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文风，应该提倡“断辞必敢”
开栏的话：文风关乎学风、作风、世风。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文风深刻地影响着文章的传播效果。本报开设“改进文风大家谈”专栏，邀请大家探讨188金宝搏自信推荐的文风建设问题，共同营造新时代积极健康的批评生态。
为什么要“改进文风”？是因为眼下的文风积弊已甚，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写文章的人太多，写出好文章的人又太少。别怪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从学位培养的角度来看，硕士生、博士生的数量，这些年的增长是“几何级”的，要拿学位、求职，除了学位论文，还得有发表的文章。高校教师要向上进步，也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而且得是核心刊物的文章。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来看，从事相关工作的人也不少，也需要发表文章。尽管在专业的规训下，大家学会了写文章，学会了学术规范，许多人也培养了写作兴趣，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是在现实功利的召唤下写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的感悟与见识，而是出于外在诉求，文风之不振，是不难想见的。
文章要令人警醒，并非易事！写文章的人，要对国家的社会现状有深度的理解；写的文章，要有现实的针对性。即便是涉及古典或西方的选题，也应该有现实的启示意义。文章要有材料，有思想，有观点，还须具有敢说真话、敢于立论的理论勇气！笔者因之想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之《比兴》篇的赞辞中所说的“拟容取心，断辞必敢”。这个文论命题，对于学术写作和文艺批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句话本来是就比兴方法的内涵而言的，如王元化先生阐发“拟容取心”之义时说：“‘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文心雕龙创作论》）而“断辞必敢”原意应为，在“拟容取心”的前提下，果断地进行语义概括！引申一下，笔者以之提倡的是，学术和评论写作应该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或者有依据地提出针对性的褒贬意见。这也就是呼唤作为学者或评论家应有的理论勇气。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的赞辞中又说过：“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也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再次提出“无怯”，也即把握大势果断立论的主张。清代叶燮论诗时对于主体的素养，提出“才、识、胆、力”之说，这四者当然是联结为一体的，而其中的“胆”，从学术和评论写作的意义上即是理论勇气。叶燮这样谈到“胆”的意义：“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胆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扩充于胆耶？”（《原诗》）勇气也好，“胆”也好，当然不是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也不是故为惊人之语，而应该是在事实和材料的基础之上勇于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在这方面，发表在《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没有敢于冲破束缚、陈规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成果的。
“断辞必敢”对于学术写作或文艺批评来说，并非指一般所说的“大胆儿”，也不是无事生非地“挑战”，恰恰是对于写作者理论修养及建构能力的更高要求。在面对现实和研究对象时，能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提出明确的理论观点，而非绕来绕去，言不及义。现在的文章，有很多是不痛不痒，学术术语或理论方法用了许多，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作者本人对一些西方的“主义”或方法论并未吃透，就用来论述我们的文艺现象，其实是隔靴搔痒，根本说不到点子上，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脚跟未尝点地，便作闭目猛省”，再有就是行文的语言上晦涩繁诡，“以艰深文其浅陋”。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定势》篇中所批评的“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笔者所倡之“断辞必敢”，则是以深厚扎实的理论修养，面对现实问题或现象，以凝练的理论立义直探本质。其实这并非易事，但却可使人为之一振！“断辞必敢”，既要有理论勇气，更要有理论能力。“十八般武艺，不如单刀直入！”改进文风，从学术和批评写作的角度来说，是否可以提倡一下“断辞必敢”？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