轻、又规矩到沉闷的母亲，刚经历完生活的大变故，能把日子过到那个份儿上，已经是拼了命了。
有一天下午，天空被乌云笼罩，细雨绵绵不止。我放学后没等到妹妹，以为是小女孩，耐不住下雨，自己先走了。回到暗暗的家里，她却还没回来。匆匆到母亲的摊子上，见祖父早就帮母亲把摊子收好了，两人一起避在别人的屋檐下。我又去学校找妹妹，没有人，就沿路一直找过去，找到了中山桥那里。横跨黄河的中山桥，钢铁架构的桥身，在细雨中漆黑耀眼。桥栏杆旁有几个人正撑着伞，驻足观看。我也随他们的目光看了一眼，就看到了妹妹。她一个人在桥底下，头发乱蓬蓬的，小心地移动着脚步，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滑倒。我忙沿着桥边的石头小路下去，把她牵了上来，发现她校服已经湿透了，上面还有好几道泥渍；书包上的一个娃娃小挂件，也被揪去了脑袋，里面的棉絮全泄在外面。我问她：“你放学不回家，跑到黄河边做什么？”妹妹不说话，低着头，闷声踢着路上的小石头。我说：“你走快一点。”地上都是雨水，妹妹不管不顾，一屁股蹲坐下去，头埋在膝盖间，整个人有点微微颤抖。
“你怎么了？”
“他们一直拉扯我，不让我下公交车。”
“谁？谁不让你下公交车？”
“我同学。他们一直叫我‘康广东’，后来又把我拉扯到黄河边，说要把我身上的黄土洗一洗。”
“什么‘康广东’？”
“就是从康乐、广河、东乡搬迁过来的人，都被他们叫作‘康广东’。”我们与当地的孩子，始终格格不入，我也被多次刁难捉弄，内心受伤不轻，但我跟妹妹说：“叫就叫呗，你又不少一块儿肉。”
妹妹嘴唇微微颤动着，颤动着……放声哭了起来：“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现在就回。”
“不是，我说的是回我们山里的家。”
我说不出话，把手伸给妹妹，牵着她上了一辆公交车。窗外大雨汹涌而盲目，但车厢里很静。城市的灯光透过车窗洒在妹妹身上，使我微微恍惚。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仍记得那个少年，那个很容易把未来幻想得无比灿烂，然后又很快看到灰暗的少年，那一天他心里的消沉与哀愁，就像雨天摇曳在河边的野花，很多年过去了，仍觉得身姿向风，寂寞向根。也许它的实质是人在异乡的感觉，只是太抽象了，一直也说不清楚，而故乡……故乡早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在我们搬迁出来之前，村里有一部分人已经搬迁走了。各样的理由，有去外面做生意，做大了不愿再回来的；有为让孩子在外面念书，接受好一点的教育的；有常年租住在外面，春种秋收时只回来一两次的。而没有搬迁的，一部分是贫困交加，实在搬不动，另一部分是日子还过得去，又觉得离乡人就贱，搬不搬都一样。我们家算后者。父亲有一辆拖拉机，一辆车厢很大、用来拉粪拉土的拖拉机。父亲把它做了改装，车厢里两面固定了两条长木板，是给人坐的凳子，再在车厢上焊了加高的护栏，上面罩了蓝色篷布。每逢集市，必定马达轰鸣，来回于村庄与县城。每回坐车的男女老少，还有各样的货物，在车厢里就像楔子，挤挤挨挨的，再难有空隙。崎岖狭窄的黄土路，仿佛是自群山间勉强扯出来的一根灰褐飘带，常走得人提心吊胆。有时还会遇上漫天的大风和黄土，路看不清楚，一整个车厢颠上又颠下的，简直就是把命系在裤腰带上挣钱。出事的那天，阳光不烈，是难得的好天气，但拖拉机很久都没有回来。后来有人来敲我们家的门，说拖拉机翻下山了。母亲来不及细问，就跟着那人跑，我也跟在后面跑。跑到出事的地方，拖拉机的残骸在山底，满沟满壑都是血迹，都是人身，但没人气，寂寂的，很像乱搭上去的枯藤与破烂。我怔怔地站着。裹尸的白布单子不够，新嫁过来的嫂子把自己的新被子拆了，把被里子撕开来包裹遗体。一具一具的遗体被从山壑间抬上来，紧挨着排了一列又一列。祖父不断挪着那些面目模糊的遗体，确认他们的身份，并让继续抬上来的遗体有地方放。太阳不知是什么时候不见的，空中黑云翻滚着，大雨泻下来，如红血，救援的人和地上的遗体都浸在血里，残忍得不能看。有人急急拿来长塑料布，说先把遗体盖一盖，雨又停了，塑料布就叠起来，还没叠到头，又电闪雷鸣，逢头暴雨。
那场在当地数年未见的大雨，好像就只是为了来洗刷那些血污的，一层一层地，把血和黄土都刷走，刷成暗蔷薇色的细碎泡沫，继续刷，刷净了，就再也没来过。那一年，不知是父亲没了还是干旱更加重了，我们家的生活格外艰难。漫山遍野的黄土，一日一日，肆意地飞扬着，平处种的麦子和玉米成片地枯黄倒伏，梯田里种的土豆，太旱直接没长出来。一片又一片的梯田，像灰色的粗布衣服，宽松了，显出一副嶙峋的骨，骨头架子是枯槁的。再也没有下雨，没有雨水可收集，水窖的壁上爬满了裂痕，水位一直在下降，降到了底。母亲一声一声叹息着，非常瘦削而憔悴。少言的祖父反而显得从容，牵了毛驴，挂上水桶，带着我去各个山泉水洼找水。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枯黄的、一望无际的峰峦沟壑，像一座熔炉，旱风呼呼一吹，炉中的火就旺起来，噼里啪啦地响。没有水，到处都没有水，连一棵树、一片阴凉也都没有。祖父停下来，望一眼太阳，把细细的黄土抓起来，当成湿淋淋的水，一把一把地擦洗自己，擦洗完了，平和地铺展开外套，站在上面做起了祈祷。祖父的声音邈远而微抖，我心里生出疲倦和怅然，靠着土埂睡着了。后来祖父把我叫醒时，我仿佛满口都是黄土，又干又燥，睫毛上也有一层，一揉揉到眼睛里去，看什么都是灰的、暗的。我想喝水，但哪里会有，祖父让我坚持。我痛苦而无奈地说：“我们应该选夜晚来找水，这样至少不会被太阳暴晒。”
祖父笑了笑，继续牵着毛驴往前走。我又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荒芜的天地间，风缠着风，山峰绵延着山峰，而祖父留给我的只有一个背影，一个孤独而微偻的背影，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彷徨。我追上去问：“如果真给您选，您选白天还是夜晚？”
祖父想也没想就说：“我不选白天也不选夜晚，两个都是幕，都会把我的心灵遮蔽起来。”
我那时太小，理解不了祖父的话，抱怨说我们就像这大地上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祖父说，纵然是尘埃一粒，也终将会落下来，各有各的角落。我仰头望天，捕食回巢的老鹰，浮在红而绚烂的晚霞中，翅膀周围像是在微微渗血。而在被干旱笼罩的山壑间，真正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活在其间的人，他们从荒芜中蔓延出一种坚韧与决绝，以此无声无息地滋养着心灵，让微弱的生命之火永不熄灭。这是祖父话里的意思，有一天我突然理解时，祖父已经不在许多年了。
那一天为了找两桶水回去，我跟祖父越走越远。在途中遇到一只破棉絮似的鸽子，它的翅膀已被折断，皮肉外翻，血迹斑斑。我们靠近时，它惊慌地扑腾着残翅，几次试图飞起，几次重重摔下，又艰难地、跌跌撞撞地，从一个角落扑到另一个角落，嘴中流出了血。祖父的手缓缓伸过去，一把逮住它，抚着它的颈，查看了一番，说受伤后加上干渴，就成了这个样子。
祖父从口袋里掏出小刀，一点一点地剔除鸽子血肉中的腐物。
我说：“都已经这样了，肯定救不活。”
祖父说：“但它还没有死，没有死就得救。”
那天没找到水，祖父就把那只鸽子放进桶里带了回去。在一个木箱子里养了好多天，还是死了，脑袋歪向一边，脖颈以一种怪异的角度扭曲着，眼睛半睁半闭，死不瞑目的样子。
祖母去世后，我一直跟祖父睡在同一铺炕上。一个月色银亮的夜晚，我夜半醒来，看见窗帘上有一小块儿黑隐隐的，像生出来的淤青。祖父微微扯着鼻鼾，我睡不着，又好奇，便起身从祖父身上跨过去，掀起了窗帘。原来是一个环，小拇指头大小，端端正正地放在窗台上，泛着黄铜的微光。拿在手里看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是那只鸽子脚上的环。鸽子死后祖父把它拿了下来。
酷旱和贫困之下的日子，越来越像黑暗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母亲说，要不从这里搬走吧，这样真的活不下去。祖父平静的面容上带着一股威严问，搬到哪里去？母亲说小西湖，在那里好做一些糊口的小生意。祖父在炕上独坐了很久，母亲咬着嘴唇默然，周围的世界就像静止了一般。终于祖父还是点了头，说搬。我跟妹妹一听，仿佛已过上了绚烂的日子，兴奋地在原地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
搬到小西湖后，我跟妹妹每天都有学上，母亲早出晚归忙于生计，最孤独的怕就是祖父了吧。祖父的脸比在山里时更沧桑了，但是这沧桑仿佛又与他无关，只是城市的灯火太明亮，把他照得太清楚。还有家里也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比如没搬迁出来之前，母亲对祖父的敬，总带着点尊崇性，但到了小西湖，母亲维持着家里的生活，对祖父的敬，变成了一种保护的敬。祖父知其意，事事也都听安排。在此期间，我发现那枚鸽子的环一直被祖父装在口袋里，也几次见祖父手里摩挲着它，在静静发呆。
有时我会想，祖父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跟现在已三十多岁的我一样，在想祖先们漫长迁徙之旅的颠沛流离，而今又一次搬迁，文字消逝，口口相传的文化和语言又一次面临断层？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