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重建与自我追寻——评刘国欣的188体育官方ios集《次第生活》
内容提要：刘国欣是从陕北走出来的新生代作家，她的188体育官方ios集《次第生活》从自然风物和民俗仪式出发，对陕北民间生态和童年经历进行了深情回眸与审美观照。她立足于根源悠久的黄土大地，试图打破外界的主观印象，重绘陕北的文化原貌，对故乡进行描摹与重建。不仅发现了民俗仪式中对禁忌的超越和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而且勇于直面传统文化的鄙陋，深刻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作者在童年经验和城市体验构筑的叙事空间中，重新打量和尽情书写故乡，进行着自我追寻的心灵之旅，在陕北民间人神共生的环境中，试图发掘一种精神力量，以此对抗个体生存的孤独与虚无。
关键词：刘国欣；《次第生活》；故乡重建；自我追寻
陕北是刘国欣的故乡，其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作者的精神世界。作为新生代作家，走出故乡而又回望故乡的情感眷念及理性自觉，使她承担起重建陕北文化图景的使命。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陕北被赋予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神圣色彩，但在陕北人心中，陕北已经不再是真实的陕北，而成为了“一个被别的文明解释的文明，是一处文化受掩盖的地理”。①对故乡陕北的回望、追忆、重新审视和现代性反思，使刘国欣写出了被评论者称为“民间陕北”“人文陕北”的系列188体育官方ios。②这些颇具文学地理学意义和原乡情结的作品，经过作家重新整合编织而成188体育官方ios集《次第生活》。该书在注重展现陕北文化原貌的同时，也加入了作家对童年经历的回忆。188体育官方ios集《次第生活》从自然风物和民俗仪式出发，立足于根源悠久的黄土大地，试图打破外界的主观印象，重绘陕北的文化原貌，对陕北民间生态和童年经历进行了深情回忆与审美观照。一方面发现了民俗仪式中对禁忌的超越和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着重描写村民们苦中作乐的坚韧品质和直面死亡的乡村哲学；另一方面以辩证的态度直面传统文化的鄙陋与不堪，揭露乡村女性的边缘化生存困境，尤其关注未成年女性在性朦胧时期的茫然无措。童年经验和城市体验使作者以过分清醒的立场直面人性丑恶，也形成了孤单绝望的创伤心理。作者在童年经验和城市体验构筑的叙事空间中，重新打量和尽情书写故乡，进行着自我追寻的心灵之旅，在陕北民间人神共生的环境中，试图发掘一种精神力量，以此对抗个体生存的孤独与虚无。从某种意义上讲，童年时期形成的创伤心理持续影响着作者的现实生活，返回故乡、书写故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作者自我疗救的目的。
一、禁忌与突破：民俗仪式书写中的生命意识
现代社会信息的更新迭代速度极快，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异化而丧失了原初含义。陕北民间远离信息化的都市，万事万物以一种传统的慢节奏发展演变，这就给追溯陕北的文化原貌提供了可能性。刘国欣在188体育官方ios中提到：“我们村子依然处于农耕时代，我家更还在前农业时期，放羊养殖，耕织生活。”③从物质意义上看，对农耕时代古朴生活方式的保留可能会造成陕北民间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脱节，但从文化意义上看，正是这种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保留了不受现代文明侵染的文化原貌。仪式是人类早期涉及信仰的实践活动，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图景，仪式“在原始文化里充斥于整个生活之中。每一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事件都要伴随以某种程度上相当繁复的，预先规定好了的仪式。很多情况都证明了仪典比对它们的解释更为经久不变，证明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观念”④。从这一角度看，流传至今的仪式仪典代表了一个地区或族群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其文化原貌的再现形式。
陕北地区在当代被赋予了红色的标签，成为了革命圣地的代名词。作为一个生长在陕北民间的青年作家，刘国欣不仅感受着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神圣色彩，更切身体验着几千年来扎根在这片土地中的文化脉络。她将这一体验以民俗仪式的形式进行了表达：《领牲》中用猪或羊祈雨祈丰收的祭祀仪式，《送灯》《小村坟茔》中的丧葬仪式，《谢土》中谢土地爷的仪式，《香梅姑姑的灵歌》中的请神送神仪式，等等。这些民俗仪式既承载了乡民们对死亡和禁忌的突破，也暗含了他们对生命与灵魂的敬畏。死亡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语，人们既惧怕死亡的到来，又想在死亡到来时尽快收场，装作无事发生来掩盖内心的悲痛。久而久之，死亡就成为了一种群体性禁忌，连纸火铺、丧葬场的工作者也因与死亡的靠近而成为了某种隐喻的对象。而在陕北，死亡不是一种禁忌，“死不过是生的另一种延续”⑤。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也不是恐惧，而是对灵魂的敬畏。纸火、谢土、送灯、坟茔，一项项与之相关的仪式，既表达了对死者的重视与敬畏，也通过丧葬仪式时的群体相聚效应带给生者陪伴与力量。《送灯》中写道:“先是族人，再是村人，排成一条长龙，前前后后，人各一盏亮着的油灯，或是手电筒，手里提着或者握着，不能熄灭，前进，灯灯相续，不可嬉笑怒骂，人人正肃神情，默默走在大道上。”⑥一人死亡，全村相送，一方面是对死者灵魂的敬畏与尊重，另一方面是对生者的爱护，给予活着的人以力量，让他们走出悲痛，认真生活。陕北民间对禁忌的突破不仅表现在对死亡的态度上，也体现在道德伦理上。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自有一套道德价值体系，而性是被这两种道德价值体系共同掩埋的对象。《庙戏及其他》中有违纲常人伦的二人台却颇受年轻夫妇们喜爱，性的张扬代表着道德与理性的消解，突破禁忌，回归自我。“陕北属于‘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礼仪廉耻到此一笔勾’的地域”⑦背后，是不受道德理性驯化的叛逆灵魂，是集体无意识中的野性与自由，也是原始质朴的生命观和乡村哲学。
陕北人民对禁忌的突破背后，传达出了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因此，他们不仅对活着的人保持尊重，更对一切生灵都持有敬畏的态度。送灯是敬畏死者的灵魂，谢土是敬畏虫豸的灵魂。陕北人民不受道德理性驯化的灵魂所带来的并非粗犷滥杀的野蛮，而是扎根于土地、成长于自然的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看中生命，但并不因此患得患失，而是遵循着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对孩子们进行保锁仪式是对生命的珍视，十二岁开锁则是生死有命的洒脱，这种朴素的乡村哲学带给了陕北人民坦然接受一切的强大内心。陕北的万物有灵，不仅指向有生命的群体，也同样包含自然意象。《小石狮子》和《石碾》写出了陕北人民对石文化的崇尚，对石头亘古不变的沉稳与坚韧的赞美。《陕北的火》通过写人们对火神的推崇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生死轮转的敬畏。《黄土高坡的风》中对风神的塑造是对自身灵魂的召唤，也是对来去无踪的自由的赞美。陕北人民不断从风、土、火等自然意象中发现神灵并敬畏神灵，自然万物也因这种赋予而成为了陕北民间文化的载体。可以说，陕北人民对神的发现与塑造已经脱离了表面意义上的崇拜和信仰，而内化为思维模式中的神话思想。在崇尚科学与理性的当下，陕北民间的民俗和仪式似乎成为了巫术，但“我们最好不要把巫术和科学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比作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⑧。从这一角度再看《香梅姑姑的灵歌》中的巫术描写，就能够拨开愚昧迷信的偏见而看到一种与科学并立的原始思维方式，这是陕北人民在扎根黄土感悟自然的生命历程中形成的野性思维。
文本中一系列的民俗仪式，因作者的情感投射而承担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味。作者以一种超脱的视角，重新观察着仪式背后的文化原貌，发现了陕北人民苦中作乐、敬畏大地的生活方式，挖掘出陕北民间尊重生命、万物有灵的乡村哲学，重现着陕北地区几千年来不变的崇尚野性与自由的文化底色，这是作者以其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对陕北故乡的描摹与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作者既毫不掩饰对陕北乡村哲学的喜爱，也敢于直面传统文化的鄙陋。
二、偏见与歧视：直面女性的生存困境
陈平原曾提到：“比起‘新小说’家充满政治热情的破除迷信，五四作家对民风民俗的理解无疑更深刻，更多一点同情心与审美眼光——尽管也不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派生出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⑨小说如此，188体育官方ios也一样。刘国欣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让她带着同情心与审美眼光重新回望故乡的民风民俗，也“揭示了她回忆时所受制的是启蒙‘框架’”⑩。这使她在通过民俗仪式书写出陕北人民尊重生命的文化底色的同时，也看到了女性在民间的边缘化地位。除此之外，刘国欣的性别本身也让她对女性的生存困境有着切身体验。对此，作者并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以坦诚的态度直面陕北民间女性所面临的偏见与歧视，既肯定陕北“传统文化有许多让人觉得温润祥和的地方”⑪，也坦露“旮旯犄角之处，藏污纳垢，有时分明残酷得过分”⑫。
《领牲》中祭祀从不让女性介入，领牲的会首从没有女性，过年时的对子也从不让女性写。《纸花铺》中做纸花不能让未出嫁的女子沾手，即便嫁了人也不能单独做生意而是要有男人一起经营。《送灯》中送灯的人只能是男性而不能有女性，女性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是被列入享受送灯的尊者行列，前提是已婚已育且有功无过。《小村坟茔》中乡人认为怀孕死去的女人是不洁的，要在男人的见证下将其开膛剖肚才能安息。由此可见，村庄中的女性是被排斥在仪式之外的。仪式伴随着重要性事件而发生，无论是领牲、做纸火、送灯，还是立坟茔等，将女性排除在仪式之外，也就是将其排除在重大事件之外，剥夺她们参与重大事件的资格，淡化其话语权，从而将女性的现实地位边缘化。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农耕社会的特点、儒家主导的思想体系等虽因朝代更替而时有变化，但整体社会文化体系并未发生颠覆性变更，妇女也长期处于弱势位置。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使得中国女性相较别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较大优势，“在这短短一世纪的时光中，妇女命运的变化幅度恐怕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国妇女在法律保护下享有着发达国家妇女迄今还在争取的某些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⑬。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平等具有一种表面性，民族文化深层的男权中心结构仍然难以颠覆。透过刘国欣笔下的陕北民间民俗，可以看到这种制度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便从此没有问题”⑭；“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⑮，而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的”⑯。特别是在民间地区，受教育程度较少的女性难以有明确的性别解放观念。陕北民间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拒斥现代文明与工业理性，形成了文化上和道德上的保守倾向。这种保守一方面维持了陕北人民自由野性的灵魂，使人作为人而非异化的工具存在着；另一方面也巩固着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秩序。刘国欣以知识女性的目光注意到领牲、做纸花、送灯、进庙宇、立坟茔等乡村民俗仪式对女性的排斥，以无情揭露和反复诉说的形式抨击着乡土民间稳固不变的男权中心结构。
刘国欣对陕北民间女性苦难的关注，一方面体现在对成年女性边缘化地位的揭示，另一方面则直面未成年女性性朦胧时期所遭遇的引诱。作者在《小城笔记》中回忆中学时期的黑暗经历，揭开层层面具掩盖下的人性丑陋。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塑造着学生的是非观与价值观，这种职业性质使大众对其抱有较高的道德期待。对于学生而言，往往会对教师从知识上的崇拜发展成人格上的崇拜，进而形成盲目的信任感。当被学生崇拜和信任着的教师对性朦胧时期的女孩进行引诱时，女孩们往往无法分辨对与错，却以得到老师赞扬为目的而接受引诱。特别是在长期以来淡化性教育的大环境下，女孩难以得到有效的知识进行自我保护。这种分辨力需要时间的滋养，“需要二十年，我才于模糊的独自一人书写时候的记忆里，辨别出，这是不应该的，甚至是肮脏的，我们被猥亵，被引诱。可是，我们当时认识这样的词，却无法辨认这样的动作，没有人会教我们”⑰。小时黄河滩岸边男人撒尿的声音、中学时代男教师对女学生的引诱、父亲对女儿的禁忌窥视、大学网吧的固定露阴癖、博士校园图书馆的男体自慰图等，成为作者无法拒绝的记忆。“在这样的以男性/阳具为中心能指的社会性别获得过程中，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压抑的对象”⑱。刘国欣以自我童年经历为切入点，辐射整个女性群体，展露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压抑与挫败，正如她所言：“这种挫败感一直在，严重的丧失感，在我早年就存在了，也许早在我被孕育在一个叫母亲的子宫里就存在了。”⑲
刘国欣以女性视角直面和揭示女性苦难，完善了陕北的地域形象，逐渐建构起一个属于作者自己心中的故乡图景。陕北民间对民俗仪式的保留与对工业文明的远离形成了人们敬畏大地、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和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由野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糟粕。作者以《小石狮子》《石碾》《陕北的火》《黄土高坡的风》中的石、火、土、风等自然意象搭建出陕北原始粗犷、蛮荒豪爽的风物骨架，以《领牲》《送灯》《小村坟茔》《谢土》等民俗仪式仪典凝聚起陕北人民尊重生命、敬畏大地的精神支柱，同时直面陕北民俗仪式中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自此，作者既搭建起骨架，又进行了血肉与精神的填充，以真情实感完成了对故乡的重建。
三、挣扎与平衡：自我追寻中的生命之思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冲突不断，众多年轻人受到城市吸引而离开故乡，却在城市中失去自我，挣扎求生。他们看到了城市的人情冷漠、利益至上和物欲横流，但感受过热闹与浮华的心却已经不再适应没有高楼大厦和电影院的乡村。生活在城市的人往往只能看见城市的冷漠而向往乡村的美好，生活在乡村的人也往往只能看见乡村的鄙陋而向往城市的浮华，在人性驱使下不断进入一个又一个“围城”。
生长在乡村而生活于城市的经历，让刘国欣在书写故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城市和乡村进行了对比：“有时候，在城里生活久了，我分明感觉到人与人靠得太近，与泥土靠得太远，生出很多妄念，贪欲太多。我乡间的生活，吃喝拉撒在泥土上展开，都是可见的，生在土地上，睡在土炕上，一茬庄稼一茬人，构成一整个生态系统，不断阐释着‘土生万物’的道理，因此粮仓满了，牲畜和人都睡在家的屋檐下，也就心满了。”⑳对比本身的情感倾向已经鲜明地表达了对城市物欲的厌恶和对乡土民间的向往。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转型的当下，社会在经历狂欢后开始暴露出种种问题，城市化不断挤压着乡村生存空间，也挤压着人们的精神领地。刘国欣敏锐地感受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种普遍弥漫在人们精神层面的焦虑与不安，现代工业文明不仅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互助，反而造成了更深的孤独与绝望，一味追求进步并没有让人获得更适意的生存环境，反而让人成为了公式化、工具化的存在。陕北民间对工业理性的拒斥和对古老传统的保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通过对原始古朴生活方式的保留，乡民们在理解与尊重中以人类适意的生存方式生活着。民俗和仪式中深藏着乡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信仰，乡民们在信仰的支撑下敬畏生命、苦中作乐，也因此收获了精神上的安定与平和。实际上，刘国欣通过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逃离充斥着焦虑与不安的现代都市，意在追寻故乡黄土大地上平缓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安定宁静的精神空间。
刘国欣对故乡并非一味地赞美，而是怀有一种既向往又厌恶的复杂情感。作者直言：“我从来没有肯定过这廉价的有缺陷的乡愁，从来都有怀无恋。”㉑她可能怀念故乡，可绝不怀恋故乡。这种厌恶源于作者的童年经历，在《小城笔记》中有详尽叙述。小时候被父母抛弃送到祖父母身边，因利益被老师扣上抄袭的恶名，不得不直面性朦胧时期被引诱的女孩……当别的孩子享受着父母的疼爱和师长的引导时，作者拥有的却是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残酷童年，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与快乐幸福绝缘的世界。她没有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是直面了亲人间的冷漠无情，她没有得到师长的谆谆教诲，而是看到了利益与性带来的扭曲与异化。似乎所有人在她面前脱去了身份的外衣，毫无掩饰，而仅仅作为人本身存在着。这种对恶念与欲望毫无遮掩的生长环境造成了作者痛苦的创伤体验，让她“讨厌那种群体的合谋，独自的心怀鬼胎”㉒，认为“世界永远属于独奏，合唱是一种阴谋”㉓。《小城笔记》意味着作者的自我剖析、自我寻找与自我塑造，童年创伤带来的孤独感与城市生活带来的焦虑不安成为了作者生活的底色。
城市的人情冷漠与童年的残酷经历让作者对现实的苦难持有一种过分清醒的立场，因此难以融入群体而保持个体的独立，也不断体会着孤独与绝望。这不单单是作者个体的生存困境，也是人类群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面临的问题。作者在这一困境下对故乡的书写尝试把关注点从现实中的人与人转向民俗仪式中的人与神，关注人与神之间虔诚的敬畏和信仰，追寻故乡人的精神高地。在崇尚科学理性的当下，“神话思想就是一种理智的‘修补术’”㉔，刘国欣在陕北人神共生的环境中追寻陕北源远流长的神话思维，即黄土大地上自由野性的精神面貌和敬畏生命的人生态度。刘国欣对故乡的回忆与重建，并非简单地思念故乡，而是在民俗仪式中汲取乡村人民苦中作乐的精神力量，用以支撑当下的生存，对抗焦虑与不安，“看似粗鄙甚至带有迷信的民俗里，藏着乡村人渴望安稳生活的期待，同时也是他们的生活哲学和信仰。万事的不安与焦虑，都可以在日常里找到开解之法，都自有解释和相通处”㉕。作者对民俗仪式的书写带有自我的情感投射，这种对乡风民俗的喜爱投射进仪式中化为了神圣肃穆的色彩而淡化了荒诞愚昧的神秘感，对仪式的解构造成了去神秘化的效果而形成了一股源自黄土大地的安定平和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源自作者的情感投射，同时反哺着作者的精神世界，在无法逃脱人际交往的当下，用以对抗生存的焦虑不安，用以安定存在的虚无漂泊。这是作者对生存困境的艰苦挣扎，以内在力量的寻求达到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平衡。
结语
188体育官方ios集《次第生活》是刘国欣对故乡的重建过程和自我追寻的心灵之旅。在对陕北故乡的重建中，作者从民俗仪式和自然风物两方面着手，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即使是自然风物，也因万物有灵的生命意识而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情感。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善于抓住蕴含哲理性的瞬间，稍加放大，形成对生活的哲理体悟，富有诗意，韵味深长。同时，作者从童年经验和城市体验出发，在回忆中审视自我、追寻自我，直面人性之恶，还原人性本相，也因此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所以，作者的故乡重建并非单纯建构其文学地理版图，而是在对故乡的深情回忆与审美观照中试图发掘对抗个体孤独与虚无的精神力量。陕北民间的仪式与信仰，是在“以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引诱那疲倦的探索者、困乏的追求者，让他穿越对当今现实感到失望的荒野”㉖，重拾希望与未来。《次第生活》的逻辑支点便是虚无与挣扎。虚无是作者童年创伤体验与现实生活刺激双重作用下的心理状态，而挣扎则是作者直面人生的不屈意志和精神动力。在充斥着焦虑与不安的现代生活中，刘国欣敏锐地感受到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领地的失守，并尝试寻找和重构人类自我的价值。在对陕北故乡的深情回望中，她发现了人神共生环境中对生命的虔诚和敬畏，陕北乡民因对信仰的坚守而保持着精神上的平淡充实，在浮躁喧嚣的现实环境中固守自我精神高地。刘国欣将故乡描摹与自我生命体验紧紧勾连，熔铸于对现实的真诚观照中，在对故乡的重建过程中叩问人类生存困境，也完成了自我的生存之思。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①③⑤⑥⑦⑪⑫⑰⑲⑳㉑㉒㉓㉕刘国欣：《次第生活》，西安出版社2019年版，第38、11、21、21、10、19、19、154、149、97-97、91、169、169、70页。
②参见王克明：《真正的陕北——刘国欣“民间陕北”系列188体育官方ios读后》，《延安文学》2017年第3期；董首一：《“乡土的缅怀”对人类现代困境的反抗——刘国欣“人文陕北”系列主题探讨》，《延安文学》2017年第3期；周海波：《回归，为了新的告别——简评刘国欣陕北系列188体育官方ios》，《延安文学》2017年第4期；王文胜：《“被唤醒的空间”——刘国欣“民间陕北”书写中的文化记忆》，《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④[美]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项龙、王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5页。
⑧㉔[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22-23页。
⑨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⑩王文胜：《“被唤醒的空间”——刘国欣“民间陕北”书写中的文化记忆》，《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⑬⑭⑮⑯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24、24、页。
⑱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㉖[英] 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9页。
【作者简介】
孙欣，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陈夫龙，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人文教育与传统文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等课题多项。在国内CSSCI、中文核心等各类期刊，以及海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