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段崇轩， 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文学创作一级。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著有长篇传记 《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188体育官方ios随笔集《蓝色的音乐》 等十多种。专著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笑声的魅力

——忆胡正老师

常常踱步阳台，俯看着三层楼下，那条朴素、古旧、既不宽也不深的小胡同，只见一些熟悉的或陌生的身影走进走出。是时，不经意间就会有一阵爽朗、洪亮的笑声，掠过耳畔，接着就是一个迈着轻快步子的老人，或是拐进办公大院或是走出胡同。他戴一顶黑色礼帽，穿一件呢子大衣，手里提着或挥着一根木质拐杖，一边咳喘着一边跟相遇的人打着招呼，一串笑声伴随着他，无形的气场追踪着他……这就是晚年的胡正老师。

胡老师已经离开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边；2024年是胡老师诞辰100周年，在纪念会上或是平时大家的追忆中，他似乎依然活在人们之中，活在东四条胡同里。

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一直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大本营。有三四栋办公小楼，七八栋低层住宅楼。有人戏称“南华门村”。“山药蛋派”老作家，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五老”，有的曾经在此居住，有的一直居住在这里。赵树理生卒年是1906—1970年，他比“五老”大12—18岁，虽然同属“山药蛋派”，其实是两代人。“五老”中李束为年龄最大，生于1918年，比马烽、西戎长4岁，比孙谦长2岁，比胡正长6岁。胡正是“五老”中的“小兄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五老”渐次谢世，最早是李束为（1994），接着是孙谦（1996）、西戎（2001）、马烽（2004） 。胡正2011年去世，享年87岁，他比其他四老活得长久，也更长寿。“西李马胡孙”的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革命和文学的道路大致类似，后来多有重叠。而他们的形象、性格却各不相同、多姿多彩。马烽老师的严谨、刚正，西戎老师的真诚、敦厚，李束为老师的理智、沉稳，孙谦老师的本色、淡泊，是省作协的人们深有感受的。而胡正老师，由于他不拘一格的领导艺术和方法，因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不断开拓、超越自己，他与院里的作家、编辑以及职工的关系，就更为深厚、密切一些，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印象，就更为鲜明、独特一些。

我跟胡正老师，中间隔着两代作家，也未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认识他却很早了，调到省作协当编辑后，又有多次接触、交往，他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深切地影响着我，让人铭记在心，难以忘却。

1975年初冬，我第一次见到了胡正老师。那年我被选拔推荐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此时文学创作已有所活跃。因我在农村时，就开始写小说，大学又学的是中文专业，课外就试写了一篇小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语境中，我的小说题材也同样是激进的、主题是概念的。但我满怀信心地寄给了刚刚复刊的《汾水》编辑部。没过多久，编辑部就打电话请我去一趟。我第一次走进了南华门东四条胡同，在新建的一栋当作编辑部的宿舍楼里，见到了责任编辑。责编先给我谈了审稿情况、意见，又带我分别见了在家办公的段杏绵、西戎老师，两位老师谈的意见较为具体，如情节上、语言上的问题，让我回去再打磨、修改一下。最后见到了胡老师，而他却没有多谈稿子，问了我在学校的学习、读书、生活情况，我在小说创作上的感受、想法等等。当时他只有五十余岁，从灵石农村回来不久，调到了新成立的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并和几位老作家开始复刊《火花》，改名《汾水》。他显得那样年轻、俊朗、潇洒，边随意谈话，边哈哈大笑。我感觉浑身放松，如沐春风，如对父辈。家父与胡正老师是同龄人，似乎还小一岁。在返回山西大学途中，我的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耳边还回响着胡正老师的亲切话语、朗朗笑声。随后我把那篇小说作了细心修改，发表在第二年的《汾水》第二期。

九年之后的1984年，我第二次见到了胡正老师，见识了他独特的领导艺术。当时，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忻州地区文联，在《春潮》杂志工作。边做编辑边写评论，已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受到省作协的关注。为了活跃全省的文学评论，省作协决定创办一份理论杂志，由董大中老师牵头筹备。为此召开了一次全省的文学评论会议。胡正老师当时是作协的副主席、秘书长，评论会议由他负责、主持。会议有学习、有讨论、有发言，还有电影戏剧观赏，开得生动活泼。在一次发言中，我讲述了自己在评论写作中的探索、困惑、想法，胡正老师在主席台上认真听着，边抽烟边在日记本上记着什么。由于自己有点紧张、语速较快，晋北口音、发音不准。待我说完，胡正老师表示了肯定，又问坐在我身边的高捷老师，我讲的某一段完整意思是什么？高捷老师是我留校时的指导老师，对我很了解，他向胡老师转述了我的观点，胡老师听了频频点头、哈哈大笑。在讨论评论刊物的名称时，董大中老师力主用“批评家”，而其他人又提出了许多名称，如“山西评论”等等，一时争论不休。胡正老师悠闲地坐在主席台上，笑着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看咱们投票决定吧。”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鼓掌赞成，然后分头写票、集中投票，最后的结果是“批评家”，皆大欢喜。会议开了一周时间，够长的，但胡老师把会议安排得丰富多彩、有张有弛，成果丰硕。

1988年我调回山西省作协，在《山西文学》做编辑。这时胡正老师依然是作协的党组书记，西戎老师是作协主席。我调省作协的事其实酝酿已久，1978年西老师曾委托马作楫老师，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中推荐文学编辑，1985年董大中老师创办《批评家》物色年轻人，我都是选择对象，因故而未成。1988年冯池老师主编《山西文学》招揽编辑新人，征求我的意见。这年我已36岁，时不我待，不再犹豫。这年夏天，我回到了南华门东四条。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给胡老师、西老师写过信，更没有拜望过他们，包括后面的正式调动，我没费任何力气和心思。在办公院里见到胡老师，我走向前表示致意、感谢。他哈哈大笑说：“回来好啊！一边做编辑，一边写评论。作协今后就看你们年轻人了。”胡老师的话语、笑声，让我突然觉得很放松、很温暖，让我回想起了1975年、1984年两次见到他的情景。也就在这一年冬天，作协换届，胡老师卸任，那一年他64岁。

从1992年冬天到2000年春天，我主持《山西文学》工作七八年时间。那是一个社会、文学的转折时期，刊物的工作、发展甚是艰难。离休后的胡老师一身轻松，但他依然像在岗时一样，每天到作协办公院里转一转。他依然是那样开朗、豁达、“年轻”。他在胡同里、院子里、传达室，跟单位的职工打招呼、开玩笑，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他常常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文学会议，说几句言简意赅的话，边说边笑，给活动、会议带来一股暖风。他没有停下自己的创作，每写出一篇，就会亲自送到编辑部，或装进信封里由传达室送到编辑部。新出刊的《山西文学》，每期都会给几位老作家多分几本，他们大都不再外寄，只有胡老师亲笔写信封、装杂志，寄往全国各地，也不让我们代劳。我和胡老师的接触、交往也多了起来，或是为了他的稿子之事，或因为核实某条文学史料，或索求他的题字、“墨宝”…… 他总是热情接待、谈笑风生，让你满意、高兴。胡老师的笑是那样富有“魅力”，他在笑声中体现着自己的胸怀、性格、人格，又用自己的笑感染着别人的情绪、心理、精神。在这样的前辈面前工作、生活，是幸福的、快乐的。传记作家陈为人说：“胡正为人爽朗，活得潇洒，与人聊天谈话甚至做报告，不时会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坦诚而热烈。笑成为胡正的一种工作风格，一种工作方式。”补充一句，笑也成为胡老师的一种生活状态、生命状态。

在我负责《山西文学》的那个时期，“西李马胡孙”都在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们在1980年代又进入一个创作的活跃期，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给他们的文学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们曾多次说：“山西作家的稿子特别是好稿子，一定要给山西的文学刊物。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话看似有点本位主义，但又显示了他们挚爱、维护山西文学的可贵性格。比较而言，胡老师在《山西文学》发表的作品最多。共有5篇，依序为：《荧荧光亮，灿灿彩霞》（1993）、《林杉老师与吕梁剧社》（1994）、《悼念孙谦》（1996）、《那是一只灰猫》（1997）、《诗翁冈夫周年祭》（1999）。其中有188体育官方ios、有小说，有的是回忆故人旧事的，有的是讴歌当下的先进人物与事迹的。这里特别需要说到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是胡老师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我在“卷首语”中说：“前辈作家胡正的《那是一只灰猫》，尖锐地揭露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大检查’活动里的一些弄虚作假现象，为了不影响某市的卫生工作成绩，竟可以当众说谎，指‘鼠’为‘猫’，其事件的荒唐、可笑、可悲，真是令人深思。是一篇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作品发表在这年的第8期，《小说选刊》第10期就以头条位置转载，主编在“编后记”中称：“本期短篇小说，我们特别选载了老作家胡正的新作《那是一只灰猫》。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年轻人的热情，抨击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典型欧·亨利式的结尾，依然能让我们看到传统小说作法的力量。”我和编辑们都为胡老师的新成果而高兴。

进入文学新时期的“五老”作家，不仅重返文坛，焕发了文学“青春”，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在这场文学转型中，“五老”中最年轻的胡老师，充当了“先锋”角色，他在1992年《昨天的足迹》中说：“我写的作品不多，而且今天更感它们的不足。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们的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时，也可能有今天不可能预见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艺术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益的影响和艺术的美感、精神的愉悦，也就尽了作家对时代的历史的责任。”

胡老师深刻认识到了自己作品的局限，意识到自己必须与时俱进，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社会人生，写出富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来。对于进入古稀之年的作家，有这样的反思和认识是不容易的。

胡老师把他的反思融入到他的一系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中。早在1979年，他就发表了重返文坛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奇婚记》，描述了一幕爱情悲喜剧，揭露、批判了法律被践踏，年轻人的美好爱情婚姻遭受摧残的严酷现实。尽管作品属于“伤痕”文学范畴，但作品的思考是沉重而深远的。

胡老师这一时期创作了多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大部分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刊物上。《几度元宵》《又是元宵》（1982）是中篇小说姊妹篇，在十年“文革”的斑驳背景上，展现农村多维度的社会生活，凸显了一对知识青年艰难的农业科研道路和他们的爱情婚姻波澜。《重阳风雨》（1992）则以上世纪40年代末为时代背景，写出了两位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长篇小说《明天清明》200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时胡老师已80高龄。作品以1940年代为背景，写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爱情，反思之深刻，达到了胡正小说的新高度。“山药蛋派”作家过去是不大写爱情、婚姻生活的，即便写也涂上道德的、时代的色彩，而胡老师在大部分作品中浓墨重彩地写了爱情的美好，人性的解放，体现了胡老师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新潮的爱情观念。胡老师晚年对社会人生的反思与批判，对小说思想艺术的探索与革新，显示了一个老作家的勇气和胆略，丰富、提升了“山药蛋派”文学的境界与品格。

作为一位文学编辑、评论作者，我一直关注着胡老师的晚年创作、思想“变法”。他每出版一本新书，总会签名盖章，赠送作协院里的年轻人，我也会先睹为快。我常常惊叹他思想的活跃、生命力的旺盛、“童心”的不老。有一次去他府上请教一个文学史料问题，谈完正事说到刚看完他的一部新作，表示了自己的喜欢、敬佩。他哈哈哈笑着说：“人老了，有想法、有力气，就赶紧写出来。什么时候写不动了，就罢笔拉倒。要顺其自然。”在他真诚达观的笑声中，我突然想到不久前请他写的一条字幅，内容是：“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录的是唐代薛莹的两句诗，表达了诗人面对奔涌的湖水，一种超然现世的无为境界。书为心画，写给他人，也是写自己，我似乎读懂了胡老师。他不仅是一位革命战士、作家，而且是一位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无为信念，都渗透、积淀在他的文化心理中。他令人着迷的哈哈笑声，不正根植在他儒道互补的心理沃土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